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二字，乃中国文化传统一大要义，亦即中国人生理想一大要义。小戴记礼运篇喜怒哀惧爱恶欲连言，后人乃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七情人人有之，方其未发，浑然一体，未见分别，故谓之中。发而中节，当有内外两义。外面事物上，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各有大小，不失其分，此为对外之中节。所发或喜或怒，乃其一端，尚有未发者，不能因其发而伤其未发，是为对内之中节。父母之丧，哀莫大焉。然不当因其一端伤其全体，故当节。武王一怒而天下安，方其怒之发，亦尚有其喜与哀乐之未发，是对内亦当有其和。此浑然之体禀自天，其因事外发则在人，能一天人合内外，斯为致中和。故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天地万物亦位育于此一体。故人生必有其未发，天地万物亦各有其未发。尤贵已发者与未发者和，而未发则为之大本大源。故必知中乃知和，必得于内乃得于外，必求其全体乃始有部分之相当，此为中国最高人生理想之所在。

孟子论三圣人，柳下惠之和，尔为尔，我为我，袒裼裸裎于吾侧，尔岂能浼我哉。是柳下惠和于外，而内不失其己。孔子圣之时，其出为鲁司寇乃其任，辞位而去乃其清，老而归鲁乃其和。后世师孔子，政治大一统乃多见有和。严光之钓富春江上，林和靖之在孤山，乃其清而和。王荆公两为宰相，老居金陵，乃其任而和，伊尹伯夷之为人后世乃少见。亦可谓耶稣圣之任，释迦圣之清，孔子乃圣之和。中国乃一尚和之民族，而中国人多言中。释迦之清，耶稣之任，但无和，乃亦不得谓之中。是则非存之内之谓中，亦必和于外乃始得谓之中。故中和一体，乃一而二，二而一。无和则不中，无中亦不和。浑然一体，乃始谓之中和。

人生不能有内而无外，亦不能有外而无内，内外合一始是人生之真体。扩而言之，宇宙万物，不论有生无生，莫不皆然。其存于内者谓之中，其发于外者成为和。尽天地包万物，只此中和两字。故中庸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即位于中，而育则育于和。人不知，误分内为己而外为物，物我对立，则既不和亦失中。无中不和，乌得有天地万物。

如外物引生我之怒，怒不在我，亦不在物，乃由物我之相交而发。唯贵发能中节，或小怒或大怒，恰符其分。物去事已，而怒亦随止复归于中。惑者不察，妄以为怒在己，所怒在物，务求己之胜物，则怒不中节，每易逾分。又或迁怒他及，则怒为一妄，非人生之真矣。

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天下治。”又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之为君，为之下者洵当怒。武王怒而诛纣，斯怒而中节不失其和。滥杀则增乱，非求治。如沛公入关秦亡，事可已矣。项王来，又欲在鸿门宴上杀沛公，此则增怒迁怒，怒不已而天下乱。不仅人事如此，即天地大自然亦如此。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飘风骤雨，亦即天地之怒。不终朝不终日乃中节，而得和。

人生有喜怒，亦有哀乐，此皆人情。方其存中未发，则不可分，故不谓之情而谓之性。及其发，始有喜怒哀乐之分，始见情。生死病死，可乐亦可哀。可乐自当乐，可哀亦当哀。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古礼有三年之丧，其哀至矣。然哀而中节，斯即和，亦即一乐。则怒亦即喜，恶亦即爱矣。释迦乃以生老病死为四大痛苦，欲求避去，此为失人情之常。去其情，即去其生。求归涅槃，而无奈其不合于天地万物之真相。

爱与恶亦一中和，有爱则必有恶，有恶则必有爱。合此喜怒哀乐爱恶之六者则为欲。欲即是一向往，一趋势。人性即一欲，人生亦仅是一欲，宇宙万物仍仅是一欲。故七情乃归宿在一欲字上。此一欲字，古人不仅不戒言，抑又郑重言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欲而逾矩正犹情之发而不中节，此乃可戒。情发中节，欲不逾矩，此即人生最高理想之所在。孟子亦曰：“可欲之谓善。”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唯寡欲乃始见可欲。亦非求无欲。后儒鉴于人欲横流，乃转言无欲。其实宇宙万物天地人生只此一欲字，舍却此一欲字，尚复何有。

然则人欲又何所畏。则在其妄分内外，必谓欲在我，所欲在物，乃争于外以足其内。不知物我相交始有欲，达于一中和之境即是道，则欲又何足畏。如男女结为夫妇，父子合成一家，此乃天理，亦即人欲。非欲则无理可见。所贵则在其中和。富贵权力名位功利，此皆近代一世人之所欲，则为中国后儒之所戒。

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德性存于内，未发为中，属于阴。情欲发于外，中节成和，即属阳。无德性即不见情欲，非情欲亦不见德性。亦可谓欲存于内，而情发于外。喜怒哀乐爱恶皆当从外发求和，而欲则其未发之中。又可谓七情皆其未发之中，而立德成性乃其外发之和。要之，一阴一阳始成道，一死一生乃为人。道家之神仙，释氏之涅槃，一求不死，一求无生，斯则皆失之。故生必归于死，今人则求发于外者之常存，而不复归于未发，则诚大误之尤。

今再言人文大道。宇宙大自然乃其未发之中，而人文则其已发之和。亦可谓原始邃古，牺农黄帝，尚是一未发之中。而尧舜三代以下，乃成一已发之和。又可谓尧舜三代，尚是一未发之中，而孔子以下，乃是一已发之和。中国人文演进，绵延贯彻，达于五千年之久，则因其常有一未发之中之存藏，乃亦常有其已发之和之呈现。若从后起道家神仙方士言，则人可有生而无死。从释迦言，则人当无生亦无死。从耶稣言，则人死后灵魂上天堂，又另是一生。儒家言中和，则生是一已发之和，而死当为一未发之中。推此言之，则今乃一已发之和，而古则为其未发之中。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天人古今，一内一外，此即一阴阳和合之大道。

朱子诗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沈。”牺农黄帝以来五千年，古圣先贤之前言往行，其犹传今世者，皆旧学，此皆已发之和。内存之己，则皆未发之中。世态已变，人事非旧，凡所交接而引生者，则皆新知。求其发而中节，则贵能涵养，非旧学之邃密，又何以致新知之深沈。人生非尽于一世，则人之为学又岂限于一己。是则我之未发之中，不仅赋于天，抑且传自古。古之旧，实亦即我之天。此则今之中，亦即古之和。古之已发乃在外，而我之发于内者，则唯求加入此一外。此则外为主内为客，岂不成内外之倒置。内外可以倒置，而天人亦可互易。凡我之所发，而外及于人与物者，我若转为之天，则天人亦成倒置。孔子之为至圣先师，不仅为后人之天。即自牺农黄帝两三千年来之古中国，迄于孔子，而得会通融合，而成一大和，则孔子亦不啻为古中国之天。是则有人始有天，有已发，始有未发。自然之与人文亦相倒置。有此人文，乃始有此自然。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大中至和，乃无可分别，而自成为一体。故我之为我，不仅顶天立地，乃可旋乾转坤。周濂溪之所谓圣希天即此。如此而立大中，致大和，人生而达于此境，则更复何言。此宁不为人之大欲所在。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修亦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能修道立教，斯即人而即天，内而即外，亦即是和而即中。而岂语言文字之所能分别而解释之。反而求之己心，则大学之所谓明明德。故朱子言新知涵养转深沈。岂当前一事一物之知所能当。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司马迁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学者其深体之。

今人慕效西化，分别天人内外，务求由内克外，以人胜天，以今蔑古，以新破旧，以己凌人，则又何可与语此中和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