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循环，一治一乱。人生在宇宙间，其本身即是一大自然，何能自逃于此天运循环之外。自个人言，有生必有死。自大群言，有治必有乱。唯虽有死，仍能生生不息。虽有乱，仍能治道常兴。则人生与宇宙同其悠久，而可日臻于广大与高明。中国文化传统即具此理想，而一部中国史，亦即可为之证。

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迄于周公，已几经治乱。周公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治。但自平王东迁，天下复乱，虽齐桓、晋文迭起称霸，稍挽狂澜，而终不能返之治。孔子起于鲁，讲学明道，以今语说之，谓之思想自由。墨翟杨朱继起，群言纷扰，思想界亦臻于乱。随后有庄周，思加澄清，乃求以人生回归大自然。内篇七篇，首逍遥游，即主摆脱人群束缚，以翱翔于大自然中。次以齐物论，则高置大自然以驾于人文儒墨之上。此下五篇，首养生主，终应帝王，先从个人小己立脚，最后跻于大群天下之治。亦可谓其先犹杨朱之为我，而其终则墨翟之兼爱。庄周之意实已和融杨墨而为一。

其实周公制礼作乐，本从大群政治著想。其先黄帝尧舜以来，亦大体如是。孔子始改从下层在野个人小己为起点，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人群大道先立诸己，出处进退则以随时宜。庄周之意，实无违于孔子。唯偏人文，偏自然，儒道之歧乃在此。要之，此乃中国思想在当时一大转变。先小己，后大群，此一态度，孔子启之，庄子承之。孔子以前，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如傅说、胶鬲、箕子、比干诸人，莫不供其身于大群人生，则不免以上层政治为务。否则为一小民，无以自表现。自有孔子，始于上层政治外，乃可自有一己独立为人之道，以遁世而无闷。中国人文大传统，于是乃开始有一新道，先有己，后有群。其门人弟子赞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自孔子始，乃始有为己之学。伯夷、叔齐、柳下惠，又岂得谓尽是为己之学。至如庄周言许由务光，古代是否确有其人尚待考。介推之逃藏山中，仅为不愿受赏，不得谓之隐居以求其志，与闵子骞之“则我必在汶上”不同。孔子教人隐居以求其志，亦必行义以达其道。人群除政治外，固可别有道。而庄周之道，则终与孔子不同。亦可谓有道家，而从政以外为己之道乃益广。唯儒家之辞受出处进退，较之道家乃益大。

孔子之后有孟子，发挥孔子之道益明益显。其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指从政言，乃指为人言。政乱于上，身修于下，其道仍在，而其群终可以不败。继庄周有老聃，其书又偏言政治，实不如庄周之逍遥。故庄老同言自然，而庄周尤深远。荀子继孟轲而起，若以孔门四科言，则孟子应属德行，而荀卿当列文学。以注重政治言，则荀孟之比亦如老庄。孟子后又有邹衍，意欲会通庄周，以一阴一阳之道来言政，唱为五行家言。则政本于天，不本于群中之己。通于天而略于人，所言较庄老为益疏。而一时其说大行，则学术思想之晦明升沈，诚有难以究诘者。易传中庸最后起，乃能融会儒道而冶之一垆，然非精治孔孟庄老四书，则亦无以掌握其深旨。吕不韦、淮南王又广招宾客，欲荟萃百家，折中一是，而未能达其所志。直待董仲舒起，周孔六经，定于一尊，而其余百家尽遭废弃。自孔子以来，则已历三百年之久。学术定，而政治亦复归于定。一治一乱，至是而循环复始。

大体论之，汉儒之学，其意所重，为政终过于修己。故孔子亦必依周公而尊。晚汉之乱，诸葛亮高卧隆中，自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于乱世中得全性命，此即孔子庄周修己之教。人知如此，则世乱亦可渐归于治。而诸葛终许先主以驰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所修于己者，终以施之于为政。其他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皆以为政害其修己，而世乱乃不可救。王弼、何休、阮籍、嵇康之徒，则为政意淡，而修己之功则近道而远于儒。东晋南渡，大抵承此一途而前。门第荫庇之，大政不能上轨道，而犹知修己，终获偏安。北方门第，亦尚知修己，终得胡汉合作，由乱返治。佛教东来，脱世离群，而一以修己为务，亦于世运有大助。

其时为学，孔子前之诗书五经，孔子后之诸子百家，皆归暗淡，难期昌明。而史学乃特盛。何者？战国诸子意在开新，而魏晋以后则情尚念旧。既知修己，又得门第荫庇，门第安定则在乡。故惓惓于家室，恋恋于州里。大群乱，州里未必全归崩溃。门第亲族犹得维持自保，而一己之性命，则犹可苟全。中国人文传统，至是已积累深厚，则宜其随时随地有生机之萌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今以两晋南北朝时代人之笔墨遗传，言行记载，比之风雨中之鸡鸣，宜亦无愧。

唐代兴，其时学人，修己从政，有分道扬镳之势。政治则复返之两汉与周孔，而修己之学则由庄老以转入释迦，乃有不可复挽之势。更要者，重视修己，已显见高出于重视为政之上。风气已成，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虽一国之政治最高领袖帝王卿相之尊，其于修己之道，乃亦同尊出世之佛教。中国自孔子以下，有君有师，师或更尊于君。而至是则释即是师，师即是释。而中国之儒道两家，则转退在师门之外，此则为当时一大问题。

其时中国僧人，乃不断以中国自己传统儒道两家精义融会入佛说，而叠创新义，迈向于中国佛教之建立。先之以天台宗之空假中一心三观说，又继之以华严宗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说，以及禅宗之明心见性，即身成佛，立地成佛说。如是乃使印度佛法出家逃俗之修己主义，与中国传统大群为政之学，解除其隔阂，而大义可潜通。乃有神会和尚创为大会，为政府募捐筹饷，以助政府之兴军平乱。民间之葬亲送死，亦必召僧侣参预，出世入世，泯归一体。而中国社会之师道，乃不啻全让于寺院，学校则仅为从政入仕一门径一阶梯。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一未之前有之大变。而当时之中国人，则以政治已上轨道，乃于此而忽之。

中唐以下，韩愈起而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作为师说，以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自居。其所谓道，即孔孟儒道。其所谓业，则修己为政，一以贯之之业。其所谓惑，则时人以修己之学为出世之途，而群奉释迦为一惑。自有韩愈，而孟子乃得与孔子同尊。中国后世群言孔孟以代周孔，于是修己之学始更驾于为政之上。唯韩愈在当时，实未见有大效。或欲以师道事柳宗元，宗元以蜀犬吠日之喻辞不敢当。是亦可见当时中国社会之一般情况。

有唐一代，论其政治成就，良堪与汉媲美。至其学术，则经史方面，远不能与汉相比。即较魏晋南北朝，亦有逊色。唯杜佑通典，开后世通史之先河，独步一代，实亦政治方面之贡献。而子部则更见凋零。唯有佛法，一枝独秀。当时人虽亦知为政之重要，而修养出世，终为最高期望之所寄。但精力余剩，对于日常生活，抒情写意，随口吟咏，上接诗三百之十五国风，下承汉乐府之遗声，乃至建安以下之新文学，而唐代之诗文集部，乃冠绝前人，最称旺盛。韩愈则谓：“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以文传道，与先秦子部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宋以后，集部遂成为子部之变相。亦可谓乃子部之支流余裔。由是经史两部，偏向上，与为政之学为近。子集两部偏向下，与修己之学尤切。而韩愈实为古今学术风气转捩一主要人物。

自经唐末五代之乱，有宋兴起，实可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最先佛门信徒，亦知大群政治不上轨道，即私人出世修养亦无法完成。于是在僧寺中提倡韩愈。而一时士人为学，其修己之功，亦较前人倍见深切。如胡瑗、孙复、范希文、石介，其在山寺苦学之情况，后世竞传为嘉话美谈。而欧阳修亦以孤儿崛起，提倡韩愈，蔚成一代风气，更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伟绩。一时群士治学，莫不以修己为本。出仕从政，其政治理想，则轻薄汉唐，而上慕尧舜三代。更值重视者，则帝王尊儒亦远过于汉唐。于是而有庆历熙宁两朝之变法。范仲淹庆历变法遭反对，即乞身引退。王荆公继之以熙宁之新政，勉其君神宗当为尧舜，勿慕汉唐。王荆公亦治韩愈古文学，而益进欲为孟子，可谓当时一理想政治家。宋代之君，其尊贤下士之风亦益进于汉唐。至如荆公伊川之争坐讲，又史无前例。但古今情势不同。战国时诸子皆游士，一得其君信从，即可大行其道。自汉以下，士人几已尽入仕途，既群重修己之学，则出处进退，各先定己志，以不屈为高。王荆公同时即有司马温公。一重经学，一重史学。荆公重经学，尚理想。温公治史学，尚经验，不主张忽汉唐而肆意于前古。一时反抗新政者，多重修己。而奉行新政，则唯朝廷意志是从，转多功利之徒。于是荆公新政不免失败，而温公旧党继起，乃亦无成就。而又有洛蜀朔三党之分裂。在野修己之学，与在朝从政之道，如何得相济相成，得一中道可寻，遂成为中国此下文化演进又一大问题。

继此乃有新儒学兴起。周濂溪著易通书有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志在从政，颜渊学在修己。人之为学，必兼此两者。张横渠西铭则曰：“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又曰：“生吾顺事，没吾宁也。”则人处天地间，亦如其处家。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修己为政之学，犹是一贯相承。唯濂溪论学多本易，横渠则兼本中庸，此两书皆融会儒道。而明道伊川二程兄弟，乃更多本之论孟。南宋朱子，直接二程，著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以四书代五经。自洛闽以下，中国千年来莫不以孔孟代周孔。宋学与汉学异，主要在此。汉儒终为经史之学，而宋儒乃近子部与集部，修己之学更驾于为政之上。后代学术无以逾之。

唯北宋开国，先已有辽。及金兴，而宋南渡。及元起，而宋亡。在政治方面，宋多外患不能与汉唐比。学术方面，则经史子集四部融会宏通，更胜汉唐。群士精力萃于下，尤胜其显于上。蒙古入主，中国社会依然不摇不变。政失于上，而学存于下。不得谓元代中国儒生不知修己，无志行道。明代之学，皆由元而来。汉宋开国皆无学，唯唐与明乃多拥有开国学人，而明则承自元，尤为难得。但亦有缺。唐代以佛门为盛，而明代学人，则群以在野不仕为高。此虽太祖成祖两朝对士人用高压政策有以激成，而此风实远自元儒来，痕迹甚明显。故明亦如唐，虽臻郅治，而根柢不深固。学人好隐在野之风，直待无锡东林讲学，始求转捩。而满洲入关，此风终不可挽。

明末遗老多精究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矢志不仕。影响上及朝政，故清政视元，更多循中国传统旧规。而雍正朝之文字狱，遂又造成乾嘉之儒远避政治，以汉学自标，而与汉儒通经致用之意，则其趣大异。此乃清学之缺。道咸以下，群士奋身再出。而西风东渐，同光之间，求有所变而未得其道。纵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呼声，而其所谓中学，则已破碎不全，沈霾不彰，整理乏人，提倡无力，世风亦由此而大坏。

西学与中学异，正在为政与修己之两端。在西方乃绝无与中国相似之踪影可寻。西方古希腊，海外经商为其人生最要任务。中国人嗤之为市道。市道之交，乃敌非友，损彼利己，乃商场相交之宗旨。非忠信，无得和合为群。故希腊小小一半岛，终不能抟成为国。对内如此，对外愈然。人之无群，则己不待修。最感苦痛者，乃为夫妇一伦。商人重利轻离别，夫妇不能久相聚，他可弗论。故西方文学题材最重恋爱，一若人生真乐趣仅在此恋爱上。但亦如经商，同需向外追求。其知识界亦主向外追求。亦可谓整个西方人生尽在向外追求中。故其文学哲学科学莫非向外追求。与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内修于身者，大不同。罗马继起，转为军力征服，仍属向外。中古时期封建社会转而向内，则唯以堡垒自守，其为无群不相交则一。人生想望，唯在灵魂与天国。及文艺复兴，新城市兴起。现代国家创始，主要亦唯商业与军力之二者。非剥取，即征服，精神仍向外。既无为一己之修，乃无为一群之政。民主政治兴起，结党以争，仍属向外。唯所争在国内不在国外，稍有相异而已。中国人言“君子群而不党”。结党与合群不同。中国人之宗法家族门第乃合群，非结党。又如中国之邻里乡党，乃家与家相群而成。扩大而为天下，普天之下，仍是一群。西方则有社会，社会与社会有别。如马克思所分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有分则必有争。中国人则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之人群观，从天地大自然生。西方之社会观与其党，则出于人为，仍属向外争取。故中国人言群，只言和合。西方人则言组织，或言团结。即如夫妇婚礼，中国先拜天地，西方则必进教堂法堂，求取证明。一由内心，一依外力，是其大不同处。

西方宗教，其教会组织，亦如一政党。罗马教廷，亦俨然如一党之大结合。商业上之大公司大厂家，亦如一党。军队结合可弗论。知识界分门别类，或科学，或哲学，或文学，亦俨如分党，互不相通。唯专门知识终为少数人所有，而党则尚多数。故在西方政治上，亦唯知识界最无力量，仅供利用，不作领导。直至今日犹然。故在今日之西方，尚未见一学人一知识分子出而领导政治。西方人亦深慕中国之考试制度，于是在其实际之政治组织中，乃有专门知识之考试，成为政府中之职业人员。而最高领导，则仍属于党。此乃西方传统大形势所趋，有未可理解者。为政既不以学，亦未闻学以修己。外不尊其群，内不尊其己，唯在人事上向外寻求，曰富曰强，财力权力，外此则似无明显之准则与号召。故西方传统乃终不能摆脱希腊与罗马之两型。

近代国人对于西化一心向慕，所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必将见有卓尔而立欲从末由之叹。西方之特立处，乃在其外无群，内无己。若谓有群，则自希腊迄于今，亦历四千年，而今日欧洲各国林立，仍是希腊都市一变形。大敌当前，仅得一经济同盟而止。其迁移海外，如美利坚，如加拿大，如澳洲，乃及其他各地，亦各分裂，不相统一。则西方人之不能和合为群，易趋分裂，难得和通，岂不昭然。

再则西方人无己。人之相处，必有对方始见有己。即如夫妇，中国人言夫妇有别。阴阳男女，亲而无别，违逆自然，终非久道。西方则夫妇相别胜于相亲，离婚自由，夫妇成为一法律上之结合。但法律力量有限，非可团结大群。故夫妇在西方，尚能偕老。至如子女，则成年即离去。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不抱有亲切感。西方人之怀念往古，只在留存之物质，人则不再有可亲。即如学术，重其著作，更过于其作者，重物不重人。而史学则至近代乃始成立。中国人观念，人生乐处主要在人与人，不在人与物。故人生真乐最亲最近实在家庭夫妇父子兄弟之三伦。三伦立，推以至于大群，乃有君臣朋友两伦。在政治则有君臣，在社会则有朋友。故中国有己乃有群，为政之道则以修己为本。争权争财，绝非人生之大道，又何得以为政。

中国人之所以得维系此群道与己道于不坏者，其主要中心则为师道。在古代，则为孔子，或称孔孟。在后代，则为朱子，或称程朱。而中间之转捩人物，则为韩愈。今则教育亦全趋西方化，有学校，无师道。传授知识，各尚专门。又贵创造。最显者如文学。中国文学，亦重传统。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文必统于道，而道则又必统于古。古今不成群，则又何道之有。故中国之群，不仅有其空间性，尤贵有时间性。修己之道亦然。不仅当为天下一士，尤贵能为千古一士。故曰天地君亲师，亲在家，君在国，而师则在天下。人生乃在天地间。所谓天地间，则古今中外，一以包之。道之意义价值乃在此，群之意义价值同在此，而己之意义价值亦在此。故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以修身为本。

韩愈虽称为一古文家，而其学实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以为学。其学不仅上通于为政，而必立本于修己。亦不仅为唐代一文人，乃贯通于全部中国学术史，而为一承先启后之人物。继之起者，为宋代之欧阳修，亦会通四部之学以为学，亦本于修己以通于为政以为学。宋代可谓乃中国一文艺复兴时代，而欧阳修实有大功。今日则必分别文学于其他各项学问之外，而目为一专门之学，又好今不好古，乃目古文学为死文学，而韩欧乃首在打倒之列，则又何中国学术史可言，又何中国文化史可言。于是今人乃唯知为政有学，而不知修己之有学。乃更不知修己乃为政之本，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则此下中国之前途，诚有难言矣。

除旧易，开新难。“民国”以来七十年，慕效西方民主政治，而政党制度终不能确立，则新政基础亦终不得健全。西方政党施行于小国寡民，犹经数百年之演进，亦唯英国能达成两党制，稍树规模，为其他法意诸国所不逮。美国在新大陆亦能建两党制，然自十三州迄于五十一州，亦历两百年之久。实亦犹英国之有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同为联邦制，合之中仍有分，和之上仍有别。而中国则自秦汉以下为郡县统一，书同文，行同伦，中央政府巍然在上。若谓是帝王专制，则此等专制其中应寓精义，岂不大可为近代所效法。又西方政党，最先为纳税人达于某一税额者拥有选举权而成立。此下乃逐步达于普选。则其政治之重要性，乃在赋税制度上。而中国传统政治，则主要在察举与考试制度之选贤与能上。故西方现代政治主要奠于经济，奠于财。而中国传统政治则主要奠于为臣之德性才学。双方本源不同，精神不同。今日之中国，则废学已有其效，而兴财则未有其途，此为一大难题。

中国传统政治奠于学，而学者必先修己以道，故可进亦可退。其退而在野，则有家可亲，有师可尊，而兼有朋友之交，故五伦中尚得其四，亦可乐以终身。今则此四伦亦皆破坏。士道已亡，唯有经商牟利，或结党从政。而“民国”七十年来之政党，乃胥由知识分子组成之。此又与西方政党之由来有大不同。西方党员多属有财，可以退而在野。中国党员则必进身在朝，有进无退。故虽一党专政，而一党之内仍不相安。如何善学西方，则西方人不我知，终亦无以为教。小国寡民，学于我，改学西方，则如日本。虽有成，而一败涂地，以至今日，究不知其将来之所届。今吾中国果能再获统一，恐亦不当奉之以为学。此诚当前我国人一大惑不解之问题。

中国传统有人品观，人分上中下三品。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最下品，多数如原始人，近禽兽。人自大自然来，实终不能脱离其最原始之自然部分。求食谋生，用武自卫，凡属人类，直至今日亦仍如此。然人生亦自有其演进。自有夫妇，有家庭，有父母兄弟，出门而有朋友，有君臣，人在此群体中生活，乃渐修渐养自下品以达于中品上品，为君子，为贤圣。有少数之中品上品人，人类乃得善成其为群。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起者，庶人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则人文演进，实非由上层政治之领导，乃由少数杰出人领导。中国人之所谓圣贤君子，皆以推尊之于上层政治为领导人，而非由政治领导而产生。故道统尊于治统，而修己先于为政。作之君，作之师，唯当于此求之。

中国人之此一人品观，以西方传统来衡量，则未必尽然。西方人一切进步，主要仍不脱食以谋生武以自卫之两途。虽其在物质条件上已与原始人大不同，然其主要观念，则无大相异。故西方盛行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大群主义大不同。个人与个人必相争，又何能成群以相安。唯赖法律加以制裁。以中国观念言，则君子与贤圣，绝不由法律来。法律乃以防制人，非以领导人。而西方之领导，则学术知识界，宗教科学哲学文学，分门别类，人持一说，互不相通，亦形成一相争之局。既无共通大道，则个人主义永难消失。于是人生之领导权，乃在其多数，尤在其科学发明对付外界事物之各项机器上。乃物质，非生命。乃无机，非有机。乃手段，非目的。乃工具，非本体。西方人除财力权力相争外，不能自创一领导。西方悲剧正在此。

中国人则信己本之信天，重人更过于重物。故西方人主现实人生物质人生之平等，争财争权，人类益臻于不平等。中国人则不看重现实人生之不平等，而主希贤希圣以达于理想人生之平等。故西方历史演进则财权日扩，成为一部唯物史。而中国历史演进则贤圣踵起，乃成一部人文史。此乃中西双方文化大不同处。

今日国人又盛唱复兴中国文化之口号，试问此五千年来之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其道究何在。自孔子以下，孟荀庄老乃及先秦诸子之修己为政之理想，以及董仲舒韩愈汉唐两代孔孟儒学之何以独盛，宋元明清四代之如何继此发扬而光大。而尤要者，如元初南宋遗民黄东发、王伯厚，以及清初明遗民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如何政治崩溃于上，学行潜修于己，使中国传统文化仍得漫衍于社会，而终有其光明之前途。变而不失其常，在野而终显于群之独特造诣之于何而完成。以及中国文化之于现代化，如何获得其融通。此非望于中国自身之学术界，则又于何望之。此恐终非几句空洞口号之所能济事。则终有待于不待文王而兴之豪杰，唯我国人其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