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同占重要。而中西人生对安排此两部分，则有重大之不同。

西方社会对此，自始即有其严重之分别性。如古希腊郊野农民，仅供奴役榨取，乃无休闲娱乐可言。罗马军人主政，农民仍供奴役，与希腊无异。中古封建时代，贵族仅封闭在堡垒中，工农皆供奴役，更无休闲娱乐可言。文艺复兴，城市兴起，稍复希腊罗马时代之工商生活，而农人则仍仅操作。现代资本社会，即工商业亦唯少数资本家有休闲娱乐，多数则仍劳动操作。其如何获得少许休闲娱乐生活，则无人计虑及之。故自由平等，实乃社会多数人向少数人争取此休闲娱乐生活之口号而已。

中国社会则不然。远在夏商周封建时代，即有城市。除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师以外，诸侯则君有国，卿有都，大夫有邑。春秋时代，国都邑之可考者远超两百以上，大体为政府百官、宗庙社稷、贵族家庭及农工住宅一集合区，而以政治为中心。农作地在郊外，田中有庐，以便春耕夏耘秋收之操作，冬令则归城居。百工城中授宅，生活有廪饩，其操作等如一艺术活动，仅给公家之需。商人最居少数，亦居城中，仅供上层国际贸易，亦官给廪饩，不为私生活顾虑。农人最劳苦，然井地授耕，亦仅供九一十一之税，生事易足。故中国古代实一宗法社会，乃同一血统之共同生命一集合体。虽分贵族平民，亦团聚如一家，与西方社会大不同。农工商各有盈余，乃择城中旷地，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所无，交易而退，如是则已。非如后世有商业店铺之街道。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各有所劳，亦各有休闲。而劳力者之休闲，则由劳心者为之安排。

诗有豳风，豳非国非都，仅一邑。从其七月之诗细玩其农民生活，勤劳即似一休闲，操作同是一娱乐，融成一体。非于勤劳操作之余，来别寻一休闲娱乐。此实中国人生活一理想境界，远在三千年前之豳农已得之。此下历代有悯农诗。农人生活固可悯，然玩赏其诗，亦一如豳诗所吟唱所描写，其生活非真有可悯。其他郑、卫、齐、晋、秦、陈诸国风诗，民间风俗各不同，然同有休闲娱乐，为此下三千年来国人同所追慕。故得同与二南、豳诗传诵不绝。

当时贵族生活则备详于雅颂诸什。祭祀盟会，朝聘宴享，凡属军国大事，政治要端，莫不行之以礼乐，实即当时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之凝合结晶，此乃中国人生一特性。虽曰礼不下庶人，然如冬猎春渔，贵族平民集体举行，既以表上下之亲和，亦以习武备战。治社会史者，苟于中国古礼细加阐寻，则知中西人生理想之大不同所在矣。

又两军交战，个人之死生，集体之存亡。决于片刻，此乃何等大事。然读左传，晋楚城濮、邲、鄢陵三大役，乃及其他战事所载，在兵刃交战中亦多有礼，参插有许多休闲娱乐成分之种种雅事嘉话，尤见中国人生之特殊性格与其特殊面目，非如西方小说家描述战事凭空想像之所能及。在中国，战斗人生亦几如一种礼乐人生，乃形成为一种极上乘之文学人生，亦即艺术人生。非有文化传统之极深积累，又何克臻此高雅之一境。

中国之为四民社会，远在春秋初年即见有士之一阶层出现。而孔门儒家在春秋晚期最见特出。论语乡党篇，纤屑记载孔子之日常生活，其他十九篇中，亦几于每篇有之。孔子乃中国一大圣人。圣乃指整体全人生言，非指其一特殊面。西方人对人生无此观念。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乃希其全人生。大思想大哲理，终属人生之一方面一部分。凭此即成为西方一哲学家。如康德如卢梭，或严肃或浪漫，均不得奉以为人人之准则。北宋张横渠正蒙，颇似西方一哲学书，同时二程议之，谓其乃苦思力索所得，非由整体全人生之自然体验中来。此一分辨，涵有极深意义。象山、阳明亦犹嫌伊川、晦庵过具学者气味，与亲切之日常人生若有隔，而在理学中别创其理论与风格。明初吴康斋、陈白沙，学奉程朱，亦重日常人生，皆似一诗人隐士。唯康斋严肃，白沙放任。但两人之人生，皆即操作即娱乐。亦休闲亦勤劳。不失自古相传礼乐人生之精诣。凡此皆与西方哲学家不同。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近人拟之于耶稣十字架精神。然耶稣教人灵魂上天堂。墨子则上法天，下法古人中之禹，仅为个人人格力追上乘，自我作牺牲，享受则在他人，与西方宗教信仰大相异。但其唯务勤劳操作，不图休息娱乐，整体全人生，仅趋一边，非礼非乐，终非中道。故庄子非之，谓墨翟人格固为大群所仰慕，然非人情所堪，乌可奉为人生之准则。

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近人又拟之于西方之个人主义。然为个人计，拔一毛乃小损失，利天下亦于己有大报偿，即专论个人功利，亦何乐不为。实则杨朱乃专论私人人格，不作功利打算。此亦中国一种有所不为之狷。若谓墨翟所教为一种礼，则乃一种非乐之礼。若信杨朱之道为一种乐，斯乃一种非礼之乐。孟子谓墨无父、杨无君。中国人为整体全人生着想，则必有家有国，有父有君。既有己，必有人。有爱亦必有敬，斯之为礼乐精神。故中国人对上帝鬼神，有礼亦必有乐。专为个人独居，有乐亦必有礼。此之谓中国之礼乐人生。周公制礼作乐，夏商之际已远有其渊源。

杨、墨之后，庄周、老聃道家继起，亦如杨、墨，不言礼乐。消极无为更近杨朱。但亦能于休闲娱乐中不废勤劳操作，而旁通于儒。孔孟儒家之积极有为，似近墨翟，但特重休闲娱乐，则旁通于道。中国后代人生，则兼采儒道，树立一大中至正之理想。中庸易传成书，当已在秦代，已指示其蕲向。要之，则亦以倡导整体全人生为主，与西方哲学之别于人生外求真理者不同。

次论文学。诗三百后有屈原离骚。屈大夫忠君爱国，投湘自尽，离骚篇中所呈之文学人生，亦即礼乐人生。宋玉、景差慕师为文，勤劳操作，而非其整体全人生之暴露，乃始近于现代国人所称重之文学。仅技术，非生命。汉赋亦欲追踵雅颂，但非但内容不符，而徒骋辞藻。扬子云悔之，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故司马相如实亦宋玉、景差之流。唯如长门赋等尚稍存古意，然以较之汉乐府所收民间作品，则尚非其伦。

最堪上承屈大夫之流风者，晋宋间有诗人陶潜。诵其诗文，可想像其整体全人生。此即一礼，其作品乃一乐。陶潜为人，亦可谓儒道兼融。其心性生命，与其生活作品，亦合一无间。如是始谓中国文学之上乘，亦即中国人生一楷模。陶潜生平，有情志无事业。言其情志，则田园饮酒。言其田园，则鸡鸣犬吠，五柳一松。其作品乃堪与屈子离骚上下媲美，则古今无异辞。屈原为仕宦中人，陶潜则隐逸中人，如诸葛亮，兼此两型，高卧隆中，自比管乐，隐逸中不忘仕宦。及其白帝城受托孤之命，军国大事寄于一身，但仕宦亦一如隐逸。诸葛非文人，其出师表诫子书，亦传诵千古，无愧于屈、陶。既曰鞠躬尽瘁，又言澹泊宁静。食少事烦，而一生如在休闲愉乐中。亦可谓儒道兼融一人物矣。片语只辞，凡此流露，亦皆得成为大文学。“一为文人，斯无足道。”自然流露斯乃真文学，刻意为文则终为一文人。

即如乐毅报燕惠王书，后世奉为战国时代第一篇文章。但乐毅非当时一文人。庄周著书入子部，今人谓之哲学书。司马迁太史公书入史部，今人谓之史学书。而此两书，则同为中国文学之冠冕。汉初贾谊，作过秦论，上治安策，皆属政治文字。虽作鵩鸟赋，但后人终不称之为一文人。然尊之为中国一大文学家，则绝无愧色。故在中国，文人与文学家乃大有差别。中国古代最高文学，皆出自非文人之手。宋玉、司马相如始有意为一文人，然终不得成一高标准之文学家。东汉书始有文苑传，而陶潜在宋书中入隐逸，不入文苑。及唐人修晋书，仍有陶潜，一若不列其人，即为晋书损色。然仍列隐逸，不列入文苑。则中国古人之视文苑人物，其意量轻重，亦由此可想矣。

此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为后人历久崇奉者，如唐代之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北宋之欧阳修、苏轼，南宋之陆游等，莫不以其一生之整体人生写入其文学中，而其作品亦即为作者生平之写照。故其文学之高下得失，乃胥视其作者之生平为人而定。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儒道高下，亦依以定。此皆在人品上。至于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亦尽在其中。此亦中国文学一传统精神所在。故凡属中国之文学家，并不以文为生。换言之，中国人之学，皆属其人之品德，非其职业与行业。此如封建时代之农工商，其行业乃由官授，由公家廪给。其私生活则乃公职，非私业。中国社会中之士，实亦一公职，非私业。李、杜、韩、柳、欧阳、苏、陆，莫不有公职，莫不有其生计安排。其文学写作，则乃其闲暇生活之自由流露，乃其内在品德之表现发展与完成，绝不为其私生活之职业经济打算而有此写作。或讥韩愈受谀墓金，然此乃当时门第积习，此下亦因承不辍。较之今人一意骂祖，又何遽为非。愈亦岂为此而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非明乎此，则决不能知中国社会之特有情况，亦决不能欣赏中国文学之特有性格。中国历代有书画名家，亦岂如西方，有展览会公开出售，乃始有其作品之成就。

中国社会亦有依赖文学为谋生职业者。放翁诗：“斜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千古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故事，也即一种文学生业。其事有似于西方，乃大为近代国人重视。其事虽在南宋，但已远有渊源。最早当始于唐代，而渐盛于金元以下。然元明两代之说部，如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亦多为其一生之休闲娱乐，而非为其身家谋生之一种勤劳操作。此则仍未脱离中国文学之特殊传统。唯不为作者自己生平性行作表白，异于屈原贾谊之所为，然言其写作内容，则仍有传统之递承。

施耐庵避吴王张士诚之召，隐居淮北，其叙水浒诸英雄，既有官逼民反，亦有民逼官反。一面反对朝政之败坏，一面亦不赞同江湖之作乱。大旨仍宣扬其对当身时代一己之意见。而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描绘历史人物，纵其违失本真，有似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仍存有一种文化传统之大意要旨。通俗演化，使普遍民众共得了解，其用心亦在公不在私。如其阐扬关公之为人，道义昭然，五六百年来深入人心。有功社会，此不再述。如其描绘诸葛亮之纶巾羽扇，指挥若定，数百年后之京剧，其神情意态皆从罗贯中之演义来。如其坐街亭城楼上，一童一琴，弹弄泰然。城门洞开，两老头军坐城门外，诙谐作态，而司马懿大军竟不敢进空城一步。此其表现出一种休闲娱乐之人生，真可谓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逢。中国历代正史及各大家诸文集，几许大人物，惊天地，泣鬼神，遭遇著绝大艰难曲折，而竟以孔明城楼上琴韵悠然之心情应付度过，以完成其品德与事业。表出之于小说与戏剧，则人人易知。虽不能符合于文化深处之高度修养与其境界，而小说戏剧亦遂得由此而预于中国文学之林。

中国后代文人，又常分咏渔樵耕读。柳宗元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渔翁之生事艰窘，不见诗中，而其所处境界之敻绝尘寰，则供后世读者想望无穷。其于樵于耕亦每见其如此。其于学者之读，亦何独不然。即如柳州之山水游记，下至欧阳永叔之记醉翁亭，苏东坡之赋游赤壁，穷途潦倒，仕宦颠沛，遭遇人生中之大失意，而文中所表达，又岂非休闲娱乐之一种至高佳景乎。

只身行役，本非乐事。而唐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诗则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江枫渔火，月落乌啼，山寺钟声，后人诵此诗，莫不心往，乃以不能同尝此终夜对愁之苦味为憾事。又如杜牡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于是此清明之时雨，路旁之牧童，杏花村中之酒家，亦常在后人心中。路上断魂，乃亦同所向慕，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既已浑化融成一体，人生之悲欢离合，乃不如常情之所分别。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杀身舍生，尚所不计，勤劳操作，更复何言。岳武穆之赋满江红，文文山之作正气歌，其为大仁极义可无论。即诗人之对愁无眠，行路断魂，论其心情，亦何尝非孔门所唱修心养性之流风余韵。中国诗中乃别有天地，别有人生，此则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耳。

故中国文化有其传统，有其端绪。历史文学皆然，而社会人生亦已尽在其中。近代国人慕尚西化，认为中国乃一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非可与现代欧美工商资本社会相比。于是遂认中国文学与其人物，莫非封建性、贵族性、官僚性，非现代所宜有。于是称中国文学谓死文学，唯后世晚起之白话章回小说，尚稍近西方体裁。而书中之人物生活，则仍为要不得。一如今人之意，不仅中国已往旧文学乃死文学，中国已往旧人生亦不啻是一死人生。此下则需有大炉灶，另加制造，则又谁来任此。

近人尚犹推尊清代曹雪芹之红楼梦，乃有所谓红学兴起。贾宝玉、林黛玉之相恋，若有近似于西方。然本不为中国人生所重，亦非曹雪芹著书用意之所在。诗骚以下，历代诗词歌曲，亦多男女相恋。晚起之通俗文学，演义及戏剧中更多。余曾于论中国之悲喜剧中略抒其意。即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尽以托之狐魅，而极富人情味。中国人生之可贵，正为其人情味之到处洋溢，不择地而出。父子君臣忠孝大节，则尤人情味中之更深更大者。诗三百，首关雎，夫妇一伦又岂男女相恋而止。贾宝玉与林黛玉，亦当从中国文化大体系历史大传统人生大理想文学大宗旨中，加以衡论，于此亦始见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作意之所在。

提倡新文学，先当提倡新人生，西方人生固是一新，但亦只是一异。中西人生如此，文学亦然。西方新文学乃从其旧文学中来，中国此下有新文学，亦当从其固有之旧文学中来。若单论中西双方之文学，则中国之变，实远多于西方，此又不可不知。

元剧赵氏孤儿先传入西方，德国文学家歌德甚加欣赏，谓其时我德人方在树林中投石掷鸟为生。其实赵氏孤儿事起春秋，不在元代。此见双方文化演进深浅之不同。英国莎士比亚略与我明代归有光同时。归氏善写家庭乡间生活，琐情细节，栩栩如生。至今读之，犹如活跃纸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则身世不详，至今在英国仍无定论。故中国文学乃作者之内在人生，而西方文学则作者与作品可以绝不相关。若谓人生乃一勤劳，文学乃一娱乐。在中国则两者一体，在西方则两者各别，亦即就归氏与莎翁两人之生平而可知。此非文学相异，乃文化相异。两人苟易地而生，不知其两人之作品又如何。

同时又有魏良辅，孤居楼上，二十年不下楼。此下两百年间，红毡毯上，亦歌亦舞，莫非魏氏之新腔，即所谓昆曲。甚至满洲入关，此乃民族兴亡一大关键，而社会上魏氏新腔，依然演唱不绝。“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即至近世，昆曲仍尚流传。较之歌德与莎翁，影响深远，当犹过之。今日国人则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诚使善得其神髓，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可另放一异彩。但归氏魏氏，何必轻之鄙之，定要其作品死去。民族自由，岂果如此。

胡适之提倡白话新文学，曾有过河卒子一诗，以自喻其不后退之意。其实象棋卒子不仅过河不后退，未过河前亦不后退。抑且过河后犹得旁行，不如未过河时之只有前进。知象棋者多矣，但屡见称述胡氏此诗，旨在通俗，终未闻有讥及于此者。今日国人批评古人则太严，批评今人又太宽。或以古人已死去，乃可肆吾自由。今人尚活在，则犹得稍有顾忌。如此心情，距文学意境已远，可不再论其新旧之别矣。

近代新文学运动从新文化运动来，亦可谓是一种新人生运动。人生当会通各方面，非文学一项可尽。文学新旧亦不专在文言白话上。胡适之白话文学史，其所举材料，亦远及汉唐以上。其实中国文学至少已有三千年，焉得无新旧之分。离骚楚辞之于诗三百即是一新，两汉辞赋又一新，建安以下又别为一新，此不详论。但新旧非即是高下是非之别。中西相异更然。中西同有新旧，西方非全新全是，中国非全旧全非。文学然，人生亦然。呱呱坠地，随时有新人生加入，乃弥觉旧人生之可贵。否则旧人生要不得，则唯有自杀，再做呱呱。今日国人对我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人生文学，正在努力向自杀一途前进。而此七十年来之新文学新人生，究在走向何处，此真我今日国人所当惊惕作深长思者。

本文主要在讨论人生，亦即讨论社会，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皆所兼及。而勤劳操作休闲娱乐之当融为一体，则犹本文要端所在。幸读者善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