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生命中主要一项目，亦可说时间即是生命。非有时间，生命当于何存在。人自婴孩长大成人，乃至六十，花甲一周，则必称觞祝寿。七十则称古稀之年，八十以至一百，此属人生难达之境。近代医药进步，八十不难，而百年则至今为稀。是生命必有时限。然五口之家，夫妇成偶，堂上父母，膝下子女，当有三代。又兼记忆，为孙一代追忆其祖父母，虽人已亡去，而事尚在心，则家庭生命在每一人之记忆中，普通当在一百五十年以上。如此子孙绵延。如举孔子为例，至今已七十余代，共达两千五百年以上。若再自孔子上推，迄于殷商之先祖契，岂不远逾三四千年。其实赵钱孙李百家姓，均可依此推算。人人如是，整个一民族如是，此之谓大生命。一部二十五史，实际只是此一大生命长时间之回忆而已。

但时间必亲自经历，顷刻有变，瞬息相异。禹惜寸阴，陶侃教人惜分阴，今人称分秒必争，又该惜秒阴。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是倏忽即不存在之小生命。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人皆欲效松柏，不愿为朝菌蟪蛄。但今日又人人言求变求新。从生命言，则变与新之上，该有一不变不新者始得。孔子在川上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是，生命也如是。能在不舍昼夜之逝去中，常见此川流，此须一项大学问。便该连带说到静与动。动是过去，是变。静则不动不过去不变，如此常在。但川流中每滴水，果亦不动不变不过去，岂不成了一条死水。必水滴变，川流不变，人类生命即如此。

首要条件在能单纯。时间是单纯的，须要添进内容，否则一片空洞，便无本体可觅。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非阴阳昼夜春夏秋冬，即无天时可言。非山川田野水陆高低，即无地理可言。人生亦然。婴孩即赖父母养育，成人亦必群居为生。故人和乃始是人生。即一身之内亦必和，其食衣住行亦必与外物和。天人内外相和，乃见为单纯。大生命乃始见单纯，小生命则转而为复杂。但复杂则仍必在单纯中。故人生大道贵能在复杂中求单纯。

生命本质极单纯。如川流，纯为水滴相和。若杂以泥土沙砾，则水流不畅。上游盈科而后进，源泉混混，乃能不舍昼夜而前进。两旁又必有堤岸夹峙，否则四周泛滥，即亦无流。人类生命乃不啻如天地大生命一堤岸。不接于目，即无色。不接于耳，即无声。不接于鼻，即无香。不接于舌，即无味。天地虽大，接于身，乃始有之。故此身乃为天地大生命一和。其单纯有如此。若使不赖于目而接天下之色，此即不见有色而为盲。若使不赖于耳而接天下之声，此即不闻有声而为聋。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欲保其聪明，则必减其在外之声色，务勿淫于视听而后聪明可保。庄子曰：“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惑。”即此旨。

世俗人生往往求多有，求增不求减，而尤以自然科学发达后之近世为然。即如电之发明，有电灯，有电话，有电影，有电视，凡耳目所不及，电皆为之增其功能，使视听远超于耳目为用之上。天赋人以耳目，而科学济之以电。视听日增，聪明日减。色声日多，影响日小。前人以一分视听达十分聪明，今人则以十分视听，而仅保有一分之聪明。前人睹一桃花色，听一流水声，诗意自然生于其心。今人目尽天下色，耳尽天下声，而所谓诗意则渺不得其存在。声色纷乘，雅兴转塞。亦可谓科学日进，诗情日退。诗情乃自然人生之所有，科学则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固宜有此趋势。

不仅如上述，一切人生内涵，日浅日狭，外力强而内心弱。耳目生于天，一切科学机械发明创自人。然耳目之用，于心为亲切。而机械之用，则仅以代耳目，与心隔了一层，不亲不切。耳目之用本于心，故能长此心之聪明。机械之用来自外，则转以窒塞此心之聪明。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机械外物乃一有，心则乃一无。故一切科学发明若于人身为有利，实于人心乃无用。人之生命主要在心不在身。故科学日发明，而心生命则日衰退。今世乃不啻以物世界来代替了人世界，即心世界。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实在孤独处。求生命则必求有一我，我即一孤独之我。浮现在外，在众多处，一与人同，则何有所谓我。而科学机械之用，则必在众多处，不在孤独处。如电影，由一人观之，其影像可与众共观相同。但电影乃是一商品，其摄制则只求众人观，不供一人观，宜其与生命意义有别。换言之，科学实不为生命用，转以用生命。主客易位。此下之世界势将成为一机械世界，不复是一人世界。数百千枚核子武器，即可主宰全世界人类而有余，即其证。

何以谓科学非生命，因生命必有情，而科学则无情。中国以农立国，农民日与大自然大生命相接触，可谓中国古人早已读了一部无字天书。学问全从生命来，孔子言，诵诗三百，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姑以草木言，中国人爱杨柳，自古诗人笔下无不咏柳。杨柳富感性，春光初到，柳最先知。桃李未花，柳条已青。柳又富耐性，秋冬群木凋谢，柳条犹在，故诗人亦多咏衰柳。杨柳依依，唐人栽之灞桥之两旁，左宗棠栽之赴新疆之路上，以其若特赋游子以同情。而夕阳衰柳，尤能耐此寂寞。此感性耐性，乃中国人心所同尚。柳无花，而有絮，亦具特性。中国诗人赋杨柳层出不穷，亦可谓杨柳乃中国人一至亲密友矣。

柳之外有竹。绿竹漪漪，竹之入诗亦历三千年如柳。中国人言，不可居无竹。居不见竹，亦如行不见柳，同为人生一憾事。柳则柔婉多情，而竹则刚直有节。个性不同，故柳则栽之墙外路边，而竹则植之庭前阶下。“能益多师是吾师”，天地群生可为我师我友者，复何限，是在我善择之而已。兰则盛唱于屈原之离骚，菊则盛唱于陶潜之诗，林和靖有梅妻，周濂溪则爱莲，中国人之花卉草木，则莫不深通之于性情。天地一大生命，亦唯此性情而已。性情相通，斯生命相通。中国人对此大生命之认识与体验，则多见之文学中。其实亦可谓是一套人文科学或哲学。

草木外言鸟兽。中国人于家畜中最喜羊，美、善、祥、群、义、养诸字，皆从羊。若言利用，不如犬、马、牛。若言斗争，羊最懦弱。中国古人教牧羊者曰，视其后者而鞭之。则羊性亦自能向前，而牧羊亦当一任羊性之自由。中国人又特喜龙。易乾卦言，潜龙在渊，见龙在地，飞龙在天，则龙乃一三栖动物。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唯龙有之。但龙少见，或仅一想像。唯亢龙有悔，在人群中能见群龙无首，乃为大吉。此又是何等景象。生命第一要求当为存在，其次始有表现与活跃。羊能善存在而不争，龙能表现又活跃，但亢龙有悔，则活跃亦有其限度。西方人信仰有灵魂，乃可不尊存在，仅求表现活跃，乃求为亢龙而不悔。

中国古人又以麟、凤、龟、龙为四灵。麟、凤稀见，龟则泥涂中物，易见常见，而能藏身自保，与物无争，又能寿，故亦为中国人所尊。中国人尊龙，同时又尊龟，此又是何等景象。龟甲用以供占卜，藏之宗庙。庄子辞楚相，曰宁为曳尾涂中之龟，不愿藏甲于宗庙。曳尾涂中，则犹潜龙之勿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人生理想之所贵乃在此。但既曳尾涂中，而仍能藏甲于宗庙。既能藏甲于宗庙，而又愿曳尾于涂中。出处进退，隐现荣辱，一以贯之，此诚中国人文社会一特征。而龟又常见易见。中国人乃奉之为四灵之一，屡见文学歌词中。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国文学中有乌龟，斯亦不啻以乌龟为木铎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别论，兹不详。

中国古代，象亦易见，象亦庞然大物，其性亦和善不争。但象为人用，尚不如羊之无用。佛法东来，始屡言及象，然终不为中国人所尊。佛法亦好言狮，狮噬人，象供人用，两者皆失之，遂皆不为中国人所尊。龟不噬人，亦不供人用，然自保能寿，中国人尊龟过于狮象。近代生物学家好言蜂蚁，谓其能群，但蜂蚁以功利为群，羊则性情之群，而龟则不群。中国人于天地群生间，自有其别择取舍可知。

易乾象龙，坤象马。马效驰驱，亦供人用。然言牛马与言犬马大不同。牛马供人用，犬马则见性情。中国以农立国，牛司稼，岂不为用大。然中国人尊马不尊牛。牛供人用，随人驾使，乃不如马之尤见有性情。马有骏驽之别，骏马一日千里，闻有千里马，不闻有千里牛。牛略同如象，不见个己之别，而犬马则有之。有性情，则有个己之别矣。羊亦若无个己之别，然羊性之能群，则又在牛马之上。朱子言格物穷理，中国人能于有生物中穷格其理，自有一种人文科学之发明。

柏拉图悬榜门外，不通几何学勿进吾门。几何仅一形式，非有生命，亦无性情。严格求之，世间乃无真方真圆，仅有约略相近似之方圆，真方真圆只在天上。中国人则谓规矩方圆之至。方圆属自然，规矩属人文，能善用规矩制器，此即善用自然以与人文，而天人合一矣。仅从方圆求方圆，此之谓不通人情。如言孝弟忠信，乃从人之性情言，各得性情之真，即可为万世之榜样。西方人乃避此不言，谓感情作用即无当于理性之真。此又天人显有分别。

故中国古人于天地万物，不论有生无生，能善观而善为取舍，能比能兴，此乃中国文化之真源。善观是其智，而善为比兴取舍则其仁。仁乃人类一种同情心。自具性情，乃能外择于物，以取其性之所近，而舍其性之所远。中国人好群，故有取于羊。中国人好长保其生命，故有取于龟。两者实相通。不能群，乌能长保其生命。人各不能长保其生命，则其群亦不立。故中国人好群，又好有个性。唯求其个性之不害群而又能杰出于群，则必有大利于其群矣。仅知有群，不知有个性，则亦为中国人所不喜。

周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又曰：“主静立人极。”人极与太极不同。太极自无生有，人极则自有生无。羊虎同群，性不同。羊不杀虎，虎必杀羊。人为五行之秀，万物之灵。使人治其群，则驱虎于深山，善牧其羊。此则羊与虎皆所不能，唯人能之。故太极之下，唯可立人极。天地能兼生羊与虎，但不能使羊与虎必相远勿相近，唯人能之。故曰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如火盛人能喷水以灭火，水盛人能筑为堤防，使水不泛滥。人能尽五行之性，以善其人群，此乃一种人文科学。何以能此，则必全人之性，存而勿失，此曰静。故主静立人极。

人有欲，则动而向外，孟子称之曰“放心”。心放在外，则性亦渐失而不见。故曰“存心养性”。先存其心，而后性有所养。静则心不动而存。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欲与情有别，先养其性与情，则所欲皆一发于正。性情为之本，则所欲亦可一内外。务于外，求其所欲，则内失性情之正，而欲乃无穷，终不能达，亦于外物有害。如是则人生一于动而无静，与天地之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又大相违。中国人称之为天人之争。天指性言，人指欲言。宋儒曰性即理，则性欲之争即理欲之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主得所欲即为理，较宋儒言，可谓大失之。当谓符于理乃为可欲，则始得之。

近代科学家乃谓发明物理可以满足人欲，斯又失之。人欲日滋月长，无可满足。所谓物理，亦本于人之性情而见。以人情见物理，与以人欲见物理，所见之理大不同。如虎遇羊，认为可噬，此乃在虎有欲噬之心，非在羊有可噬之理。而虎之欲噬之心，则本于其性。性不同，斯理亦不同。人性之善，较近于羊。而人性之智，则远过于羊。故人性可以谓之仁，而羊性则终不得目之为仁。盖仁必兼智，智必待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西方人之学，则重智不重仁，又不同。孔子本于性情以为学，西方之自然科学则不仁无情，有失于人之全性。不仁无情而济之以学，则其为害恐将有甚于其为利矣。此诚近代国人好治西学者之所当究。

人性皆然，何以东西方有如是之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西方古希腊以商业为主，商业内不足而求之外，求有得，则益进不已，遂唯见欲而不见性。然亦不得谓西方人性恶，能改其习而返之正，则善性亦自见。但少成若天性，积几千年之传统，一旦改弦更辙，亦自难。唯当就其习以为改，或主先复兴宗教，使与科学持衡得平，为其改革之一途。但如最近耶回之争，则又无奈之何矣。

陆象山言，“人方求增，我唯求减”。西方财富权力，日增无止境。人生正当理想，亦莫如求减。权力减，财富减，庶得与贫弱日增其同情。私欲日减，同情日增，则人性渐复。或疑事减则若闲，不知人生正大有事在。居家则奉老抚幼，此属门内事。出门则爱国家，爱民族，以忠信爱其群，岂不大有事在。事在性情在生命，与在功利在物欲，所事不同。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西方人所有事，重在功利物欲，所患不在忘，在助。揠苗助长，反以丧苗之生。象山主求减，亦在求其勿助长。其门人乃一意静坐，若将忘其必有事，宜为朱子所斥。西方人求助长，印度人则求忘。濂溪主静立人极，静非忘，减亦非求无事。唯事来务助长，则必功利物欲之归矣。

生命寓于时间，时间当下即是，亦转瞬即逝。勿可忘，忘则不觉有时间之存在。但亦不可助长，求其时之住，与其延长，与其速，与其即来，皆不可能。时间刹那即变，但变亦有常。时间永古长在，但亦倏忽即变。如婴孩以至老死，乃有新生继起，此即道家所言之自然。道家转而为长生家言，则又失其真。长生家有铅汞之术，乃引生西方之化学。但铅汞非生命，求以非生命助长其生命，西方一切现代科学皆由此。乃使此下将成为一物世界，而驾于生命之上，生命仅居次位。果使生命得替代，则此下将为一无生命之世界。人之求于物质机构者，其果如此乎？

近人多言科学可减少工作时间。尽得闲暇，自寻快乐，岂非人类文化一大进步。然生命即工作，中国古人言，“小人闲居为不善”。于工作外求闲暇，闲暇中求快乐，人生一切堕落，一切罪恶，皆由此起。一阴一阳之谓道，工作劳动乃生命之阳面，闲暇休息乃生命之阴面，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人当于工作中有闲暇，闲暇中有工作，和合为一体。果分别为二，则无往而不失其生命之正矣。故娱乐工作亦为一体。

中国文学自豳风以至清末，多悯农诗。而农自可乐。工附于农，不附于商，工农皆一生命表现，亦即艺术表现，亦即德性表现。西方商业社会盛行博物院，其中陈列多采自巴比伦、埃及，希腊仅居其次。尤著者乃如埃及之金字塔。凡此皆非人生工作，乃于人生外别创工作。不于工作上表现出生命，乃俯顺屈服牺牲生命以为工作，表现生命中一奴性，亦以显示当时埃及皇帝无上之欲望与权力。以一人之意志，奴役万人之生命，乃有此金字塔之制成。中国最近发掘得秦始皇墓，庶相近似。然始皇墓始终湮没不彰，不为汉后人所知。阿房宫为人所知，则一炬成灰，后世不加惜，反加快。而如四川灌县之水利工程，则修益加修，精益加精，直至于今不废。李冰父子二王庙，亦永受后人祭祀崇拜。即以灌县离堆工程与二王庙之建筑，与埃及金字塔相比，亦可见中西文化相异之一斑。离堆工程，自秦迄今两千年，杀身舍生者又何限，但皆成仁取义而去。故离堆工程遂得为中国名胜古迹之一。

娱乐亦性情，工作者先有乐，乃可得人之同乐。金字塔乃孟子所谓之独乐乐，灌县离堆工程则孟子所谓之众乐乐。金字塔遂使埃及人永失其生命，而灌县离堆工程则使两千年来四川人同得其乐。故离堆工程乃一生命工程，而金字塔则不得称为生命工程。亦可谓近代西方科学之一切进步，多非生命进步。而中国自大禹以至李冰父子，大圣大贤，一切工程一切建设，不仅科学，亦寓有宗教教育之大生命意义在内。凡中国至今尚存之一切传统，一切建设，一切工程，皆如此。此皆中国人所谓之礼乐，乃即生命之崇高表现，而岂专在物质机械上用心者可比。

娱乐中又有绘画与歌唱，此两事原始人类即知即能，然中西双方传递有不同。西方人绘画但求其与外物近似，如画山水，即坐山水前临摹，谓之写真。中国人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提笔作画，乃画我心中之山水，故曰写意。写真即科学，写意乃人文。心领神会，即同是我之生命。故中国人画人物亦曰传神。西方人论女性体段重三围，中国人则曰临去秋波那一转。三围之美具体在彼身，诱生我欲。临去秋波，抽象一动，在彼亦在我，此谓之情。使其无此一转，则三围之美又与我何涉。故三围仅物质之可欲，而一转乃生命之相通。中西双方审美观念之不同又如此。近人又必谓西方重客观乃科学，中国主观非科学。但非主无客，无情不美。中国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实亦一种人文科学。

歌唱，歌者先自乐，而闻者亦同其乐，此乃生命之真乐。歌以求人乐，则歌者先无乐，闻者之乐亦复不真。诗三百，歌者先有其乐。离骚九歌，亦歌者先有其哀。汉乐府亦诗骚之流，每一歌中亦自具一番真情。唐诗人白乐天，咏浔阳江头商人妇之琵琶曲，亦以自鸣其哀怨斯始为贵。若以歌为技，为谋生一职业，斯又何贵。

中国近代京剧，有讽有谏，有劝有惩，功在教谕风化。操此业者，固亦藉以谋生，然毕生情趣，亦寄寓其中，故不为高雅君子所弃。又演剧娱神，民亦同乐。若以演剧为纯商业，观剧为纯娱乐，则中国风俗初不如此。谭鑫培梅兰芳名震一世，但其登台，终非专供人乐。而善唱善演，亦终不如画家之闭门挥毫自得其乐之为高。此皆中国旧观念，莫不有甚深生命意义寓之。

中国又有武功一项，如武当山，如少林寺，道士僧尼，出家闲暇，乃以习武。不为表演，不为比赛，师徒相传，积数百年，乃成绝艺。偶一用之，乃为侠义，无他心。得人崇敬，亦出真诚。清末义和团，亦本侠义心，事败称拳匪。但凭枪炮杀人灭国，恣意所欲，中国人心有不服，乃称八国联军，庄严肃穆，又何词讥之。此则史学文学分道扬镳，各自专门，记载史事不知以文学用心，乃有此弊。至于中国功夫，亦非西方所能。最近忽有人在电影中表演，大获西方人佩服，中国功夫乃成现代一专门名词。但此等功夫纯是一种生命精神之凝聚。若在电影表演，则是西方功夫，绝非中国功夫，此又不当不辨。唯今国人一经西方人称赞，又有重利可得，相习成风，则诚可悲叹矣。

中国人传统心习，看不起机器。但机器胜过功夫，即据义和团一例可见。中国以人为万物之灵，机器则灵过于人。人转为机器操作，得闲暇，别寻快乐，乃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又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所乐，即在其日常工作中。西方人谓文化自闲暇来，中国则文化自勤劳来。文化即人生，人生乃勤劳，非闲暇。

故工作当自性情来，不当自欲望来。性情中亦自有欲望，但不当为欲望而漫失其性情。性情出于天赋，亦即自然，中国人合称之曰性命。天人合一即在此。不知性命，徒求生活，则兽生禽生，生而无灵，何得谓之人生。中国人最所寻求者正在此。寻得到此，则工作闲暇快乐苦痛皆一以贯之，又何分别可言。寻不到此，而唯机器功利之为见，则人生最高境界亦唯一项机器一番功利而止。象山之言减，濂溪之言静，诸葛亮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澹泊斯能减而静。孔子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之所好，亦唯心存淡泊始能明之。中国人之理想人生大率如是，而岂能语于今日之西方功利昌行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