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是否存在着稳定作用的普遍原则呢?在动物机体中发展起来的保持稳定状态的装置可否用来说明在其他地方所使用或能够使用的方法呢?关于稳定作用的比较研究有无启发意义呢?把其他的组织形式——工业、家庭或社会——当作躯体的组织形式来考察，有无用处呢?
这是一些使人感兴趣的问题。在哲学和社会学的历史中，类似的问题曾使人们多次去考察生理躯体与政治实体 [1] 之间的相似之处。生物工作者如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对这种相似现象很感兴趣!他可能缺乏哲学家的广阔眼界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体系复杂细节的知识。但作为社会的一员，他对此是关心的，而且他可以从生物学观点来考察这种相似现象。难道我们不能用前述章节中考察过的人体稳定装置方面的新见解，为考察社会结构的缺陷及可能采取的对策提供新的见解吗?对任何一个想为社会状态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的人来说，有关躯体稳态的深入了解当然是有价值的。作为对这类建议的一种推动，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这种明显相似的某些特征。
ii
在前文中我曾指出，生活在流水中的单细胞生物直接依赖于其周围环境；它没有控制环境的手段，不得不完全听任环境对它的摆布。只有当细胞发展为细胞群时才具备了发展其内部组织的可能性，才能使自己免受外部环境的变动所带来的有害的干扰。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细胞之发展为细胞群时，它们各自成为有生命的构成单位。和孤立的单细胞一样，复合机体中的每个细胞都有它自己的生命过程。我们在讨论稳态时曾经考察过为这些有生命单位所提供的环境——即内环境。然而我们尚未注意到在这些基本单位(细胞)内部所发生的情况。每个细胞都从它的液体环境中吸收水分、盐类和氧；它摄取食物用于合成或修复自身的组织，或制成特殊分泌所需的新物质，或从中获得整个机体执行其特殊机能所需的能量；最后，它把消耗和分解以及自身活动所留下的残屑这些废物排泄出去。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以精确的调节方式来执行这些复杂的机能，使摄入和排出既不过多也不过少。通过大量而复杂的交换过程，它极其巧妙地保持了自身内部的结构和精确的活动。
在单细胞生物中一切生命的机能——消化、运动、生殖——都由它单独来执行。当发展为细胞群时，就出现了分工现象。许多细胞被分别组成各种结构或器官以执行特定的机能——肌肉用以牵拉，神经用以传导冲动，腺体用以分泌。自然，这些器官并非始终在活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甚至在觉醒状态下，许多肌肉以及支配这些肌肉的神经可能是闲着的。消化器官除非给它工作来做，否则不会不间断地工作。只有呼吸器官和心脏必须持续坚持执行自己的职责；心脏以每分钟70次的中速频率搏动时，实际上24小时内只收缩9小时——也就是每次收缩后的休息间隔在一日之中达15小时之久。甚至在同一个器官的许多组成部分中，其活动也不是连续不断的；在坚持长时间的工作时，肌肉纤维是交替工作的，毛细血管在不需要血液流过时就处于闭合状态；肾小管也是轮换工作的。一般来说，内部器官(内脏)自身所固有的自动运动(automatism)能把自己的工作调节得如此之好，以致很少出现疲劳现象——胃蠕动波以常规速度运行，肠道的捏挤运动(kneading movement)的速度也不会超过本身常规的节律。只有中枢神经系统能够迫使所属器官的活动达到疲劳的程度，从而引起抑制和无效状态——而该系统几乎全部只限于支配骨骼肌。进一步来说，疲劳本身就是对过度活动的一种抑制。现在可以明白，在各个细胞内部以及在器官中所进行的作用过程，都伴随有大量的局部性质的自动调节作用。
iii
最重要事实是，随着大批细胞的集团化及其在特定器官内部的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分工现象，使大多数的个别单位被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以致不能为自身觅食而四处游走。这些被分离出去并专门化了的细胞单位由于远离重要的养料来源，将不得不停止其活动并且很快地就会死去，除非随着这些细胞的发展同时保证这些养料供应的运输系统和分配系统也得到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运输系统和分配系统就是机体的液床——流动迅速的血液和运转较为缓慢的淋巴液。液床的存在使从事专门任务的远处细胞所面临的问题立刻变得简单化了。有了这种供应，这些细胞就不必去关心食物、水和氧的获得，能避免过度的冷热，并能避免排泄物蓄积的危害。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一个能保持液床恒定的专门机构的作用之下才能发生。只要这个恒定性得以保持，不同器官中的各类细胞就能用全部时间从事其专门职能。因此，液床对于有生命个体的更为复杂的机构来说是头等需要。它为这种机构提供了可能性，也对这种机构提供了稳定性。只要液床的恒定性得到稳定的控制，则不仅能使整个机体摆脱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限制，如同我们一再指出过的那样，而且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约措施，可以大大减少把支配装置分散到各个不同器官上去。
我们可以顺便注意一下，负责控制液床恒定性的器官内部的细胞本身也是躯体的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不能在外部所强加的不利条件下工作。通过维持血液和淋巴中的稳定状态，这些细胞既为躯体其他重要器官的细胞的利益而工作，也为它们本身的利益而工作。简言之，这很好地说明了相互依赖的机制；尽管在安全系数上留有充分余地，机体整体的完整性仍离不开个别组成部分的完整性，而反过来，这些组成部分除非作为有机整体的局部而存在，也会变成无能和无用。
iv
在原始状态下，靠狩猎和简陋的农业为生的少数人群，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无异于孤立的单个细胞生活中所通常见到的情况。个体的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广阔环境中到处活动并为自己觅食，但他们仍然依赖于当时所能供养自己的身边环境。他们对这种环境缺乏控制能力，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顺从环境所决定的条件。
只有当人类组织起来成为大的集团，大体上像细胞组成机体那样时，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内部机构来提供相互援助，并通过它使个人的特殊才智与技巧造福于集体。但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日益庞大和复杂，恰如机体随其进化而变得更大和更加复杂化一样，社会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专门工种的分类目录几乎可以多至无限。另外，就像动物机体内部的分工一样，一个复杂社会集团的分工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后果——逐渐导致社会个体成员的相对固定以执行各自专门的工作，而且他们还可以远离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供应来源。例如一个大的城市工厂中熟练的机械工人，他既不耕种粮食，又不制造衣服，也不直接开采燃料，这些事情他只需仰仗其他社会集团的成员。他可以只尽他自己的本分，只要别人也这样做，每个人都在普遍的合作中得到保证。这再次说明了整体及其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广大共同体的利益及其个体成员的利益是互惠互利的，正如在生理机体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政治实体中也是如此。
显然，目前国家在解决生存所需日常秩序恒定的维持或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不断供给方面，都尚未取得足够的成功。正在广泛探索能够减轻经济上巨大的上下波动所造成的不安与穷困的条件。稳定将解除人类大量的疾苦，在我们自己个体的躯体构成中，我们就有解决问题的成功例证，通过供应物资的储存和发放，通过改变连续作用的速度，通过对伤害作用的天然防卫，以及机体机能配备以广阔的安全界限，使正常机体能够保护自己免遭各种动乱之害达数十年之久。我们的躯体通过上万年漫长年代的经历，尽管是由高度易变的物质所构成，仍然能够发展出维护稳定的这一套装置。这里提供了什么启示呢?
v
一开始就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国家本身显示着某种初步的自动稳定作用。在上一章，我曾经提出这样的假设：一个复杂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恒定，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些装置正在或随时准备发生作用以保持这个恒定。我还进一步提到，一个系统所以能保持稳定状态，那是由于任何变动趋势都将使一个或数个对抗这种变动的因素的作用有所加强。许多熟知的事实都证明，这些提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尽管它目前还存在着不稳定的状况。保守主义的显现引发起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而后者又步其后尘回到保守主义。松懈的管理及其后果使改革派掌权，但他们的严格控制不久又激起违抗和摆脱控制的愿望。战争中崇高的热情与牺牲，可继之以道义上的冷漠和任性的放纵。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强烈的倾向都难以持续到绝望的地步；在未达到这种极端之前，就会产生一个纠正的力量来阻止这种倾向，而后者的势力又常会发展到过分的程度，以致他们本身又引起一种反作用。从这些社会震动及其反复现象的本质的研究中可得到很有价值的见解，也能找到更加严格地限制这些动荡的办法。不过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仅仅看到这种动荡得到了粗略的限制，这种限制或许暗示着社会稳态的初步阶段。
作为事物的相似状态，我们可以想起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以及同样在生物个体的发生过程中，保持稳态的生理作用在初期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只是在具备高度进化的其他表现的生物种类中我们才能看到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工作的自动化的稳定作用。我想再次指出：复杂的哺乳类比起相对简单的两栖动物来说，对内环境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因而在出现干扰条件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独立。社会的构成难道也和低等动物的结构一样仍然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吗?看来文明社会有实现稳态的某些需要，但是它似乎还缺少其他方面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它还在遭受严重的、本来可避免的痛苦。
我们姑且作严格的生理学方面的考虑(即衣食住等方面的供应)，那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个体的稳态极大地取决于社会的稳态。为了保持我们的个人健康和生活能力，那就有若干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其中的某些需要是无偿地得到满足的。我们可以随意地、不花费用地得到氧，有时还有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供水只能靠社会措施和公共支付才能得到。但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需要终究是同水和氧一样迫切的，这些需要时时因缺乏社会稳定而得不到满足。这些是对食物和保护(衣着、住房和保暖)以及享受医疗照顾的基本需要。对社会机构中的专业化工人来说，他们因自己的专业化而受到限制和隔离，因而几乎要完全仰赖于社会稳态，这种稳态的破坏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不但他们的躯体需要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证，而且还得加上因失去保障感而遭受到痛苦。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在动物机体内用以保护各部分免遭内部或外部破坏的稳态，是通过受控液床这个装置来保持的。在文明社会里，相当于我们躯体装置所具有的这种特点的机构又是什么呢?
vi
从机能意义上说，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里，最接近于动物机体中的液床的，就是它的分布在一切方面的分配系统——运河、河川、道路和铁路，包括船只、卡车和火车，它们像血液和淋巴那样承担公共运输者的作用；而批发和零售粮商代表着该系统的固定部分。在这巨大和复杂的渠道中，它的主流和侧支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地达到社会的所有角落，商品在其产地被装运到其他地区。这些其他地区也同样是商品产地，这里的商品也同样地被纳入这条渠道中。农村、工厂、矿山和森林的产品就这样地被往返运转。但是只有在商品能换回相等价值的条件下才能从这个渠道中取走商品。当然，通常不进行直接的商品交换，那是极度不方便的办法。为了利于交换，具有通用价值的货币受到采用，或者，可以临时用信贷来代替它。任何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货币或信贷从这个渠道中取出他所需要或想要的任何东西。因此，货币和信贷成为社会液床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为了保证在社会机体中实现与动物机体所达到同等程度的稳定性，我们可以从后者得到如何控制液床以维持其恒定性的启示。首先，这要包括，通过生存必需品的流动的渠道来保证不间断的供应。食物、衣着、住所、取暖手段、伤病时的医疗救护，都自然属于这些必需的项目。稳定性还要包括保证个体劳动得到不间断的报酬——这种劳动会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并被付与足够的工资以保证劳动者能从渠道中获取他和他的眷属所需要的东西。目前我只用了最低调的字眼来描述这种状态。如果要实现社会机体的稳态，至少这些条件是应该得到满足的。鉴于生物界的经验，社会稳定不能靠一个一成不变的、僵硬的社会制度去寻求，而要靠能保证不断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工业和商业的灵活调节作用来取得。
社会机体和动物机体一样，经常遭受扰乱，有的是外界强加的，有的则来自本身的活动。干旱、洪水、地震、火灾和疫病可破坏大量积累的财富——农作物和家畜，住宅和工厂——并使为数众多的男女老幼不但遭到生活上的根本需求的匮乏，并且失去获得它们的手段，既不能直接生产，又不能从公共渠道中索取。一个新机器的发明，由于它能代替千百个工人的劳动并使千百个劳动者失去自己的职业，于是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失去获得收入的机会，而这些收入是他们为了从那条渠道中取得自己需要的物品所必需的。也可能某些商品生产过剩以致堆积在那条渠道中不能流通，或者这些商品的价值下降到只能换取少量其他商品的程度，结果造成其他可交换商品的积压；或者人们对未来的保障感到不安，因而把钱储蓄起来而不从渠道中换取商品，这又使商品积压下来；或者信贷被撤销，这同样造成了日常商品流通过程停滞的后果。商品流通不论以何种方式被阻止或受到妨碍，其结果是一样的。这条公共渠道被阻塞，流通速度变慢，工厂倒闭，工人因而失业，由于失业他们不能赚钱来取得他们的所需。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灾害中，社会组织的个体成员对环境强加给他们的这些不幸不负有责任，就像在一个复杂体系中执行专门任务的、不同程度上固定的细胞单位一样，他们在面临新的情况时没有能力作出迅速的适应，在紧急情况下他们无力改变这个体系使之对全体成员有利。不论哪一种解决办法——新的个体适应或整个制度的改造——都需要时间和深思熟虑的计划。
vii
生物机体的稳定性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提供了什么启示呢?我们在这里必须谨慎，不要一开始就把稳态秩序的原则扩展到庞大而棘手的行政管理领域中。我们假设存在一个范围有限并具有相当自给能力的行政管理区，那我们可以设想生物机体所提供的启示大致如下。
生物机体提示：稳定性是首要的。它比节约更为重要。机体不但要抛掉水和盐类，而且同样要抛掉糖，如果这些物质在液床中过剩的话。这种废弃是不经济的。如糖的补充趋于过低，则机体陷入惊厥状态，而惊厥标志着对抗活动到达了顶点，这种活动促使从肝脏储备中释放额外的糖来恢复血糖的正常水平。剧烈的寒战可以引起额外的热来防止体温下降。所有这些过多耗费能量的极端活动在平时并不发生，因为采用较为缓和的手段就够了；但是一旦有所需要，这些活动就随时发生以保持内环境的平衡。在危急时刻节省比起稳定来只占次要地位，这个论据得到了躯体中存在的安全系数的充分防备的证实。举例说，血量、肺活量、血压及心脏功率的状态不是建立在节约目的之上，而是为了必须去满足异常需要的可能性，这些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则将给躯体的液床带来紊乱。
生物机体还提示，稳态的破坏有其早期征候，这种征候只要注意寻找是能够发现的。这种警告信号在社会机体中还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道，如果有一天人们能发现这些信号并证明它们的真正意义，那将是对社会科学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贡献。在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状态下，全局性的支配作用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商品分配手段及贸易和货币流通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制造、生产方面。我们的躯体装置提示，反映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早期警告信号可能要在反映商业系统变动的敏感指示器中发现，虽然这些波动的原因可以在工业生产中找到。
生物机体还进一步提示，稳定的重要性使得有必要存在一个专门建立起来的由社会本身赋予的控制装置，具有维持其液床即贸易过程的恒定的力量。难道这不暗示着：当预见到社会动乱即将出现时，应当有一种力量把商品生产限制到某种程度，以便使供应更加合理地适应于需求；应当有一种力量来事先储备危急时刻能够拿出所贮存的商品；应当有一种力量来要求积累工资储蓄以备临时失业之用；应当有一种力量来安排临时就业或为新型工种培训熟练工人；应当有一种力量按照对内外干扰因素适应条件的要求来促进或延缓商品生产与分配这二者的例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性的机体中，这种储存或发放物资储备、加速或阻延连续作用的力量并不是由具备适应性智力的大脑皮质来操纵的，而是依靠其低级中枢，后者在接到特定信号通知时以自动方式来发生作用的。
有机体的发展说明，维持内环境恒定的自动装置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实验探索的、犯错和改错的产物。下面这种期望似乎是有道理的，即保证社会稳定的模式(这是可以发展的)将是与前者类似的进化产物。但是人类的智慧，以及已经起作用的稳定作用的成功例证，可以使社会进化相对地加快。
如果躯体细胞受到损伤，或受到病菌的侵犯，液床立刻就采取行动来帮助恢复正常状态。因此，机体内的这种状态表明，要通过社会集体的种种措施来保证其成员的保护和康复会得到良好周到的关怀，以使集体不致因其成员的能力低下或健康不良而遭到削弱。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成人机体内组织细胞的数量是相当固定的，这就相当于人口调节。对于社会移民，我们没有任何与之相当的防备手段。我们同样没有办法来防止人口的无限制的生长，无论这是全球的还是局部地区的。当某些细胞以一种无控制的方式繁殖时，的确能够变成恶性疾患危及整个机体的安全。躯体尚无防卫手段来对抗这种病理过程。因此，看来人体能向社会机体提供的任何智慧都要附加这样的条件：人口要和合理保证的生存手段相适应，而人口的稳定要不被局部的或外来的大量增殖所干扰。
社会和生物机体间存在的明显不同之点是后者发生死亡的必然性。在生存过程中，细胞产生对自己不利的细胞间质，或者这些细胞因意外事件而受到不可恢复的创伤，或者它们因衰老而退化，直到最后它们所构成的重要器官失去作用，而该器官的失效终于导致整个机体活动的终止。死亡是使社会能够除去老的成员以让位于新成员的一种手段，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必去预期自己的终结，因为它们的组成个体在不断地更新。所以一个国家的稳定作用一旦被找到和确立，可以指望这些作用会持续地进行下去，其长久性将和接受这些作用的社会有机体本身的存在一样，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保持相当好的稳定。
viii
相当意味深长的是，由于缺少社会稳定而遭受种种痛苦的人类被迫作出越来越多的努力来追求进步。不仅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劳工领袖和有经验的业务经纪人都提出了各种避免经济灾害的方案。在所有这些建议中提出了要更多地在信贷、货币流通、生产、分配、工资和工人福利等方面加强管理的想法，代替了过去把这些视为个人主义进取心的一种权宜之计或合法化的观点。
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苏俄大规模地试验他们的计划。社会主义者则对缓和人类经济的疾苦有另外的方案。而在既未受共产主义也未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美国，对工业和商业状况的稳定化提出了种种设想。这些设想包括设立一个国家经济评议会，或实业会议，或工业部、贸易团体部来代表重要工业或更高度集中的工业，并(在某些方案中)被赋予委任权力来协调生产与消费，以照顾靠工资收入生活者的利益；设立负责就业的调节机构和连锁机构，以国家职业管理局为辅，以失业保险作为保障措施，用兴办有计划的公共土木事业作为吸收闲散工人的手段；奖励个人不顾固定的社会机构所造成的危险而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缩短工时并禁止童工；提高工人的平均工资；以及通过政府的调节来保证一般公众在任何措施下都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这些方案的多样性，本身就说明了还没有任何人能提出令人满意的单独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设计清楚地证明，在富于思考和有责任感的人们心中存在着一个信念，用于解决社会不稳定的人类智慧能够减轻因工艺进展、无限制的竞争和利己主义私欲的相对泛滥所带来的种种困难。
由于人类智慧在各种医学社会问题上的应用，鼠疫和天花这一类毁灭性的传染病已被消灭；致命的灾难，例如白喉和结核，其危害已大大减轻，发病率也已大为减少；而在地球表面的那些从前被视为危险地带的广大区域，由于战胜了疟疾、黄热病和钩虫病而创造了安全、卫生的居住条件。这一切成就是和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以及减少个体成员的独立性分不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纲领——其侧重点在人类成员生产活动中的福利和成员的物质利益上——与方才提到的医学方面的纲领具有相似的目的。这些纲领承认，社会机体和躯体机体一样，不可能保持充沛的活力与效能，除非它的成员能得到保持健康的生命与活动能力所需要的最低基本条件的保证。而人类所具有的意志，要求这些条件不但要包括对我们所讨论过的那些基本需要的保障，而且还应包括对一些欲望的合理满足。
ix
在我们对机体中液床的受控稳定性所产生效应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指出，只要稳定性得到保持，机体就能从内外干扰所强加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能不能通过对社会有机体中“液床”的控制和稳定作用而取得这样的类似结果呢?这种希望并不是不合理的，即通过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周密计划与合理调节，能大大缓解灾难所带来的痛苦，并能解除由于巨大经济动乱而引起的必需物质的匮乏所造成的困境。赶走这种痛苦和困境将能解除生计上的恐惧、烦恼和担忧，而目前人们在生计上可能充满着阴暗的绝望情绪。正如英国一位大法官 [2] 所宣称，而又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所赞同的一句话中所说的：“贫穷的人，老实说，不是自由的人。”为了保证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得到工作，将需要对经济过程实行更多的控制，尽管这似乎会引起某些不快，但这是为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作的较小的牺牲。
我们已经知道，躯体的稳态导致神经系统调节机体以适应新情况的机能得到了解放，使这些机能不必再去经常注意管理单纯维持生存的琐碎细节。如果没有稳态装置，我们将处在灾害的不断威胁之下，除非我们永远小心警惕地靠意志来进行校正动作，而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校正是自动进行的。但是，依靠能使机体的重要作用保持稳定的稳态装置，我们作为个体才能够从奴隶状态解放出来——才能够自由地和我们的伙伴保持愉快的交往，才能够享受美好的事物，才能够探索和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珍奇奥秘，才能够提出新的思想和旨趣，才能够工作和游玩，摆脱了为管理我们肉体事务而操心的枷锁。社会稳态的主要效益将是支持躯体稳态。这将有助于解放神经系统的最高作用，用以探索奇境和建立业绩。物质需要得到保证以后，那些无价之宝的非物质的东西才能得到。
人们可能担心社会的稳定作用会趋向于乏味的单调，会缺乏多样性的刺激。会这样的，但这只对于生存的基本需求才是这样。社会仍然会对新发现产生心理的动荡，会对显赫的功绩引起热情，会对人的天性的不和谐感到关切，会对新颖思想的报道感到兴趣，会对围绕爱与恨的种种风流韵事感到好奇，会对其他任何能使生活丰富多彩的事件引起关心。人们尤其可能有这样的担心：怕社会的稳定化将会过多地干涉个人的自由行动。但是，如我们再三强调过的那样，社会整体的稳定状态与其成员的稳定状态是密切相关的。恰如社会稳定作用会加强社会成员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稳定一样，它也将孕育出他们的更加高度的自由，给他们平静和安逸，这些，对于享受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娱乐，对于获得一个令人满意并给人增添活力的社会环境(milieu)，以及对于个人素质的训练和享有，都是根本性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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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body politic，政治实体，指国家。——译者
[2] 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为英国的最高司法官员。——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