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好群居，西方人好独立。此又中西双方文化相异一要端。人生不能离群，而西方人乃于群居中好独立。人必有一己，此己即具独立性，而中国人则于独立上好群居。故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一和合性。西方人乃于同中求异，其文化特征乃为一分别性。推此求之，东西双方文化异同率无逃于此矣。

人生自幼至老，本属一体，和合无间，而仍可分为婴孩以至少年及中年老年为三期。年龄有别，而生命无殊。但西方人注重其分别，未成年人即教以独立。婴孩即不与父母同房而卧，待其识字上学，则以童话为教本。及其成年，则教材又别，俨若为另一人生。中国则自婴孩以至成年，同教之以孝悌之道，教材大体相同，无特别所谓之童话，专供幼童阅读。直迄老年，孝悌乃人生大道，当永遵勿失。成年人离家出门服务，遇年长十年左右，即以兄视之。过此则以父辈视之。其在家之子弟心情，依然保存不失，犹如童年。岂非人生一快乐。而就他人言，常若有子弟在旁，岂不亦是一番怡悦与安慰。王道不外乎人情，众所归往，斯即王道，乃为人群相处之大道。故王道非政权，此则首当辨认。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孝弟即是爱敬。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群相处，一如其居家。孝弟爱敬，即本于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性不变，斯道亦不变。唯时不同，地不同，所遇对方之人与群亦不同。周公之孝文王与大舜之孝瞽瞍自不同，故道贵随时随地随人而修。修道以为教，教不同而道自同，道不同而性则同。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此一教不仅可以自幼至老而不变，亦可历千百世而无变。此亦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之所在。

西方人不言道，而爱言权。道者人所共由，故尚同，而必和。权己所把持，故各别，而必争。道如大路，人人得行。权如天秤，必分两端，众所聚则倾。求其平，则铢两必争。然又不得无变。变又失平，故平权实非治道。此为西方社会之常态，故其乱常多于治。

中国人言天命为性，西方人亦言天赋人权。其实未成年，受父母养护教育，何来有权。中年投入社会，能独立，尚权则必争。即在家庭中亦然。西方人言父权母权，夫妇则必言平等。人各有权而平等，则不见一家之同情，而相处乃必争。年老不能争，又不能独立，乃无地位。入养老院，更复何权可言。故谓儿童如在天堂，中年如入战场，老年如进坟墓。此乃人权社会之实况。今世乃群向此途迈进，诚亦大可怜悯之事。

西方人言人权，主要为对政治。人群有良政，则其群安而可大。有恶政，则群乱而趋亡。中国乃广土众民五千年一大国，其有良好政治可知。中国人论政必重道，曰王道、治道。而西方则政必归于权，故曰神权、王权、民权。神非有权，乃主政者托神之名以张其权。王权则直夸己权，法国路易言“朕即国家”是也。民权最先乃由在下者与政府争税额，于是而有选举权与审议权。权不在全民，而在少数纳高税额之人。然即在少数中，相互间亦不能无争，于是而有法。相传英国某时某地区，仅有一合格选民。逢选举开会，其人登台为主席，宣布开会，又下台为选民，自举名。又作另一选民，举手呼赞成。再登台宣布被选人姓名，又下台举手呼赞成。乃如儿戏。但言民权选举者，乃群传此为嘉话。此见西方法治，亦不能无不合情理处。中国人之法，有律复有例，亦皆能求其变通。

国会开议，则必分党以争。若只分两党，则所争尚可有条理，不致纷呶。唯近代只有英美两邦差能接近，其他诸国多党分立，则争益乱，而议不定，权亦无可见。争议以多少数定胜负，论量不论质，以一票之差定是非。则可谓无是非，而是非只定在此一票，其又何以言治。故所谓民权，实亦一无是非之权。人各有权，则皆是而无非。是与是相争，唯有判以力。力不能见，以一票之差来定多少数，则权又何在，力又何在。故民主政治之实际政权，乃仍多操于政治元首一人之手。倘谓政权以宪法为限，则事变之来，宪法岂能一一预为规定，以资应付。近人谓西方民主政治乃法治。政是一活的，权亦是一活的，法则是一死的。岂能以死的法来规定领导活的政与权。西方民主政治之起，实际乃为防乱，非以求治。故富限制性消极性，实非有积极性前进性。故常由社会来推动政治，而非由政治来领导社会。其崇尚多数，亦可谓有当于政治性之大原则。唯西方之多数，实乃个人主义之多数，非大群之多数。此则大堪研讨之事。

若就中国传统言，政必论道，合理则是，不合理则非。中国君主世袭，然为君亦有君道。举国尊君，亦一道。君无道，即不当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君失道，即为一夫。中国传统论政，重道不重权，亦不重法，其要旨在此。

然齐家治国，其道究不同。大小虽易，相差甚巨。唯其基本则皆在人。其最高理想，则在人各有道，不在人各有权。中国乃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中央统一政府之组织甚庞大，管理极繁复。纵使其君掌大权，亦难统治。故求国之治，必须有道。须求人人同行此道。但性情不同，斯行亦不同，以不同性行之人，而能同行此一道，斯始见其道之大。孟子举伊尹、伯夷、柳下惠为三圣人。伊尹圣之任，乃有志负大群之重任。一官必有一职，百官分职，即各分一任。君亦一职，其次有相，相之职仅次君一位。伊尹在畎亩之中，即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为己志，肯愿担当此大任。其五就桀，五就汤，以及相汤之故事，今不论。太甲为君失君道，伊尹放之桐宫自摄政。及太甲悔过，伊尹又迎太甲重归君位。方其摄政时，乃是代君行道，而非与君争权。且以臣代君，亦无法可据。伊尹之为圣即在此。

其次有周公。天下未定，武王卒，武庚、管叔叛于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兴师东讨，大义灭亲。成王年长，再退居宰辅之职。周公亦如伊尹，亦可谓圣之任者。汉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昌邑王无道，霍光不学无术，或告以伊尹事，乃废昌邑王立宣帝，汉室以安。三国时，刘先主卒于白帝城，临死告其相诸葛亮，少主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可自为之。诸葛亮出师北伐，宫中廷中事，皆嘱咐有人，可谓大权独揽。然其告少主，成都有桑八百枝，薄田二百顷，临死不使长分毫。则其鞠躬尽瘁，非争权，非谋利。亦可谓圣之任者。历代尚多有其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内而宰辅，外而将帅，皆可不受君命。君无能，国亦可治。

伯夷圣之清。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独以武王为非。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孔子称以为古之仁人，孟子推以为圣之清，后世亦同尊伯夷、叔齐之为人。群道大，不能风吹草偃一面倒。孔子谓：“韶尽美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则王位继承，唯尧舜禅让为尽美尽善，汤武革命终仍有憾。光武中兴，其同学严光，独垂钓富春江上。光武访得之，严光卒辞归不受禄。则亦犹伯夷之清矣。宋之范仲淹，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乃亦推崇严光，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则有任不害其有清，乃亦有出仕在朝，直言极谏，如汉武时有汲黯，唐太宗时有魏徵，骨鲠之臣，何朝无之，此实亦伯夷、叔齐之流亚也。

柳下惠圣之和，三仕三已，无喜愠。其仕必尽职，故能三起。其仕亦必直道，故亦三已。不务求进，亦不务求退，故称其和。秦汉大一统以后，如柳下惠之和者，其人则更多。政府当为一国人才荟萃之所，而人之才性各不同，大略分之，当不出此三型。孔子称殷有三仁，微子去之，似伯夷。比干谏而死，似伊尹。箕子为之奴，则似柳下惠。唯伊尹、伯夷易受人注意，柳下惠则易为人忽略。战国秦师东侵，戒勿近柳下惠墓，则柳下惠之深受后世崇敬，乃至声名远播全中国，亦可知。中国文化传统，重在教人如何做一人。或仕或隐，同有其道。为任、为清、为和，才性各不同，而其大道则同。同此人，同此道，乃能合群而为政，此是中国人论政论道一大原则。

孔子圣之时，人性表现有不同，而孔子则为集大成之圣。随时随地而发，乃若兼此三型。变动不居。孔子深许颜渊，乃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又论人性为狂、狷、中行三类。伊尹之任为狂，伯夷之清为狷，唯孔子乃得谓之是中道。柳下惠则仅得谓之和，不得谓之中道。孔子之中道，兼存伊尹、伯夷之两型。而柳下惠之和则于伊尹、伯夷两型外，自成一型。唯孔子乃合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型而为一。其存于中者至广大至精微，故得发而时中。三子之存于中者与孔子异，故其发于外者乃亦不免时有异。

中国人做人，非不重独立。伯夷、伊尹、柳下惠则为独立人格之三型，孔子则为三型以上更高之一型。孔子最恶乡愿，与世浮沈，随俗流转，生斯世，为斯世也善，则无独立人格可言。孔子三十而立，此即已臻于人格之独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则近伯夷。孔子曰：“我非斯人之与而谁与。”是独立又必贵能处群，群居而又不能独立，则为乡愿。即以居家论，为子必独立成为一子，有其独立之人格。大舜、周公皆然。唯为子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孝，为幼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弟。居官为臣，亦有其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忠。伊尹之任即其忠。清与和虽非忠其君，但亦忠其群。忠孝皆人群同居之大道。人之独立，亦必独立在此群，非可独立于此群之外。群而无独，斯不成群。独而无群，又何以成其独。中国人之讲人群大道，主要在此。此即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而乌有所谓人之权。为子者无权以强其父，为臣者无权以强其君。即为父、为君亦然。父无权以强其子之孝，君无权以强其臣之忠。斯必自反，为父则止于慈，为君则止于仁，如是而止。故每一人必有其各自独立之道，斯即人群同居之大道。不仅有任，亦可有清、有和，而孔子则尤能会合此三者而变通运用之，但依然不失孔子之独立人格。若谓人必有权，则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及任、清、和、时四种品格，乃始得为人之权。其权则在能自独立而不与人争，而岂今人之所谓权。

今国人竞尚西化，不言人道，竞言人权。不言治道，竞言政权。于是言政治则必曰君权无上，帝皇专制。则秦汉以下两千年来之中国，除历朝帝王外，乃无一人有独立人格可言。唯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庶或有之。此岂有当于情实。

再言社会，中西亦不同。中国既未成为一资本自由之社会，亦非农奴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自有其特殊之一套。国人求西化则可，亦无权强五千年来之古人全归西化。以往之旧历史，与今国人所向往之新文化，自可不同。今人则谓只是西方人先走了一步，中国人迟走了一步，故中国只如西方之中古时期。一切以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之固有。但如印度，如阿拉伯，亦各有其一套，又岂得尽以西方历史作解释作评判。

今日国人竞尚西化，但又或转言尊孔。孔子固当尊，但孔子乃集任、清、和之大成，而为圣之时，则尊孔亦当尊伊尹、伯夷、柳下惠。又当尊孔子以下能任、能清、能和之历代人物。今日国人竞言独立，竞言人权，则能任、能清、能和，亦各是一种独立人权，岂能一笔抹杀。果能各从其性之所近，学得任、清、和三型中之一型，而各具一独立人格，岂不于政治社会各有益处。岂必尽求西化乃谓学孔子之时乎。

西方人言独立，言人权，凡事必出于争，乃以法防制争。故西方言民权，同时必言法治。但法治乃以防制少数，民权则必崇尚多数。但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具独立人格，皆属少数。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竞选，上述中国此等人恐难当选。在议会中，此等人有提案亦恐难得多数通过。故在西方历史中，求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一类之人物，乃亦难得。孔子言“群而不党”。不结党，则又何从于崇尚多数人权之社会中，获得其出头之机会。唯墨翟主有党，但在中国，墨家至秦代即始衰。清末群尚西化，乃又提及墨家。此又史例之至显然者。今国人亦同尚多数，则中国古人仍唯墨翟一人可宗，孔子、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将全不可提。此又今日极具体一问题，值得吾国人之研讨。

西方主结党，共产主义亦有党。意大利罗马教廷所在，耶教之党最所盛行。故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三十多年，而意大利之政府改组，已过五十次。即在英、法、德、美之邦，亦不能禁止共产信仰之流行，只防其成为多数而止。西方社会昌言人权，乃不得不然。中国则尚少数，孔子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伊尹、伯夷不论，柳下惠之和亦无党，亦少数，而仍见尊。故中国人重尚独立，而不言权，不言党。西方人言独立，又言党。无党则独立而无权，故主张独立，又主张结党，亦大可诧异之一端。唯中国无党而有群。有党则其群不能大。中西双方至少亦互有得失。今日国人一意西化，尚群乎，尚党乎，于此宜当深思。仅知结党，终非善为合群之道。故人道合群为首，结党必居其次，亦至易明白一事理。国人其试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