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努艾尔·文森特
他的腿太长，当不了自行车运动员。可是，他骑着一辆名叫“哈利路亚”的自行车徜徉在巴黎街头。巴黎正是清晨，街道刚洒完水，弥漫着羊角千层酥和热面包的香味。他过着学生的日子，却不是学生；他像在流亡，却不是流亡者；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
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布鲁塞尔。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阿根廷外交官，时任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之后，父亲扔下他们，离家出走。他的童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班菲尔德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曾患病休养，饱读诗书，师范毕业后，在门多萨的库约大学任教。他高雅的精神世界与低俗的庇隆主义发生了碰撞，加上其他麻烦事：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内莉·马丁，外省的资产阶级拉出一道防疫线，将他隔离；当众拒绝亲吻塞拉费尼教皇使节的戒指，最终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他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一切。
年轻的科塔萨尔认识了译员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她是加利西亚移民的女儿，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一九五一年，科塔萨尔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藉此定居巴黎。当时，他已经创作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受到博尔赫斯的大力褒奖，为后来的声名立下了根基。确实，他走得太远太远了。你可以想象他坐在拉丁区任何一家咖啡馆门前，遥想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距离，创作经典名著《跳房子》，尽情抒发内心的忧伤。也许，爵士乐大师们也走过那里。他们途经巴黎，在塞雷耶音乐厅演出大获成功、回路易斯安那饭店上床睡觉前，来塞纳街的小市场采购补充家中的威士忌。《跳房子》便从这条街开始，奥利维拉沿街走到孔蒂码头的拱门下去见玛伽。路易斯安那饭店，萨特和西蒙·波伏瓦，还有阿尔贝·加缪和朱丽叶·格莱戈曾经在那儿住过。如今，在它狭窄的电梯里，几位梦想成为伊夫一圣罗兰品牌模特的姑娘与迈尔斯·戴维斯、查理·帕克搅在一起。姑娘们很讨人喜欢，迈尔斯·戴维斯扛着小号，查理·帕克扛着萨克斯。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认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更何况，他多此一举地像罗杰·瓦迪姆那样戴着黑色玳瑁眼镜，一张五十年代索邦大学学生的脸，一缕头发遮住额头，正好配上翻领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难怪会给当时思想自由、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们造成精神毒害。没有哪个女孩读完《跳房子》后不去梦想成为玛伽。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回来吧，胡利奥，有什么难的！”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像陌生人那样在埃塞萨机场瞎逛，没有人接他。他从来没有被任何阿根廷政府承认过，接受过。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区，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广场，从那儿延伸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不远处，是一堵黑暗中杀害易装癖的行刑墙。
他也有过其他恋情。立陶宛人乌格涅·卡维丽丝逼他和奥罗拉离婚，并对他进行政治启蒙。从此，另一个科塔萨尔诞生了：从象牙塔坠落到地面，介入到失败的事业中，在宣言上签字，主持反对魏地拉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委员会，热爱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主义。这种斗争态度和他的先锋派美学思想令左派读者欣喜若狂，也让他与一些意识形态至上的拉美老朋友、老同行们渐行渐远。后来，他对卡洛尔·邓洛普的恋情又让他踏上别的路，其中一条带他们前往另一个世界。卡洛尔因白血病，先行一步。两年后，科塔萨尔同患此病，步其后尘，随她而去。他一天天地衰老，没蓄胡子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孩子般的容貌，腿依然还是那么的长。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科塔萨尔在萨拉扎尔医院去世。当时，加利西亚人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已经回到他身旁，在病床边打地铺，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科塔萨尔与卡洛尔合葬于蒙帕纳斯墓地。崇拜者们去看他，总会在墓碑的祥云上放一杯葡萄酒和一张儿童街头游戏跳房子的图案，以示祭奠。没有奖项，没有勋章，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庄重着装，他只带上了读者的热情，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科塔萨尔，我们爱上了巴黎的自由、爱上了一些爱、一些人和一些秘密地点——详细单子一分钟就能列出——也爱上了所有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也许她们就是玛伽。
（本文原载西班牙《国家报》2006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