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 [110] 中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见解。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 [111] 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 [112] 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态，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然而如果事变的个人特点为一般原因的影响所制约，而不依赖于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于一般原因，而且无论这些活动家怎样变换，它们都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具有宿命论的性质。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 [113] 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俩人都把历史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近乎神甫(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类本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的东西完成的，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的应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和偶然事件，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向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同一序列的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最始终贯一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 [114] 在其论英雄的名著 [115] 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场合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的社会课题。所谓伟大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缓慢”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许多现代进化论者都很喜爱这个字眼。在心理上这个偏爱是容易理解的：它必然会在崇尚中庸和稳健……的善良人们中间产生。然而在逻辑上它却经不起批判，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的那样。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自己邻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 [116] 的人都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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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
[2] 这就是他们开始议论历史事变合规律性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他们中间某些人单纯地描述这些现象时，他们有时甚至赋予个人因素以夸大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叙述而恰恰是他们的议论。
[3] 这一处的异文是：“他们倾向于认为，历史事变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基佐在自己的一本政论小册子中指出，拿破仑只有在他还反映法国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是强大的，而当他不再反映这些需要时，一天(滑铁卢一战)就足以终结这种局面。而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这个和与之类似的正确观点，作为对18世纪历史观点的回应产生以后，却以明显极端观点的形态出现，完全没有给相反的极端观点中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
[4] 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历史哲学家，天主教主教，演说家，鼓吹绝对君主论。——译者
[5]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著有《英雄与英雄崇拜》(1840年)。——译者
[6] 指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1840年)一书。——译者
[7] 语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