中国人好言变化。变化二字，可分言，亦可合言。周易言“乾道变化”，又言“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古诗十九首言“四时更变化”，宋理学家言“变化气质”，此皆合言之。但亦有分言之者。如汉书外戚传言“世俗岁殊时变日化”是也。四时之变，由于每一日之化。在日与日之间，则不觉其有变。然今日非昨日，明日又非今日，自春至夏，则已渐移而默化矣。故曰时变日化。周易又言：“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如言气候，只是一气之化，在此化中加以裁割，一岁三百六十日，可以裁割成四个九十日，即春夏秋冬四时，此即时变，而实是一化。何以于一化中可裁？因在此一化中，前后皆近似可通。就其更近似更可通处而加以裁割，于是遂若一岁有四时之变，其实宇宙大化则并未变。所谓四时，绝非是春季之末一日，忽然变出夏季之首一日来。此所谓变，只由人类智慧所裁定。定此一日为春末，定此一日为夏首，遂把此宇宙大化裁成为种种之变。知其有了变，便易参加进人类之适应。故曰“变通者趋时者也”，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易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好让人适应。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

故中国人对宇宙大自然，每不言变，而仅言化。永恒是一宇宙大自然，故曰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专主言变，岂能变成非宇宙大自然。若谓宇宙自然变了，则一切将至于无可言。不仅自然如此，即万物亦然。庄子称之曰物化，又曰：“万物一也，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神奇与臭腐，若全相反对，其实则只是一化。故中国人言自然，亦称造化。贾谊曰：“天地为垆兮，造化为工。”其实造化即指此天地，即指此天地之道。非于具体之天地外，别有一造化之精灵。造化亦即是此天地一气之化。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圣人师天，其道天道，亦即天人合一之道。

中国古人，不仅言万物只是一化，即论生命，亦只是一化。孟子曰：“有如时雨化之者”，即从此天地一气之化中化出万物与生命来。故中庸又曰：“赞天地之化育。”化指物，育指生命，在万物之化中，自可养育出生命。但万物之生命各不长，有生即有死，此是变。但其统体生命则不见有死，乃若与天地长存。因天地是一自然，生命亦是一自然，天地不断化育，斯即生命长存。故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既曰化，则必随而去，此是所过。然有其不随而去者，中国古人乃称之曰神。万物同存有一神，生命亦同存有一神，天地大自然亦同存有神。易又言：“神而化之。”又曰：“穷神知化。”庄子曰：“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己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陆机诗：“穷神观化。”无生物之化如方圆，有生物之化如死生。合而言之如彼己。百化之内，皆有一和合。若有一不可测之神存在。其实亦可谓百化本身即是神，非于化之外别有神。化出物来，则若神奇化臭腐，臭腐不长留，即随化而去，斯又为臭腐化神奇。

中国古人，言万物与生命如此，其言人生亦然。人生亦只是一化。易有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自然间本无生命，但终于化出了生命来。生命中本无雌雄男女，但亦终于化出雌雄男女来。即此雌雄男女，亦即是自然。子产言：“人生始化”，则婴孩初生，即是在化中。孟子曰：“且比化者”，则人生之由幼而老，由老而死，亦仍是一化。知得了化，则并无死生之别。潘岳诗：“佃渔始化，人民穴处。”则自原始人洞居时代迄于今兹，亦仍是一化。然而其间乃有种种成就。此之谓人文，此之谓历史。易又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当前世界一切人文教化，皆不外此一化。凡吾中国古人，所以主张会通宇宙自然万物乃及生命人生，而一以贯之，而指名之曰道，此即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万物一体之道，则胥当于此一化字观念中认取。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

然既由宇宙万物中化生出人类，人之为人，其当一任乎天，一本于自然大化，而不复有所用心于其间？抑人之为人，固当不背乎天，不违乎自然，而仍可别有人之所以为人者之存在？大体言之，道家似主张前一义，儒家似主张后一义。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此即主前一义。董仲舒天人对策有曰：“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则主第二义。据董子意，把教化二字分别言之。民之优秀，则使之入于太学，而可以从事于受教。其未能入于太学，因其智慧未开明，不能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之大传统心知其意，则仅可以受化，而未遽能达于明教之更高境界。斯为君为师之在人类社会，所以终为不可免。

中国古人，因既认人类在大自然中，应有其亦可自主自立之一分，乃于言化之外又转而言变。上引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之变通之义，即在此。中庸有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此一条，乃根据人文言，乃列变于化之前。由变成化，乃是由人合天，不如大自然，则当由化生变，人类则仅是化生之一种。其在宇宙万物中，亦仅是自然之一曲而已。一曲绝不是大方，然亦在大方之内，不在大方之外。故曰曲能有诚。诚即是天道，人道即在天道中，故人道同时亦可是天道。宋代理学家言万物一太极，一物一太极，即此义。在天地万物中，唯人为能推致其一曲以达于大方，此则有待于人类自身之智慧。庄子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人之为物，圆颅方趾，顶天立地，其形已与其他生物之形不同，故人能为万物之灵，而智慧独擅。然究其极，亦自大化中来。于自然中化育出人文，中庸谓之“自诚明”。人类有此智慧，乃能自主自立，自动自发，人文日进，然终不能违反自然，而仍必以回归自然为其极则，中庸谓之“自明诚”。又谓其赞天地之化育，而参天地。中庸又详细剖析其一段经过，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而中庸又要之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中庸乃谓唯此大自然能化。而人类中有圣人，乃能超乎一曲，同于大方，明诚相融，天人合一，而亦能化。此乃由人以合乎天，必由变以达乎化。凡中国古人言变化两字之相异处乃在此。

汉武之诏令有曰：“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如此言变，实有歧义。当知天只化，不变，若亦变了，即不成其为天。地亦不变，若变了，即不成其为地。阴阳亦然。管子曰：“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阴阳亦只是一气之化，不可谓由阴变阳，由阳变阴。阴阳非是两物更迭为变，只是一物内体自化。唯化始谓之诚，若变则成了幻。生老病死，亦是人体一生之化。由生到老，仍还是此生。婴孩之与耄耋，仍是同一生命。由老到死，依然是此同一生命。人之既死，其大生命尚犹持续，只可谓由大生命中化生出此人与彼人，不可谓此一人之生命变成了另一人之生命。变字终嫌其拘于一曲，流于物质观，其义浅。化字始跻于大方，达于精神界，其义深。所过者化，只是此一现象过去了。所存者神，乃是此一现象之背后之本体仍存在。春夏秋冬四季像在变，但其背后，气象本体并不变。生老病死四态像在变，但其背后之生命本体并未变。人身只落在现象界，生命始是其本体。万物之有生无生，都只是现象。只有天地大自然始是其本体。大方乃是本体，一曲只是现象。变只变此现象，变此一曲。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中国人之宇宙观与其人生观，其精要乃在此。一切现象不断过去是一化。本体长此存在，而从不停滞在一态上，由同一本体衍化出千异万状是其神。

说到此，应再提出一久字来，略加阐释。久属时间性，一切化皆待久。老子曰：“道乃久”，又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此犹言一切道化与自然皆待久，亦可谓时间之久，乃成其道化与自然之主要条件。易亦有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中庸言：“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天道地道万物之道人道皆待久。庄子曰：“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美成主要在化，恶成主要在变。尧舜之在中国古代，无功可举，无业可传，一若无所成。然中国文化之渊源于尧舜者，至深至大，是美成也。其成过而化，乃莫能捐。埃及有金字塔，巍然迄今尚在，永为世所惊诧，然不能化。埃及人文，终为吞噬而尽，此之谓恶成。历数并世各民族，文化绵延之久，民族蕃滋之大，无过于中国，此唯中国人早知久而化成之义，所以有此。近百年来之中国人，则欲于旦夕指顾之间，尽变故常，全盘西化。然西方亦别自有其一段时间。乃曰迎头赶上，不知美成在久。

继此试再言积字。如曰积代积世，积日积岁，积渐积习，此诸积字，亦涵久义。又曰积心积虑，积爱积信，此诸积字，亦有心上功夫。又曰，积志积功，积学积德，则似乎人生大道中亦赖于有积。然而积字终嫌偏在物质一边，终嫌其不能过而化。故天可谓积气，不可谓积道，如积寒积暑，积凉积热，滞不能化，而唯有积，在天地亦成病，故天地之道必曰化，不能积。专仗于积，则不得成天地。又如积雨积水积潦，积雪积雾积露，积而不已不散，皆成病。如人积食不化，亦成病。积财积货皆然。人若唯知物质之为贵则必求积。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岂有金玉满国而独能守。甚至金玉满世界，亦绝非此世界之福。唯有所过者化，乃能有所存者神。否则凡能积而成者皆恶成，断无存神之可言。存与积亦不同。庄子曰：“目击而道存”。易曰：“成性存存。”道与性皆可存，但不可积。又曰生存，不可曰生积。朱子诗：“境空乘化往，理妙触目存。”又曰：“俯察方仪静，颓然千古存。”故唯存乃可久，而积则不可久。能知化与变之辨，又能知积与存之辨者，庶可与语夫中国民族之文化理想与其人生大道之所在矣。

荀子讥庄子，谓其知有天，不知有人。其实荀子乃是知有人而不知有天，故主性恶，又提倡以人戡天，教人师法大禹。禹治洪水，九年在外，腓无胈，胫无毛，三过其门而不入，可谓有实绩实功。然不若尧舜之荡荡乎民无能名，有天下而不与。禹非不当效法，然不当唯禹是法。荀子所见终较孟子差一级。故荀子重积不重化，重变不重存。不知性可存，不可变。苟变了，斯失其性。性可化，不可积，苟只知有积，则不仅不能化，亦复不可变。凡积之所成，必皆在外面物质事业上，失却其内在所当存之心与神，则皆不免为恶成。荀子又著富国强国篇，富强皆可积而致。求富强者皆由在人事上求能变。若知化，则有安足，无富强，而富强亦终无不变为贫弱。荀子不悟于此，故其言人生大道，亦仅知重礼，不知重仁。礼以必随时而变，仁之为道，则可以千古常存。荀子之学，传而为韩非、李斯，终不为中国后人所信守。其中有甚深妙义。非于人文大道会通而观，明辨以求，则不易知也。

朱子注中庸则曰：“天地之道，由其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天地山川，实非由积累而后大。此因不贰不息属形而上，积累乃属形而下。由不贰不息，可以符于自然。积累则仅属人事，并多违背自然。求人事之上通于自然，则绝不从积累下手。若专从积累，亦不能不贰不息。故凡属积累必散失，必崩溃，否则必有停滞不能舟前，断无不贰不息者。故积累只是人工。余前著自然与人文篇，乃主以人文配合自然，发扬自然，非谓人文可以替代自然改变自然。自然应言敦化，非积累。积而愈多，非即敦而愈厚。篇中采荀子积字义，乃专就人文方面言，非谓自然亦由积累，故篇末又采朱子中庸注，另申其别一面。兹篇续加发明，读者其合而观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