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一词译自西方，中国向无此义，然最知人权大义，最尊重人权者，则唯中国传统文化为然。并世其他民族难与伦比。

姑举一例为证。中国自黄帝以来，即已明确成立一民族国家。一民族，一国家。一国家，一民族。道一风同，向心凝结。五帝三王以下，土日扩，民日聚，而其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则不变不息，有进无已。秦汉以下，易封建为郡县，而其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则仍然。迄今五千年，并世各民族，各国家，谁与相比。苟非尊尚人权，又曷克臻此。

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不修，即家不齐。家不齐，即国不治。国不治，即天下不平。此四者，层累而上，本末一贯，而以修身为之本。修身由己不由人，此即中国人之人权。一家之人尽能修其身，斯其一家齐。一国之人尽能修其身，斯其一国治。天下之人尽能修其身，则天下自平。无他道矣。

何以修身？大学三纲领即言其道，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者，备于身而自显。明其明德，如孝如弟，如忠如信，则自能亲民。如夫妇相亲，父母子女相亲，又兄弟姐妹相亲，则家自齐。所谓家齐，乃其阖家之人，人人有明德，人各自明其明德而相亲，斯之谓家齐。非有一法律临其上而制之使齐。

人有明德，斯能相感。父慈可感子使孝，子孝亦能感父慈。相亲斯能相感，相感则更能相亲。人之相处，能各以其德相亲相感，斯即人生之至善。人生亦唯求能止于此至善，而更复何求。齐家如是，治国平天下亦如是。人人自能之。而又必待人人之自能之，非可从外从旁有强力以使之然，此即中国人对人权之认识。故中国人权有八字可尽，曰“乐天知命”“安分守己”。

中国人不言人权，而言人道。道本于人心，非由外力，此始是自由，始是平等。权则是一种力，力交力必相争。力与争则绝非中国人之所谓道。中国俗语云，力争上流，此亦指修身言。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乌为不能是。希圣希贤，此即力争上流，而岂与人之相争。

大学八条目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尚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目。物字古义，乃射者所立之位。射有不得，则反求之己，此之谓格物。射不中的，非目的不当，亦非射者之地位不当，乃射艺有不当。家不齐，非家人之不当。国不治，亦非国人之不当。天下不平，亦非天下人之不当。乃齐之、治之、平之者之自身之道有不当。过不在人，而在己。不能以己志不得归罪他人。此尤中国人尊尚人权之大义所在。

故格物斯能致知，必先知有此规矩不能逾越，乃能反而求诸己，求方法上之改进，而一切正当知识遂从而产生。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母而善尽我孝，此之谓人道。吾道所在，即对方人权之所在。岂得背弃父母不加理会，即显出我之人权。换言之，在人有权，我斯有道。既人各有一分不可侵犯之权，则拟必有一套和平广大可安可久之道，以相处而共存。其与高唱人权，相争不已，高下得失，亦不待言而可知。

周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纣之众皆反戈。彼辈亦知纣之为君无道，武王始合君道，叛殷而服周，此亦纣众之人权。自古不闻以纣众之反戈为非者。然伯夷叔齐则以武王不当伐纣，扣马而谏，武王谓其义士而释之。周有天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伯夷先曾以不违父志，让国出亡。其弟叔齐亦不欲凌其兄而居君位，遂亦让国偕行。两人皆以孝弟修身而让国，又岂能同意武王之出兵争天下。然后世皆崇奉周武王，不闻以其革命为非。而孔子称伯夷为古之仁人，孟子尊伯夷为圣人。人生必有群。君者，群也。有群则必有君。故尊君亦爱群一大义。君有一时之善恶，而君臣上下，乃千古之大防。伯夷之存心，亦唯此千古人群之大防。故孔子称伯夷求仁而得仁，与周武王之吊民伐罪同得称为仁。当孔子之时，君道已久不行。孔子虽尊伯夷，而亦未效伯夷之隐遁饿死。孟子称伯夷圣之清，乃圣中一格。孔子为圣之时，则为集圣之大成。而周武王与伯夷与孔子，乃同为中国古代之圣人。要之，自尽其心，自明其明德，自修其身，自行其道，及其至，虽事业有大小，地位有高下，而同得为圣人。由此亦可觇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深旨所在。

中国古人又以经权并称。经，常道。然道虽常而必有变，衡量其是非、利害、得失、大小、轻重而为变者，称为权。故经必有权，而权必合经。变之与常，是一非二。多数人唯当守经守常，唯具大智慧有大见识之少数人，乃能通权达变。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历史经验乃人道守经守常之所本。然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乃孔子之随时代而通权达变处，岂尽人之所知。故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此乃其为学之守经守常阶段。及于五十而知天命，乃其为学之上跻于通变之阶段，又岂人人之所能企。

故孔子又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此乃多数人所当守。又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则少数人始能知，断非多数人事。知识不平等，亦可谓即是人权不平等。然人权终有一平等处，则即修身是也。修身有高下，人各不同，但亦有一平等处，即人人对人当知有所尊有所亲。果使人人知修身，则人之在大群中，亦必各得有尊之亲之者。而治平大道亦尽是矣。

西方言人权，主要乃为多数人言。人人有权，各自平等，各有自由，遇有争端，唯赖法律为解决。然法律不教人有尊，不教人有亲，仅保卫各人之权利，禁人之为非作恶而已。中国人言道，则主在教人知所尊，知所亲。此尊与亲之两种心情，最是人权基本所在。果一付之法律，法律岂能强人孰尊而孰亲。重法而轻道，则人权终不立。

大学一书，在中国成为一部人人必读书，已逾六七百年之久。大学言修身，乃教人在大群中如何做一人。西方注意教育普及，乃正名为国民教育，其意在教人在某一国之政府下如何做一公民。教人在人群中做一人，与教人在某一政府下做一公民，此两者意义价值大不同。在上者既要求民众在其政府下做为一公民，斯在下之民众势必要求对此政府有预闻之权。此一要求，乃成为近代民主政治之理论根据。而政治遂成为多数人之事。大学又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则依中国之道言，多数人欲预闻政治，仍必先自修身。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自己文化传统，乃有权在民而能在政之辨。民众有权要求政府用人选贤与能。政府不贤能，绝不能久安于位，此即民权。然选贤与能，则非多数民众之所能。其事仍当由政府少数贤能者任之。中山先生乃于五权宪法中特设一考试权，不仅被选举人当经考试，即选举人亦当先经考试，此始有符中国传统文化之深义。

抑且在人群中做一人，必当知有尊，知有亲，必当知谦虚，知退让，必当知与人和不与人争之大义。果使稍受中国文化传统修身大教之陶冶，而使其人出头露面，在街头大众前，自夸己长，指摘人短，以博取多数之选票，则必耻此而不为矣。果使西方民主政治结党竞选之风气普遍流行于吾国，则国人向来所受修身大教，主谦主让，主退不主进，主和不主争，群认为人生美德者，势必沦胥以尽。而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虽其德性修养已臻于圣之境地，亦将不得预于竞选之林。即以伊尹之任，亦当随时代潮流而变其风格。至如孔子之时，则不知对今日之民众竞选，将具何意见，抱何态度。要之，当前之所谓民主政治，一切矩范在西方，不在中国。则身为中国人，唯有作东施之效颦，邯郸之学步，亦复何人权之可言。

文化传统本有相异。西方政教分，宗教信仰独尊耶稣上帝，不尚多数。西方政学亦分，学术各部门科学哲学文学等，各有专门，各有权威，亦不尚多数。唯近代民主政治则转而尚多数。每一事之是非从违，即从举手与投票之多少数而定。其言人权，亦指政治言。中国文化传统则政教合，政学亦合。唯学术必在政治之上。未闻不受教，不尚学，无知无识，亦得与闻政事者。不先修身，焉得问政。西方人主分，故于人事中政治亦独立分出为一项。中国人主合，则政治亦只视为人事中一项。政治领袖与社会平民，职位有高下，而其为人大道而仍合一不分。唯当一政治领袖，其权大。所谓权，乃其通时达变之权。故为一庶人，能守经守常即可。为一政治领袖，通时达变，须具大智慧，大见识，大修养，大决断庶可胜任。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能胜任愉快者，实不多。犹赖有政府中其他文武百官，辅之弼之，承之翼之，以共维此大业。但犹治乱相乘，不易见常治久安之局。一部二十五史，言之非不详。而岂帝王专制政权之六字，所能恰当表达之。今吾国人，又奈何不重视吾五千年相传民族国家之民族权与国权。五千年来，凡吾国人所能组织成此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绵延长久而不坏，其所经营，岂能不闻不问，而仅曰：“我有人权，我亦当预闻国事。”乃不惜酿乱以相争。则国人必曰，西方进步，我岂能故步自封，常此守旧而不前。则试问，西方之进步又何在？自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实在退步中。美苏对立，岂即英法之进步。两次大战后，不知惊惕，不加谨慎，大战之再起，又岂即是美苏之进步。今日美国总统以人权二字来呼喝苏联，而苏联人则以整军经武为对美国争国权之唯一上策。苟无国权，又何有人权。人权乎！人权乎！其终将以何辞作解答。窃恐在西方亦未有一定论。我国人追随其后，恐终亦望尘而莫及。

兹当遵依中国文化传统来试释西方所言之人权。窃谓人权当不属于分别之个人，而当存在于和合之群体。人之处群必有其道，必当有所尊，有所亲。人生来自父母，中国人提倡孝道，为子女者必当对其父母知亲知尊。斯则为父母者，必各得其受尊受亲之地位，此可谓天赋之自然人权。人之处群，所当尊亲者，不只父母。推此知有尊知有亲之心情，以修之身，而见于行，斯其人亦必受人之尊亲。此可谓乃经文化陶冶之人文人权。由此道，而使人群成为一相尊相亲之人群，亦为一可尊可亲之人群。国治而天下平，即在是。

西方人重个人主义，乃谓人权分属个人，争富争强，自尊自亲。近代西方国家之帝国主义，乃至其社会之资本主义，胥由此根源来。但耶稣言，富人入天国，如橐驼钻针孔。是耶稣不教争富。又曰，凯撒事凯撒管。上帝不管凯撒事，则凯撒当非可尊可亲。是耶稣不教人争强。唯西方政教分，故在政始言人权，在宗教则不言。人生与罪恶俱来，岂有权争入天国？

中国孔子之教，与耶稣又不同。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凡所闻人之一言一行，入于耳而皆顺。盖孔子至是始知，凡属人，皆有一分天命在其身。故皆可尊，皆可亲。唯当有所教导感化，以使归于正，故能所闻不逆。至七十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心能对人知尊知亲，而能达其极，斯我心自无不是，乃可从其所欲而不逾矩矣。若使对人不知亲不知尊，斯其人即不足尊不足亲。此乃中国文化要旨。唯耶稣则教人对上帝当知尊知亲而已。至今日之言人权者，除其小己个人外，果谁当尊谁当亲？如谓唯当各别自尊其个人之地位，自亲其个人之利益，而人与人之间，既互不相尊，亦互不相亲，则所谓人权亦仅一法律名辞而已。若谓法律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则除上帝外，谁能来制定此法律。故中国人向不重法，而一切最后则归之于天命。天命则犹人生中最高最大之法律。然谁知此天命，则仍贵由少数以达于多数。中国教人，唯教多数亲少数，尊少数。而岂尊多数个人各自之人权。然果使吾国人能对此五千年炎黄以来，历祖历宗，所艰难缔造之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古圣先贤之嘉言懿行，知所尊，知所亲，则道在迩，不烦求之远。中国人权即可由此而得。

今人言人权。权字本义为权衡，舜父顽母嚚弟傲，日以杀舜为事。何以处其家，此须舜之自作权衡。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武王不从。既得天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时其亡而往拜之。孔子是否当答拜，则须孔子之自权。楚聘庄周以为相，允之拒之，则待庄周之自为权。司马迁以死罪下狱，非出五十金赎，则自请宫刑可免，亦待迁之自权。严子陵垂钓富春江上，光武招之，仕乎否乎，亦待子陵之自权。曹操封关羽以汉寿亭侯，留乎去乎，亦待关羽之自权。岳飞出师金仙镇，朝廷以十二金牌召还，父子终死风波亭下。文天祥在蒙古狱中，为正气歌，卒赴刑场。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自卫，应邻邑之呼援，卒以平洪、杨。即如为陈胜、吴广，为黄巢，为李自成、张献忠，为吴三桂，为洪秀全、杨秀清，何亦非其自权，又何一非其自由。以上不过偶举其例。读一部中国史，皇古不论，唐虞以下四千年，即一部人权史，亦即一部自由史，岂不昭彰已显。

中国人分人为狷，为狂，为中行。孔子所最不齿者为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非其人自为权衡之一种自由乎。即如一部西洋史，希腊人亦自权自衡自由为希腊人、罗马人，中古封建社会，近代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诸色人等，亦何一不然。直至晚近世，始有自由之呼号，更进而有人权之主张，此非一可怪之事乎。试一比读中西双方史，始知其深蕴之所在矣。今国人则群以不知自由不知人权为中国古代人耻，不知其较乡愿之可耻又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