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该有一理想，从那条路，向那里去。孔子曰：“政者，正也。”社会人事有所不正，政府便该率以正，改其不正以归于正。治犹治水，戒鲧之防，效禹之导。故国人常连言政教，不言政法。教主化导，法主刑防，此其大不同。即就中国文字，可了解中国理想。政治两字，亦即其例。但理想须有人领导执行。故选贤与能，乃中国政治一大事。政治属长期性，人物随时有变，制度乃定一长期性选择之标准。理想、人物、制度，乃中国传统政治最重视之三要项。兹姑就制度一项约略言之。

秦前政治制度为封建，分封列国，共戴一中央政府，王朝天子为列国诸侯所同尊。政治上大设施，大作为，一切政令必自天子出。其他不详述。秦以下封建改为郡县，是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大变。远自五帝三王，封建制度已推行两千年。秦以下，郡县制度亦已两千年。封建贵族取消，宗法社会一变而为四民社会，乃有士人政府。政治人物大变动，但选择人物之制度则甚多相袭，有一贯传绵之意。

秦代博士官，我尝称之曰学官制度。政府重视学术，特选学者加以廪给，许其自由讲学，传授弟子。政府不烦以行政杂务，对国家大政大法，许其参加讨论，各抒意见，以供政府之采择。此一制度，承袭自战国齐之稷下先生制。而齐制亦有承袭，兹不详论。而秦代博士官，乃有公开反对郡县制，而主恢复封建制度者。在一次宫廷大宴会中，公开发言，成为一大争论。秦始皇帝并未即由私人加以裁判，下其议于丞相李斯。丞相府复议奏上，乃有焚书法之决定。此事大为后代中国人所诟病。而秦始皇之为暴君，千古来亦从未有人为之作平反者。此事已成历史定论，不烦再提。然近代国人崇慕西化，乃称中国自秦以下历代政治胥为一君主专制的政体，实大有商榷余地。

法国孟德斯鸠分政治为君主、民主两种，又分有宪法、无宪法两种。有君主无宪法，为君主专制。有君主同时亦有宪法，为君主立宪。无君主有宪法，为民主立宪。此乃孟德斯鸠根据西方历史所作之分别。但在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皆有详密之规定。精细周到，远非西方宪法可比。所谓君权，在中国历代政府制度中，亦有种种规定，种种限制。

即如焚书一案，始皇帝乃遵丞相意见，非径自作主张。李斯乃一楚国学人，封建郡县两项制度之得失，诚是当时政治上一大争论，李斯主废封建行郡县，亦不失为政治上一开明进步的意见。其所奏对，仅主废除那些主张恢复封建制度之博士官，并焚其所掌书之流传在民间者，政府所藏则仍保留。最要在禁止民间之根据历史旧传统，来反对政府之新创制。此乃承其师荀子法后王之主张，实属当时学术思想上一大争议，并未主张君权专制。秦始皇亦一学者，未统一六国前，曾读韩非书悦之。韩非亦与李斯同学于荀卿，主张为当时国家创新制，成为当时一法家。韩国特派其赴秦，办理外交事项。但韩非依然忠心韩国，并不转忠于秦，遂死秦之狱中。始皇长子扶苏，仍遵传统，为守孝道而自杀。可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本极复杂，难于一致。而后人批评秦制，则专归罪始皇帝一人，李斯亦无资格同受谴诟。于当时情实，实未恰当。

西汉兴，博士制度依然承袭。直待汉武帝始特尊儒家，表彰六经，博士官才为儒家所专有。在学术思想史上，较之秦始皇时代，实为一转变。汉武帝生平作为，在当时，在后世，亦多受人批评，但今日国人乃与秦始皇帝同举为中国历史上专制皇帝之标准人物，则实无根据。

汉武帝亦一学者，其为太子时，即奉儒者为师。即位后，即广征社会贤达，询以国政，谓之贤良对策。此岂专制之谓？董仲舒对策合武帝意，继加询问，三次问对，原文俱在，可以复诵。政府重视学人，岂即帝皇专制。公孙弘乃一东海牧豕奴，因贤良对策获武帝拔用，打破高、惠、文、景七十年来，非有功不得侯，非封侯不拜相之惯例。倘如此即谓专制，亦未可厚非。

汉武英明有为，引用极多文学侍从内廷人来和丞相府打交道。公孙弘虽称曲学阿世，但亦不得不大开东阁门，广揽学人，来对付武帝那一批内廷侍从。此乃中国传统政治内廷外朝相对立一具体例证。姑不论武帝公孙弘为人，但当时制度如此，稍读史书，谁能否认。

武帝卒，霍光以大将军大司马辅政，仅是一内廷侍从之长，但可径由内廷诸臣集议，援用伊尹废太甲故事，不经朝廷会议，废去昌邑王。谓是内廷王室事，不必经外朝宰相同意。后代对此亦未加批评。所受批评者，乃霍光以内廷辅政，而权任在外朝宰相之上。此岂赞成帝皇专制？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接受汉禅，由外朝群臣共同主张。意谓汤武革命不如尧舜禅让。王室不禅让，难防政府有革命。又岂崇奖帝皇之专制。

但王室尊严，则自黄帝、尧、舜迄于清季，上下四五千年，古今一律。此因中国乃广土众民一大国，欲求和平统一，非在政治上有一共尊对象不可。唯王室虽尊，其政权则有限制。封建时代诸侯并列，王畿千里，所辖不大。秦后行郡县制，王室地位益高，但其限制亦益密。政府由士人组成。王室近亲，绝无在政府任职之可能。朝纲失常，亦唯有外戚宦官弄权。其腐败处，即可见其制度之用心处。唯王室失其尊严，则全国即陷祸乱。然如三国时，曹操并不敢自踞帝位，先为周文王，待其子始受禅让。而司马懿擅权亦历四传，至司马炎始正式称帝。制度影响人心，即证人心创造制度，此乃本之全国公意，而岂某一人某一家所能形成此局面。

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已无帝王尊严。南北朝祸乱相仍，隋唐兴起，中国再臻统一，王室尊严亦再建。然皇帝权力则更受限制。如皇帝下诏书，实由中书省起草，又经门下省审核，两省联署，始是一正式诏书。皇帝偶有私授一官，亦以斜封下诏示别。当时称为斜封官轻鄙之。

唐代自中书、门下两省外，又有尚书省，合此三省始为汉代之宰相。中书、门下两省主出命，尚书省主执行。尚书又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一顺序，直至清代不变。任官命职由吏部掌之。在西方，不仅专制时代无此一部，即近代民主制度下亦无之。政治领袖掌用人之权，而中国皇帝则无此权。必加以专制之名，此乃近代国人之无知。

吏部次为户部。如今之内政部，唯赋税亦归其管制。又次为礼部，教育考试皆归之，外交亦属此部。西方小国纷立，故行政首长之外，最要者即为外交官。如今美国之国务卿，亦主管外交。中国乃一大一统国家，政府组织，宰相之下为内政。余尝谓中国文化体系重向内，西方文化体系重向外，此亦其一例。可见研讨中西文化，首当分别以观，下当专据一方作衡评。先得其异同，乃始有是非可判。

礼部之次为兵部。军队统制，西方必归皇帝。近代民主政治亦不例外。如美国大总统，同时即为海、陆、空三军大统帅。中国唐代，兵部列在尚书之下三部。在政府全体系中，实不占重要地位。皇帝即不掌握兵权，又何得肆其专制。中国政府多文人，少武人。将帅统兵在外，归则交出兵权，有爵禄，无职掌。而文人则多大体知晓武事，此有中国人读书为学一番甚深妙义之存在，历史上文臣知兵超于武臣者何限。今国人又谓中国崇文轻武，信口雌黄，岂能一一加以辨正。

兵部之次为刑部。中国人重礼不重法。封建时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尚礼不尚法。秦汉以后，礼仪尚在刑法之上。叔孙通为汉定朝仪，君尊臣卑，亦礼非法。中国一切制度皆称法，法即礼，与刑法之法不同。陷于刑，乃由刑部司之。故中国政府无宪法，而一切法则详密远过于西方，刑独非所重。西方三权分立，司法立法行政，鼎足而三。中国则刑部占尚书六部之第五位，然亦独立，他部不加侵扰。重大事则六部会商。尚书每日两会，上午六部分部会议，下午六部共同会议。中书、门下两省亦有会议。则不仅皇帝，政府各部门职权，皆有限制。而皇帝以下，丞相与其他各长官，亦各不失其尊严，各得发展其所职掌，各有自由，不害其各体制之相互合和，融为一体。西方则必以分权为尚。双方相异，又岂语言所能尽。

刑部之次有工部。物质建设为行政最下一部门。然国家一切大工程皆掌之工部。最著者如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等，尽由政府职掌，社会私人不得从中营利。近代如美国有铁路大王等之出现。唐代遍国皆驿站，但不能有驿站大王。近代国人又讥中国文化不重物质建设。唐代各驿站，岂非物质建设乎？或以唐代驿程比之罗马大马路。但罗马乃帝国，军队运输频繁。唐代则全国和平统一，车马交通，官私兼利，意义价值互不相同。近代则工商牟利，意义价值又不同。而中国传统政治之为民服务，亦由此可见。

唐代政制，上有承，下有传。其有关名著有两种，一曰贞观政要。唐太宗与其诸大臣议论施为，记载详备，可资模楷。尤要者，在可窥见中国政府中君臣等级，相互合作，以共成一代之治之大概情况。君臣一伦可作代表。后代帝皇皆必阅读。故治中国政治史，此书亦当习诵。又一为杜佑之通典。中国政治制度，有因有革，随时损益。五千年广土众民，王朝递起，或禅让，或革命，或封建，或郡县，政府不同，而国家则仍是此国家。故政府一切制度，贵能求其通。司马迁以下，各家著史，多详其当时。杜佑此书，则历代连载，故得为通史。西方通史又不同。各国并立，忽存忽亡，并合记载，乃为通史。可有欧洲通史，亦可有世界通史。杜佑此书，纳入世界史中，则为一专门史，不得谓之通史。此又中国文化一特征。

抑且杜氏此书并非其私人之政治哲学。根据历史事实，叙述其各项制度之先后演变，上自创制时之争议，下及演变中对此各项批评。一切意见，详罗无遗。利病得失，无所遁隐，可供后人之参考与抉择。故读杜氏书，便知中国历代传统政治制度多学术性，非权力性。政治两字，已表现了中国人之传统理想。至于如何达成此理想，则各项制度有待学术上之不断精研。如尧舜禅让，禹启世袭，汤武征诛，王位承递制度，屡作大转变。又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见中国史皆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由中国人自加赞叹，此亦见中国人之自有其特异处。而近代国人又必求尽扫一空以为快，此亦岂天命，诚堪嗟叹矣。

唐代后，种种政治制度，多承通典来。唯其政府全由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经由选举考试而拔擢任用以组成。故此政府乃得成其学术性，而非权力性。春秋时郑子产有言：“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孔门亦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学后乃得仕，仕后仍需学，学术政治紧密相关，古代已然。世界其他政府，或掌握在贵族，在军人，在富人。唯中国，封建时代，即形成为一士人政府。或可谓其已积三四千年。岂必选举，乃始得贤人出仕。使春秋末，鲁国亦选择，孔子岂必当选。战国时，亦选举，诸子百家未遽当选。汉武帝时，未必选出董仲舒。唐太宗时，未必选出房玄龄、杜如晦。中国广土众民，以农立国，亦未必能效近代西方小国寡民之推行民选。不经选举，乃亦可有理想之政治，此诚出近代国人思考之外矣。

西方民选必分党以争。英美两大党对立，最为楷模。其他多党纷立，每形成纷乱。然一党得胜，一党下台，所论在多少数，胜败亦在权力，不在学术。故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均安心在学校教书，或服务工商界。政治活动则由一批特具性好者为之。与中国传统政治差异甚显，无法相比。若谓政治学术理当分途，则中国确早已政治学术性。孰优孰劣，亦非一言可尽。

中国传统政治亦非无权力斗争。尤著者，如明太祖废宰相，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大变。唯洪武、永乐父子两朝，起自草野戎马中，人事历练，亦既有素。纵不为当时学士文人所重，而总揽大权，亦能控制，恣其应付。嗣王继位，养自深宫。以中国政府组织之庞大复杂，一日二日万几，苟非宰辅，何从应付。于是朝权终落于内阁大学士之手，而阉宦乘机播弄。明代政治终不如两汉唐宋之理想。明亡，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即明白揭发其事。其原君原臣诸篇，阐申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可谓大义昭宣，亦非由其私人之一套政治哲学，自创新意。根据史实，为吾国历代圣君贤相所共同遵循，亦千古学士文人之心声公意。其书尚在法国卢梭民约论之前。试取比读，孰为哲学，孰系史论，孰出冥想，孰据事实。中西双方政治思想之相异，亦即此而睹矣。

晚清末，梨洲明夷待访录经国粹学报翻印流布，几于人手一册。其时乃有康有为主变法，谓满清王位犹可保留。章太炎主革命，谓满洲异族统治必加排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可循不变。康氏有弟，亦告其兄，能废科举八股，创立考试新制度，作兴人才，其他制度可从缓议。其时学人亦有简编三通，本旧制度，提要删繁，广布流传，以供国人之研讨。但一时风气，则已群慕西化。民国创兴，当时参政会遂有美国总统制与英国内阁制之争。而中国传统君相一体之成局，乃竟无人提出，供作讨论。其实英国尚存保留君位，故行内阁制。美国则大总统为政府领袖，故行总统制。若求职权限制，则中国以往已设计周详，远超英美之上，又何必改弦易辙，徒求变换，转成倒退。

西方民主政治首要在选举，但选举亦有条件。中国一省一府，可比欧西一国家，乡民多生平足迹未履城市。余抗战时，在四川成都，识一八十余老人，家距成都可三十华里，但生平未进成都城一步。德国一学者，晚清游北京，城外未见一警察，心大惊奇，遂留不归。读中国书，成为西方一汉学家。其子传业不辍。一国有一国之国情，即在西方，民选制度亦传递数百年，遂有今日。中国岂能一企而及。但中国远自西汉，即由地方察举贤良，贡之中央任用。是中国民选，已有两千年之历史。隋唐以下，考试制度代起，迄于清末，亦已千年以上。各地依赋税额分配考试录取名额。政府人员即普遍分配于全国之举人进士中。岂不中国政府民选，已远在西方之前。近代西方亦采用考试制度。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特设有考试院。谓使一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同在街上竞选，此大学教授未必能获选。若求真得人才，公开考试，未必逊于民选。此诚不失为近代一至理名言。

西方为选举而分党。中国古人则主群而不党。群公尚和，党私启争。中国政府每集会商榷，但不分党以争。东汉以党锢亡，北宋以新旧党争致乱，明末有东林党，乃故以恶名加于朝贤之上，而国祚亦因此而斩。民国以来，终未能组成如西方之政党。中山先生言，国民党乃一革命党。革命完成，政府已上轨道，则不必再分党以争。中山先生虽未明言，而涵意则甚显。中山先生又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需先经考试，故五权中有考试权无选举权。此项意见倘获实施，则当为此下政治开一新面貌。惜无人继而畅发之。

一党又必有一主义为号召。其实西方现代政治，唯民主一主义。保守进取，仅在步调方法上相歧。马克思乃犹太人，非欧洲人，唱共产主义。俄国人列宁，借为号召，排除沙皇专制，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之苏维埃政府。于是共产党乃成为国际性世界性一组织，传播全世界，群起革命。至是始成为政治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之唯一美德，则曰崇尚学术，超在政治地位之上。马克思共产思想，犹近学术研究。国人崇慕西化，所作所为，乃有远超西方之上者。实则仍是中国旧传统，崇尚学术。唯其所谓学术，则一味变我之旧求彼之新而已。人性难变，当加深警惕。但亦不得不谓，乃近代国人崇尚西化，蔑弃传统之一观念一风气有以助成之，此亦深堪愧怍。

政治从民族来，故三民主义以民族为首。但尊美派则谓三民主义即美国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不知一党专政可反对，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则未可轻加反对，此又当辨。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又谓，权在民能在政。果政府考试显其能，则可不烦有民选。惜乎国人深慕西方，厌弃传统，考试院形同虚设。忽视了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即无以体究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国传统自有一条路线。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此两项乃人生所向往。有此民族，始有此民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西方所争，实皆非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所重。要之，三民主义乃为一国行政大纲建立，非为一党建立。信奉中山先生者，当深切体究。

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又有监察权。此与考试权乃直承中国传统而来。秦汉时代有御史大夫，乃副宰相。下有两丞，一名中丞，即主监察皇室内廷事务。此亦中国传统政治非帝皇专制一明证。此下各朝代监察制度递传不绝。但今五院中之监察院，其职权实为立法院兼代，监察院与考试院同其冷落。以西方政制作楷模，则此两院之无可作为亦宜。

中国历史上政府种种立法，皆由各机构重要职官任之。以中国传统论，政府高出民众之上，而学术又高出行政之上。种种立法皆富学术性。民意则有此希望，无此能力。故立法当以民为本，不能任于民。所谓“权在民能在政”是已。西方参众两院，任监察之务尚可。任立法，则系学术性，似不胜任。与中国传统相比，最多是互有得失。决不当谓西方新而是，中国则旧而非，下如此轻率之评语。

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首当发挥其民族主义。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首当研讨中国之传统政治。决不当一依西方现况来做标准，来做解释。至于中西双方政治制度之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则当待学术界之再作衡论。岂得如今日国人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