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似仍陷守旧中。但西方人实亦尊传统。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传统。美国脱离英伦而独立，然英美两国情感，常相和谐。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均派兵参加，主要在英美关系上，民族情感乃其主因。战事平息，美国人对西欧继续作巨额经济援助，实因亲英而兼及其他欧邦。英之对美亦较对他邦为亲。最近美苏争端，英国必站在美国一边，亦其民族情感之一种表现。

不仅英美，即如犹太人，第二次大战后以色列建国，举世犹太人无不奉之为祖国，爱护无微不至。美籍犹太人亦然，美国乃成为以色列一不叛不变之盟友。此亦民族情感特为显著之一例。其他如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亦何独不然。如今两伊战争，伊朗与伊拉克，亦有民族界线之潜存。全世界一切事变，一切纷争，可谓民族情感为其主要一原动力。而民族情感则由大传统来。故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其传统。

民族传统中，有语言传统。西欧语言分裂，拉丁语与希腊语不同。北方蛮族入侵，又因语言之变引起宗教分裂。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译经典，于是乃有德、意、法、英各国语，代替了拉丁语。语言传统，同时即为民族传统。此亦极自然而又无可奈何之事。今日欧洲之不能融和为一国，语言分歧亦其主要之一因。

但民族语言传统，终偏在自然方面。不出数百里之远，数百年之久，而语言必变。西方文字则附随于其语言，而未能独立，故其人文化之范围常有限。唯中国文字则超乎语言之上，而能有其自身之展演，故其人文化之范围特广，绵延特久。中国民族生命，乃能广大悠久，日进无疆。论其传统，乃与西方特异。近人乃误谓中国人重传统，不知西方亦重传统，唯其为自然所限，乃若与中国有异。

中国人又特重雅俗之分。语言有地方性，称方言，即是俗。文字则全国性，不为时地所限，乃谓雅。西方人好言变，时地异则必变。中国人好言常，超于时地，乃见其常。非不有变，而变即在常之内。故知常即知变。但徒知变，则不定能知常。变而无常，今日不知明日，此方不知他方，则人道狭而不宏，暂而不久，如何能安能大。如中国人言明日，不言他日，他日乃今日之所未知未明，故贵能有明日，即其证。中国人又连言通常。此方通于彼方，今日通于明日，可通即见其有常。可通有常，皆人生之大道。中国人又言通常日用，日用处均能通常，斯见中国人生观之期于可大而可久。

中国古人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斯又见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深特异处。西方则似乎务求书尽言，言尽意。其他变化继起，则又需重加讨论。故中国人之出之语言著之文字者，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尽者，则待听者读者之自为体悟。其于吾言吾书能赞成同意否，则待其人之自加判定。即师弟子之间亦然。故言教化，闻我教者之自化，如阳光甘露，万物化生。教者一如春风，学者乃如桃李。春风之化桃李，乃由桃李之自化。“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待学者之自习，时习之而内心自悦，非教者强之悦。今问学者何以能自悦，则孔子言所不尽，以待学者之自证自知。

西方人则必言尽己意，务求他人之必信。乃若言者为上智，听者为下愚。果使闻所言而不尽信，则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在言者方面，一若真理言之已尽，无可疑，无可辨。听者不信，则唯有自造一番语言，自创一番真理。于是哲学思想，乃务于变，务于新，而其传统则非可大可久。在中国则为师者述而不作，仍有待于从学者之续加思索，续加讨论，而遂成一传统。故在西方为个人主义，在中国则为大群主义。如中国人称一家之言，乃子孙相传之家，与西方之专家不同。即此一端已可见。

柏拉图理想国所主张，虽未为后代人接受，而其书中几项重要观念，则迄今两千年来，在西方实永传而无变。一重职业，职业则重商。更重军。曰富曰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乃为西方传统立国两大基本，两大目标。而知识分子之最高寻求则在政治。此三大观念可谓乃西方传统，乃为西方文化一柱石。

故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士，而西方无之。中国之士曰“志于道”，西方则当谓志于政。耶教后起，乃始离于政而传其道。传教徒亦自成一职业。西方有大学，肇始于教会。初兴分四科，神学逻辑为传教，另两科法律医学，律师医生皆成职业。实则此下大学分院分系，各教授仍是一职业。可谓于商与军之外，增出学之一业，如是而已。各业皆隶于政之下。西方政教分，故大学教授亦鲜有志于从政。理乱不问，黜陟不知。职业即人生。而文化传统乃亦各自分别在其职业上。最高政治外，又增宗教，又增科学。而各业之为生，则主要仍赖于商。政治统制，则赖军警权力。西方文化传统，大体言之乃如是。

中国士人不曰志于政，而曰志于道。道非职业，非谋生途径，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故士有进退出处辞受之自由，亦即隐显之自由。士之出仕，不为君，乃为道。士之传道，则为师。而中国社会则师犹尊于君。故师道犹在君道之上，道统犹在政统之上。此为西方观念之所无。老子言君则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此四语二十字，可谓中国人对君位一观念，已尽其大致。而其论治道，亦涵有深义。岂如柏拉图之言哲人王，总揽万务，缕举详陈，连篇累牍，积千万言而竭尽无遗乎。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者不之信，岂言辞之所能为功。中国人能知看重对方地位，不以言辞强人信，不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自述己事，由人体验。又曰：“有朋自远方来。”师生相处如朋，非强之来。故曰：“有来学，无往教。”其不来，与来而不知，则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则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岂强人以必知。故中国人虽重师道，而尤贵不求人知。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语言文字表达己意而止，又岂在求人之必信。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西方人之三段论法则曰：“人必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亦当死。”下两语实已在前一语中，何必增此下两语强人以必信。孔子又曰：“民无信不立。”此语大有深意，但孔子亦仅五字，未加发挥，以待人作深长思。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又焉知来学者之不如我。喋喋以言，反使来者生厌，减其亲敬，又或侮之则奈何。为师教人如此，为政治人更宜然。中国传统政治，在上位者必少言，在下位者始多言，读历朝帝王诏令与历朝名臣奏议可见。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总统竞选，奔走道路，反复多言。当选者未必增人信，落选者转见受人侮。一切政事，又必出于大众之会议。仅以多少数争胜败，亲与敬在所不论，乃与中国传统意旨大相违。

中国人言商，则必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又曰“信义通四海”。信不信在人，义则在己，货真价实斯止矣。广告宣传，迹近欺人，异于信义。为政亦然，能守信义，又何来有革命。今人竞好言革命，而不究革命所由来。此亦可谓竞尚现代化，置传统于不究。无本无始，又何以望于今。

再言宗教信仰。若果真有一上帝，则老子言“下知有之”，亦至高至善矣。中国人之上帝乃如之。耶教之上帝，使人“亲之誉之”。回教之上帝，乃使人“畏之”。回教终不如耶教，亦在此。

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苏格拉底在雅典下狱死，耶稣在罗马上十字架。此两人讲学传道，未有犯法违纪之事，然皆陷于死。故争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传统。在中国则如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乃其自愿，非周武王逼之。而后世犹尊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之上，此为思想自由。

孔子辞鲁司寇，周游列国，虽不见用，备受崇敬。老而归鲁，鲁之君卿仍加敬礼。若使伯夷叔齐如孔子，宜亦受周公成王之敬礼。实则孔子反时政亦如伯夷。两人生于西方，恐其获罪当不亚于苏格拉底与耶稣。

秦始皇焚书案，伏生之徒，皆得归隐。坑士乃坑方士，后世永詈秦始皇为暴君。汉臣亦有劝汉帝让位被诛，然继起言者不已，汉终让位于王莽。可见中国思想自由已成传统。

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后不免继之以失败。逮其失败，即不获再有成功。全部西洋史尽如此。中国人则不尚进取，尚保守。不务成功，戒失败。执中知止，谨小慎微，随遇而安，无所入而不自得。故在先举世之败而乱，不害后起一人之治与成。伯夷叔齐，孔子称之曰“求仁而得仁”，则伯夷叔齐乃成功人物，非失败人物。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孔子之周游求仕，乃孔子之所以成其为孔子。孔子之道，不行于当代，而永传于后世，则孔子亦一成功人物，非失败人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舍生非其失败，成仁取义乃其成功。故全部中国史乃一部成功史。在个人则成圣成贤，在大群则五千年来成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间，举世无与匹，此即其成功之明证。西方人争成功，群意每受裹胁，不得不丧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传统。近代民主革命，共产革命，皆由此传统来。中国则自始即为一自由，但求无过，故言行道不言争自由。

项王被围垓下，单骑至乌江。亭长舣舟待，促速渡。项王曰，我率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见江东父老。闻汉军悬赏得我头，今以赠君。遂自刎。项王年尚壮，江东地大，焉知不能再起。然项王终不胜其愧惭失败之心，以生赠人，得后世广大之同情，此亦一成功，非失败。齐田横逃亡孤岛上，从者五百人。高祖得天下，召之，谓横来非王即侯，不来当派兵围剿。横应召，随二客至洛阳前一驿，告其二客，我与汉王同起兵，同王一国。今汉王得天下，我何面目往见。汉王但欲一见吾面貌，今我自刎，一驿之间，我面貌当不变，可速持往。二客携头往，乃亦自刎。岛上五百人闻之，皆自刎。田横虽亦如项王之失败，而英名百世，则亦一成功人物。吾中华民族如项羽田横具壮烈性格之人物尚多有，而吾中华民族乃竟为一和平柔顺之民族，其中乃存有文化大精义，深值阐发。

故中国人不争成功，而常能于失败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难以缕举。即如关岳，尊为武圣，岂非乃其失败中之大成功。失败在一时一事，成功则在此心此道。而此心此道，则可历万劫而长在，经百败而益彰。其他如诸葛孔明、文天祥等，难列举姓名以详说者尚多。故西方历史尊成功人物，中国历史则多尊失败人物。但人事多变，成功而终归于失败，失败乃常保其成功。一则限于时代化，一则成为大传统。此又双方历史文化一大不同处。

求成功，必务进取。戒失败，常务保守。进取则必牺牲其当前，而企图于将来。将来复将来，牺牲又牺牲，乃永无实际之成功，此之谓功利主义，而实非功利所存。前人稍有成功，后人保之益谨，守之益坚，使此成功永在人间，此之谓道义。故尚进取则必蔑古而尊今，尚保守则每尊古而谦今。尊今蔑古，则后亦自尊而蔑今。谦今尊古，则后亦自谦而尊今。蔑古故求变求新，尊古则守旧守常。一则常弃其所有，一则保其有而不失。故中国人言政治，有开创，有守成。但又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故或禅让，或革命，必有后王之兴起。中国二十五史，自史记开始外此下皆断代史。西方历史则与中国异。即如当前之美国，立国未达二百年，即已一跃而为世界之盟主，全世界事无不闻问。富益求富，强益求强。进取愈进取，骏马千里，不知税驾之所。中国则如一匹驽马，五千年治乱相乘，何啻十驾，而尚有前程，待其缓驾。传统不同，得失互见，若必务求现代化而弃传统于不顾，则驽马已弃，骏马未得，税驾无所，更何进退迟速可论。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即所谓传统。言损益，即其当时之现代化。殷周汤武，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而亦不能无损益。秦汉以下迄今两千年何尝不然。但所因少，则传统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莽，如三国魏晋，如隋，如五代，皆是已。所因多，则传统强，而能常。如两汉，如唐，如宋，如明是已。其间如五胡，如北魏，如辽，如金，如元，如清，皆以异族入主。因于中国者多，则亦能有常。因于中国者少，则无常。今人好言革命，革即有所损当更多于所益。因与革之或当或不当，而得失高下定。又何得有革而无因。

至言学术思想，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亦有所因，亦有其损益。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可谓孔子乃上承周公而亦现代化。孟子又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则亦可谓乃承孔子而现代化。荀子亦然。孟荀之于孔子，其所损益各不同，而高下得失亦以是而判。两汉以下，中国全部儒学史，亦复如此。同因于孔子，同有所损益以求其现代化。故吾中华民族，乃积五千年来之人文而化成。或可谓中国民族文化乃由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开创，而此下则为守成。今则唯求因于西方，尽革故常，凡我所有尽必损，凡求所益则皆我之所本无。其在西方以及全部世界历史中，亦无其例。此乃举世人类自古未有之一番新期图，其成其败，又乌能遽加以论定。

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乃复化为庄周，又瞿瞿然周也。此仅庄周之一梦。今国人百年以来之猛求西化，乃一实，而非梦。我之固有，方将尽化为乌有。蝶乎蝶乎，翩翩而舞，又何得复化为庄周。我不知蝶之将何化，而庄周则已失。悲乎怆矣，庄周庄周，吾则犹望此百年之犹如一梦，则大梦犹可醒。天佑中华，斯文之幸。与我同感者，尚其善祷之。

（二）

人之一生，自婴孩坠地，迄于童年、成年、壮年、中年、老年、耆年，时时刻刻在变。当其在婴孩幼童时期，何能预知其将来中年晚年之所为。逮其届于中晚，回视往年，亦往往如隔世。

余生前清光绪末，在无锡南乡七房桥一小村庄中，是年台湾割让于日本。及余年过七十，乃播迁来台。以今日所居台北士林外双溪，较之八十五年前所诞生之啸傲泾上七房桥，显然是两个世界，漠不相同。然而在此两个世界中，亦显然有一不变者，厥为我之存在。存在于八十五年前之无锡七房桥者，是此我。存在于八十五年后台北外双溪者，仍是此我。我之一生，由幼至老，亦几全变。然我心自知有一未变者，即我其人。

人生在其成年壮年期，可以极多幻想，然此等幻想未必能实现。在其晚年耄年期，前途无多，幻想全消，渐多回忆。所回忆者，乃是我之真实生命。我之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则全在此老年之回忆中。在余八十之年，写为八十忆双亲一文，记念我父我母。我之婴孩期，却不在我记忆之内。以其无可记忆，乃若无所存在。但却能明白记得我父我母。我之生，即从我父我母来。我之婴孩期，若我无生。我之生乃在我父我母之怀抱抚养照顾中，逐渐成长。待我五六岁以下，始渐有记忆。然凡我所记忆者，亦全是我父我母之抚养照顾为主。我之在此家，仅若一远来之客。我父我母与此家，乃我生之主，我仅是一附属品，乃全于此附属中成长。

及我成长为一人，为一我，后又渐变为一家之主。而我父我母，以老以死，生命失其存在，其犹有存在者，则唯在我之记忆中。我又念，父母生命其实仍存在，我即我父母之化身化生。由婴孩化为今日之耄老，亦犹由父母而化为今日之我。在变中有一不变者存在，及今回忆，若有一条线贯串此一切变。而此线则不变。此一不变之线，即是我之生命。此一不变之生命，唯我知之，唯在我之记忆中知之。除却记忆，则已无知。他人之不知，则更无论。

我又在八十四五岁写我之师友杂忆。远自七岁起，我即有师有友。及今八十五岁，回念亦近八十年。我之在此世界中，仍如一客。此世界乃我所寄旅之客店，我今方将离此寄旅而去，但此寄旅则常在，亦常变。我在此常变之寄旅中，所遇多矣，而唯我师我友，则若与我之生有大关系。我之得为今日之我，我父我母外，我师我友影响于我者实大。曾有一友朱怀天，较我年幼，先我而死。怀天之死，我亦仅二十余岁。纪念之余，我忽愕然惊惕，悟若怀天实未死，以其常在我记忆中。而我则实已死，因我之一切当在怀天记忆中，怀天既死，此等记忆亦随而失去。其他人不知我此一切，虽同在此世，然与我此一线之内在生命实无关。我之此一线，当不在此许多人心中，则我岂不虽生犹死。

我之师友杂忆一书中所记诸师诸友，十之九今皆已死去。我之回忆，乃存留其一部分。其实凡我之回忆，即我生命之一部分。我尝告人，我此一分回忆，幸而写在我之八十四五年，记忆早已衰退，所不忘者，正见其与我生命有亲切真实之关系。所忘者，只可证其与我生命关系不亲切不真实，忘之亦可无憾。

我因此想，我之一生，实常在今日国人所提倡之“现代化”一词中。如我某年得某师某友，某年又得某师某友，所变多，此非我生之一种现代化而何。然在我记忆中，亦常若有一条线贯串此多变而存在，此即我之生命传统。必打破传统来求现代化，则我之现代乃在台北之外双溪，而我犹忆我乃从无锡之七房桥来，幸而有此传统常存我记忆中，故我乃觉有此一生命。若仅有现代化，失去此传统，并求尽力打破此传统，只知我在外双溪，不记我从何来，则已失却了此我，即不啻失却了我此一生命。则一切完了，复何意义价值可言。

故知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尽在记忆中，即尽在传统中。唯此一传统则势必现代化，亦不得不现代化。但此一传统只存在于我之以往记忆中，而现代化则属外在未来之遭遇。记忆在我心之内，由我作主。遭遇在我身之外，非我之所能主。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君子不谓之性。”中国古人分人生为两大部分，一内在之性，人身五官四肢各有性。又一则外在之遭遇，是为命，因其非我所能主。身之对物，此外在部分之关系实较大，人生对此部分不当尽追求，亦不能尽负责，推而外之诿之命。孟子又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君子不谓之命。”此一部分中亦有命，如父母不能自主当生何等子女，子女亦不能自主当由何等父母生，此实命之大者。然父慈子孝各有性，性则内在于我，能由我自主，不当诿之命，而己不负责。如舜之父为瞽瞍，既顽而母又嚚。然舜克尽其孝。又尧舜皆不以天下传其子，而传贤，实亦尧舜对子之慈。子既不肖，不能当天下之重任，传之位，亦适以害其子，于子何益，故尧舜不为。此一部分，非心之对身，乃心之对群。中国古人必教人在此上努力，而其本原则各在其一己之心性，亦无人不能由此努力者。近人争言自由，唯此乃人生最大之自由。近人又争言平等，亦唯此乃人生最大之平等。不仅人人自由平等，并亦对内最能独立，对外最能博爱。中国人所重之人生道义，亦尽在此。

近人又怪中国人不能在物质上求进步。其实物质生活之进步，非即人生之进步。如我生八十五年前无锡啸傲泾之七房桥，今居台北士林之外双溪，以两地八十五年来之种种物质状况言，确是大为进步。但我扪心自问，实不敢说我之晚年，心地人品，比我童年亦相随进步。若果人生全视物质生活而定，我何待自己努力进修，只再求移居美国，或居旧金山，或迁纽约，岂不较今即为进步。抑余思之，余亦决不敢谓八十五年前啸傲泾居民尽较八十五年后当前之外双溪居民为落后。以心地言，以人品言，或多转胜于今日。每念我父我母，如在天上，余唯自惭不肖。然以物质生活言，我父我母往年生活，何能与余今日相比。中国古人亦非不求进步，唯主要更在求为人之进步，故必论心地，必论人品。物质人生则在其次。

如言饮食。孟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易牙乃是古代之善烹调者，如使易牙生于今世，其所烹调，仍当为人人所同嗜。今世非无善烹调者，如其生在古代，古代人亦当同嗜其烹调。今日鸡鸭鱼虾果蔬百种，仅求大量生产。就余一人之口味言，终感往日童年啸傲泾所尝较今日外双溪所食反更胜。我母亦擅烹调，一盆一碟，一肴一馔，皆慈母所制。又有种种腌菜腊肉，皆经慈母手制，美味无穷，至今难忘。较之今日进大餐厅，大宴会，人生情调终觉不及往日。今日享有一席宴会，当费八十年前举家一月一年之所费。而宴会方毕，淡然遽忘，大异乎往时童年在家一日之三餐。此种人生，究为进步与否，凡有心人，皆当问之己心再自论定。

目之于色，有同美如子都，女性则如西施。此皆天赋，绝难模仿。要之，今日之美人，未必进步胜过古人。抑尽人亦不妄想嫁夫必如子都，娶妻必如西施。西方人好言恋爱，然又谓结婚乃恋爱之坟墓。又言恋爱非占有，乃奉献。中国人重视婚后生活，犹胜于婚前恋爱。离啸傲泾余家不五华里，有东汉梁鸿孟光隐居古迹。每值清明，四围十里内，谒拜者毕集。梁鸿孟光之故事，乃深入余童年之心中。此后能读西方文学中之恋爱小说及剧本，又看电影，积数十年，乃终不忘梁鸿孟光之为夫妇。即在此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之一节上，亦不得谓今日男女皆已进步，超出古人如梁鸿孟光之上。唯论物质生活，则梁鸿孟光自不能与今人相比。

耳之于声，亦有同听如师旷。音乐歌唱，此在今日尊为艺术。艺术亦在生命中，虽可与年俱进，亦不得谓今人必胜于古人。西方人亦不谓其今日之造诣必胜过三四百年前之维也纳。又西方人对中国烹饪美术两项，皆知爱好。中国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以往传统竞致不满，群肆诟詈，独于烹饪美术两项，亦少批评。唯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独于音乐歌唱方面，少所欣赏。即如平剧，亦中国近两百年来一大创辟，继元剧昆曲后，一新放之奇葩，全国雅俗同所爱好。即以梅兰芳一人论，亦平剧旦角中一大人物。余曾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之第一册，知其初上舞台，即已成名，而虚心好学，努力求进，终其生不懈。剧场布置，上海远胜于北平。但梅兰芳表演，不闻亦以在上海为胜。此见进步主要在人不在物。好剧者，宁在北平听，不乐在上海听。此中意味更难言。中国剧一独特处，正在其排除舞台上一切布置，求能更表现角色之演技唱技来。

程艳秋亲受业于梅兰芳，然程之身裁体段，与其歌喉声带，绝不能一效其师。乃自创新风格，新腔调。寓居北平之好赏平剧者，特为程艳秋创作新剧本，谱为新曲调，乃使梅程各擅胜场。此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其先例。如唐代李杜之于诗，韩柳之于文，亦复各就性近，分立疆界。杜为诗圣，乃指其代表传统之正。李称诗仙，仙非中国人物之正，出奇制胜，自创风格，而不害其传统。韩柳亦然。前之有陶潜之与谢灵运，后之有苏东坡之与黄山谷。其他不缕述。梅兰芳犹杜甫韩愈，程艳秋犹李白柳宗元。中国文化精神最重在人，而人又重在其性。较之西方文化显有不同。如莎士比亚乐府，至今为西方人所崇重，四五百年来，所创剧本更无推在莎翁之上者。是西方人亦认进步在人不在物，与中国同。然西方人推崇莎翁之剧，远胜于舞台上之演员。而中国则舞台演员其受人重视得人欣赏，乃更过于所演剧中之人物。梅兰芳唱生死恨之韩玉娘，程艳秋唱锁麟囊中之薛娘子，演剧者脍炙人口，造剧者转不被尊，此已异矣。至今此两剧仍流传，演唱不绝，然梅兰芳之为梅兰芳，程艳秋之为程艳秋，则千古杰出，使人向往。纵或有人演技能超梅程之上，而梅程之为梅程，则依然无伤，此乃中国文化精神之最特殊处。古今诗文名家，何止千万，然李杜仍为李杜，韩柳仍为韩柳，不闻必先打倒李杜韩柳，乃为能创新格。此即在西方亦然。文学艺术史上，有了新的进步，仍保留旧的未进步者。国人倾慕西化，于中国旧传统中歌唱名角中心爱好，而信念不能树立，则爱心亦日趋淡薄。亦有稍涉藩篱，即昌言改革，唯变唯新，是所膜拜。不知变与新当求之内。梅程几十年舞台生涯，何尝不日变日新。求梅程之进步，亦当在梅程之心地人品上求，始可得其进步之真处深处。文坛上起一李白韩愈，则文风自变自新。庄周言：“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则变与新皆在己，舍己而求，又何变何新。

二十年前有电影明星凌波，以黄梅调唱梁山伯，一时听者如醉如痴，群情拥戴，凌波一如天神。此如游子离乡，老大回家。电影是现代化，而梁祝故事及黄梅调则属旧传统。耳之于声有同听，有不知其善而善者。然此一路之发展，终亦停下，不再继续。又有李小龙，在电影中以演国术获西方人欣赏。李小龙已死，而此一路线，则继涨增高，至今未已。自心不敢有好恶，唯以异邦人他心之好恶为好恶，尚何艺术可言。孟子之所主要提示者，乃在此人心之同然。所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如易牙之烹调，则莫不同嗜。师旷之歌吟，则莫不同听。推而大之，彝伦大道，治平大法，人生日常亦有同然。如伊尹，如伯夷，如柳下惠，己性非不同于人性，贵其能善尽己性，止于至善。又能大而化之，则如孔子。故孟子曰：“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其所追求，不在外，乃在内。尧舜性之，汤武反之。自诚明，自明诚。天人合一，孔子自知天命而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己，而矩在外。方者必同此矩，善者必同此性。中国人之理想人生正在此。

人自婴孩，以至幼童，具此心，未必识此性。从长者以为学，长者亦必有学。教子义方，乃父母之慈。然义方必待学而知。故学烹调必从易牙，学歌唱必从师旷，学为人则师圣贤。方人之自婴孩幼童而至于成年中年老年，何尝不始终在现代化之中。有不欲其化而不可能者。然化则必有一预在之境，此境乃不先知。果仅从俗而化，则达于耄耋，回念婴孩时，年龄已过，时代已易，日变日新，生已非旧。我之为我，不复存在。此诚人生一大悲剧。

西方人信有灵魂，死后上天堂。物质人生之日变日新，至是可一笔勾消。世界有末日，但科学日兴，宗教信仰日淡，人生在世乃唯求在末日前之眼前享受。世界末日虽未至，个人末日则转瞬而临，不容逃避，亦不容存疑。中国人想像不在此。西方乃个人主义，中国则为一宗法社会。百亩之地，五口之家，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百世不绝。于日变日新中有一大传统，即物质人生亦在其内，并无止境。若论精神人生，父慈子孝，千古同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人与人同类，则一人之孝可以传于千万世之人人。大舜已死，大舜之孝尚在斯世，此亦犹舜之灵魂不死。人间世即是一天堂，舜之死后灵魂，岂不犹常在此天堂。故在中国不必有如西方之宗教。中国人言德，德者，足于己无待于外，故曰自得。西方人言得，必求之外面物质界，故重物质人生。中国人言得，则求之一己内在之心性，故重精神人生。故中国乃以心性教，不以灵魂教。灵魂属个人，心性则属群体。个人物质人生重空间，群体精神人生重时间。此乃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大相异处。

今论心与物之关系。大舜若生今世，亦当为其父母供一切物质人生之享受。物质世界日变日新之遭遇，凡以尽我心而已。此物质世界，可以日新日变，此心则一保恒常。果使吾心亦日变日新，我不为我，则此物质世界转将不见其变其新。唯此物质世界由个人主义操纵，则日变日新而有原子弹杀人利器之产生，而犹日求其进步，世界末日终不可免。然又岂得谓人人乃必同具此杀人之心，以与生俱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决不能谓杀人之心人皆有之。科学发明而至原子弹，可谓心之逾矩矣。其实科学发明亦何待原子弹而心始逾矩。

故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理之探讨，一是以人本位主义出发。在人本位之立场下，尤以探讨人心为主要，更尤以探讨人心之所同然为主要。此一人心之同然，由空间言，山之陬，海之涯，凡有生民，则无不同具此心，即同禀此性，唯因所生地区不同，而容或有异，则待教育修养之功。故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则中国人之重视人文道统，尤过于自然血统。诚使夷狄尽进于中国，则为世界之大同。苟其不能骤企于大同，则犹可得小康。一国同，斯为一国之小康。一家同，斯为一家之小康。亦求一人之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亦即为一人之小康。

以时间言，则上下千古，时代屡有变，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仍不变。天如此，地如此，人亦如此。果其此性不变，此心不变，有其同然，有其常然，则先知先觉宜可修身以俟。藏道于身，即亦传其道于世。历之千古而不惑，质之圣人而无疑。此为中国人之一种大乐观，并可随时随地随人而加以证实。即此瞬息间，一心之存，已是把柄在握。一拳石成泰山，一滴水成巨海，当前一颗心，即证宇宙万古人生之大同。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此物此旨矣。其要则在己。故横渠又曰：“昼有为，宵有得，言有教，行有法，瞬有存，息有养。”是在己之肯为之力为之而已。

故中国此一道最平等。人人有此天赋，人人有此能力，上下与天地参，而人与天地平等。人与人之间，又何不平等之有。又是最自由。彼亦人，我亦人，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非己不能，乃己不为，此非最自由而何。又最博爱。跻一世于大同，开万世之太平，爱之博，又何逾于此。又最独立。关键则在当前之一心。故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道问学。”要端则在能尊一己之德性。

天地君亲师五字，在中国两千年前已有。唯其有此道，故人得与天地参。亦唯其有此道，故师得与君亲伍。古人又言，“能为师始能为君”，则师道犹高出于君道。道统犹高出于政统。孔门四科首德行，师道最先亦在德行。不唯孔孟儒家为然，即墨家道家亦无异。庄周内篇人间世之后，继以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有德始为师，能为师始为王。儒家言尧舜，墨家言禹，皆在此人世有德为师始膺此帝王之选。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即人之德性，十室之邑皆有其人，皆从大道来。故自天道以至于人之忠信，皆一统相承。绝非有了忠信即失去了道。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其尊传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此则其主现代化。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道家主小国寡民，绝学无忧。于帝王，则尊尧舜前之黄帝。于宗师，则尊孔子前之老聃。轻视道统，必求挽此世运，以返之上古原始淳朴之境。故不贵有道问学，而唯求尊德性，则亦仍以德行为本。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凡一切学问思辨，莫不为行，即人生实际作准备工夫，亦可知。

其他如诗三百首为文学，书与春秋为史学，先秦百家为子学，亦皆尊师重道。其道则俱为人本位。人道中有师，其含有一种教育意义，则仍无大异。西方古希腊如荷马之文学，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哲学，则同为一种道问学。要之，非尊德性，非与中国之师道相一致。所师在学，不在道。在知识技能，不在德性。唯待耶稣起，乃有一种教育精神。然乃宗教信仰，亦不同于中国之师道。故宗教家乃在君亲师之外别有一格。而西方中古时期以下之教育，则全从宗教来。迄于近世，乃有国民教育，则从君道来。为一国民，异于中国理想之为一人。近世西方大学教育，宗教信仰亦转淡薄，仅求为一学者，亦非教育其为一人。宗教为神本位，科学乃物本位，其他诸科，皆为政治本位或商业本位，皆非人本位，故亦不以德行为本。唯文学艺术则于尊重神与物及政治商业之外，而似稍近于中国人之重德性。唯其德性亦尊重一种特殊的自我表现，不以人心所同然之大群体之德性为本，则仍与中国传统有异。

近代国人群言时代化，实乃西化。但西方亦自有传统，故中国近代言时代化，必反中国自己之传统，而不反西方传统。如言新文学，不反莎士比亚，乃至不反荷马，其他尽如此。然中国人岂能尽变成为西方人。求变于西方，究当变为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在西方，各有其习性传统不同。而时代又不断在变，在其时代变进中有挫折，有阻碍，亦将莫不回顾已往，求之传统。如中古时期后有文艺复兴，现代有复兴宗教之想望。亦如老人衰病，每追念童年生活，此亦人心所同一极自然之现象。倘我中国人，亦能自随其已往之传统德性而为变，则在此时代化中，尚可容有中国传统之存在。中国人所重，在人心之同然。故当婴孩时，则有家庭教育。夫妇父母兄弟三伦，皆以教育其一家人心之同然。及其壮年成丁，出至社会，则有国家教育，君臣朋友两伦，皆教其一国人心之同然。其贤且俊者，则有圣人之教，以教其千古相传人心之同然，而进于世界大同与天下太平。今日则群慕西化，争尚个人主义，夫妇父子尚无同然之心，唯耶稣教上帝一神，乃使为人心所同尊。自然科学所研究之一切有生无生物，如电如磁，如洋老鼠，如小白兔，亦皆有同然之心与性。实验所指示，无可加以反对。而人生一切则除法律规定外，乃尽得自由。中国人已往五千年之文化传统，乃全无一回顾之价值。故使中国而现代化，则只许有现代中国人，乃不许有古代中国人。譬如人当青年期，绝不许其有婴儿期。及至成年期，又绝不许其有青年期。婴儿青年期早已过，乃不许其内心之记忆存在，则人生岂不全成为无中生有。试问西方人生亦果然欤，抑亦非欤？

现代化亦可有种种不同，耶教外尚有回教存在。欧洲人外，尚有阿拉伯人存在。则在现代化中，亦自可有孔子与中国人之存在。近代中国人高呼现代化，当于自己传统有其一番记忆与回溯之心情。然乎？然乎？则又有明日现代化所当企足而待。似当不必一概抹煞。

涓滴之水，可以成溪涧。溪涧汇为江河，江河汇为海洋。海洋所积，亦唯涓滴之水而已。涓滴之水可以解渴，溪涧则可以淹人死，江河溃决为害益大。禹治水使江河仍为江河，溪涧仍为溪涧，涓滴仍为涓滴，而不见水之害，仍存有水之利，人生乃以绵延而无尽。

人持刀杀人，斯为大不仁。然执刀杀人，仅限于近其身旁之人。持一枪，则可以杀远离身旁之人。改用大炮，乃可同时杀多人。人类自发明原子弹，美国人投之日本之广岛与长崎，杀人数十万。使此投弹者，手持一刀入广岛长崎，逢人即杀，尽日夜之力，所杀数千人而止。苟使其人不患神经病，亦无可连续杀此数千人。今唯一举手，投一弹之劳，死人数十万，其人尚缥缈在云中，或已驾飞机返，曾未稍动其心，乌得谓仁与不仁。

科学发明乃自然之理，依中国人语，亦可谓之是天理。然则近代人乃假天理杀人，人何以堪。今日之世，非洪水为灾，亦可谓是机器为灾。人生方赖于机器，而人力则微末之甚，人心则尽用在发明机器上，尽用在假天理以杀人，人又其奈天理何。

使有大禹复生，其又何以治此天理之灾。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今日世界各国尚未全拥有原子弹，一旦世界第三次大战起，势必为原子战争。则不拥原子弹之国家，或反可少受其害。则今日所谓落后之国家，其受祸或亦将落后。此即观于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之往例而可知。大禹治水，亦从未受灾处著手。三过家门，亦即其未受灾处。唯未受灾处乃能救灾处，亦唯未受灾人乃能救灾人，此则决然可知。若竞以灾为福，则无灾可救。今举世所竞称之现代化，不如更其名曰将来之时代化，庶乎更有其意义。仅顾目前，不计将来，斯则其为害必更大。

要之，重物不重人，乃当前人类大弊所在。救弊者亦唯当奉此为最大之原则，外此则无足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