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突厥帝国

公元540年，草原帝国以突厥-蒙古族三大版图的形式而存在。明显地属于蒙古族的柔然人统治着蒙古地区，范围是从中国东北部边境到吐鲁番（可以肯定甚至达到了巴尔喀什湖的东端），从鄂尔浑河到万里长城。兟哒人据推测也属于蒙古族，统治着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俄属突厥斯坦、索格底亚那 〔1〕 、东伊朗和喀布尔地区，其领域从裕勒都斯河上游（焉耆以北）到莫夫，从巴尔喀什湖和咸海到阿富汗腹地和旁遮普。统治着柔然人和兟哒人的这两个氏族结成同盟。大约520年，兟哒可汗与柔然可汗阿拉瓌的姑姑们结婚 〔2〕 。柔然是蒙古本土上的主人，他们好像对控制其西南边境地区的兟哒人保持着某种支配权。最后，是上一章刚刚谈到的欧洲的匈人，他们无疑属于突厥族，统治着与亚速海和顿河河口毗邻的南俄草原，尽管他们的两支部落，即西部的库特利格尔人和东部的乌特格尔人之间的敌对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中国人说，突厥是柔然的一个臣属部落。它是突厥族的一个部落，它的名称为所有讲同种语言的民族所共有。伯希和认为，汉文“突厥”一名必定是代表蒙古语（柔然语）“türk”的复数形式“türküt”。按字意，是“强壮”的意思 〔3〕 。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突厥的图腾是狼 〔4〕 。他们是古代匈奴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被伯希和认定属于匈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在6世纪初，突厥似乎已经居住在阿尔泰地区，他们在那儿从事金属冶炼：“工于铁作”。当时柔然的力量因新近发生的一场内战而被削弱，内战是520年发生的，双方是分别代表东、西部落的柔然可汗阿拉瓌和他的叔叔婆罗门。

阿拉瓌（522—552年在位）作为惟一幸存下来的汗国君主，他面临的是要平定突厥族各臣属部落的反抗。其中高车部曾于508年打败柔然。现在已经认定高车部是铁勒族，游牧于阿尔泰山南乌伦古河附近，看来好像是回纥人的祖先。但是，柔然于516年杀高车王，迫使高车部归顺。高车部于521年再次徒劳地企图利用柔然内乱重新获得自由。就在546年前不久，当高车正在酝酿新的起义时，他们被突厥挫败。突厥虽与高车人同族，却忠实地提醒他们的共同宗主柔然可汗阿拉瓌注意高车人的阴谋。作为回报，突厥首领（其突厥名叫布明，汉文转写成“土门”）要求柔然公主嫁给他。阿拉瓌拒绝这一要求。 〔5〕 后来布明与当时在中国西北部长安城实施统治的、拓跋人建立的西魏王朝联合，拓跋人很可能属突厥族，他们虽然已经完全中国化，但很可能与突厥社会仍保留着一种亲属感。无论如何，他们可能很乐意建立一种能报复他们的宿敌、柔然蒙古人的联盟，他们答应嫁一位公主给布明（551年）。于是，在对柔然蒙古人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布明彻底击溃了他们，并迫使阿拉瓌可汗自杀（552年）。柔然余部把蒙古地区让给了突厥人，逃到中国边境避难，东魏的继承者北齐朝廷把他们作为边境卫队安置在边境上。 〔6〕

于是，蒙古地区的古代帝国领土从柔然手中传给了突厥，或者说，从蒙古族人手中传给了突厥族人。布明采用可汗这一帝王称号。 〔7〕 新帝国的位置仍然在鄂尔浑河上游，在自古代匈奴时期起一直到成吉思汗后裔时期止，常常被游牧部落选择为他们的大本营的鄂尔浑山区地带。 〔8〕

突厥英雄布明可汗在其胜利之后不久去世（552年）。他死后，他的帝国被瓜分。其子木杆得到蒙古地区和取得帝王称号（553—572年）。这样，东突厥汗国建立起来了。布明的弟弟突厥文，或称室点密（汉文转写），继承了王侯的叶护称号 〔9〕 ，并获得准噶尔、黑额尔齐斯河和额敏河流域、裕勒都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楚河流域和怛逻斯河流域。于是，建立起西突厥汗国。

西突厥首领室点密在怛逻斯地区与兟哒人发生冲突。为攻其后方，室点密与兟哒人的世仇波斯人订立和约，当时波斯人是在萨珊王朝最伟大的君主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的统治之下。为巩固盟约，室点密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库思老一世。 〔10〕 突厥人在北部进攻，萨珊朝人在西南部进攻，兟哒被彻底打败，从此消失了（大约565年）。其中在西北咸海地区游牧的那部分游牧民被迫向欧洲逃亡，可能正是他们，而不是柔然余部，以乌尔浑和阿瓦尔一名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古汗国。 〔11〕 在其后的一个时期里，确有一支从亚洲被驱逐的、被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称之为阿瓦尔人的部落对拜占庭帝国和日耳曼人的西欧造成了严重威胁，直到他们被查理曼打垮。

兟哒领土在西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之间被瓜分了。西突厥首领室点密获得索格底亚那地区，而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夺取了已经伊朗化的、应该归属于萨珊朝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于是，巴克特里亚在565年至568年间又归萨珊帝国所有。然而，这是短暂的，因为突厥人不久就夺取了巴里黑和昆都士，也就是说，同一个巴克特里亚又从萨珊王朝人手中转到了他们昔日的盟友手中。

这样，中世纪初期的东、西突厥汗国有了各自确定的形状：由木杆可汗在蒙古地区建立的东突厥汗国，中心是在鄂尔浑河上游、未来的哈拉和林附近；西突厥汗国在伊犁河流域和西突厥斯坦，其夏季扎营地是在焉耆和库车以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其冬季汗庭是在伊塞克湖沿岸或怛逻斯河流域。就游牧帝国基本上可以谈到的边界而言，这两个汗国的边界显然是以大阿尔泰山和哈密以东的山脉为标志。

从木杆统治（553—572年）开始，东突厥很少碰到敌手。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契丹是一支显然从5世纪中期起就已经占据着辽河西岸、今热河附近的蒙古族部落。在中国北部，长安的北周王谦卑地向木杆之女求婚。当时木杆可汗在拓跋人的这两个后继王朝中明显地起着仲裁人的作用（约在565年时）。 〔12〕

西突厥可汗（或叶护）室点密在位时期是552年至575年，塔巴里称之为叶护（sinjibu），拜占庭历史学家弥南称之为室点密（silzibul），这些名称都是同一称号（yabghu，叶护）的讹译。 〔13〕 拜占庭人把室点密看成他们的同盟者。确实，既然在阿姆河畔突厥人已经成为萨珊波斯的近邻，那么，与突厥联合是对拜占庭有利的。在室点密方面（他似乎已经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解力的人），他考虑到要利用他处在亚洲交叉口上的位置，以获得途经波斯的、从中国边境直达拜占庭边境的丝绸贸易的自由权。结果，一位名叫马利亚克的粟特人（在中亚，粟特人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商队向导），以室点密的名义访问了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库思老为了维护对拜占庭丝绸贸易的垄断权，拒绝了马利亚克的提议。后来，室点密决定直接与拜占庭做买卖，以对付波斯。因此，他于567年又派马利亚克取道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想必对突厥使者的提议很感兴趣，因为当马利亚克于568年离开君士坦丁堡返回时，是由拜占庭使者蔡马库斯陪伴而归。室点密在埃克塔山北的夏季驻地接见了蔡马库斯。埃克塔山即是天山， 〔14〕 在焉耆西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深谷。两国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萨珊朝的一位使者恰好在这时来到，在怛逻斯附近见到了室点密，室点密极其粗暴地把他打发了。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当蔡马库斯取道伏尔加河下游、高加索和拉齐卡回君士坦丁堡时，室点密派第二位使者阿纳卡斯特随行。作为回访，拜占庭陆续派出攸提开俄斯、瓦伦丁、赫洛店和西里西亚人保罗作为使者到西突厥。

这几位使者使拜占庭获得了有关西突厥习俗和信仰的相当准确的资料。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记道：“突厥人拜火”。确实，伊朗马兹达克教的影响已经使突厥人崇拜阿马兹达或阿胡拉·马兹达神。“他们还崇拜空气和水”，实际上，在成吉思汗后裔中，对流水的崇拜一直持续了很长时期，以致除了在一定条件下，穆斯林在流水中沐浴和洗衣是受到禁止的。“然而正是天、地的惟一创造者，他们尊称为神，向它奉献马、牛和羊。”确实，这些就是献给在他们神道中的天国，即腾格里的祭品，这对古代所有的突厥-蒙古族都是共同的。最后，塞俄菲拉克特斯所谈到的“那些似乎能预知未来的祭司们”，也适合于突厥-蒙古族的萨满们，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们继续产生很大的影响。 〔15〕

576年，拜占庭皇帝提比留斯二世再次派瓦伦丁作为使者出访西突厥。但是，在瓦伦丁到达裕勒都斯河上游汗庭时，室点密已去世。室点密之子、继位者达头（575—603年，中国历史学家们的称谓）很不高兴，因为君士坦丁堡宫廷已经与阿瓦尔人缔结了条约，也就是说与柔然的残部，或者更准确些，是与逃亡到南俄的兟哒人缔结了条约。因此，达头十分冷淡地接待了瓦伦丁。此外，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的博斯普鲁斯城或称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松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16〕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或称吐火罗斯坦，一直前进到赫拉特。如果西突厥人曾经被波斯英雄巴赫拉姆·楚宾打败过的话，那么，正像波斯传说中所坚持的观点，他们必定会利用590年发生在巴赫拉姆·楚宾和库思老二世帕维兹之间的内战。巴赫拉姆·楚宾在内战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他最后确实逃到了西突厥人中，无疑地，正是此时西突厥人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斯坦的征服。无论如何，在597—598年间，这一地区及其都城巴里黑和昆都士就不再属于波斯，而成为西突厥的属地。630年，当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途经该地时，吐火罗斯坦是昆都士的突厥王子（或特勤）的封地，他是西突厥可汗的儿子。 〔17〕

于是，当远东的中国人在分裂了3个世纪之后即将由中国人的隋朝重新统一起来之时，而中亚发现它自己已分裂为两大突厥帝国：东突厥帝国，从中国东北部边境到长城和到哈密绿洲；西突厥帝国、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咸海和波斯。阿姆河南岸以及阿姆河与莫夫河之间的边境地区把西突厥与波斯分开。于是，兴都库什山以北的整个吐火罗斯坦都囊括在突厥的政治疆域之内。

在一个世纪以后刻成的、立于和硕·柴达木的阙特勤碑碑文中，以史诗般的词句赞扬了处于鼎盛时期的突厥的伟大：

当上面的苍天和下面的黑土创立之时，人类的子孙即开始生存其间。“人类子孙之上，立有吾祖先土门可汗及室点密可汗，既立为君长后，彼等即统治及整顿突厥民众之国家及政制。世界四方之民族，皆其仇敌；但彼等征之，且克服世界四方一切民族，令守和平而点首屈膝，向东方，彼令其移殖远至喀迪尔汗山林，向西方，远至铁门。在此两极点间，彼等统治甚为广远，使蓝突厥之向无君长无任何部族者归于秩序。彼等是贤智可汗，彼等是强勇可汗；彼等之梅录亦贤智，亦强勇。诸匐及民众都能和谐。” 〔18〕

这段著名的史诗所暗示的道德观是从构成突厥-蒙古族萨满教基础的古宇宙起源说中借过来的。根据汤姆森的摘要 〔19〕 ，宇宙起源说的基本原理十分简单。宇宙由一层高于一层的若干层组成。上面的十七层，构成昊天，为光明之国；下部七层或九层构成下界，黑暗之地也。二者之间，为人类生存之地面，天与地，与生息于其中之一切，皆至尊所创，整个宇宙亦由至尊统辖，此至尊者，居于天之上层。被尊称为上帝，或腾格里。 〔20〕 天国是公正和正直灵魂的归宿地；地狱则是邪恶灵魂的归宿地。突厥神话还描写了许多其他神，其中之一是乌迈，保护儿童的女神。 〔21〕 此外，还描绘了许多住在“陆地上和海里”（它们是yer-sub，或今突厥的yär-su）的精灵。 〔22〕 值得注意的是，在陆地上和水中，这些精灵多居住在被认为是秘密地方的小山和小溪边，在习俗上和在成吉思汗蒙古人的法律上，对它们的祭礼都是长年不断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突厥人有实际描述。581年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23〕

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 〔24〕 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大官有叶护，次没〔“没”为“设”之误〕、次特勒〔“勒”为“勤”之误〕、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兵器有弓矢、鸣镝、甲矟、刀剑，其佩饰则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是者七度乃止。……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於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 〔25〕

2．突厥帝国的分裂

突厥人的这两个帝国没有长期保持鼎盛。和硕·柴达木碑文中赞扬的伟大的可汗们由一些缺乏前辈们的那种天才的人继承。“彼等之弟辈为可汗，彼等之子辈为可汗，惟弟辈今不类其兄辈，子辈不类其父辈。登位者皆庸可汗、恶可汗。致使突厥帝国解体。” 〔26〕

真正摧毁突厥力量的是两汗国之间的敌对，即鄂尔浑的东突厥和伊塞克湖、怛逻斯的西突厥。这两个突厥帝国统治着从中国东北部到呼罗珊的半个亚洲，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在552年基础上的统一，即靠着以东突厥居首位，取帝王的可汗称号，而西突厥统治者满足于次位，取叶护称号的话，那么，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但东突厥的佗钵可汗，即木杆可汗的兄弟和继承者，是该家族中得到西突厥承认的最后一位可汗。 〔27〕 西突厥叶护达头是一位极端残暴的人，这一点已经由瓦伦丁的报道所证实。在582年至584年间，他摆脱了东方的新君主，自己称汗。在中国，强大的隋朝已经恢复了汉朝在中亚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国在这次反叛中是鼓励达头的，这次叛乱使突厥人的势力一分为二。此后，东、西突厥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二者之间确实是处于敌对状态。 〔28〕

于是，当中国正处在重新统一之时，突厥人却在分裂。这种对立运动为隋唐王朝（7—9世纪）统治下的中国在中亚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东突厥不仅面临着西突厥的反叛，而且还被内部斗争弄得四分五裂。在蒙古本土上，新可汗沙钵略（581—587年在位） 〔29〕 的权力受到其堂兄菴罗和大逻便的争夺。同时，他在西方受到西突厥“新可汗”达头的攻击，在东方受到辽西契丹人的攻击。不过，这一形势的发展令中国人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联合体来说，由于蒙古地区的东突厥被打倒，势必使达头变得太强大。绝不能让达头重新恢复对他有利的突厥的统一。于是，中国的君主、隋朝建立者杨坚迅速改变了联盟的对象，支持东突厥可汗沙钵略以对付达头（585年）。陷入内部纠纷的东突厥人无论如何不再令人生畏了。沙钵略的兄弟、继位者莫何可能杀死了反可汗的大逻便（587年），但不久他也去世了。继位的可汗是都蓝（587—600年在位），他发现自己遭到另一位反可汗者（即得到中国支持的突利）的反对。事实上，都蓝可汗于599年驱逐了突利，但杨坚皇帝赶紧欢迎突利及其部众，并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东突厥毫无希望地维持着分裂局面。

都蓝一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试图利用东突厥人的混乱使他们降服，以便建立起他对蒙古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实现突厥人的重新统一。 〔30〕 为防止中国的干涉，他采取恐吓手段。601年，他威胁隋朝都城长安；602年进攻驻在鄂尔多斯的、受中国保护的突利可汗。但中国的政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603年，一支西部的主要部落（这些部落是铁勒族，是回纥的祖先，它们似乎是在塔尔巴哈台、乌伦古和准噶尔地区过着游牧的生活）突然反叛达头。由于达头的势力甚至在他统治的区域内也已经遭到削弱，他就逃往青海避难，从此销声匿迹（603年）。达头的王国，即曾经令波斯和拜占庭战栗、并在几年前还威胁着中国都城的西突厥强国瞬时瓦解了。达头之孙射匮只获得了他应该继承领土的极西部分和塔什干，而某个反可汗的处罗成了伊犁地区的君主。处罗确实着手计划继续达头的事业，但中国人及时地阻止了他。隋臣裴矩暗中支持处罗的敌人射匮。 〔31〕 处罗在战争中失败后，到中国宫廷供职（611年）。射匮把他的胜利归于中国的政策，看来他始终没有采取过背叛中国的行动。与此同时，东突厥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中国的被保护者突利手中（609年去世），后来权力又传其子始毕（609—619年）。在蒙古地区正像在西突厥斯坦一样，隋朝时期的中国不是通过一次大战争，而仅仅是采用其惯用的计谋，就成功地分裂了突厥势力，消灭了不顺从的可汗，使权力掌握在那些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可汗手中。

青海的情况亦如此。该地吐谷浑部的鲜卑人（可能是一支蒙古部落）的存在，三百年来一直令甘肃的中国驻军忧虑，608年他们被中国军队击溃，不得不逃亡西藏。 〔32〕 同年，中国重新占领哈密绿洲。609年，吐鲁番王麹伯雅开始向隋炀帝表示归顺。

当隋炀帝在高丽进行的倒霉的战争（612—614年）使隋朝威信扫地时，整个结构瓦解了。东突厥始毕可汗起来反叛，在山西西北的雁门关几乎俘虏了隋炀帝本人（615年）。接着，中国爆发的内战（616—621年）彻底恢复了突厥人以往的勇气，这次战争导致了618年隋朝的覆灭。当争夺王位的竞争对手们被打败、新的唐王朝登上皇位时，隋朝所做的一切工作又必须重做。草原又把它的游牧部落推向山西中部。624年，东突厥可汗颉利（620—630年在位）利用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骑着马率领着他的骑兵队伍对帝国都城长安进行威胁。

幸运的是，唐朝有一位杰出的勇士，即太子李世民，尽管他还年轻，但他是唐朝的真正建立者。李世民勇敢地一直来到泾河畔的豳州，与蛮军对峙，他以坚定的姿态令对方慑服。游牧各部首领在一起协商片刻，然后一箭未发地撤退了。几小时后，一场大雨席卷该地区。李世民立即召集其部下谈话。据《唐书》记载他说道：“虏控弦呜镝，弓马是凭，今久雨弥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铩翮，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时？”唐军照此行动。黎明时，突厥营地被攻破，中国骑兵切断了通往颉利可汗营帐的道路。颉利求和并撤退到蒙古地区（624年）。 〔33〕 在这次惊人之举后，当时年仅27岁的李世民登上了中国皇位，从此，历史上以帝号称他为太宗（626年）。

3．唐太宗灭东突厥汗国

唐太宗（627—649年）是中国在中亚的威势的真正建立者。他灭了东突厥汗国，促使西突厥的瓦解——后来太宗之子又完成了对西突厥人的征服——并把塔里木盆地的印欧族诸王国置于其保护之下。

太宗即位之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再次发动骑兵远征，直抵长安城下。626年9月23日，他的十万人马出现在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在城下以攻城相威胁，提出蛮横无理的纳贡要求。太宗似乎只有很少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突厥诸首领见其勇皆惊，下马便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其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刑白马设盟，言归于好。 〔34〕

为削弱颉利的权力，太宗支持两个持不同意见的部落，即铁勒和薛延陀部的反叛。铁勒部（以后的回纥）分布在塔尔巴哈台；薛延陀部在科布多（627—628年）附近。 〔35〕 同时，在东蒙古，太宗支持反可汗的突利可汗脱离颉利，突利已经起来反抗颉利了（628年）。伟大的唐太宗在颉利的周围布下了敌对的包围圈之后，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世甿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中国的将军们在山西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与颉利相遇，他们对他的营帐发起了突然攻击，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上记道：“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或官衔），承用唐官之唐名（或衔），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出力也。” 〔36〕

太宗在粉碎了蒙古的突厥人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20年中，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和戈壁上印欧种人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绝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在突厥-蒙古族入侵的3个世纪里，中国人民已经把胜利的游牧民同化。由于吸收了这些新鲜血液而坚强起来，现在中国人对这些草原牧民们翻脸，他们曾经从这些牧民中吸取力量，并把这种力量注入那种历史悠久的文明的巨大优越性之中。

4．西突厥汗国的瓦解

太宗于630年重建了以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为边境的疆域之后，把注意力转向西突厥。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西突厥人在射匮可汗的统治之下又重新统一起来。射匮可汗使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他，他住在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于611至618年间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618—630年在位）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初，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旅行时，就在托克玛克附近见到过他，当时正值统叶护权盛时期。他在裕勒都斯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内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像其祖先一样，在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度夏；伊塞克湖，即热海沿岸是他的度冬地。他也喜欢把营帐扎在更西边，即在怛逻斯附近的“千泉”，今江布尔地区。吐鲁番王是他的一位藩属王；他的儿子达度设是吐火罗地区王，其住地在昆都士。《唐书》记道：“（统叶护）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37〕 此时唐太宗正集中力量摧毁东突厥，他认为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他把统叶护视为同盟者。

玄奘留给我们的、关于统叶护的描述就是对某个阿提拉或某个成吉思汗的描述。“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 〔38〕

统叶护热情地接待了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确实，他对佛教总是相当开放的。在几年前，他曾热情款待过名叫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的印度佛教使者。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在626年继续到中国布教前，把说服突厥人皈依佛教作为己任。 〔39〕 统叶护在托克玛克牙帐中给予玄奘同样热情的款待。玄奘对其营地作了丰富多彩的描述：“（统叶护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花装之，烂炫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在读到这几行时，奇怪的是使我们回想起西欧旅行家们从成吉思汗的蒙古首领们身上所得到的、几乎相同的印象。在卢布鲁克对13世纪的蒙古人的描写中，我们又看到了欢迎外国使者的另一个狂欢场面。玄奘在统叶护牙帐逗留期间，统叶护曾接待过来自中国和来自吐鲁番王的使者。统叶护“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于是益相酬劝，嘿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僸佅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典，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 〔40〕

在玄奘访问之后数月，强大的西突厥汗国崩溃了。同年（630年），一支西部部落，即游牧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统叶护，葛逻禄部似乎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和塔尔巴哈台的楚固恰克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两部，两部的名称都只是由汉文转写而被人们所知：弩失毕部在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南部；咄陆部在该湖的东北部。两部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一位咄陆部可汗，他的名字也叫咄陆（638—651年在位），在一段时期内曾企图重新统一两部，此后，他大胆地进攻中国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古城和今天的乌鲁木齐之间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此外，唐太宗支持弩失毕部反对咄陆，这位疲惫不堪的可汗只好逃往巴克特里亚，不再出现于历史上（651年）。 〔41〕

5．唐朝初期塔里木绿洲上的印欧各族

唐太宗灭突厥后，能够在塔里木绿洲上重建其霸权，塔里木绿洲上至少有一部分居民是印欧人，特别是北缘上的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和喀什，以及南缘上的鄯善、于阗和叶儿羌。

古商道上的这些城市，作为沟通中国、伊朗和拜占庭之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们作为佛教徒从中国到阿富汗和印度的取经路上的驿站，其作用也不是不重要的。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对后一方面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描述，玄奘于629年从甘肃出发，他出行时（629—630年）走的是北道，经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以后又经托克玛克（碎叶城）、塔什干和撒马尔罕。644年他返程时走的是南道，经帕米尔山、喀什、叶儿羌、于阗、鄯善、敦煌。他的记载表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已经全部信仰佛教，随佛教还传播了丰富的印度文化，以致梵文已经与当地的印欧语——吐鲁番语、焉耆语、库车语（古吐火罗语a和b）和“东伊朗语”（显然在于阗是讲东伊朗语）——一起成为该地的宗教语言。 〔42〕

由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所发现的手稿也证明了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在北方是两种吐火罗语，或者是像它们被称作的那样，库车语等；在西南方，是东伊朗语）。而另一种印欧语，即粟特语，是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来的商队传入的，在从天山到罗布泊之间作短期旅行的扎营者中使用，伯希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个7世纪的这类粟特移民遗址。 〔43〕 正如上面所见，来自印伊边境的丝路上的行商和坐贾们，以及佛教使者们，他们共同把伊朗和印度艺术传入塔里木绿洲，在此，伊朗和印度艺术由于佛教的作用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综合体。在这种综合文化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外来物：希腊-佛教的、印度-恒河的，或伊朗-佛教的，这可以从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壁画中识别出来，它们或者属于哈辛命名的克孜尔i期（约450—650年）风格，或者是属于克孜尔ii期（约650—750年）。 〔44〕 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的木简上（约650年）也有带典型萨珊特征的佛教画。最后，第ii期具有萨珊-佛教风格的克孜尔壁画，与令人想起阿旃陀石窟的印度影响一起，一直渗入到吐鲁番壁画群，即伯子克力克、穆尔吐克和圣吉木壁画。除了印度、希腊和伊朗的影响外，还有中国的影响。正如哈辛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影响在库车附近的库姆吐拉壁画中被感觉到，当然，首先是在伯子克力克和离中国边境最近的吐鲁番壁画群的其他各处壁画中被感觉到。 〔45〕

在玄奘旅行时（630年），处于文明交叉口上的这一文化正处在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库车。在戈壁滩上由印欧人居住的所有绿洲中，库车无疑是印欧文明表现得最明显的地区之一，这是从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发现的、用库车语写成的大量佛教文学中知道的。库车一名的梵文转写kuchi和汉文转写库车都与kütsi的发音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有人推测kütsi是当地居民说的一种方言，或者是，像直到最近仍被称作的那样，叫吐火罗方言。 〔46〕 在佛教的影响下，库车方言，也就是说，一度被某些东方学学者称之为吐火罗语b的一种特殊的印欧方言，今天简单地称为库车语——已经是一种文字语言。从5至7世纪，一部分梵文经卷已经被译成库车文。库车社会从它与佛教文明（印度文化遗产）的接触中受益，又从与伊朗（库车模仿伊朗的物质文明）有联系的那些商队中获利，正如手稿和克孜尔、库姆吐拉壁画中所揭示的那样，库车社会似乎是一件杰作，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库车表现出这种第一流的、完美无瑕的社会，中亚雅利安型的一朵鲜花，不是盛开在远离所有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地方，而正是盛开在蛮族社会的边缘，而且是处在即将被那些最不开化的原始公社灭绝的前夕时，这简直是一种梦想。地处只有以沙漠为防护的草原边缘和随时有遭受游牧民冲击危险的库车社会能够存在如此之久，这似乎是个奇迹。

在克孜尔壁画上复活了的光辉的库车骑士，似乎是来自波斯袖珍画像（不管它们的编年）的某一页。刻画细腻的面部呈卵形，除了稀疏的上唇须外，其余部分都细致地剃得很光洁，再配上长而直的鼻子和弯如弓的眉毛，身材苗条、挺拔，似乎是帖木儿朝《帝王史记》中的某个人物——所有这些外貌特征集中表现了典型的伊朗体型。服饰也与伊朗的相同。首先，宫廷服装是：颀长笔挺的长袍，腰部由一条金属带系紧，大翻领在胸前翻开，如在阿富汗的萨珊式巴米安壁画中已经提到过这种装束，还有编带、珠联和绣花，这些装饰品都是仿古伊朗的装饰风格。其次是军服：萨珊朝波斯以及已经成为波斯人的那种优雅气质使人们想起了克孜尔壁画中骄傲的持长矛者，他们头着圆锥形头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或砍、刺两用的长剑。最后是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的美女和施主，她们身穿齐腰部的紧身上衣和宽大多折皱的裙子，尽管她们都是佛教题材中的形象，然而，她们令人想起沿丝绸之路各停宿地内、塔里木地区各富裕的商旅城市中（库车就是以娱乐之城而驰名），以及远至中国，人们所谈起的乐师、舞女和妓女。

6．唐朝在塔里木地区的属国

虽然库车和吐鲁番都是同样处于佛教的影响之下，但是，库车的物质文化仍主要是伊朗式的，而吐鲁番（高昌）在这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是受中国的影响 〔47〕 。把库车壁画（即克孜尔壁画）与吐鲁番壁画（即穆尔吐克、圣吉木、伯子克力克壁画）作一番比较，就可令人信服这一点。在吐鲁番，经库车传入的印度-伊朗文化的特征逐渐融入唐代美学。吐鲁番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它的地区史，都可以解释这种文化的倾斜。507年以后，吐鲁番地区就由麹氏统治，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王朝。609年，麹伯雅到中国向隋炀帝表示归顺。后继者麹文泰（约620—640年在位）曾热情接待过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其热情之极，几乎不让他的客人继续赶路（629年底到630年初）。这一广为人知的故事至少表明了这位君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佛教的热诚。同年（630年），麹文泰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表示归顺，但在麹文泰统治末期，他不承认唐朝的宗主权（640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将军讨伐之。在中国军队逼近的时候，麹文泰惊骇而死。吐鲁番被攻占和归并于唐朝，成为中国一个府的所在地，即以后的安西都护府（即“安抚西边”的中国政府）的所在地（640年）。

喀拉沙尔国（梵文agni，汉文焉耆）似乎与库车一样，已经成为显赫的印欧文化中心。 〔48〕 正像在库车一样，由于佛教的原因焉耆的宗教文化是从印度模仿来的，物质文化部分是来自伊朗，大部分的艺术使人想起阿富汗地区的希腊-佛教艺术。现存柏林的焉耆墙壁涂饰与纪麦特博物馆的哈达墙壁涂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唐朝也在焉耆施加军事力量。632年，焉耆承认了唐太宗的宗主权，但是，唐朝对吐鲁番的归并无疑使焉耆王（汉名突骑支）感到不安，他于640年与西突厥联盟，扯起了反叛的旗子。唐太宗派郭孝恪将军去平乱。郭孝恪巧妙地进军，于夜间从裕勒都斯河方向靠近焉耆，黎明时攻占了这座处于惊恐之中的城市。郭孝恪在焉耆拥立亲中国的王子、前王之弟栗婆准登上王位（640年），几年之后，栗婆准被其堂兄弟薛婆阿那支废黜，薛婆阿那支得到了库车人和突厥人的支持。于是，唐太宗任命唐将阿史那社尔（为唐朝服务的突厥王子）去彻底平定这个反叛的城市。阿史那社尔向焉耆进军，砍下了篡位者的头，立另一王室成员为王（648年）。

平定焉耆之后，轮到了库车 〔49〕 。库车当时是由库车语称之为swarna（梵文suvarna，汉名苏伐）的家族统治着，苏伐的意思是金色的家族。618年，汉名为苏伐勃貣（梵文suvarna pushpa，意为金色的花朵）的库车王向隋炀帝表示归顺。其子，中国编年史上的苏伐疊（库车名swarnatep, 梵文名suvarna deva，意为金色的神）是一位热诚的佛教徒，他于630年举行过盛大集会欢迎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而不顾以下事实，即他和他的人民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而玄奘信奉的是大乘佛教。 〔50〕 同年，他宣称自己是唐太宗的属臣，但后来，由于不满唐朝的干涉政策，他与西突厥联合反对唐朝。644年，他拒绝纳贡，在焉耆反叛中国时，他援助焉耆人。在唐朝对他的惩罚还未来到之前他去世了。其弟，中国史学家们称之为诃黎布失毕（梵文hari pushpa，意为神花） 〔51〕 者于646年继位。新即位的库车王明白即将来的风暴，赶紧声明效忠唐朝（647年）。但为时已晚。在唐朝供职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率领一支由中国正规军和突厥、铁勒人组成的辅助军向西出发了。

阿史那社尔以打消库车所指望得到的支持而开始了行动，他粉碎了库车的两个同盟的突厥族部落：处月部和处密部，前者在古城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后者在玛纳斯河流域。他从玛纳斯河流域袭击库车。库车王诃黎布失毕率军迎战，阿史那社尔采用游牧部落惯用的计谋：佯装退却，诱敌入沙漠，在沙漠中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战役很可能是伊朗文化中表现光辉骑士精神的克勒西战役和阿让库尔战役，也即克孜尔壁画中表现那些勇敢无畏的战士的战役。受雇于唐朝的这位突厥人作为征服者进入库车，接着，追击库车王“神花”来到阿克苏（拨换城）的西部边区，阿史那社尔包围该地并捉住了他。与此同时，曾去西突厥求援兵的一位库车贵族（汉名那利）出其不意地归来，在一开始的突然袭击之下杀了中国将军郭孝恪。阿史那社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砍11000人的头，“破五大城，男女数万，西域震惧”（647—648年）。王室俘虏诃黎布失毕被带到长安，匍匐在太宗面前。中国人立王弟叶护为库车王，但是，是在中国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统治。

库车和克孜尔辉煌的印欧社会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经历了中国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在8世纪下半期，当中国再次失去了在库车的利益时，在库车掌握权力的不再是往日的印欧贵族，而像吐鲁番一样，是回纥突厥人。这一古代的印欧地区（即外伊朗地区）变成了东突厥斯坦。位于塔里木西部的喀什王国（汉名疏附）无疑是由古代萨迦人的后裔居住，说的可能是本地语，即东伊朗语。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记载，喀什人是蓝眼睛，或者像他写的“绿眼珠”——这是对日耳曼作家们称之为雅利安型的喀什人所留下来的一则宝贵证据。玄奘还提到他们的文字是印度起源的，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尽管萨珊朝的马兹达克教也有它的信徒。另一方面，在叶尔羌国（汉名莎车），盛行的是大乘佛教。最后是于阗绿洲，该地因种桑养蚕、发展地毯织业和开采玉石而富裕，于阗也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在那儿人们热心研究梵文，普遍讲授大乘佛教。统治王族的名称现在只知道汉文转写为尉迟。

自唐太宗登基后，这三个王国都向中国表示归顺：喀什和于阗是在632年，莎车在635年。635年于阗遣子入侍宫廷。648年，唐将阿史那社尔平定库车后，派轻骑兵护送他的副将薛万备到于阗。惊恐万状的于阗王（汉名伏阇信）被召入中国宫廷，在宫中受到封赏后被送回于阗。 〔52〕

7．唐朝——中亚的主人

在上述征服结束时，中国的直接统治已经伸延到帕米尔地区。中亚的征服者、太宗皇帝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唐书》记载他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在突厥人中，他的威信也非常高。如果说他征服了他们，那么他同时也团结了他们，他采取突厥-蒙古族的以对个人表示效忠的方式，把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正如下一个世纪刻成的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所记，他很清楚如何成为“中国的可汗”。

唐太宗具有把突厥人笼络在自己身边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唐书》所记的阿史那社尔的传记中。阿史那社尔属东突厥王室（他是颉利可汗的兄弟），于636年投降中国。成为唐太宗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为奖赏他，唐太宗把一位唐朝公主许配给他。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中国的征服战争——夺取焉耆、库车等等——中所起的作用。他很忠诚，以致在太宗去世时，这位年迈的突厥雇佣兵要求按游牧民的方式，以身殉葬，“卫陵寝”。

对于所有参与中亚诸战役的身经百战的将士们，可以采用诗人李白在其《行行且游猎篇》中的著名诗句： 〔53〕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甦。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太宗之子，继位者高宗统治（650—683年）初期，完成了其父业。他致力于打击西部突厥，即对付西突厥汗国当时已经分裂形成的两大部落：伊塞克湖西南的弩失毕部和湖东北的咄陆部。这一分割自然符合中国政策的需要。一位名叫贺鲁（651—657年）的咄陆部可汗在短时期内也得到弩失毕部的承认，因此，恢复了西部的突厥汗国，他立即反叛中国的宗主权。为反击这次叛乱，中国人与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结成联盟，回纥游牧于杭爱山附近，其可汗婆闰可能赞成唐朝的政策。回纥的支持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唐将苏定方直入西北部不毛的荒凉之地。当时冬季来临，地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苏定方对其部下说：“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遁，则莫能禽。” 〔54〕 他袭击了敌人，在准噶尔地区艾比湖附近的博罗塔拉河边与贺鲁相遇，后来又在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流域再次打败了他（657年），迫使他逃到塔什干。贺鲁的末日到了，因为塔什干人民把他交给了中国。 〔55〕 此后，唐朝宫廷任命忠心为中国效劳的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7—662年），而立另一位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步真为驽失毕部的可汗（659—665年）。

8．突厥汗国的回光——默啜可汗

正当中国唐朝似乎已经实现了她在中亚的所有目标时，形势突然改变。在唐高宗统治的后半期（从665—683年），这位由后宫阴谋所操纵的软弱的君主目睹了中国对中亚各地影响的大衰落。从665年起，西突厥的弩失毕和咄陆两部反叛中国指派的可汗们，重新获得独立。接着是吐蕃人（当时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 〔56〕 闯入了塔里木盆地，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被称为“四镇”的焉耆、库车、于阗和喀什（670年）。更重要的是，在630年被唐太宗灭掉的东突厥汗国在原王室后裔骨咄禄（意为快乐）可汗的率领下重新建立起来。在和硕·柴达木碑文中，他叫颉跌利施可汗。

我们把和硕·柴达木碑归功于骨咄禄之子，碑文中说鄂尔浑突厥汗国的重建是符合一种民族感情似的热诚情绪：“皆为唐皇出力的突厥公众则说：我固自有己国之部族；吾国今安在哉？我固自有其可汗之民众；吾可汗安在哉？彼等说。彼等既如此说，遂起而抗唐皇。” 〔57〕 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但中国人说：“吾人毋宁杀突厥人而绝其根株。”于是他们开始消灭突厥，然而突厥上天与突厥神圣水土有如下造作：谓突厥民众不当灭绝而当（复）成一部族。和硕·柴达木碑文记：“彼援立吾父颉跌利施可汗与吾母颉利毗伽可敦自天顶保佑之。吾父可汗与二十七人（汉译文是十七人）偕行，以后增加至七十人。因天赋以力，吾父可汗之军有如狼，敌人有如羊。当人数增加到七百人时，即已失其国及其可汗之民众，已降为奴隶婢妾之民众，彼遵照吾先人法制而整顿此民众，且鼓励之。南边唐人本吾仇敌、北方九姓乌鹘部族本吾仇敌；黠戛斯、骨利幹 〔58〕 ，三十姓鞑靼、契丹，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吾父可汗出征四十七次，身经二十战。由天之意，吾人于有国者取其国，有可汗者俘其可汗；彼使仇敌维持和平，使彼辈屈膝点首。” 〔59〕

于是，东突厥汗国在其传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源边和于都斤山（可能是杭爱山脉） 〔60〕 重建起来。在创建中，骨咄禄得到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暾欲谷的密切支持。暾欲谷是突厥人，其家族曾经在山西北部的云中（今归化城附近）边境地区世袭担任中国政府的行政官职。1897年在土拉河上游河谷发现了暾欲谷墓碑柱，碑铭文中记载着这位奇怪人物在重建汗国时对颉利的帮助，特别是来自《唐书》 〔61〕 的资料对他作了补充。自唐太宗统治以后，暾欲谷像其他的突厥贵族一样接受了中国教育。但是，当骨咄禄恢复突厥的独立时，他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成为骨咄禄的顾问和最好的代理人。他把在中国获得有关中国习俗、政治、思想的知识，特别是了解到唐高宗已被宫廷阴谋削弱的情况，都用来为新可汗服务。因此，682年，骨咄禄和暾欲谷对山西北部发起进攻，从而开始反对中国。683年3月，骨咄禄夷平妫州地区（北京西北，南口关北、怀来县） 〔62〕 。从此，每年进犯山西和河北边境。683年4月，骨咄禄和暾欲谷洗劫单于都护府，即今天的绥远。6月，杀幽州或蔚州刺史（蔚州、山西大同西南灵丘） 〔63〕 ，俘虏了丰州（陕西北部的榆林）刺史，洗劫山西西北的岚州 〔64〕 。684年秋，攻朔州（朔平，现在的右玉，位于山西北部）。685年5月，攻入太原北部的忻州，大败唐军。687年4月，攻北京西北部的昌平。同年秋，攻山西朔平，然而最后遭到了失败。

与此同时，高宗皇帝去世（683年12月26日），其遗孀武后（或武则天）掌权。她是一个凶狠专横的女人，但很有才干，有统治天赋（684—705年）。尽管她在她自己的国内实行专制统治，但她仍恢复了以往中国的对外政策。例如，在塔里木盆地，她的将军们从吐蕃人手中夺回了四镇：692年夺取焉耆和库车，694年夺取喀什和于阗。 〔65〕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对付东突厥时很少成功。东突厥可汗骨咄禄几乎每年都要劫掠山西、河北边境。她企图借助突骑施 〔66〕 的援助，从侧面打击骨咄禄。突骑施是一支居住在伊犁河下游的谢米列契耶的突厥部落。这种打算没有成功，因为骨咄禄打败并俘虏了突骑施可汗乌质勒，乌质勒被迫承认了骨咄禄的宗主权（689年）。 〔67〕

骨咄禄于691年8—11月间去世。 〔68〕 他的汗位不是由其子继承，而是由他的兄弟默啜（mo-ch'o，或mo-cho，正如伯希和所确立的，该名是突厥语bäk-chor的汉文转写名）继承。默啜在鄂尔浑碑文中是qapagan-khagan，正是他给东突厥人带来了好运气、使他们达到了鼎盛时期（691—716年）。 〔69〕 在唐朝的宫廷戏剧中，他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他相当熟练地扮演着反对篡位的武后、维护唐朝正统的角色。在武后这一方，她提议让她的侄儿娶默啜的女儿，以此来拉拢他。但是，当这位年轻人来到可汗汗庭时（当时汗庭设在今天的赛音诺颜南的黑沙地），默啜轻蔑地拒绝了他（698年）。他宣布他的女儿不能嫁给武后的侄儿，只能嫁给合法的、被篡位的皇太后取消了（703年）的正统皇帝。他已宣称，如果武后废黜了李氏唐朝，他将率领他的所有部落入侵。

不过，在默啜举起保卫唐朝、反对可怕的武后的旗帜时，他继续进攻中国领土。694年，他蹂躏了宁夏附近的灵州。698年，他又蹂躏地处北京西部的宣化和灵丘之间的蔚州。在以上两次行动的间歇期间，他被说服与唐朝宫廷建立了短暂的合作，以反对在辽西和热河之间的一支蒙古族游牧民契丹，契丹人正在进攻永平附近的中国边境地区，以此开始向南扩张。696年，一位契丹首领李尽忠在永平附近打败了一支中国军队。李尽忠是默啜的盟友。其后不久，在李尽忠去世时，契丹人驱逐了他的儿子，并摆脱了与突厥的联盟。默啜曾抱着重新使流亡者（李尽忠之子）复位的目的进入契丹领地，但是没有成功。正是在此时，他与中国联合采取了反对契丹的共同行动。为此，他获得了许多蚕丝、稻米、武器、铠甲等等作为报酬。在默啜和中国人入侵的夹击下，契丹人被击溃（696—697年）。

武后认为默啜已经永久地被争取过来了，于是，对他给予她的帮助大加褒奖。而默啜却以重新进攻宁夏附近的灵武作为回答。中国宫廷拒绝了他的蛮横要求，因此，他对宣化以南进行了可怕的远征，席卷了蔚州（这儿是指大同东南的灵丘），进攻河北中部保定和正定之间的定州，又取赵州。默啜转移了成千的俘虏后才撤退，在他离开时，他下令处死这些俘虏。 〔70〕 702年，默啜攻山西北部的代州。706年，在敦煌东鸣沙山打败唐将沙吒忠义，围宁夏北部灵州的边境哨所。鸣沙山的胜利用史诗般的语言记入和硕·柴达木碑文中，它记载了默啜的侄儿阙特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彼等与沙吒将军交锋，初彼进击时乘灰马，此马死于是役。彼第二次进击，乘始波罗·雅蒙塔尔的灰马；马亦死焉。彼第三次进击，乘褐马，马又死焉。彼之甲胄暨其月钻石中敌矢逾百 〔71〕 ，……彼等之攻战，汝突厥诸匐皆记及也。朕等歼其军焉。” 〔72〕

默啜在每次攻入中国领土之后，都带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返回蒙古。和硕·柴达木碑文记道：“于斯之时，本奴隶者自有奴隶，本婢妾者自有婢妾；……吾人所取得所组织之国家及领土如是其大也！” 〔73〕

在对付突厥诸部中，默啜也同样是成功的。在东方，他战胜了克鲁伦河上游的拔野古部；在北方，他战胜了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黠戛斯人。其侄儿阙特勤的墓碑上记道：“吾等从高与枪等之积雪，开道通过，直前越由漫山林（今唐努乌拉）。与其可汗战于浚鸡山林。阙特勤乘拔野之白牡驰击之。彼发矢射一人，仍继续穿其二。是役也，拔野古白牡之足折焉。吾等杀吉尔吉斯可汗，有其国。” 〔74〕 在西方，默啜用武力使西突厥的两部，即咄陆部和弩失毕部暂时屈服于他（699年）。随着西突厥两部的归顺，突厥再次形成了令人畏惧的整体。550年之突厥大帝国几乎又重新建立起来。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下游，突骑施娑葛可汗（706—711），即乌质勒之子及继承人，企图联合西突厥反默啜，但于711年失败，被默啜杀死。于是，默啜成了一个东起中国边境，西至河中地区的突厥各民族的惟一君主。 〔75〕 《阙特勤碑》中记道：“突骑施可汗，吾突厥族也，吾之民众也。因其愚鲁、因其对吾人满怀诈为，诛之，……吾等征突骑施，越金山，渡曳咥河。乘突骑施族睡梦中奄至。突骑施可汗军如火如风，吾等拒之。阙特勤乘灰马进攻，……吾人于是诛可汗而有其国。突骑施族全体投降。”在对付伊犁地区的另一支突厥部落、即葛逻禄时，阙特勤也取得了胜利。“与战于克拉科尔湖，阙特勤乘其白马驰击之，……我们征服了葛逻禄部。” 〔76〕

但是，默啜渐渐衰老，突厥人开始不满他的残暴和专制。许多首领向中国表示效忠，克鲁伦上游的拔野古部反叛。默啜在土拉河两岸将他们击溃。但当默啜回归途中路过一片森林时，受到敌军攻击，被杀（716年7月22日）。拔野古人将他的首级交给中国使者，由他带往长安。

9．阙特勤和默棘连

默啜可汗死后，紧接着是突厥内部大乱。其侄子，即骨咄禄之子、杰出的阙特勤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由于他屡建功勋，特别是在给他的叔叔默啜可汗当副手时所起的作用， 〔77〕 使他获得了权威，并因此而增强了力量。他杀默啜之子匐俱及宗族和已故可汗的辅臣们，唯留下暾欲谷，他是阙特勤兄的岳父。

阙特勤本人没有夺取汗位，而是立其兄默棘连（汉名）为可汗，默棘连在鄂尔浑碑文中称毗伽可汗（bilgä khagan，意为“明智的皇帝”），他从716年至734年间统治着蒙古地区。 〔78〕

其间，由于默啜的去世和随后的王族内乱，鼓舞了所有臣属部落反叛鄂尔浑王朝。阙特勤和默棘连在重新恢复秩序和使反叛部落归附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和硕·柴达木的碑文是默棘连为纪念阙特勤而立的。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对付九姓乌古斯、九姓鞑靼 〔79〕 和对付回纥与葛逻禄 〔80〕 的血腥战争。九姓乌古斯和九姓鞑靼可能分别居住在克鲁伦河中、下游地区。“九姓乌护本我族也。当天地骚动时，彼等起而叛我，一岁中吾人战五次。阙特勤乘白马驰击之。以长枪洞贯六人，手足相搏，又毙第七人。吾等败其军，使彼族降服。突厥民众内叛，且失于怯懦。”然而，如果说在这些严酷无情的战争中，东突厥被迫取消了对西突厥的宗主权的话，那么，他们成功地保住了鄂尔浑的汗国。在阙特勤的碑文中，默棘连庆贺道：“朕与朕弟阙特勤共图救之，为不欲民众之名誉由朕父暨朕叔获得者于斯销墜。” 〔81〕

也许默棘连很想包扎内战遗留下来的最后创伤，他与当时已经70岁高龄的暾欲谷商议，企图入侵中国以巩固他的统治，但暾欲谷阻止了他。伟大的皇帝唐玄宗（713—755年）刚登基。新天子缺乏唐太宗的勇气，甚至很少离开宫廷生活（这是黄金般的时代，是长安宫廷中最好的时期），然而，他却好大喜功，盼望恢复中国对中亚的统治。暾欲谷对中国内政相当灵通，他向默棘连指明，突厥内乱犹尚疲羸，牲畜四散，马匹消瘦，民众饥寒，攻打正在复兴中的唐朝是草率的行为。以后，默棘连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企图让突厥人过定居生活，仿中国方式，在鄂尔浑河畔建筑有城墙的城市，建立道、佛教寺院。暾欲谷指出这又是错误的。突厥所拥有的主要优势是他们作为游牧民的灵活性，这使他们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突然出击，或在受挫时能躲避敌人，不被捉住。中国的编年史家记载了这位突厥老人的话：“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之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术。” 〔82〕

后来默棘连本人在和硕·柴达木碑中留给他的后代的就是给他们指出突厥人的这种潜力。他回忆了在上一个世纪中，中国习俗对东突厥的使人意志消沉的影响：“唐人富有银、粟、帛，往往用其甜言，且拥有致人衰弱之财富，供其挥霍。彼等方迷惑于其甜言及致弱之财富，又招引远方民族，与之接近。……尔辈被甜言及致弱之财富所迷惑者，数在不少，其已趋于沦亡矣。噫，吾突厥民众，尔等或有言。吾欲南迁，惟非居总材山林，乃入平原耳”。默棘连又告诫说：“噫，吾突厥民众，汝如往彼土，汝将沦亡，但汝如留在于都斤地，只遣发车队，汝将永不穷固。汝如留在于都斤山林，汝将长享一永远国家。……噫，吾突厥民众，…凡朕须告汝者，余已记于永保之贞石。” 〔83〕

在暾欲谷的劝导下，默棘连向中国求和（718年）。然而，唐玄宗拒绝之，并下令出击。在古城（原北庭）的一支突厥部落拔悉密部和在辽西、热河一带的契丹人与中国联合，准备从西南方和东南方侧击突厥。默棘连可汗大恐，然而暾欲谷却消除了默棘连的恐慌，他指出，拔悉密、契丹及中国人，相去甚远，势必不能协调一致地攻击。后来，默棘连果然伺机在古城击溃了拔悉密部，之后，接着进犯甘州和凉州一带，即今甘肃边境地区（720年）。最后在721—722年，突厥与唐议和，两者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 〔84〕

默棘连之弟阙特勤死（731年）后（默棘连将其汗位的获得归功于阙特勤），默棘连写了一篇祭文刻在其墓碑上，该墓的位置在和硕·柴达木湖和鄂尔浑的科克沁之间，离哈拉和林北大约40英里的地方。祭文中的几段上文已经引用。它可以被视为古突厥人的民族史诗。732年，玄宗补充了一篇汉文的碑文，以示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85〕 。

这些碑文——最早的突厥文碑——是用被错误地称之为“鲁尼”（runic）文的字体写成。这些文字恰当地说应该是由古粟特字母（尽管像巴托尔德所主张的那样，这些鲁尼文有着不同的起源，是一种表意文字）变化而成，是来自阿拉米亚文（aramaean）。用“鲁尼”突厥文书写的其他碑文在西伯利亚和叶尼塞河流域都有发现。巴托尔德断定，最早的突厥文字可以追溯到7世纪、甚至6世纪。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8世纪，回鹘文即将取代它，回鹘文同样是通过粟特人，来自北部的闪米特字母。

10．东突厥的灭亡；回纥帝国的兴起

根据突厥文化（突厥字母和鄂尔浑碑文已经提供了证据）和默棘连可汗相当温和的脾气来看，在默棘连被他的一位大臣毒害时（734年），东突厥人已处在即将跨入伟大文明主流的时刻。默棘连的死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在动乱结束时，突厥帝国崩溃了。不久，默棘连之子伊然可汗（汉名）也去世，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年轻的登利可汗在默棘连遗孀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然而741年登利被其部下左杀处死。人们认为左杀已经宣布自己为乌苏米施可汗。 〔86〕 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厥帝国的结束，因为乌苏米施可汗立刻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臣属突厥部落的反叛，它们分别是居住在今古城周围的拔悉密部，地处科布多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部和巴尔喀什湖东端，额敏河附近的葛逻禄部。乌苏米施可汗于744年被拔悉密人杀害，其首级被送往长安宫廷。东突厥王室残余在743年时已经逃亡中国。 〔87〕

蒙古的帝国成了各部的猎物。拔悉密部想夺取，但失败了（744年）。回纥部显然是在葛逻禄部的帮助下成功了。回纥可汗（汉文转写名是骨力裴罗），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帝国地区称汗，名骨咄禄毗伽阙可汗。他的登基得到了唐朝的认可，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唐朝的编年史记述，其统治疆域从阿尔泰山到贝加尔湖。根据一些史书记载，他于称汗的第二年去世（745年），而另一些史书记载他死于756年。他死后，他的帝国继续存在。

这样，回纥帝国取代了东突厥汗国。它将持续存在一个世纪（744—840年）。事实上，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由彼此关系密切的一支突厥人取代另一支获得了蒙古地区的霸权而已。不过，东突厥常常是唐朝的危险邻居，与之不同，回纥最初是唐朝相当忠实的属臣，后来成为其有用的盟友，最后成为唐朝可贵的保卫者，尽管有时提出过苛刻的要求。

回纥可汗们的都城在哈喇巴喇哈森，当时称之为斡耳朵八里，即“宫廷之城”，该城在鄂尔浑河上游河畔，靠近原匈奴单于和突厥可汗们的驻地，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的哈拉和林的近邻。 〔88〕

11．唐朝鼎盛时期；西突厥斯坦各国的内附

714年，唐朝雇佣的突厥将军阿史那献在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打了一场大胜仗，使准噶尔的咄陆诸部落以及额敏河畔和塔尔巴哈台的葛逻禄部突厥人都并入到中国的依附者行列之中。突骑施部突厥人可能游牧于谢米列契耶，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三角洲，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实体。突骑施可汗苏禄（717—738年）在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中寻找反唐的盟友，阿拉伯人是一支涌向伊朗-河中地区的、不期而至的新的入侵者。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中亚史上的这一新因素。在此只谈苏禄。苏禄趁穆斯林军团的攻击所造成的混乱入侵塔里木。自692—694年起，塔里木已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苏禄包围阿克苏城（717年），数月之内，骚扰中国的四镇：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虽然他未能攻陷四镇，但他仍占领了长期以来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前哨基地——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尽管唐将阿史那献在该地打了一仗（719年）。唐朝对保住这些冒险性的要塞丧失了信心，企图以封号和爵位羁縻苏禄（722年）。726年，劫掠成性的苏禄仍蹂躏了四镇。最后在736年，中国北庭（或吉木萨）都护盖嘉运在古城附近大破苏禄。此后不久，大约在738年，苏禄被处木昆部的阙律啜，即莫贺达干杀害， 〔89〕 处木昆似乎是地处巴尔喀什湖东南、游牧于葛逻禄和突骑施两部之间的一支小突厥部落。

739年，莫贺达干与唐将盖嘉运联合阻止了突骑施觊觎王位者、苏禄之子吐火仙的复辟。然而，所有突厥小可汗们的经历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力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重新统一西突厥。莫贺达干很快与中国决裂，742年杀唐朝派往突骑施的都督、中国化突厥人阿史那昕 〔90〕 。然而，中国像往常一样，又获得了最终的决定权。744年，唐将夫蒙灵詧打败和杀死了莫贺达干 〔91〕 。由于这次胜仗，中国又成了伊塞克湖地区和伊犁河流域的主人。748年，唐将王正见在伊塞克湖西北、楚河上游地区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建一寺庙。 〔92〕 751年，唐朝大将，即著名的高仙芝入朝，呈献被俘的另一位突骑施首领。 〔93〕

在塔里木盆地，唐朝军队占据的、被称为安西四镇的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四个小王国一直是唐朝忠实的藩属。728年，中国册封了喀什王（该王朝的王姓在汉文转写中称“裴氏”），又册立尉迟王朝的尉迟伏师（也是汉文转写名）为于阗王。 〔94〕 塔里木绿洲上的原印欧种居民们，一度曾坚决抵制唐朝的宗主权，现在似乎乐于与唐结好，因为中国的保护是他们抵抗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双重入侵的防线。

12．中国和阿拉伯人在帕米尔西部的竞争

自从萨珊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崩溃后，大约一个世纪过去了。卡迪西亚战役（637年）和尼哈温战役（642年）的结果是强大的萨珊君主国家被推翻和西伊朗被征服。651年，赫拉特被阿拉伯人占领，萨珊王朝的末代君主叶斯德苟特三世 〔95〕 在莫夫去世；652年，阿拉伯人侵入巴里黑。侵略者满足于对包括呼罗珊在内的整个原波斯帝国的征服，暂时没有进一步向前进。他们重新开始向前挺进是在8世纪初期，在库泰拔·伊本·穆斯里姆的领导下进行的，库泰拔在705年到715年间以倭马亚哈里发的名义统治着呼罗珊。 〔96〕 705年，库泰拔发起了对吐火罗地区的远征，吐火罗地区，即从前的巴克特里亚，当时由原西突厥王室幼支、佛教徒特勤们建立的突厥王朝统治，据玄奘记载，该王朝通常驻扎在昆都士附近。接着，库泰拔利用地区纠纷干涉花剌子模和索格底亚那。从706至709年，库泰拔对伊朗-突厥族的布哈拉国发起战争，并于709年使之降为臣属国。然后他扶持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吐格沙达登上王位，新国王从710年统治到739年。至少在其统治初期，他是阿拉伯人忠实的属臣，而且，表面上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 〔97〕

709年，撒马尔罕的地区德赫干在纳贡和归还人质的条件下与库泰拔讲和，但是，后来他的臣民们被他的懦弱所激怒，起来推翻了他的统治，以伊克谢德·胡拉克取代了他。库泰拔在长期围困撒马尔罕之后，迫使胡拉克投降，尽管塔什干的突厥人和费尔干纳人曾经前来解围，但都被打败了（712年）。

布哈拉人民和撒马尔罕人分别于707年和712年向东突厥强大的可汗默啜求援，当时默啜是整个蒙古地区的君主。每次默啜都派军队去解救这些粟特人，军队由默啜的一位侄子统领，无疑是著名的阙特勤。 〔98〕 707年，在布哈拉和莫夫之间发生的一场战斗中，库泰拔似乎打败和赶跑了阙特勤。712年突厥人曾在短时间内占领过整个粟特地区，阿拉伯人只保住了撒马尔罕城。但最终库泰拔还是使突厥人撤退了（713年）。胜利的库泰拔仍让胡拉克在撒马尔罕作为藩属王，但在该城驻扎了一支阿拉伯军队。在他于712—713年驱逐突厥人以后，他又向塔什干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亲自从忽毡方向进入费尔干纳。714年，他在塔什干。715年，他正在费尔干纳发起第二次战争时，哈里发王朝内乱导致了库泰拔被其部队杀害。（根据塔巴里记，库泰拔已经到达过喀什，但这点很值得怀疑。） 〔99〕

库泰拔是当时真正希望征服中亚的惟一的阿拉伯将领，他的去世，以及那些使倭马亚王朝末期的哈里发遭到削弱的内战，使粟特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唐玄宗恢复了中国在蒙古、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地区的势力，鼓起了粟特人依靠这些地区支持的希望。712年，被阿拉伯人驱逐的费尔干纳王 〔100〕 逃到库车避难，在库车他请求中国帮助他复位。715年，无疑地就是在库泰拔死后不久，唐将张孝嵩果然驱逐了阿拉伯人指定的费尔干纳王，使他复位。718—719年，布哈拉王吐格沙达，尽管是阿拉伯人巩固了他的王位，他仍称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请求中国介入布哈拉事务，为达此目的，他于726年派其弟阿尔斯兰（突厥语“狮子”之意）到唐玄宗皇帝的宫廷。同样，撒马尔罕王胡拉克（约710—739年在位）尽管被迫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也再三请求中国援助他反对新的阿拉伯主子（719年，731年）。再往南，吐火罗地区（指昆都士和巴里黑）的突厥统治者，或者称叶护，同样要求中国保护，免受阿拉伯人的侵害（719，727年）。 〔101〕

尽管唐玄宗抱有扩张领土的希望，然而，中国对派出远征军到粟特或巴克特里亚，以及公开与倭马亚王朝交战还是犹豫不决。哈里发宫廷和长安宫廷之间的大冲突没有发生（至少在751年以前是这样），撒马尔罕、布哈拉、昆都士的突厥-伊朗族人都盼望这种冲突发生，并视之为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回去的惟一途径。而玄宗只愿意通过授予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极高的特权，以加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一位突厥酋长，突骑施王苏禄（717—738年），由于靠近河中地区——他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真正支持了反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叛乱。由于他的支持和鼓励，在728年爆发了反阿拉伯人统治的大起义，布哈拉人民在突骑施突厥人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了一年（728—729年）。同样是在突骑施人的援助下，撒马尔罕王胡拉克在730至731年间起义。直到大约737年或738年，阿拉伯人才最后重新征服撒马尔罕。 〔102〕

13．在帕米尔的中国人（747—750年）

事实上，玄宗皇帝已经让阿拉伯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其原因是，在甘肃和塔里木地区，中国人正在勉力对付更加邻近的敌人：藏民或称吐蕃人。

曾于700年被唐将唐休璟打败的吐蕃人，于702年求和，但几乎同时，战争又爆发。737年中国人在青海以西打败他们，赢得辉煌胜利，746年，唐将王忠嗣又在同一地方打败他们。双方争夺的与胜败攸关的是石堡城——该城在甘肃边境西宁附近，是唐将李祎从吐蕃手中夺过来的，不久后又被吐蕃夺回，749年，唐将哥舒翰再次夺过来。在西藏的另一端，居民们正在威胁着帕米尔地区的诸小王国：吉尔吉特（汉名小勃律）、巴蒂斯坦（汉名大勃律）和瓦罕（汉名护蜜国）。中国在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国与印度交通的道路经过瓦罕。由于贸易关系和佛教徒的旅行与印度有着联系，对唐朝来说维持穿越帕米尔高山谷地交通的畅通是基本的。克什米尔王真陀罗秘利（死于733年）和木多筆（733—769年）作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反对吐蕃，唐朝册封他们为王（720，733年）。同样，在喀布尔河谷上统治着迦毕试国（唐朝时称罽宾）的突厥王朝，即佛教的沙赫王朝，也分别于705，720，745年得到唐朝的册封。 〔103〕 吐蕃人已经获得了对小勃律的宗主权，唐将高仙芝被任命为库车的副节度使，于747年越帕米尔，经巴罗吉尔山口到小勃律，监禁了吐蕃人的臣属王。749年，吐火罗地区的叶护，即昆都士的佛教突厥王朝的统治者，中国人称之为失里忙伽罗（来自梵文sri mangala），试图得到中国的援助以对付一个小山国酋长（他是吐蕃人的盟友），该酋长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率中国远征军越过帕米尔山，驱散了吐蕃的党羽 〔104〕 （750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

14．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的突厥王（或称吐屯 〔105〕 ，汉名是车鼻施），曾多次（743年，747年，749年）入唐表示归顺。然而当时库车的保护者高仙芝，即唐朝的总督或节度使，指责他没有尽到作为边境保护者之职。高仙芝到塔什干杀之，并占用其财产。这一暴行引起了西部的反叛。车鼻施之子向葛逻禄部突厥人求援。葛逻禄部的领地是塔尔巴哈台和乌陇古河畔，从巴尔喀什湖东端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其子还向粟特地区的阿拉伯驻军求援。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刚粉碎了布哈拉新近爆发的一次起义，他匆匆从南方赶往塔什干，而葛逻禄军从北方南下。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彻底打败。齐雅德·伊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 〔106〕 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伊斯兰世界。葛逻禄人在获胜之后，其领土似乎已经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原西突厥汗庭几处驻地都处于葛逻禄人的统治之下，葛逻禄部首领满足于较低的“叶护”称号，无疑是避免冒犯回纥可汗。 〔107〕

如果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中国在怛逻斯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中国成了长达8年（755—763年）内战的牺牲品，一举丧失了在中亚的帝国。

15．回纥突厥帝国

几乎使唐朝覆没的这次叛乱是由在唐朝供职的一位名叫安禄山的蒙古族契丹人发动的。这位冒险家迅速地接连占有了中国的两个都城：洛阳（755年）和长安，唐玄宗逃亡四川。玄宗之子肃宗皇帝（756—762年在位）担负起重新夺取国家的任务，因此，他向当时的蒙古君主、突厥族回纥人求援。 〔108〕

如上所述，744年，回纥突厥人取代了东突厥在蒙古的帝国。回纥可汗，被中国人称为默延啜， 〔109〕 或者葛勒可汗（745—759年在位），很乐意接受肃宗的要求，反过来，肃宗答应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从蒙古来的回纥军队随即配合帝国军队，在从叛军手中夺取洛阳城的战斗中（757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肃宗对回纥首领大加感谢和封官。当回纥军返回蒙古时，肃宗答应每年给回纥绢帛两万匹。

但是，中国的内战并未平息，因为另一些起义威胁着唐朝的统治。默延啜的继承者、汉名为登里牟羽 〔110〕 （759—780年在位）的回纥新可汗受到叛军使者的左右，最初他想利用唐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甚至抱着与叛军合作的目的，已经率军向中国出发了，但是在途中，一位狡猾的中国外交官员 〔111〕 劝他改变了主意，他反过来与唐朝联合，以唐朝的名义从叛军手中夺回了洛阳（762年11月20日）。他还有意识地掠夺了洛阳城。尽管他无疑是唐朝的救星，但是，他已经成了唐朝难以满足的保护者和危险的同盟军。763年3月，他终于踏上了通往蒙古的归途。

回纥可汗在洛阳的长期逗留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后果，因为，正是在洛阳，他认识了摩尼教僧侣们（肯定是粟特人），他把他们带回蒙古地区，由于他们的作用，他皈依了摩尼教。这种古波斯宗教（产生于难以理解的马兹达-基督教的综合教义，在伊拉克和伊朗都受到阿拉伯人的迫害）就这样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作为蒙古地区的君主和中国的盟国、当时其势力处于鼎盛时期的回纥帝国信仰了它的教义。摩尼教确实成了回纥汗国的国教。登里可汗在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被称为“来自摩尼的人”。一位摩尼教高级教长慕阇（慕阇是粟特文mojak和帕拉维文moje的汉文转写）作为新国教的首领在回纥境内建起了住所。 〔112〕 摩尼教士们很快在回纥汗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该时期的一本中国唐代书籍记道：“回纥人用摩尼教教条来处理国事。”

在后继的可汗们的统治下，回纥帝国在中亚保持着统治势力。阿尔普·骨咄禄汉名合骨咄禄（780—789年），请求并获许与唐代公主结婚。唐朝不可能拒绝这些与之结盟可存，与之结仇必亡的突厥人的要求，唐朝廷与它在平等的条件下谈判 〔113〕 ——这在中国和蛮族关系上是新鲜事。

哈喇巴喇哈森碑中列举了另一些可汗的名字，他们都有表示特征的相应的称号：爱登里逻汩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年）、爱腾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年） 〔114〕 、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年）、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年）。 〔115〕 正是在最后的这位“天可汗”统治期间，作为对他的颂词，著名的碑文用三种文字：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刻成。该碑立在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森附近。 〔116〕 他也曾向唐朝公主求婚，但由于耽搁，唐朝公主与他的儿子、继承者登侁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结了婚，后者统治时期是821年至824年。

随着摩尼教一起传入回纥的有基督教、马兹达哲学、伊朗艺术、摩尼教的传入必然对回纥的文明作出贡献。哈喇巴喇哈森碑文解释道：“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 〔117〕 在不同的时期（770、771、807年），回纥在唐朝的使者们把他们自己视为已经建起的、或仍在筹建中的中国摩尼教团的保护者。在768年，可汗从唐朝天子那里获得准许摩尼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法令。因此摩尼寺在湖北 〔118〕 的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771年）等地建立，这些寺庙成为回纥使者的住所。807年，回鹘 〔119〕 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另外再置摩尼教寺院。

已经并入回鹘领土的吐鲁番地区 〔120〕 ，也可以摩尼教团的繁荣而夸耀，这一点已经被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证实，特别是由勒柯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所在地发现的那些。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些小画像上看到，在回鹘施主之旁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师的肖像，更加有趣的是因为这些是已知最早的波斯式小画像。 〔121〕 这些摩尼教布教者们随摩尼教一起，确实是从波斯传来了绘画技术，他们认为绘画是宣传宗教的最好方式。回鹘施主也出现在吐鲁番佛教群的某些壁画上、特别是穆尔吐克-伯子克力克 〔122〕 。描绘了他们身着礼服，包括华丽的长袍和作为头巾的僧帽，由手持鲜花的女士们，还有奴仆和乐师们拥戴着，它们证实了丰富多彩的回鹘文化。再往前，吐鲁番佛教壁画中，另一些有胡须的施主——突厥-伊朗式的，使人想起今天的喀什噶尔人，以佛教的古波斯僧的方式，头戴扁平的帽子、身后跟着骆驼群和骡子群——使人们想起那些粟特商人们，回鹘帝国通过他们与伊朗的各种宗教发生了联系。 〔123〕 最后，在回鹘帝国下的吐鲁番，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精致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壁画。但是，主要是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即840年之后，在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初期，回鹘的吐鲁番艺术得到发展，特别是伯子克力克；因为，正是当时回鹘人被逐出了蒙古地区，大批逃往吐鲁番，并在此建立了新国家。吐鲁番境内最精致的施主画像似乎是在10世纪初期。 〔124〕

当回鹘人从伊朗或伊朗以外地区借来摩尼教时，他们也从同样的地区——准确地说，应该是河中地区——借来了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字母，并从粟特字母中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在9世纪，这种文字已取代了鄂尔浑河的古突厥字母。 〔125〕 借助回鹘文，回鹘人创造了民族文学：最早的突厥文学，他们把伊朗文的一些摩尼教经典和梵文、库车文和汉文的大量佛经译写成突厥文学。 〔126〕 于是，回鹘比其他的突厥-蒙古各族更先进，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突厥-蒙古各族中，他们将是先生。

然而，在取得文明的过程中，回鹘人可能衰弱了。840年，一些仍处于更加原始状态的突厥人，即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和库苏泊之间）的黠戛斯人，占领了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森，杀回鹘可汗，推翻了回鹘帝国。 〔127〕 在一百多年里，唐朝在这些过分强大的盟友面前一直感到恐惧，现在也乘他们衰弱之机，通过对摩尼教僧侣有计划地迫害（843年）来摆脱他们。

黠戛斯人取代了回鹘人，移居鄂尔浑河上游的“帝国的蒙古地区”，即哈喇巴喇哈森和和林附近。但是，这些西伯利亚部落使蒙古地区退化成了野蛮地区。他们一直是蒙古地区的主人，直到大约920年被蒙古族契丹人打败后返回叶尼塞河草原。

回鹘失去了蒙古帝国之后，定居在塔里木北缘诸绿洲地区，即哈拉禾州（或称高昌，古代吐鲁番）、济木萨（它已成为突厥的别失八里城）， 〔128〕 以及焉耆和库车（843年）。另一批回鹘，以萨利回鹘一名而被人们所知，约在860或866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甘州一带。 〔129〕 甘州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028年，是年，它被唐兀人征服。10世纪敦煌的佛教繁荣状况可以证明萨利回鹘人必定是迅速地放弃了摩尼教，而信奉当地的佛教。 〔130〕 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3世纪的成吉思汗国时期；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强加于古代吐火罗，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库车人（即印欧种人）的基地上，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在继续发展库车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有趣的佛教-聂思托里安教-摩尼教的综合文化。然而，也就是在此，摩尼教迅速地衰落了，在成吉思汗时期，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人不是佛教徒就是聂思托里安教徒。

回鹘在吐鲁番和库车境内的移民——这是一次使古印欧语地区的突厥化达到顶点的移民——很可能是分阶段进行的，回鹘与土著居民的融合也许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说两种语言的居民。这一点在穆斯林史书中已经明确提到，它指出，回鹘地区的居民除了说他们自己的突厥方言外，长期以来在他们中还使用着另一种语言。 〔131〕 然而，回鹘人很可能从“吐火罗语”的文学珍品中受益，他们是这些吐火罗语作品的延续者。回鹘文学常常刻于木块上，由德、法、英考察团在今新疆境内发现的回鹘作品表明，新疆在经历着突厥变化时，以往的知识活动仍有生命力。 〔132〕 因此，回鹘人对阿尔泰山和鄂尔浑河的突厥-蒙古族政权，即12世纪的乃蛮部和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来说，堪称“文化之师”，他们为乃蛮人和蒙古人提供了书记员，“官吏”和书写文字。

16．沙陀突厥人

中国人的唐朝于907年被推翻，880年时，由于黄巢领导的一次大起义（农民叛乱）的结果，它已经衰落。帝国首都长安像大城市洛阳一样落入了起义军之手，朝廷向一支新的突厥部落，即汉文转写名为处月、汉文意译名为沙陀的部落求援，沙陀的意思是“沙漠蛮荒之民”。 〔133〕

巴托尔德倾向于把处月（或者沙陀）归于九姓乌古斯部落，它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于10至12世纪在咸海以北游牧。 〔134〕 事实上，沙陀部落已经从西突厥主体中分裂出来，从7世纪起就生活在巴里坤湖以东。712年，当吐蕃人正在劫掠巴里坤湖地区时，他们稍稍向西朝古城方向迁移。808年，吐蕃入侵者又把他们从该地赶走，他们向唐朝请求保护，唐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北部、灵州（宁夏附近）的东北部。

沙陀部一直留居鄂尔多斯地区直到878年。是年，趁当时中国内乱横行，沙陀部的一位首领李克用攻占山西北部大同边区，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更好地插手中国的大混乱。880年，当黄巢领导的可怕的起义从唐朝手中夺取都城长安时，唐朝确实向李克用求援过。这位年轻的领袖（当时年仅28岁）被中国史家描写成勇敢的和忠实的。他似乎扮演了唐朝救星的角色。此后他的忠诚是无可非议的。883年，他把起义军从长安驱逐出去。被他刚刚拯救出来的唐朝廷任命他为节度使，以为报酬。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位置也许是他同时又被任命为太原、即山西的总督。有一个时期，这位中国化的突厥人似乎要继承衰亡中的唐朝，自己登上中国王位。但是，显然是由于他对唐朝的忠诚阻止了他这样做。而一个与他同时代的匪首朱温（当时已被说服站到中国人一边）夺取了权利。朱温废黜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己称帝，建立了“后梁”王朝（907年）。而李克用仍然是山西的君主，在他于908年去世时，其子李存勗（死于926年）继位，他作为山西的皇帝，在“晋王”的称号下统治着山西，以太原为都城。923年，李存勗推翻了“后梁”王朝，以“后唐”王朝建立者的身份成了中国的皇帝（都城在洛阳），“后唐”王朝是短命的，仅存在13年（923—936年）。936年，另一位沙陀突厥人石敬瑭将军由于得到契丹人的帮助，推翻了最后一位“后唐”皇帝，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建立了“后晋”王朝，以开封（即汴）城为都。然而，“后晋”比“后唐”更加短命，仅存10年（936—946年）。946年，完全中国化的这支古代突厥人被真正的野蛮人、即蒙古族契丹人推翻。

17．契丹

契丹（汉名），或者是阿拉伯-波斯语（khitai），或蒙古语（kital），从405—406年起在中国编年史中被提到。当时他们居住在辽河以西，在辽河及其支流沙拉木伦河之间，即今热河地区。 〔135〕 契丹属蒙古家族，“其语言是一种蒙古方言，由于与通古斯口语接触，其音已颚化”。 〔136〕 契丹人于696年过山海关，攻入河北永平，甚至抵达北京平原，但唐朝（当时是在武后的统治下）召集当时处于极盛时期的东突厥可汗默啜对付他们，默啜攻其后方，于697年给他们一次沉重的打击，如上所述，这次惨败阻止了他们的扩张达3个世纪。契丹和中国之间于734至735年间发生的边境战争也未能使形势发生改变。751年，契丹击败入侵平卢（今平泉附近）的一支中国军队，这支军队正巧是由与他们同族的、臭名昭著的安禄山率领。安禄山在唐朝供职，成了唐玄宗的宠臣。就是他，以后企图推翻唐玄宗，自己当皇帝（755年）。

10世纪初，当契丹人在精明强干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领时（耶律阿保机是汉文转写名。耶律是其部落名；阿保机是人名），他们仍居住在辽河西北流域和辽河支流沙拉木伦河地区，阿保机为他的耶律部保住了拥有最高权力的可汗位置。据后来的编年史家们记述，阿保机开始在他的部落中表面上采用中国式的统治。947年，他的继承者将他们的王朝称为辽朝。在中国史上正是以辽国一名称呼契丹王朝。924年，阿保机渗入蒙古地区，直达到鄂尔浑河上游，进入哈喇巴喇哈森，把自840年以来就居住此地的黠戛斯突厥人逐回叶尼塞河上游和西部草原。 〔137〕 奇怪的是，当时他可能主动提出过让甘肃西部的回鹘人重返鄂尔浑地区。在747至840年间，原回鹘可汗们曾占据着鄂尔浑地区，但他们的子孙们已经过定居生活，没有恢复游牧生活的想法。 〔138〕 在东方，阿保机于926年灭通古斯-高丽人建的渤海国，在这次远征中他去世了，渤海国包括朝鲜北部（北纬40°以北）和辽东以东的中国东北部分（从哈尔滨和海参崴到旅顺口）。中国东北部的通古斯女真人生活在乌苏里森林，他们成了契丹的属民。

阿保机通过夺取河北，试图从蹂躏中国的内战中获利，但是，被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存勗在保定南部的望都赶走（922年）。

阿保机死后，其遗孀 〔139〕 设法使她宠爱的次子当选为汗，她是一个像大多数突厥-蒙古族寡妇（包括成吉思汗母亲在内的）一样能干的可敦。她召集了部落会议（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称之为库里勒台），命长子突欲和次子德光（突欲和德光都是汉文转写名）“俱乘马立帐前，谓群臣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者执其辔’。”自然，众人都争着执德光的马辔，于是，德光成了可汗（927—947年）。德光统治之初，与其母共掌国事，然而一切均按母亲的意图行事。每当有大臣惹她不快时，她便借口派此人“去给她的亡夫送消息”为由，让看守阿保机墓的卫士们将其杀死。一位名叫赵思温的中国官员，在他被派执行此项任务时说，给已故可汗送消息这种荣誉应该首先归于可汗的遗孀。而可敦答道，很遗憾，对她的部落来说，延续她的生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她果断地砍下一只手，埋在王墓中。 〔140〕 这是首领死后，家族大屠杀祭示习俗中所残存下来的一种奇特风俗。是在草原上，无论是在斯基泰人中，或者是在匈奴、蒙古人中都盛行的风俗。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习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新可汗耶律德光不久就找到了干涉中国事务的机会。936年，他把中国将军石敬瑭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时石敬瑭已反叛后唐王朝），耶律德光率5万军过古北口，袭击河北，帮助石敬瑭打败帝国军队，并帮助他以“后晋”王朝建立者的身份登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

石敬瑭在契丹人的帮助下成了中国皇帝之后，为报答契丹人，他把包括幽州或称燕州（今北京）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和连同云州（今大同）在内的山西北端割让给契丹（936年）。这样，蛮族开始被置于长城之内的中国北部边境上，此后他们可以从这些地区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政策。石敬瑭的卖国行径使古代中国帝国的完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这一裂痕注定会越来越宽，使游牧部落在12世纪时征服了整个北部中国和在13世纪时占领了整个中国。被耶律德光所征服的北京，以后从契丹人手中传给了女真人，又从女真人传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从936至1368年，北京一直处于游牧民的政权之下。938年，德光使北京成了他在南方的驻地（汉文称南京），他在北方的驻地是沙拉木伦河畔的临潢，在东方的驻地是辽阳。 〔141〕

石敬瑭这位由契丹人恩赐的中国皇帝，直到他于942年去世时一直是契丹人的驯服的属臣，但是，他的侄子和继承者石重贵（943—946年）试图摆脱契丹人的羁绊。这是非常草率的行为。契丹人在河间附近打败了他的军队，渡过黄河，出现在帝国都城开封（当时的大梁）城下，其可汗德光于947年的第一天进入开封城。

德光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在被征服了的开封城内他的确是穿着中国服装。然而，在背后中国人掀起了反抗斗争，他们残杀了几处孤立无援的契丹人，特别是在彰德的契丹人。为了报复，德光屠杀彰德居民，后来，因面临大起义而重新踏上了通往热河的道路，他把全体宫廷人员作为俘虏带走。来到正定之后，德光去世（947年）。他的猝死在契丹人中引起了混乱，因此，无疑地契丹人失去了征服中国的机会。

在契丹撤退期间，山西节度使刘知远于947年2月被其军队拥立为皇帝，刘知远也是沙陀部突厥人。在中国舆论的积极支持下，他以“后汉”王朝建立者的身份于同年4月在开封登基。

耶律阮（947—951年）和耶律璟（951—968年）先后继承德光成为契丹统治者。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给契丹提供了行动的机会的话，契丹将永远没有干涉中国事务的希望。951年，“后汉”王室被新王朝（即“后周”王朝）赶跑，逃到山西中部避难，在此建立了称之为“北汉”的地区小王国。“北汉”以太原为都，从959年一直统治到979年。当时以先后在开封建立的统治王朝，即后周（951—960年）和宋朝（960年）为一方，与在山西中部太原实施统治的“北汉”王朝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北汉”的统治者们出于对那些把他们推翻的“后周”人的怨恨和为了保住他们在山西的小王朝，把自己置于契丹人的保护之下。契丹人当然也很乐意又加入这一角逐。无论帝国军队何时企图夺取太原，他们的军队就赶来援助“北汉”。

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王朝，即宋朝（960年建立）到975年重新恢复了中国境内各国（除太原的北汉）的统一时为止。

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于968年曾试图收复太原，但是，被契丹人阻止，契丹人像往常一样赶来保卫太原。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要幸运些。979年，宋太宗不顾契丹的干涉，迫使太原投降，归并了山西的北汉国。接着，宋太宗决定收复自936年以来就被契丹占据的长城以南的领土：大同和北京。但当时在位的契丹君主耶律贤（968—982年）及其将领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宋朝打消了再征服的念头。宋太宗一直进军至北京（当时的幽州或燕京），他们围攻北京，但是，被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在北京西北的高粱河附近击败，被迫迅速撤至北京与保定之间的涿州（979年）。现在轮到契丹试图入侵中国人占领的河北部分地区，但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在正定城前被打败。

986年，宋太宗又起了新的念头。契丹可汗耶律贤刚去世，由年仅12岁的耶律隆绪（983—1031年）继位，其母肖氏摄政。这一时机似乎对中国有利。宋军分兵数路，分别由曹彬、潘美、杨业率领，一些人向大同进军；另一些人向北京进军。西进的军队胜利地夺取大同；而东进的军队只达涿州就受阻，最后在涿州西南、易州附近的歧沟关被耶律休哥击败，退至北京与保定中间的拒马河。 〔142〕 宋军残部向南逃。耶律休哥紧追不舍，《通鉴纲目》记道，当宋军正在渡沙河（无疑是流经正定和河间以北的新乐）时，耶律休哥把宋军赶入河中，宋军大批淹死。契丹占领了深州（在正定附近）、德州和顺德。但是，对中国来说，十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乘胜南进。直到989年，宋军才完全恢复元气，并在保定附近打败了契丹人。

中国面临的困境因唐兀人而加剧，唐兀人是藏族的一支。于11世纪初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建立了新国家，即西夏国，它一直是中国陕西省的威胁。西夏国的建立者赵保机，又名李继迁（死于1003年），于990年得到契丹人的认可成为西夏王，契丹当时是东戈壁滩所有各部的宗主。1001年，李继迁劫掠了宁夏附近的中国军事重镇灵州，或称灵武。西夏王在离宁州不远的地方，在兴庆府建立了都城。因此，宋朝发现它同时面临着东北部契丹王朝和西北部西夏王国的威胁。

在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统治时期，契丹王耶律隆绪于1004年发起一次穿越河北南部的骑兵远征，沿途攻占了保州（今保定）、冀州（今大名）、德清军（今清丰县），隔黄河（黄河在公元1000年的流向，1007年黄河改道）与开封相对，在开封城内，怯懦的廷臣们劝宋真宗迁都南京或四川。他不仅拒绝迁都，而且还采取鼓舞人心的措施。位于黄河北岸的前沿堡垒地澶州（满族地名开州，即今濮阳县） 〔143〕 当时仍很紧张。一名勇敢的中国军官李继隆被契丹人围在澶州，他引诱敌人入埋伏点，敌人在此受到重创。一查阅地图就可以看到，澶州是处在堵住通往开封去的路上，如果李继隆被打倒，契丹将占有黄河河岸，面对宋都城开封。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1004年，契丹与宋朝在澶州签订和约。双方边境仍维持936年的规定：北京和大同属契丹，保定和宁武属中国。边境线沿霸州（该城仍属于中国）北郊穿过河北省，过五台山以北的山西境，同样，五台山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44〕

1004年和约实施了一百年。契丹由于满足于在北京和大同的统治，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而宋朝除契丹占据的以上地区外，已经统治了整个中国，也放弃了收复北京和大同的愿望。契丹已把他们的野心转向高丽和戈壁。但是，由于1014年高丽人设法让乌苏里江畔的一支通古斯人，即女真人，对契丹人采取了牵制行动，契丹对高丽的攻击被击溃。在戈壁，契丹从回鹘手中夺取甘肃西部城镇甘州和肃州。契丹在1017年左右似乎企图征服喀什噶尔和伊塞克湖地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那样，该地区是属于伊斯兰化突厥人哈拉汗朝统治。契丹人在向有8天路程之远的一座哈拉汗朝都城，即伊塞克湖西、楚河上游的八拉沙衮城前进时，被喀什的哈拉汗朝可汗托甘汗击败。 〔145〕 西夏的唐兀人也把他们的目光转向西方。西夏王赵德明（1006—1032年）于1028年从回鹘手中夺取甘州（契丹在1009年远征之后就失去甘州）。1036年，其子赵元昊（1032—1048年）从吐蕃人手中同样地夺取肃州和敦煌。1044年，他在鄂尔多斯附近粉碎了契丹发起的一次进攻。在元昊统治期间，唐兀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即西夏文，它源于中国文字。1908年由科兹洛夫使团在甘肃北部的哈拉霍托（古名亦集乃城，马可·波罗称之为额济纳） 〔146〕 发现藏有西夏文手稿和印刷品的一个完整的藏书室。

契丹人同样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但直到最近才发现其遗迹。 〔147〕 最后，在1922年发现了两块这种契丹文的石碑，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年，是在蒙古地区发现的。 〔148〕

18．女真人

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北京和大同地区的幻想仍萦绕在中国人头脑中。徽宗皇帝（1101—1125年）是宋朝皇帝中最杰出者，他爱好艺术，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他犯了“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错误。这项策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策略，在中国实践中是常常取胜的，特别是在唐初，唐太宗对该策略的应用。这一次，它是一个错误。契丹人当时已经是一支文明、温和和相当中国化的蒙古族人，已经成了宋朝的友好邻邦。契丹人的后方，即在乌苏里森林和中国东北部，以及今天的俄属沿海地区内，住着一支称之为女真的通古斯人（女真是汉名；阿拉伯-波斯语称jurche）。 〔149〕 1124至1125年，中国使者许亢宗把女真人描写成十足的野蛮人 〔150〕 ，因为在可汗大本营周围是牧地和牧群。在居住集中地，无街道，甚至无小巷，除王族的帐篷或兵营有墙围住外，无防卫的围墙。可汗坐在用12张虎皮铺着的王位上。女真人有很多野蛮的娱乐：痛饮、音乐狂舞、摹拟狩猎和战争场面的表演，还有一种森林居民最大的娱乐，即由化了装的妇女们手持镜子，不断用镜子将阳光反射到观众身上（这种游戏称之为“霹雷女神”，类似日本的天照大神，是其中女英雄的那种情景）。中国正是与这些被宋朝宫廷中的高丽使者们比喻成比豺狼虎豹更凶恶的蛮族联盟，以消灭那些使宋朝免受更偏远地区的蛮族入侵的防护者契丹人。

正值此时，女真王室完颜部 〔151〕 中一位名叫阿骨打的能干的首领正在加紧把女真人组织起来（1113—1123年）。阿骨打已觉察到契丹统治者们潜在的虚弱，他们过多地吸收了中国的生活方式。1114年，阿骨打反叛契丹的宗主权，率领他的部落征服契丹领土。9年之内，夺取了契丹的一切重镇，从北向南地占领了下列中心地：1114年，宁江州（今哈尔滨南，在松花江的支流上）；1116年，辽阳，辽阳的占领使今天称之中国东北的全部地区尽入女真人之手；1120年，临潢府，即契丹的上京（北京，今热河北的沙拉木伦河畔）；1122年，大定，即契丹的中京（热河北部，赤峰附近）；同年，山西北部大同。宋徽宗匆忙与女真人签订联盟条约，条约中规定在瓜分契丹国时，北京应归还给宋朝。然而，事实证明，宋朝没有能力收复北京，1122年，是女真人夺取了北京。此后，女真人傲慢地把北京归还给中国（1123年）。最后一位契丹国王耶律延禧朝库库河屯逃亡，企图在武州（朔平附近）落脚（1124年），直到女真骑兵把他俘虏（1125年）。

女真征服契丹国后，在完颜部王室的精明统治下，努力建立了一个貌似中国的正规的国家，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时，他们给完颜部王朝冠以“金”（通古斯语为alchun；汉名为金）一名，从此以后，这一王朝将以中国史学家们的方式被称为金朝。 〔152〕

蒙古族契丹人这支逐渐走向文明、以和约的方式来确保其安全的民族，被凶猛的通古斯族女真人取代了。未驯服的女真野蛮性很快就反过来对付那些草率讨好他们的中国人。金国的统治者阿骨打在他达到胜利顶峰时去世（1123年）。其弟吴乞买继位。吴乞买是一个更有野心的人，他从1123年统治到1135年。宋朝愚蠢地为北京北部一些边境城镇的所有权与金国争吵不休，以致发展到暗中支持反金起义。这就导致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几个月之内，金大将粘没喝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北京和河北平原；然后又占领太原和陕西中部地区（1125、1126年）。金国的另一员大将斡离不，在粘没喝的联合下，渡过黄河，出现在宋都开封城下。开封城的保卫者们，即可悲的徽宗皇帝和其子钦宗，投降金国（1126年底）。这两个不幸的统治者及其侍从们连同朝廷舆服和财宝一起被送往金国都城（1127年初）， 〔153〕 即中国东北部的内地，哈尔滨以南的宁江。

一位宋朝王室成员，即宋高宗逃脱了这一灾难。凭借长江天堑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1127年）。与此同时，金国归并了当时仍在宋朝手中的华北地区最后的一些重镇：河北的河间和大名；山东的济南；河南的彰德；山西西南角的河中（蒲州），更不用说开封了。宋军曾经趁金国驻军不在时收复了开封，但随即又被金军占领（我们将看到，在成吉思汗时期，这种拉锯战在这一地区更加普遍）。

华北被归并之后轮到了华中地区。1129年，金军在粘没喝的率领下，征服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地区。稍息之后，他们又兵分两路进攻长江下游沿岸。西路军在湖北黄州处渡江，袭击了鄱阳湖北的江州（江西九江）和该湖南岸的洪州（即南昌），从南昌他们武力入侵虔州（江西南部的赣州），赣州是该军挺进的极限。金军飞速地横穿了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甚至13世纪的蒙古军也没有如此神速。在长江下游活动的另一支金军在太平附近渡江，迫使南京投降。宋高宗逃亡宁波（当时称明州），以后又逃往浙江南部的温州港。金大将兀术从南京出发，紧追不舍，占领了杭州和宁波（1129年底至1130年初）。

然而，完全由骑兵组成的金军一直冒险深入到中国南部，这里有洪泛区、纵横交错的河流、稻田、运河和密集的人口，这些都困扰着金军。金军将领兀术企图返回北方，然而又被长江所阻，长江宽阔如海，江面有中国的小舰队巡逻。最后，由一位叛贼引路，他才得以从南京以东的镇江附近渡江而逃（1130年）。南方摆脱了金军之后，宋高宗于1130年返回，定居杭州，直到蒙古人征服中国前，杭州一直是宋朝都城。

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皇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1138年，当他正在向开封进军时，被战争吓破了胆的懦弱的统治者宋高宗与金国签订了和约。当时合剌（1135—1149年）刚继承其堂兄吴乞买成为金王，又由于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也很想与宋朝议和。蒙古人（至少是在历史上所知道的“蒙古人”这一名称之下）这时已登上了舞台，他们在其可汗合不勒的统率下刚形成了部落联盟，正在东戈壁地区从后方攻金（1135，1139年）。1147年，金人被迫把边境的许多地区割让给他们。 〔154〕

在这种局势下，宋、金之间迅速签订了和约（1138年）。边境线是以淮河，以及黄河（及渭河）流域与汉水上游流域之间的高地为界，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仍归金，汉水流域归中国人。于是，金国拥有河北、山东、山西、几乎整个陕西和河南、安徽和江苏以北的许多地区，这样，他们在中国占领的地盘比以前的契丹人在中国的占地大得多。

至此，中国已分裂为二，南方是以杭州为都的中国人的宋朝，北方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金国。金初定其北都（汉文称北京）于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附近的会宁，到1153年以前，它一直是金统治者们的主要驻地。今天的北京只是他们的第二都，即南都（汉文称南京），他们还设中都（中京）于大定，位于热河北。1153年，金王迭古乃把北京城作为他的主要驻地。从此，热河省的大定被看成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今天的北京作为中京，开封是南京。

注意到一位王室王子在金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趣的，他名叫完颜希尹（无疑是女真人的通古斯语goshi），是位能干的政治家。他把他的势力部分地归结于他所担任的萨满职务。 〔155〕 正是他用中国字来标通古斯语音，发明了女真人的“大字”。他的威望使合剌对他产生了猜疑，并于1139年将他处死。

迭古乃杀前王合剌和部分王室成员之后，登上了金国王位（1149年）。文明使迭古乃堕落，他是一位耽于肉欲和凶残的人。他的凶猛使人回想起古代女真人的野性。他贪图享乐使他放弃了金初的中国东北驻地（他土生土长的森林地）迁到北京宫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鞑靼人和蒙古人已表现出加紧对中国东北进攻的趋势时，他的迁移等于就是放弃上述地区。但迭古乃的野心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皇帝，以及最终从宋朝手中夺取南部中国。因此，1161年，他进攻宋朝，窜入长江下游，企图在正对扬州的江湾口，即在金山岛附近，今天的镇江城渡江。但是，他遭难了，他的部队因其暴虐统治而狂怒，杀死了他。另一位王乌禄在辽阳被宣布为金王（1161年）。

新金王立即与宋朝议和，1163至1165年间的谈判结果是以维持现状而结束。编年史描述的乌禄王是一位识时务的贤明君主，在北京宫廷里，他怀念中国东北部的森林故地。他年岁很高才去世，王位由其孙子麻达葛继承（1189年）。

据中国编年史记载，麻达葛（1189—1208年）放松了女真人的军纪，其结果，在蒙古人入侵时期，即在他的后继者统治之下变得很明显。在此期间，1206年，当宋朝轻率地对金国又公开表示敌对时，金军越过标明两国交界的淮河，进军至长江。麻达葛声称要取中国主战派大臣的首级，然而，在1208年，金国同意退至原来的边境线，条件是宋朝每年增加给金国的银和丝的数量，这些银和丝不过是宋朝略加掩饰的给金国的贡赋。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统治时期（1209—1213年），蒙古大入侵开始了。

蒙古历史不但涉及到远东地区的历史，还与穆斯林突厥社会有同样频繁的联系，在继续探讨蒙古历史之前，最好是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自11世纪以来居住在伊斯兰境内的突厥各族的历史。

注释

〔1〕 希腊、罗马人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中国史书名粟特或粟弋。——译者

〔2〕 阿拉瓌的叔叔婆罗门的三个妹妹都嫁给了兟哒可汗。——译者

〔3〕 参看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的起源》，载《通报》1915年，页687。汤姆森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78，1924年，页122上的文章。缪勒《回鹘学》ii，页67，97。马迦特的著作（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con eran）ii，1905年，252。巴托尔德《百科全书》“türks”条目，页948。

〔4〕 突厥人的祖先是由母狼哺育长大。当他成人后，与母狼交配，在母狼的洞穴中生下十子。见《周书·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5〕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1页。史料选自《北史》、《周书》和《梁书》。

〔6〕 这一点已经得到拜占庭历史学家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证实。他认为阿瓦尔残余逃到桃花石人的国家避难，也就是说，逃到拓跋人的后裔中。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以下简称《史料》），页246。

〔7〕 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文章（changanus magnus, despota seplium et dominus septen mondi climatum）vii，7。他指出可汗和汗的称号来自柔然，因此，这些称号是蒙古语的称号。就目前所知，突厥是首先使用可汗称号的突厥语民族。

〔8〕 儒连将有关突厥的中国史料（《隋书》、《唐书》等）译成法文，特别是有关东突厥的部分（《亚洲杂志》1884年）。沙畹继续他的工作，将西突厥的史料译成法文（《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和《史料补》载《通报》1904年，第1—110页）。

〔9〕 “叶护”称号似乎是由古代贵霜人或印度-塞人传给了突厥语各族。贵霜统治者卡德菲斯一世曾将该称号铸于钱币上。参看富歇：《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ii，299。马迦特：《伊兰考》204页。w.邦在《匈牙利年鉴》vi，102上的文章。

〔10〕 按西克《波斯史》（页455），库思老娶的是木杆可汗之女，并非室点密之女。作者持此观点主要是受法国史学家沙畹的影响。沙畹认为：“第木杆为东突厥可汗，又为西突厥之最高可汗，则得以其在位时之胜利属之，而不必为木杆本人。”（《史料》）据此，作者将西突厥初期的一切活动归于室点密名下，故说是娶室点密之女。——译者

〔11〕 因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科奇卡里出土的带状物与匈牙利出土的阿瓦尔青铜制品相似。参看费蒂奇（metallkunst）（载《匈牙利考古》1937，页211和274。）

〔12〕 突厥人最初是与拓跋人的中国北部接触，他们仍用族名拓跋来称呼其国。即tabgath或toba，希腊语taugast。塞俄菲拉克特斯这些拜占庭作家们正是通过taugaust一名开始知道中国北部的。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载《芬兰-乌戈尔学会纪要》赫尔辛基，1896年，v.26）。

〔13〕 关于叶护的各种写法，参看马迦特（historiche gloss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185）。马迦特：《伊兰考》，216。沙畹：《史料》226页以下。

〔14〕 此处不是天山，应是白山。参看沙畹《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211页的讨论。——译者

〔15〕 关于突厥人的文化和宗教，参看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n. s. vol.3第二部分，1924年，页131。）

〔16〕 拜占庭史料（弥南和塞俄菲拉克特斯）和中国史料是沙畹《史料》一书（页233—252）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课题。

〔17〕 亚美尼亚史家塞贝奥斯记述，在597—598年间，波斯人在亚美尼亚将军森帕德·巴格拉德尼的率领下，向突厥领土发起进攻，一直打到巴里黑。参看马迦特：《伊兰考》65—66页。沙畹：《史料》251。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8〕 摘自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下册，879—880页。——译者

〔19〕 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1924年，130页。）

〔20〕 “tangri”腾格里表示天和上帝。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载《通报》4—5，1929年，第215—216页）。

〔21〕 乌迈（umai），肯定是指一种大地女神。是於都斤山山神的人格化，在13世纪的蒙古人中是地之女神，参看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上引书，212—219。

〔22〕 yer-sub，突厥文yär-su，指地与水。——译者

〔23〕 以下作者引用的是《周书》卷50《突厥传》，但最后三句：“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是引自《隋书》卷84《突厥传》。《周书》《隋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而不是581年。——译者

〔24〕 暾欲谷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指责是无根据的。（作者在此的含义是暾欲谷年迈仍受重视。——译者）

〔25〕 摘自儒连《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331页。）（摘自《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译者）

〔26〕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8—99页。转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27〕 从575年到585年，佗钵可汗善待他从中国带到东突厥的犍陀罗三藏法师阇那崛多，并在他的劝导下皈依佛教。参看沙畹（《通报》1905，页334，346）。（关于佗钵皈依佛教，《隋书·突厥传》记道：“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译者）

〔28〕 在沙畹《史料》页48，注1和241页中有关于达头生平的论述。

〔29〕 沙钵略是突厥名（ishpara）的汉文转写形式？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211页）。

〔30〕 大约正是在此时期，达头于598年派遣使臣带了一封信给君士坦丁堡的毛里斯皇帝，信中明确地自称是“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参看沙畹书，246页中摘录的塞俄菲拉克斯的记载。）

〔31〕 关于隋臣裴矩暗中唆使射匮反处罗，《隋书·突厥传》记：“帝将西狩，六年（610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舆车驾会于大升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佗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於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译者

〔32〕 参看伯希和：《吐谷浑与鲜卑研究集》（载《通报》1920年，323页）。

〔33〕 中国史书以优美的史诗般的形式记录了此事。儒连《突厥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213—219页）。

参看《册府元龟》卷一九。——译者

〔34〕 参看《旧唐书》卷二《本纪》。

〔35〕 参看《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薛延陀传》。

〔36〕 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9页。

引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3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38〕 摘自（唐）慧立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39〕 见《续高僧传》卷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以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籍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辗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626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分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勒征入，乃与高平王同来谒帝，以其年（626年）十二月达京。”——译者

〔40〕 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1983年版，28页。

〔41〕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乙毘射匮可汗立，乃发弩失毕兵就白水击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译者

〔42〕 参看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1934年，i，52）。不必深入钻研语言学，我们也能随意举出库车语中的具有印欧语特征的许多词：st和nessi=to be（是）；ste=he is（他是）；pater=father（父）、màter=mother（母）；pracer （frater）=brother（兄弟）；se=son（儿子）；tkacer=daughter（女儿）；okso=ox（公牛）；yakwe （equus）=horse（马）； em=name（名字）；knan=to know（知道）；klautke, kaklau=circle（圆圈）；salyi=salt（盐）；malkwe=milk（奶）；wek=voice（声音）；ek=eye（眼睛）；trai=three（三）；okt=eight（八）；ikem=twenty（20）；kante=hundred（百）；me e=moon（月亮）；pest=after（在…之后）。

〔43〕 伯希和的文章（le cha-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u lob-nor）（载《亚洲杂志》i，1916年，120页）。

〔44〕 哈辛：《中亚的印度艺术和伊朗艺术》253页和《中亚的佛教艺术》12页。

〔45〕 哈辛：《中亚考古研究》（载《亚洲艺术评论》1936年）。

〔46〕 参看伯希和：《有关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名称的注释》（《通报》1923年，127页）和《库车语和吐火罗语》（《亚洲杂志》1934年，86—87页）。参看h.吕德斯的文章（weiter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ürkistan）（sitz. der. preuss akad. der wissenschaften；柏林，1930年，17页）。在所谓的吐火罗语a写本中，威格认为他识别出的árçi是表示一支吐火罗人，asioi（阿速）、wu-sun（乌孙）、alans（阿兰人）等名与此有关。但贝利证明了这是错误的翻译，árçi只是古印度方言árça的吐火罗形式，指梵文arya一词。参看贝利《吐火罗》（《亚洲研究院院刊》viii，4，1936年，912）。

〔47〕 唐朝时期吐鲁番国的都城并不在今吐鲁番地区，而是在其东的亦都护沙里，即原哈剌火州，因此，并不完全与今高昌一致。参看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和哈剌火州考》（载《亚洲杂志》i，1912年，579页）。

〔48〕 kara-shahr的吐火罗语和粟特语名（arg和ak？）在梵文中是agni，参看伯希和《谈吐火罗语》（载《通报》265页）。亨利《焉耆与吐火罗人》（载《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564页）。沙畹将有关焉耆的汉文史料译成法语，载入《西突厥史料》110—114页。列维《高昌写本残卷》中有摘录，参看8—15页。把梵文agni与kara-shahr等同起来的文章，参看吕德斯的文章（weitere beiträge，20页）。

〔49〕 沙畹将《唐书》中有关库车的史料译成法文，收入《西突厥史料》114—121页，列维在《库车语、吐火罗语书》一文中有摘录（《亚洲杂志》ii，1913年）。

〔50〕 儒连：《玄奘传及其印度之游》43页。

〔51〕 库车语的花是pyapyo，参看列维《库车写本残卷》140页。

〔52〕 《新唐书·于阗传》。s.科诺《和田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年，339页）。列维的文章（les rois fou-tou de khotan）（上引书，1020页）。汤姆森：《古于阗语》（《大亚细亚》ii，2，1925年，251）。

〔53〕 摘自《李白诗选》。——译者

〔54〕 《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译者

〔55〕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

〔56〕 参看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藏文写本（bibliothéque nationale, pelliot fund）。j.巴科的研究证明，吐蕃人全体皈依佛教是以后的事，这要归结于七世纪的吐蕃诸王（《古代社会交通》1937年）。

〔57〕 引自《突厥集史》下册，881页。——译者

〔58〕 骨利幹（quriqan），人们认为是生活在贝加尔湖西岸的一支民族。

〔59〕 汤姆森：《鄂尔浑突厥碑文》101—102页。

〔60〕 默棘连碑文说：“汗国的政府所在地是于都斤山林。”（上引书，页116）。汤姆森对其位置作了推测（《德国东方学会杂志》vol.78，1924年）。

〔61〕 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ii。（拉德洛夫：《暾欲谷碑》，希尔特：《暾欲谷碑跋》，巴托尔德：《古突厥碑与阿拉伯的征服》）。

〔62〕 拉德洛夫《古突厥碑文》ii，31。

〔63〕 灵丘应该在大同东南。——译者

〔64〕 希尔特《暾欲谷碑跋》56—58页。

〔65〕 《唐书》。

〔66〕 突骑施（türgish）一名以回鹘文出现。参看哥本《玄奘传之回鹘译文》（《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柏林，1935年，24）。

〔67〕 《唐书》，沙畹（《史料》页43，74），提到突骑施的两驻地，即大牙在托克玛克流域，小牙在伊犁水北的弓月城（上引书，283）。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记：“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犁水为小牙。”——译者

〔68〕 伯希和：《中亚问题札记九则》（《通报》4—5，1929，206—207）。

〔69〕 儒连《突厥史料》（《亚洲杂志》1864年，页413—458）。关于默啜和bäk-chor，参看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450）。

〔70〕 儒连《突厥史料》420页。

〔71〕 此处是按《突厥集史》（下册，页884）中所译的意思。按英译文应该是：他穿上甲胄，用箭射中了一百多个敌人。

〔72〕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09和105页。

〔73〕 同上。

〔74〕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页109。

转引自《突厥集史》。——译者

〔75〕 马迦特《古碑文的编年史》（莱比锡，1898年，页17，53）。沙畹《史料》283页。关于娑葛，伯希和认为是突厥语sagal。参看沙畹《史料》43—44，79—81页。

〔76〕 《突厥集史》下册，885页。——译者

〔77〕 伯希和《通报》1912年，301页。

〔78〕 默棘连在早些时候已经被其叔叔默啜任命为科布多地区的另一支突厥部落（syr tardush）的可汗。

〔79〕 三十姓鞑靼在稍远的地方。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40页。

〔80〕 回纥，或古铁勒，可能游牧于蒙古人的阿尔泰山西南、塔尔巴哈台；葛逻禄人肯定是在巴尔喀什湖东部一带游牧，回纥首领与葛逻禄首领一样，取颉利发称号。参看上引书，127、128页。

〔81〕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12页，125—126页，摘《突厥集史》下册，883页。

〔82〕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

〔83〕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17—118页。（转自《突厥集史》下册。——译者）

〔84〕 默棘连死时，玄宗对他与中国的友好和睦和真诚的友谊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这些参看伯希和《毗伽可汗的中国碑》（载《通报》4—5，1929年238）。

〔85〕 参看伯希和《毗伽可汗的中国碑》246页。

〔86〕 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记：“（左杀）勒兵攻登利，杀之，自立，号乌苏米施可汗。”《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记：“国人奉判阙特勒（即左杀）子为乌苏米施可汗。”《资治通鉴专异》十三上说，判阙特勒（勤）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天宝初立。《唐会要》九四说：“左杀判阙特勒（勤）攻杀登利。”又说：“余众共立判阙特勒（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从各种记载来看，《旧唐书》将父子之事，混为一谈。此处是采用《旧书》之说，误。——译者

〔87〕 伯希和：《毗伽可汗中国碑》（载《通报》4—5，1929年，229—246）。

〔88〕 在突厥学上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回纥是否等同于乌古斯。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论战是以以下几点为基础的：

把回纥与乌古斯等同起来的论证得到了汤姆森和马迦特的支持（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37页和马迦特《古碑文的编年史》23页和《东欧东亚之间的往来交涉》91页）。巴托尔德反对这种理论（《九姓乌古斯》和《百科全书》中“toghuz-ghuz”条目，848页；“vorlesurgen”条目，53页）。争论较多的问题还有，8世纪的突厥碑文和9世纪的回鹘碑文中提到的九姓乌古斯人的准确位置。巴托尔德带着极大猜测性地将他们定在于都斤山（杭爱山？）以北，另一些专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阿尔伯特·赫尔曼把他们的位置定在克鲁伦河中游（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35、39图）。主张回纥与乌古斯是同族的学者们提出了以下理由：（1）在orgötü碑中，回纥可汗默延啜称其民为“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虽然这里可以指两个不同部落的联盟）。（2）在oghuz-name中，与乌古斯人同名的英雄乌古斯可汗说：“我是回纥人的可汗。”（伯希和摘录（sur la légende d'ogho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载《通报》4—5，1930年，351。）但是，伯希和认为oghuz-name一书是约1300年用吐鲁番的回纥文写成。因此，引用的章节只不过是地区文体上的附加语，是以后形成的。（3）马苏第、迦尔迪齐和雅库比记道，当时九姓乌古斯是摩尼教徒，这似乎可以把乌古斯与回纥等同起来，回纥人在763至840年间成了摩尼教徒。问题是这三位作者是否因为ouigur与oghouz在拼音上的类似，而弄混淆了。巴托尔德支持相反的论点，即九姓乌古斯并非回纥，而是古突厥人。实际上，突厥可汗默棘连在和硕·柴达木碑中称九姓乌古斯为“我的同族”。然而，同一块鄂尔浑碑表明九姓乌古斯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独立，因为碑中提到由默棘连和阙特勤领导的、平息乌古斯叛乱的战争。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相信回纥与九姓乌古斯是同一族。我们甚至不知道8和9世纪的鄂尔浑碑文中提到的、蒙古地区的九姓乌古斯是否与10世纪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上提到的九姓古兹（toquz-ghouz）和古兹（ghouzz）等同。据此书记，被称为九姓古兹的突厥当时确实是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在今谢米列契耶、伊犁河、察里恩河、特克斯河和穆扎尔特河地区（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263—279页，地图279页）；另一些被称为古兹的突厥人分布在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占据的地区：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以北，在萨雷苏河、图尔盖和恩巴河地区（上引书，311页，307页图）。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古兹人似乎是谢米列契耶地区的九姓古兹人的一支，同样，可以肯定，11世纪在南俄出现的乌泽人和在波斯的塞尔柱人与今天的土库曼人都是来自古兹人，但我们所肯定的仅只这些。

〔89〕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正如马迦特的论述，莫贺达干在塔巴里的书中写作koùrçoùl（koùrçoùl=kul-chur），见《古突厥碑文编年》38页，注1。巴托尔德《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页27。

〔90〕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91〕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92〕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

〔93〕 《新唐书·西突厥传》。

〔9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于阗传》。

〔95〕 《唐书》中称伊嗣俟，即位于632年。——译者

〔96〕 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伦敦，1928年，184—196页）。

〔97〕 同上书，184—185页，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录。

〔98〕 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编年》，8页。这一论点遭到巴托尔德的反对，他认为可汗的侄儿未必就是阙特勤。参看《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10页。

〔99〕 关于阿拉伯征服喀什地区说，参看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载《亚洲研究院院刊》ii，1923年）。巴托尔德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载，在《突厥斯坦》（185—188页）中，对有关事实进行了编制。

〔100〕 费尔干纳在《唐书》中名宁远。

〔101〕 719年，称作帝赊的吐火罗地区总督派通晓天文学的摩尼教徒到中国宫廷。（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关于中国给予吐火罗地区叶护的保护权，参看《唐书》和《资治通鉴》。

〔102〕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页189—192，根据塔巴里的记载。

〔103〕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罽宾传》。

〔10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小勃律传》。

〔105〕 吐屯，突厥官名，又名吐屯发。是可汗派往臣属国，负责监督行政和赋税。——译者

〔106〕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195—196页，沙畹《史料》页142，297。

〔107〕 参看巴托尔德《百科全书》948—949页中“türk”条目。

〔108〕 于阗王尉迟胜（尉迟王朝的）也引援兵来支持唐朝平定叛军。

〔109〕 汉名默延啜，施勒格尔假定其突厥名是moyun-chor；然而，正如伯希和考证，对应名应是bayan-chor。参看《库曼考》（载《亚洲杂志》1920年，153页）。其回鹘语称号是tängrida qut bulmysh il ytmish bilgä qaghan。在鄂尔浑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奥古土河谷发现了他的墓，墓前有古突厥文（或称鲁尼文）碑。参看拉姆斯泰特《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鲁尼文碑铭及其校译》（赫尔辛基，1913，xxx和沙畹文《通报》1913年，页789）。

〔110〕 在摩尼教残卷中，以及在约821年的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该可汗名下有一组赞誉之词：乌鲁古·伊利克（ulug ilig，意大汗），tängrida qut bulmysh（意从天国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ärdämin il tutmysh（意为由功而治国的），alp（是英雄的），qut lugh （是至高无上的），külüg（是光荣的），bilgä（是明智的）。参看缪勒的《回鹘志》ii，95。

〔111〕 指药之昂。——译者

〔112〕 参看沙畹和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亚洲杂志》i，1913年，190，195—196）。

〔113〕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76页。当时中国急需回鹘援助以抗吐蕃人。约787年，吐蕃从最后一批唐朝驻军手中夺取库车绿洲，但随后被回纥人赶走。791年，吐蕃又攻甘肃宁夏附近的灵武据点，再次被回纥打败。从783至849年间，甚至到860年，他们保住了甘肃西北的西宁和灵州地区。

〔114〕 中国称怀信可汗。——译者

〔115〕 中国称保义可汗。——译者

〔116〕 参看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圣·彼得堡，1892—1899年）图xxxi—xxxv；拉德洛夫《鄂尔浑古迹》（赫尔辛基，1892年）50—60页；缪勒《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柏林，1909年，276页）。

〔117〕 可以看到，这些禁食奶和牛肉等的摩尼教禁令（在放牧牲畜和酿制马奶之地很难实行的）肯定是随着改食蔬饭而制定的。回鹘人已经从游牧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参看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68页。）

〔118〕 英译文上误为河北。——译者

〔119〕 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请唐改回纥为回鹘。故788年后，回纥译为回鹘。

〔120〕 由哈喇巴喇哈森、别失八里、吐鲁番和焉耆的粟特语碑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四塔沟里”在大约800年已经被回鹘人征服。亨利的《焉耆与吐火罗》（载《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550页）。

〔121〕 参看勒柯《中亚晚古佛教》ii，《摩尼教文献》（柏林，1923年）和《高昌》（柏林，1913年）图1—6。

〔122〕 勒柯《高昌》图30—32。《中亚晚古佛教》iv，图17。瓦尔德切米特《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图16—21。

〔123〕 瓦尔德切米特，前引书，图18。

〔124〕 伯子克力克壁画中，有一幅画代表10世纪吐鲁番的回鹘王子博格拉·萨利·吐吐克。

〔125〕 勒柯的著作（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uigurische schrift kunde）（柏林，1919年）93—109页。

〔126〕 参看a. v.哥本的《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柏林，1935年）。

〔127〕 后期的一位回鹘可汗乌介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位冒险者，他企图通过发动对黠戛斯人和中国人的战争维持他在戈壁的统治。847年在阿尔泰山，他在某种未弄清楚原委的行动中被杀。

〔128〕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beshbalik”条，746页。

〔129〕 甘州回鹘诸王自称可汗（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79页）。

〔130〕 由于敦煌千佛洞中的许多佛教题材的群画中提到甘州回鹘的“天可汗”，这一点似乎更加得到证实。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203。

〔131〕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ürks”条目，952页。拔悉密部，在回鹘人来到之前，在7世纪分布在古城地区（原别失八里），他们除了说突厥语外，还说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

〔132〕 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玄奘传》的回鹘译本，时间是10世纪25—50年，最近由哥本夫人译成法文，收载入《回鹘译文》中。

〔133〕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条目，848页。和“türks”条目，949页。还有沙畹摘录的汉文史料，在强调处月与沙陀的密切关系时，他提到了两者的区别，即7世纪时，沙陀在巴里坤湖以东游牧，处月在该湖以西。

〔134〕 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和“türks”条目，848和948页。参看米诺尔斯基的《世界境域志》，266页。沙畹认为沙陀属西突厥种，特别是来自7—8世纪在古城和巴里坤之间作季节性迁徙的突厥部落处月，参看《史料》96页。

〔135〕 关于契丹，参看冯·加布伦茨的《大辽国史》（圣·彼得堡，1877年）。布列什奈德的《中世纪研究》（伦敦，1888年）i，209。沙畹的《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5—6月刊，377）。缪勒《通报》，1922年，页105。在蒙古语中契丹的单数是kitan，复数是kitat。

〔136〕 伯希和《库曼考》（载《亚洲杂志》页146—147）。拉施特记述：“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密切。”参看w.巴鲁克的《西夏和契丹的语言与文字》载沙尔莫尼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年）24页。以及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lwow，1925年）248页。老莫斯特尔特认为契丹是蒙古字khitai的复数（《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第9期，1934年，40页）。

〔137〕 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65。

〔138〕 回鹘对契丹的文化影响显然很大。两件契丹文手稿之一，好像是来自回鹘文，另一件是来自中文。马迦特的著作（guu'ainis bericht über die bekchrunq der uiguren），500—501页。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377。

〔139〕 汉名为述律氏。

〔140〕 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537—1538。

〔141〕 缪勒《巴林的辽代古城》（载《通报》，1922年，105页）。从1044年起，大同成为西部都城，即西京。

〔142〕 “歧沟位于涿州西南30里处。唐末，在此设关。据胡三省，该关在拒马河北，拒马河源于涞源县，从易州偏南处流过。”（据德罗图记述）

〔143〕 德罗图指出，梅拉和考狄尔所认定的shenchow所在地是相当混乱的。梅拉（viii，147）说契丹在澶渊以北扎营。德罗图认为梅拉把shenyüan误读成tanyüan，shenyüan是宋朝时shenchow的另一名。考狄尔把shenchow看成是与梅拉的tanyüan不同的另一个城市，使该问题更加混乱，他认为“契丹扎营于tanyüan或taichow（今开州）以北，在chenchow周围。”（参看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a巴黎，1777—1785，ii，87）。

事实上，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城市，正像德罗图更正梅拉和考狄尔的那样，宋代称为澶州、澶渊或chenchow的城市，在17、18、19世纪时称开州，中华民国时称濮阳县。

〔144〕 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页414。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09。赫尔曼《中国地图集》43、44页。

〔145〕 马迦特的著作（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54页。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khitai”条目，782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279页。

〔146〕 伯希和《科兹洛夫使团所获汉文文书》（载《亚洲杂志》1914，5—6月，页503和《通报》1925年，6，399页）。伊瓦诺夫的文章（les monuments de i'ecriture tangout）（《亚洲杂志》i，1920年，107）。巴鲁克《西夏和契丹的文字与语言》（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关于西夏艺术，看a.伯恩哈蒂的文章（buddhist. bilder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东亚杂志》，1917年10月）。

〔147〕 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 khitai”782页。

〔148〕 伯希和和l.凯尔的《辽道宗墓和契丹文字碑铭》（载《通报》1923年，10月，292页）。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载《东方学年报》1925年，页248）。

〔149〕 伯希和认为“djürtchät”是女真的最初形式。参看《通报》（1930）297—336页；“事实上，joutchen（ju-chen）是djürtchät的讹用形式。”

〔150〕 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78）。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621年。

〔151〕 来自王室的完颜一名可能只是汉文“王”字的通古斯语译音，意思是“王”或“王公”。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页467）。

〔152〕 伯希和《通报》1922年5—6月刊，223页。哈勒兹《满文“金史”》1887年。

〔153〕 这次战争的一个枝节与基督教史有关。金人在入侵过程中俘虏了汪古部的一些成员，（该部落后来定居在山西北部的托克托地区，但是，部落中的许多氏族朝甘肃南部的临洮方向迁徙）。金人把这些俘虏流放到满洲南部地区。这些汪古特人是景教徒，由于吴乞买王的预见和对他们的一个偶像作出了解释，遂使他们获得了自由，金人重新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的青州。伯希和《中亚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630页）。

〔154〕 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81页。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146页。

〔155〕 伯希和的《萨满教》（载《亚洲杂志》1913年，3—4月刊，468页）。w.格律伯的文章（note préliminaire sur la langue et l'écriture des jou-tchen）（载《通报》1894年，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