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必有死，乃人生共同一大问题。世界各地人类对此问题具有甚深异见，姑扼要言之。埃及人认人死可复活，遂发明了木乃伊及金字塔。今日犹称其为古代之杰作，群相瞻仰，无可模仿。实则木乃伊终未复活。此则当时聪明绝顶之发明，乃从至愚极蠢之想法来，此亦人类一莫大讽刺。至今人类已不建金字塔，不造木乃伊，然从至愚极蠢之想法中，产出聪明绝顶之发明，其例尚多，则诚大堪警惕。

耶稣上十字架，自言将复活。至今耶教中复活节仍为一大典礼。试问果谁见耶稣之复活？纵使耶稣复活，亦非尽人之死皆得复活。然则此一举世风行之绝大典礼，亦从一至愚极蠢之想法来。人生同有此希望，虽至愚极蠢，仍得流传。可知凡属流传，非尽可信。

至耶教之一般信仰，分人生为两截。一为生前尘世，则属凯撒世界。一为死后天堂，则为上帝与耶稣之世界。故生前则争财争权，求富求贵，唯凯撒之是瞻。死后则求恕求赎，悔罪悔恶，唯耶稣之是依。兼顾并及，斯为耶教民族共由之大道。但耶稣所管与凯撒所管，又何得会通而合一，此诚人类莫大一问题。

释迦既怕死亦畏生，求得不死，莫如无生。于是生老病死遂视为人类四大痛苦。佛教不信灵魂，却认有前世之业，六道轮回，投胎转世，痛苦无竭。唯信佛法，消除业障，成大涅槃，得大解脱，到时则无人类生存。此与耶教之有世界末日大意略同。唯世界末日乃上帝之惩恶，而涅槃境界则人类之自觉醒自修为所致。故其他宗教多尚神，而佛法则尚法尚己，最后则期求其己之绝灭，归于大空，此为佛法在各宗教中一大异之所在。

以上举其大者，其小者不详言。唯中国人对人类死生之想法则与各民族皆不同。中国人先分人生为两方面，一曰身生活，又一曰心生活。身生活属于气质，今称物质生活。心生活谓之德性，今称精神生活。中国人之灵魂观亦与其他各民族异。中国人分魂魄为二。魄属体，故曰体魄。人死骨肉埋于地下，魄亦随之。骨肉腐朽，魄亦随失。魂则不附体而游散，故曰魂气，亦曰神魂。后死者制为木主神位，使死者之魂有所依主，而藏之宗庙，岁时节今，以祭以拜。故古人祭在庙，不在墓。死者之魂，亦与生者之心相通，乃得显其存在。逮及三世五世，死者之魂与生者之心已渐疏远隔绝，则宗庙中之神位亦移去。年代既久，斯神魂亦失其存在。

故中国人所重在生，不在死。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神在祭者之心中，祭乃祭者自尽其心。至于心外是否真有神，是否真能来受享，孔子似所不问。故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葬祭其死，可使生者德性归厚，厚死即所以厚生。不仅死者可以长留生者之心中，抑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者之体即从死者来，是死生身心实相通。即从物质躯体言，六尺之躯，百年之寿，此乃个人之小生命。上自父母，下及子孙，一线相承，大生命犹尚超其躯体小生命而存在。故中国人特重血统家族观念。一阴一阳，一昼一夜，同是一天。一死一生，一存一亡，同是一生命，即同是一人。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则我此小生命中断，父母祖宗之生命传统由我而中止，此为不孝之大。

身生活如此，心生活则犹有大于此者。人群之生，其心相通，不限于家族血统之一线。身之外有家，家之外有邻里乡党，以至于有国有天下。同此人生，心生活皆相通，成一大生命。此一生命则超血统，而成道统。身家国天下皆一统于道，一切有血统之小生命，皆在此道统之大生命中，此道上通于天。天之大德曰生，生从天来，能上通天德，则此生命可以旷天地亘古今而不绝。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乃个人之小生命。父传子，子传孙，一如川流。圣人具大德，则如天之敦化，亦大生命之所赖以永存，其他各民族仅见川流之变动，不觉敦化之常存。或又必分川流与敦化以为二，不知其融合而为一，乃与中国人生观多别。

春秋时代，鲁国叔孙豹先于孔子，而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为中国人对死生问题千古永传之名言。何以谓立德不朽，如舜之孝，至于周公，即不啻舜之复活。迄于后世，孝子辈出，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果使中国民族长在，中国文化不灭，则在中国社会上将永远有孝子出现。就孝子之肉体生命言，固各已消失。但就孝德及孝子之心言，则长留后代生命中不匮不朽，斯舜与周公乃及一切孝子之生命皆不朽。此乃小生命在大生命中之不朽。苟无大生命，则何来有小生命。就个人之小生命言，则皮肤骨肉之身生命必有死，而心情德性之心生命，则可永传无死。此乃中国人观念。

又如尧以天下让舜，舜以天下让禹，让之一德，亦永为中国后代重视。吴太伯三以天下让，周初有吴太伯，即犹尧、舜之复活。伯夷、叔齐之让国，让有大小，而同一让德，是伯夷、叔齐亦即尧、舜吴太伯之复活。孔子论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仁之为德，唯在心生活大生命中始见。重视个体小生命必有争，重视心生活大生命则始有让。亦必重视心生活大生命乃始有孝。孝与让，德相通，皆孔子之所谓仁。仁即人类在大生命中之一种心生活，故朱子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若就个体小生命言，则所爱唯此一身，而此身则必死而无存。西方人既重个体小生命，则必重此身之死，乃有宗教。然宗教爱上帝，非人与人相爱，故其不朽则必在灵魂之上天堂。中西双方观念不同，宜其思想行为之见于实际人生者多不同。

立德之次有立功。生为天之大德，亦即天之大功。耶稣钉死十字架上，耶教徒乃不许人世后有第二耶稣，是则耶稣在人世，仅有立功，未为能立德。人人不得为耶稣，以至世界末日之终必来临，此非上帝于人类以一大惩罚乎？即亚当夏娃，亦膺罪被谪而生。则与中国人观念天之大德曰生之涵义大相反。中国人意见，人类生生不绝，此即天地之大德。中西双方同戴一天，而其异则无可会通。耶稣为上帝独生子，而在中国则天降斯民，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又何说以相通。释迦则主人自凭己力得大涅槃，天亦无如之何。此与中西双方又不同，唯与中国人观念较相近。佛教入中国，有禅宗，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人人现前当下一心之悟，皆得成佛。悟立信谢，悟在己不在佛，只凭己心，斯亦不再须有心外之佛法。

中国言立功，每指大禹之治水。禹父鲧，治水无功，殛死于羽山。禹继父业，终成父志，是即禹之大孝。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子生方呱呱，亦不一视。急公忘私，此见禹之为人之德。试读中国史，凡建功者莫不有德，背德则无功。亦有当其身若无功，而功传后世，亦其德使然。如岳武穆，朱仙镇召回，复国之功未见。文文山军败被俘，保国之功以败，两人皆不保其首领，而功垂万世。故立功皆以立德，专于事上求，则其功必浅，或竟无功。

又次为立言，亦必有德之言。言有德，斯有功。如叔孙豹言三不朽，即有德之言，其为功亦大矣。近日国人率讥中国乃一封建社会，然叔孙豹明言世禄非不朽，此绝非封建社会人观念。倘谓孔子亦封建社会人，但孔子为中国立言不朽之最高榜样，何尝教人常困缚在封建社会中。人生必能超社会，乃能超时代而不朽。今日国人方自负得为工商社会人，得为民主自由时代人，得为全盘西化人，鄙薄孔子。不知身死即朽，而孔子言则犹当垂世。一则囿于社会囿于时代，虽有此生，非有此德。一则上通于天，下通于群，有德方有言。则盈世之鄙薄，又何伤孔子之毫发。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将死，其囿方解，其德或露，故有善言。今日工商自由社会亦临将死之际，容有善言，如鸟哀鸣，则亦天地生人之大德，而人生乃亦终有其可望。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之德生于天，然亦成于其学。学以成己，其悦如何。孔子又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门师生讲学，成己亦以成人，其为乐又如何。然天有不可知，人之生能上达天德，斯亦宜有不可知。就私人小生命言，人不我知，此亦可愠。就人之大生命言，则世代相传，后生可畏，岂知来者之不如今。言垂于世，有私淑艾者。孔子百年后出孟子，私淑艾于孔子。自此以来，两千年私淑艾于孔孟者，又何止千百人，斯皆孔孟之复活长生而不朽。亦有未闻其言而遥符其德者。均在大生命中，其德相符，亦即己之不朽，而又何知不知之辨，故人不知而不愠。

中国后世多以文章为立言，然亦必有德，其言始不朽。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到处可采，山到处可见，然渊明之采菊见山，乃有渊明之心之德之存在表现。诵此十字，而冥然有会，则渊明其人亦恍惚如在诵者之心中。此亦即渊明之不朽。陶渊明后有杜子美，皆以有德之言成其不朽。即如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己独酌，若觉有三人同欢，此亦太白一诗之心情与意境，亦即其心德之流露。诵其诗，想见其人，斯亦即太白之不朽。又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与李太白心情意境又异。一人忽若成三人，斯即不孤寂。举世忽若只一人，其孤寂之感又如何。然在此大生命中，必有会心之人。或前在古人，或后在来者。斯则子昂之不孤寂，乃更在太白一人独酌之上矣。此即子昂之不朽。故凡所不朽，皆在己心，而又何求于后世之不朽，此即其心之至德矣。

中国人重心生活，故其诗人亦多直吐胸臆，道其心事，自古诗三百首以来皆然。故曰：“诗言志。”心牵于事，即不成志。诸葛孔明澹泊明志，其心澹泊，即不牵于事。诗之外有文，战国时有乐毅报燕惠王书，有鲁仲连义不帝秦，皆千古至文，亦皆直道己志，不为事牵，乃卓然见其为人，即卓然见其居心。苟心随事转，心不为主而为奴，所谓心为形役，仅知有身生活，则生老病死四字足以尽之。鲁仲连曰“唯有蹈东海以死”。死者此身，非此心。孔明亦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者亦此身，其心报先帝以驰驱，亦驰驱此身。心则主宰此驰驱，此谓之志。志不俱死，既非苦痛，亦非空幻。中国人生之不朽，即不朽在大生命中，亦即在此方寸间之一心。故诵中国之诗文，而中国之人生亦宛然在目。西方人生与中国异，亦即观其文学而可知。今国人唯求西化，移西方心易己心。见中国古人心，厌恶之唯恐不远。读中国古诗文，谥之曰死文学。若就五千年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谁死谁不死，宜仍当有辨。

唯心生活则仍必寄托于身生活。不论其身之在廊庙，在市井，在田野，在山林，处身有别，而心则可通。此相通处，即心之德。如人身耳目手足五官六脏各有所司，而通于一身。主宰此相通者即心。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行尸走肉，身又何贵。身在家，则求通一家之心。身在国与天下，则求通一国一天下之心。故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则以正心诚意致知为本，此心此意此知，则又必外见于物。大学八纲领首格物。不论在农村社会封建社会工商自由社会，物各不同，必当随物而格。此格字，即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矩字。即在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姊妹乃至夫妇，此心皆有爱，而所爱有分寸之不同。贵合格，不贵过格与不及格。则大学之格物即孔子之中道。一家然，一国一天下亦然。大生命一气相通，而有理存其间。故朱子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德在心在内，理在物在外。故朱子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心物一，即内外一，天人一。亦即我之大生命所在。

大学三纲领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此心。此心即人类之大生命。故明明德则必亲民。即在犬马，亦非终日蹄啮吞噬之为生。程子曰：“观雏鸡可以知仁。”雏鸡之相处，与其母，亦有相亲相安之状，亦即其心其德，其仁其善。即此亦是大生命中一表现。倘悖德违仁而徒务外在之功言，则为祸为害之烈，乃别有其不朽。故中国儒家孔孟以来，即少言叔孙之三不朽，即防其德、功、言三者之皆化而外在，失其中心内在之一德。今则人生进步，乃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相争相杀。徒慕其经济之财力，与其武装之强力，而曰唯我个人之自由。此吾国人今日之所心慕。而西方人则尚存一身后天堂可资归宿，否则又何至善之可止。幸吾国人其三思之。

抑中国古人言，凡有生必同有此身此心此德，此心此德皆禀赋之于天。此不专为中国人言，乃同为天下人言。故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先得此心此德之同，乃同为中国之大圣。孔子欲居九夷，或曰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释迦、耶稣亦夷狄之人，其道来中国，中国人同以圣人视之。但孔子之与释迦、耶稣，其果孰为圣人之正乎，于何正之，亦正之于我国人之心之德之同。今日吾国人既不以孔子为正，又不以释迦、耶稣为正，乃一正之于银行中之美钞，武装库之原子弹。而反之于心，终有未安。举世之乱，乃由此起。故中国古人之所言，依然可证验之于当世。今日吾国人之所非未必非，所是未必是，亦唯有曰“明明德以亲民，以止于至善”而已。

人生有死，此乃人类唯一大事，即释迦、耶稣、孔子所欲格之唯一重要之物。但三家对此所知各有不同，然三家之所从格，则同由诚意、正心来。今日世人所知曰美钞，曰原子弹。赖美钞以为生，是曰贪生。遭原子弹而死，则为枉死。于贪生中求免枉死，今日人类生死问题则此一语足以尽之。但今日美钞之主要任务则为制造原子弹。是不啻以贪生为捷径，以枉死为归宿。此诚一种至愚极蠢之想法。而美钞之与原子弹，则终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聪明绝顶之发明。唯与中国人之所谓格物而致知，则有其不同而已。

果如孔子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芸芸众生中，宁不再有释迦耶稣孔子之复生。是则非有世界末日，即为大涅槃，否则为天下太平。此三境界之展开，终为人生必有之三结局。美钞之与原子弹，则皆产生于耶教世界中，是耶稣之人生原始罪恶论，亦信而有征矣。若果世界末日来临，或亦可谓其犹近似于释迦所想望之一大涅槃。唯吾中华子孙则沾溉于孔子之教言以为生者，亦积两千五百年之久，天下太平，终非世界末日。此则当警惕者，亦终以吾中华子孙为尤然矣。

若使孔子而生今日，诵李太白诗，方其月夜独酌，岂不有释迦、耶稣两影可以伴饮。孔子而时代化，是亦可陶然而醉矣。若诵陈子昂诗，则知我者天，亦可怆然而涕下。然而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则吾心之怆然亦从心之所欲而已。其与良夜之独酌复何异哉。是则孔子生今日，亦必诵太白、子昂之诗，是亦终不失为一中国之人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今日吾国人亦多乘桴而浮海，此亦皆可为今日之孔子，其亦终将有契于孔子之所言乎。企予望之，企予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