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报上有一个消息，是王光祈先生最近在法国死了，在我心里很为悼惜，因这个人是有其相当的价值的，我觉得他或者是一个在音乐上有成功希望的人。民国八九年时，他在北大是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此会发起人初为三人，后为八人，他仿佛还在三人之列）。这个学会当时曾很包容收罗了一些优秀青年，教授学生都有多人参加，如曾琦、李大钊先生等都是这个学会的分子。后来这个学会因其在思想上初无一定的方向路子，乃随大局的分歧而分化为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等。王先生后来自费去欧洲留学，到现在差不多已十年光景。他最初并不是研究音乐的，其归趋于音乐，乃是后来的事。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都曾出版了几种关于研究音乐的书，但俱非大著。他最近十余年来的生活，大都寝馈于音乐上。我同他虽不熟，但很能了解他。

在国内对音乐有研究有创造的人真是太少；这种东西，必有真的天才才能有深厚的造诣。我对于音乐历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依我理想的社会组织，其中若没有礼乐，必至成为死的东西，所以我盼望有音乐人才的产生，没有音乐人才产生，真是没有办法！我的朋友卫西琴（他自名卫中）先生曾说：“人的感觉如视、听、味、触、嗅等，以触觉为最低等，以听觉为最高等。所谓最高等者，即言其花样最复杂，而与心最近，与智慧相通，影响变化人之人格者亦最快而有力。”确有见地。

我没有经验过一次好的音乐。卫先生本是专门研究音乐的，他在太原时，曾经用中国《诗经》中之几章谱成乐，乐谱不是他独创的，是自《永乐大典》中传出来的。他特别训练了一班学生，用中乐将它表演出来。民国九十年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开会，卫先生遂领着他的学生，演奏《诗经》谱成的乐曲，参加教育会的陈主素先生归来说：“这种乐，真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乐，平生未尝听过，但听过一次，一生也不会忘记。”可惜后来卫先生的学生很难凑合，我未得一聆雅奏。不过，卫先生演奏的西乐，我却听过。他演奏时的精神，颇值得教人赞叹。他用一架大钢琴，奏贝多芬的乐曲，在未演奏前，他有种种安排：先把我们听众安置在没有光或光线微弱的地方，不让人看，意思是要避免光的刺激，然后才能专心静听。其次他拿幔子把自己遮起，不让人看，因为他需要全身脱光，避去衣服的束缚和他种刺激。再次告诉我们说：“在演奏时不得咳嗽，否则我就要很厉害地发怒。”意思是说，他在演奏时便是整个生命的进行，倘遇到阻碍、刺激，自然非发怒不可。最后待他演奏完毕时，竟浑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当演奏时，声调是非常强烈、勇猛，似是最能代表西洋精神的作品。但也许因我是中国人——和平而软缓的心境，对这最能代表西方精神的乐曲，总觉得有些跟不上，不能接头，不能充分地得到一种满足。我深知音乐的价值，无奈我对它用不上心去，而在别人处也不曾得到一个满足。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从我认识的人中，发现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