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乃指人生之总全体言，文化不同，其人生之各部分亦必不同。如言宗教信仰，学术体系，在不同文化下，自必各不相同。而政治为人生各部分中主要一部分，其不能相同亦可知。

中国文化重同、重和，西方文化重别、重争，政治亦无例外。希腊时代，各城市分立，无国家组织。罗马继起，乃有国家，但由罗马一市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及其外围各地。环地中海欧、非、亚三洲，列入版图者，疆境至辽阔。然皆征服地，乃一帝国，由武力争夺而成。国家与征服者，仍有一大分别。

罗马帝国崩溃，封建时代继起，仍然无国家。及现代国家成立，各国疆土狭小，各自分裂，实仍是一希腊型。向外发展，非洲、美洲，殖民地林立，实仍是一罗马型。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同在一半岛上，壤地极促，但不能合成一国。而殖民势力远及全球，两国划一界线，某部分属西，某部分属葡，几乎将尽归其统治。

英、法继起，殖民地遍五洲。但所统治，尽属异色人种。欧洲白色人种，则依然各自独立，不能相和组成一国。故使全球若尽归白人统治，而全球仍必分裂相争，断不能有和平统一之希望。两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帝国皆各崩溃。当前世界两大强国，为美、为苏，亦皆西方传统，不能相和合，亦势所必然。而欧西则降居此两大强之下，但依然小国林立，不相和合。

中国自始即和合为一。黄帝、尧、舜五帝时，只是一部落酋长时代，然有一共主，有一中央政府，已俨然一国。夏、商、周为封建时代，然诸侯之上仍有一中央统一政府，绝非如西方所谓之封建。西周东迁，中央衰落，霸者继起，而王朝名号，则绵延达八百年之久。

秦废封建为郡县，为中国政治一大变。但同一中央统一政府，则秦之继周，亦只是改朝换代，中国之为中国则无变。抑且秦相李斯乃楚人，大将蒙恬乃齐人，其他东方人在政府者，不可胜计。秦代之中央政府，较之西周武王成王时，其统一性，已远为进步。以较罗马帝国，则相异不可以道里计。故秦代统一，断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

汉兴，亦仅一改朝易代，非以丰沛另创一中国。迄今两千年，中国广土众民，以近代观念言，乃一民族国家，即中国人之中国。偶有分裂，如南北朝，如五代十国，如宋辽金分峙，其元清两代之异族入主，中国之为中国则自若。

唯中国中央政府之元首，为一皇帝。其位则一家一姓，或父子相传，或兄弟相袭，长至三四百年绵延不绝。政府元首之为一皇帝，在中国已历四千年之久。而自秦始皇帝以下，乃为近代中国人内心一大诟病。一若中国文化无足称道，即此一节已足论定。

其实此种观念，乃就西方文化来衡量。果就中国自己传统言，则尚有别解，绝不如此之简单。首先当指出者，中国人在国以上，尚有天下一观念。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书成于先秦。其谓国，当指封建诸侯之列国言。其谓天下，当指周天子所辖中央统一政府之全体言。固亦可兼及于中国以外之四裔，但主要实为一中国。秦汉以下，封建改为郡县，则一国即是一天下，治国实即是平天下。固亦仍可兼及边塞之外，而主要则仍此一中国。天下一观念，其重要性不在政治上层，更要在社会下层。如宋代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亭林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天下乃指下层社会，不指上层政府。是则为士者之大责重任，可以不在治国，而更在平天下。亦可谓治国乃从政者之事，而平天下则为士者皆有其责。曾子谓：“仁以为己任。”仁道即平天下之大道。是则以天下为己任，此一义，孔门固早已言之。此即中国儒家教育与宗教之相近处。唯耶稣决不管凯撒事，而中国儒家则凯撒事亦所当管。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已。唯藏乃为退出政治，藏于大群中。其在大群中，则更无可退可藏之处。此乃儒家大义，不可不知。

大学言天下在国之上，以今语说之，不啻言社会当在政府上。古语云：“天生民而立之君”，又曰：“君者，群也。”此言君乃为民而立。故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为民群所归，乃始成其为君。故君之在政府中，职位愈高，责任愈重，非以权力提高其身份。故为君必有君道，乃能尽其君职。绝非西方人君权观念可相伦比。

故中国人言君位，必兼及君之人格君之品德。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是。周公制礼作乐，武王不得为开国之君，必推以归之文王。又定谥法，如成、康、幽、厉，各就其生前在位成绩，死后由群臣定其谥。直至东周，平王赧王，始终皆有谥。谥即褒贬，而岂帝王一尊之谓。

孔子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在齐，仅是东周王室一陪臣，言其功在天下，即言其功在社会。国家政府，均重政治方面。言天下言社会，则更重文化方面。孔子又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则从政仍重在天下之道。能负责天下之道，其人即属圣贤，非经学养不可。学之优者，不容不出仕，孔子所谓“不仕无义”是也。从政优，仍须学，以求无愧厥职。中国人常以仕学兼言，其政治观念亦由此可想。

孔子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以圣人登天子位，故政与学出于一。孔子以大圣而不得位。自孔子以下，社会重学尤在政之上。孔子门人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为君者亦知重学，如齐威宣泯诸王，广招天下学者，谓稷下先生，自由讲学，可议政，而不为臣。亦欲以此待孟子，孟子拒之。其意谓道可行则仕，不可行则去，不受虚廪。此即孔子用行舍藏之义。稷下先生并非皆齐人。孟子不为，齐君亦不之强。孟子仅一平民，见礼于时君有如此。

秦始皇曾为质于赵，备闻东方之风。及其返，吕不韦为相，方广招三晋诸士，著为吕氏春秋，详论治道。始皇帝即位，用前楚国一小吏李斯为相，则始皇亦有意为中国传统一圣贤之君。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观始皇巡狩所立诸碑，亦可谓有志于天下之风教。亦岂愿为一专制暴君。

秦廷广立博士官，即承齐稷下先生制，是始皇亦重学可知。博士中或主恢复封建，始皇询之丞相李斯。李斯从学于荀卿，亦一儒者，主张不复封建，乃求整顿博士官位，根据古经籍主张封建皆罢免。并禁社会传习其书，下焚书令。又依古非今者族。其意当承其师荀卿来，荀卿主法后王，置政统于道统上，其意异于孔孟。始皇遭后世诟厉，荀卿亦终不得为儒学之正统，而李斯更无以为人。又何人尊秦始皇为中国帝王专制之先导？

汉高祖本一泗水亭长，初不读诗书，见人冠儒冠，必取而溺之。但其后过鲁，使人祠孔林。及登基，爱戚夫人，欲废太子。及见太子有商山四皓相随，遂罢废立意。是高祖亦受社会影响，知圣贤尚尊于帝皇。此即中国传统，国以上尚有天下之观念。此下历代太子，必受教育。贾谊治安策，畅申此意。汉文帝重视贾谊，以一帝皇而敬礼一年轻书生，一如庶俗之交友。此下君臣关系，亦常有超政治地位之外者。政治亦在人事中，超人事，何以为政。帝皇亦一政治人物，异于为人，何以为帝皇。此一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汉文帝外，例不胜举。

汉武帝表彰五经，一尊儒术，创建士人政府。政府用人，先博士弟子。而博士得自由为教，政府不加干涉。汉宣帝幼年，学公羊春秋。当时朝廷春秋博士为榖梁，无公羊。宣帝召开大会，由朝廷公卿与诸博士共议，公羊春秋始得立为博士，当时公卿亦全由博士弟子出身。朝廷尊学术，而政治亦统一于学术，由此可见。

博士官所教典籍，既明白规定在上，而在野经师，仍得自由施教，学徒群集，政府亦不加以限制。则学术自由，不由政府规定。全部二十五史，天下高于国，社会高于君，学术高于政治，例证明显，举不胜举。故秦下两千年，朝代屡易，而政治法制则一线相承，无大变动。杜佑通典以下，乃有三通九通诸书。近代国人一意以西方历史来衡量中国，乃谓中国秦后尽属帝皇专制。不知帝皇乃中国传统政治中一职位。君统即以代表治统。即如近代英国，岂不仍有一世袭之王室，但于帝国实政无关。然则又何必保留此皇室不废。在中国人观念中，则无说以通。政治不能长治而无乱。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亦不能无乱，亦不能无失职之总统。中国要为四千年长治久安，朝代更易，无伤国家之血脉，无伤社会之大体，此实大有研究之价值。岂得以帝皇专制四字尽置不论。

时变世易，民国以来，已不能再有一世袭之帝皇。国家元首亦当常变。此处乃另生一问题。西方政党分立，至今未臻稳定健全之境，唯英美始有两大党之传统。中国则从来不重党，故曰：“君子群而不党。”学术界亦不贵有党。社会亦无宗教组织。结党而争，为中国人情所不喜。东汉党锢之狱，北宋新旧党争，明末东林党，此皆不如西方真有组党活动。中国传统崇德尊贤，不尚多数，故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又曰：“善钧从众。”遇大政，集会群议，择善而从，但不闻举手投票论多少数。稍读中国书，稍知自己传统，当知礼让，虚己自谦，决不赴街头向群众作自我宣传，自夸才能，而又诽刺对方，认为国家重任非我莫属。如此行谊，识者齿冷。然则当今而求慕效西方民治结党竞选，其第一任务，自非推翻自己文化传统，彻底改变旧有观念不可。

抑且英美分党，党与党之持论，非有甚大区别，故党争有胜负，而政局则安定。西方后起如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国之纳粹，乃始以一党来号召全国，与普通政党不同。此皆主一党专政。唯意、德新党，意向重在国内。苏俄共产党，则以世界性国际为号召。党乃超于国之上，同一党而势力兼及异国。

中国此下成立政党，此性质何去何从，亦值讨论。孙中山先生主张三民主义，组织国民党。试问为中国一国民，岂能不尊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此三者，尊重中国传统，而又提纲挈领囊括了一切政治活动之重大意义。其他号召，难与对立。

中山先生生平，于政党一事，颇少明白指示。尝言国民党乃一革命党，此语涵义，宜加发挥。政治乃国家民族经久不断一事业，革命则倏起倏落，于短时期内必当完成。中山先生于民元退让其临时大总统职位，推袁世凯出任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为条件，完成南北和约。此为中国传统所特有之一种政治风格，尧舜禅让，为其他民族所少有。宣统退位，革命已达成功。乃不虞南北重趋分裂，洪宪称帝，军阀割据，接踵继起。中山先生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不得不再赴广州，黄埔建军。中山先生亲晤段祺瑞、张作霖言和，终于北平一病不起。是则革命仍未成功。中山先生又分革命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军政以武力统一全国后，尚须训政，使国民到达某一程度时，乃可实施宪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革命仅乃一牺牲时期。逮及训政党政开始，全国和平，出仕已属荣显，与参加革命大不同。中山先生意中，似谓届时国民党已可解散。故五权宪法中，有考试权代替选举。不仅对被选人有限制，即对选举人亦有限制。又不详言结党竞选事。中山先生意中之民主政治，与西方相异者，大体在是。

西方民主政治初建，选举人资格亦多限制。西方乃一工商社会，民众对政府所争，主要在租税额一项。选举人资格，亦以其向政府之纳税额为标准。此下逐步改变，始达于普选之阶段。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与西方大不同。自汉武以下，已创建一士人政府。有察举考试种种措施，皆求选贤与能，纳全国人才于同一政府之下，以达成其政治之任务与理想。西方近代亦已采用中国考试制度，以辅助其政党制度之所不及。中山先生之重视考试，可谓亦得其启示。

监察权亦中国政府自古有之，自秦以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即负监察之权。上自宫廷，下至全社会，皆受监察。后世又分立谏院，主要以谏天子为职。官位卑，而责任重。果以忤天子去职，失一卑位，而得众望，可为其私人将来之政治资本。中国人之政治用心有如此。中山先生之五权分立，诚使各得尽职，则总统虽位居五院之上，其职权亦有限。唯五院之上有一总统，政府则融合一体。西方三权分立，政府仍然是相互敌对，而不见为一体。唯今日我国宪法则掺杂各方意见，复以附合美国体制为原则，违背国情，在所不计。是否一国政治必当抄袭外国，则为此下一大试验，利害祸福，非可预知。

唯中国传统，政府与社会为一体。史传人物，有政治的，亦有不属政治的。政治人物贤奸互见，而奸人唯见于政治之上层。政治下层及社会人物，则唯贤得列，奸者不得见。统计全部中国历史人物，贤人当远超于奸人之上。此为中国人观念，天下高于国家，教化重过政治一绝大明证。故中国传统，政府、社会本属一体。而西方则政府、社会常为敌对之两体。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则由社会向政府争权而来。故选举权必掌于社会。然如今日之美国，犹太人拥有资本权，黑人拥有生殖权，均对选举有利。最近黑人已竞选副总统。再此以往，美国政治宁得不变。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考试制度利弊得失，可以随时改定。土广民稠，普及教育已难，普选更不易。蚩蚩者氓，岂胜选任一国家元首。即美国开国以来，历届总统已历五十任，其真得为一理想政治人物者有几。此非美国不出政治人物，实乃限于体制。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与语上。”民众普选，都在中人以下，乌得所选必上乘之望。此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缺点。

又西方国家既多分立，而每一国家之内又然。如英国有英格兰，有苏格兰，有爱尔兰，一国三分，迄莫能改。美国则为联邦制，自十三州增至五十州，各州自有宪法，自有州长、议会选举。互相平等，故欲再添新州其事甚难。美国之独不效欧西国家之无限扩张，其端在此。中国自秦以下，为郡县统一。既非帝国，亦非联邦。一国有一国之传统，不读中国书，何能谈中国事。近日国人又好言地方自治，不知中国重合不重分，重通不重别。民国以来之军阀割据姑不论，即各省有大学，亦必争本省人为校长。中国往例，一名学者，可为全国各书院院长，何得以地域为限。如此则国立不论，即一省立大学，亦可延聘全国名学人为校长，何得限于本省。而中国传统，一地方政治首长，必限用外地人。而今日则模效西例，必限用本地人。又中国一地方政治首长必经中央政府遴任，而今日则必限于地方民众选举。如由中山先生任中国大总统，由中央政府选派一广东省长，一中山县长，较之由广东省中山县之民众选举，孰得孰失，孰高孰下，岂不可推想以知。中国重人治，西方重法治。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人向不信死法可以治活人。西方重法不重人。以法治国，中国唯韩非法家主之。秦始皇帝读其书而好之，此下中国人向不看重韩非，而秦始皇帝亦常受诟病。今日国人，慕效西化，乃必竞推韩非，而秦始皇帝则仍受深斥，则真不知其所可矣。

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明为中山先生所不许。今“中央政府”播迁来台，台湾只中国一小省，而在“中央政府”下仍自有省、市、县、乡、镇、里各等级各首长，而其各首长多由民众选举。各地域各部门皆得自治，而犹有人起而主张台湾独立。其病何在，在于中国人之不自信，而必信美国人。纵如中山先生言论文字昭彰在目，而国人仍亦不信。在中国既无一人足信，则一不识字老妇，投一票，何得遽认为其是神圣之一票。国家前途岂得寄望于此等风气之下。

倘使中山先生复生，再言训政，恐将不为国人所接受。倘言宪政，则五权中之考试、监察两权已形同虚设。倘言政党与选举两项，则不知中山先生又将何言。再论大陆，人口则已达十亿之多。不识一字者何限，又不知所受是何等教育。依近代国人所认识所想望之西方民主政治，则大陆全国又将何以开展其新政首要之选举一项。换言之，将何由结为政党，何由普行选举，何由言自治，何由言统一。千头万绪。而中国自己传统，国人已群加忽弃，真不知将何途之从矣。国人非无有心人，其亦置虑及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