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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不同于米克记忆中的任何夏天。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用思想或言语描述的事情，但她感觉到了变化。她一直很兴奋。早上，她迫不及待地从床上爬起来，迎接新的一天。夜里，又要睡觉了，她对此厌恶透顶。

吃完早饭，她就带孩子们出去，除了一日三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通常只是在街上闲逛——她拉着拉尔夫的小车，巴伯尔跟在后面。她总是忙着思考和计划。有时，她突然抬起头，发现到了镇上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地方。有那么一两回，他们在街上遇到比尔，她正忙着想事情，他抓住她的胳膊，她才看见他。

清晨，天有点凉，他们长长的影子在面前的人行道上延伸。但正午时，天气总是很炎热。阳光太强了，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很多时候，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计划都和冰雪混在一起。有时她好像在瑞士，群山覆盖着白雪，她在冰冷、泛绿的冰面上滑行。辛格先生和她一起滑冰。收音机里可能正在播放卡洛尔·隆巴德(1)或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2)的音乐。他们一起滑冰，辛格先生掉进了冰窟窿，她不顾危险，跳进去，在冰下游泳，把他救了出来。这是一直在她的脑子里盘旋的计划之一。

通常，走一会儿，她就把巴伯尔和拉尔夫寄放在阴凉处。巴伯尔是个一级棒的孩子，她把他训练得很好。如果她告诉他不要去听不到拉尔夫哭喊声的地方，她绝不会看到他在两三个街区外和别的孩子玩弹子球。他会在童车附近独自玩耍，她离开他们时不会太担心。她要么去图书馆翻翻《国家地理》杂志，要么到处闲逛，再想想问题。手头有钱的话，她就去布兰农先生那儿买瓶软饮，或者买块银河巧克力。他给小孩打折，五分钱的东西只要三分钱。

但不管她在做什么，一直都有音乐。有时，她边走边哼歌；有时，她静静聆听内心的歌曲。她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些音乐是收音机里听到的，有些音乐就在她的脑子里，哪儿都没听到过。

晚上，孩子们一上床，她就自由了。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天黑了，她独处时会发生很多事。吃过晚饭，她就再次跑出家门。她不能把她晚上干的事告诉任何人，妈妈问起，她就撒点听起来合情合理的小谎。但有人叫她，她多半会跑开，假装没听见。她对所有人都这样，除了爸爸。爸爸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她听了就跑不开。他是整个镇子块头最大、个子最高的男人之一。但他的声音那么轻柔和善，人们听了都很惊讶。不管她有多匆忙，只要爸爸叫她，她都会停下来。

这个夏天，她发现爸爸身上有某种东西是她以前不知道的。在那之前，她从未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看待。很多时候，他会叫住她。她会走进他工作的起居室，在他身边站上几分钟——但听他说话时，她总是心不在焉。一天晚上，她突然理解爸爸了。那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明白了。随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似乎像理解别人一样理解爸爸了。

八月末的一个晚上，她正急着出门，九点前必须赶到那所房子，不然就迟到了。爸爸叫住她，她走进起居室。他正弯着腰坐在工作台前。不知怎么的，他在那儿总让人感觉不自然。去年他出事之前一直是油漆匠和木匠。每天天还没亮，他就穿着工装裤离开家，一走就是一天。晚上，有时候他会摆弄钟表，这是一份额外的工作。他多次尝试在珠宝店找份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整天坐在工作台前，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领带。现在他干不了木匠活了，于是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廉价修理钟表”。但他看上去和大多数干这行的人不一样——闹市区的钟表匠全是手脚麻利、肤色黝黑的小个子犹太人。工作台对父亲来说太矮了，他的大骨头似乎松散地连在一起。

爸爸只是盯着她。她看出来，他叫她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想跟她说说话。他在考虑如何开口。他棕色的眼睛对于他那张又长又瘦的脸来说太大了，他的头发掉得一根不剩，苍白的秃脑瓜顶让他看上去赤裸裸的。他仍然看着她，不说话，她急着要走。她必须在九点整之前赶到那所房子，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爸爸看出她很焦急，于是清了清嗓子。

“我有东西要给你，”他说，“不多，不过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

他大可不必只是因为寂寞、想聊聊天，就给她五分一毛的。他挣的钱只够他每星期喝两次啤酒。他的椅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两个瓶子，一瓶空了，一瓶刚打开。一喝啤酒，他就想找人说话。爸爸笨拙地在腰带上摸索，她扭过脸看别处。这个夏天，他变得像个孩子，把攒下来的一点体己钱到处藏。有时藏在鞋窠里，有时藏在腰带上割开的小口子里。她不是很想拿那一角钱，可是他递给她时，她的手却自然地张开了，准备接钱。

“我有很多活儿要干，不知道从哪儿干起。”他说。

这和事实正相反，他和她都心知肚明。他从来没有多少钟表要修，干完活，他就在家里转悠，干点杂活。晚上，他就坐在工作台前，清洗旧发条和齿轮，一直磨蹭到睡觉时间。自从摔坏髋部，不能有稳定的工作，他每时每刻都得做点什么。

“今天晚上我想了很多。”爸爸说。他往杯子里倒了些啤酒，在手背上撒了几粒盐。他把盐舔干净，喝了一口啤酒。

她急着要走，都快站不住了。爸爸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想说点什么，但叫住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只想跟她说会儿话。他刚要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他们只是看着彼此。寂静在蔓延，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这一刻，她理解了爸爸。她并不是得知了一个新的事实，而是自始至终完全理解，只是没动过脑子。现在，她突然知道自己了解爸爸。他很孤独，他是个老人。因为没有一个孩子为了什么事情去找他，因为他挣的钱不多，他觉得自己和家人隔绝了。寂寞的他想接近任何一个孩子——而他们都太忙了，不知道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用处。

他们对视时，她明白了这一点。这让她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爸爸拿起一根钟表发条，用蘸了汽油的刷子擦洗起来。

“我知道你着急走。我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

“不，我不急。”她说，“真的。”

那天晚上，她坐在工作台旁的椅子上，他们聊了一会儿。他谈到了账目和花销，以及换一种方式经营的话，情况会怎样。他喝着啤酒，谈话间，泪水盈眶，他用鼻子抵住袖子，用力吸了几下。那天晚上，她陪他待了好一会儿。尽管她急得不得了，但由于某种原因，她不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告诉他——那些炎热而黑暗的夜晚。

这些夜晚是秘密，是整个夏天最重要的时光。黑暗中，她独自走着，好像镇上只有她一个人。夜里，几乎每条街都像她住的那条街一样普通。有些孩子害怕晚上穿过陌生的地方，但她不怕。姑娘们害怕从某处蹿出一个男人，把她们当已婚妇女那样糟蹋了。大多数姑娘是疯子。如果一个有拳王乔·路易斯(3)或摔跤手山人迪安那么大块头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想打架，她会撒腿就跑。但如果是一个体重不超过她二十磅的家伙，她就会痛揍他一顿，然后继续往前走。

夜晚是美好的，她没工夫想担惊受怕的事。只要在黑暗中，她便想着音乐。走在街上，她会给自己唱歌。她觉得整个镇子都在聆听，却不知道唱歌的是米克·凯利。

夏天这些自由的夜晚，她学会了很多音乐知识。她走在富人区，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所有窗户敞开着，她能听到美妙的音乐。过了一会儿，她就知道哪家在听她想听的节目。特别有一家总播放各种好听的管弦乐。晚上，她就来到这所房子，溜进黑咕隆咚的院子听。房子周围有漂亮的灌木丛，她就坐在窗边一个灌木丛下。节目播完了，她就站在黑咕隆咚的院子里，双手插在兜里，思考很久。这是整个夏天最真实的部分——听收音机里的音乐，研究它。

“cierra la puerta，seor.(4)”米克说。

巴伯尔像野蔷薇一般锋利。“hagame usted el favor, seorita.(5)”他回嘴道。

在职业学校上西班牙语课很棒。说一种外语让她感觉自己见多识广。开学后，每天下午，她都开心地说新学的西班牙语单词和句子。一开始，巴伯尔被难住了，她一边说外语，一边看他的脸，很有趣。很快，他就赶上来了，没过多久，他就能复述她说的每句话，还记住了学过的单词。当然，他不知道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不过，她也没照原本的意思说。过了一阵子，这孩子学得太快，她会的西班牙语都用光了，只好急促含混地发出一些编造的声音。但没过多久就被他发现了——谁也骗不了老巴伯尔·凯利。

“我要假装第一次走进这所房子，”米克说，“这样我就能看清所有的装饰好不好看。”

她出了门，来到前廊，然后回来，站在门厅里。一整天，她、巴伯尔、波西亚和爸爸都在为这次派对布置门厅和餐厅。装饰品有秋叶、藤蔓和红色皱纹纸。餐厅的壁炉架上和衣帽架后面贴着亮黄色的叶子。他们在墙上拉了藤蔓，桌子上会放上潘趣酒(6)碗。红色皱纹纸从壁炉架上垂下长穗，椅背上也缠着皱纹纸。装饰足够了。没问题。

她用手蹭了蹭额头，眯起眼睛。巴伯尔站在她身旁，模仿她的每个动作：“我真希望这是一次不错的派对。我真这么希望。”

这是她举办的第一场派对。她只参加过四五次。去年夏天，她参加了一次毕业舞会，但没有一个男孩邀请她散步或跳舞，她就那么一直站在潘趣酒碗旁边，直到所有茶点吃光，她就回家了。这次派对绝不会像那次那样。再过几个小时，她邀请的客人就该陆陆续续到了，喧闹即将开始。

她不太记得怎么就有了开派对的念头。她上职业学校不久就有了这个想法。中学棒极了，方方面面都和小学不一样。如果她像黑兹尔和埃塔那样上速记课，她就不会这么喜欢了——但她得到了特许，像男孩那样学机械。机械班、代数和西班牙语都很妙。英语很难学。她的英语老师是明纳小姐。大家都说，明纳小姐以一万美元的价格把脑子卖给了一个医生，这样她死后，他就可以把她的脑子切开，看看她为什么这么聪明。写作课上，她突然问这样的问题：“请说出与约翰逊博士同时代的八位名人。”还有：“引用十句《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里的话。”她按字母顺序点名，上课时，成绩册一直打开着。就算她脑袋灵光，也是个整天绷着脸讨人嫌的家伙。西班牙语老师去欧洲旅行过。她说，在法国，人们抱着面包棍回家，也不包一下。他们会站在街上聊天，用面包棍敲打灯柱。法国没有水，只有葡萄酒。

职业学校几乎各方面都好。课间，他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午餐时间，学生们在体育馆里闲逛。很快，有件事令她困扰。人们在走廊里一起走来走去，每个人似乎都属于某个特殊的群体。一两个星期内，她就认识了走廊和班里的人，她和他们说说话，但仅此而已。她不是任何群体的成员。上小学时，她想加入哪个群体，直接过去跟他们玩就行了。这里就不同了。

第一个星期，她独自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琢磨这件事。她计划加入某个群体，她在这上面花的心思几乎和音乐一样多。这两个念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最后，她想到办个派对。

她对邀请对象有严格的要求。不邀请小学生，十二岁以下的不行。她只邀请十三到十五岁的孩子。她邀请的每个人她都认识，关系好到可以在走廊里说话——不知道名字的，她就问出来。有电话的，她就打电话邀请，其余的在学校当面邀请。

电话里她总是说同样的话。她让巴伯尔把耳朵贴过来听。“我是米克·凯利。”她说。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她就解释到他们想起来为止。“星期六晚上八点，我要办一场舞会，我现在邀请你参加。我住在第四街103号a公寓。”a公寓在电话里听起来棒极了。几乎每个人都说很高兴参加。几个坏小子自作聪明，一遍遍问她的名字。一个男孩装可爱，说：“我不认识你。”她立刻就把他镇住了：“你去死吧！”除了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有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她知道他们都会来。这将是一场真正的派对，和她参加过或听说过的所有派对都不一样，而且会更好。

米克最后检查了一遍门厅和餐厅。她在衣帽架旁“老脏脸”的照片前停下脚步。这是她妈妈的祖父的照片。他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少校，在一场战役中牺牲了。有个孩子在他的照片上画了眼镜和胡子，铅笔印被擦掉后，他的脸就脏得不像样了。这就是她叫他“老脏脸”的原因。这张照片在一个三连框中央。两边都是他儿子的照片。他们看上去和巴伯尔年龄相仿。他们穿着制服，面带惊讶的表情。他们也在战斗中牺牲了，很久以前。

“我要把这个取下来，这个和这次的派对不搭，看起来太普通了，你不这么觉得吗？”

“我不知道，”巴伯尔说，“我们普通吗，米克？”

“我不普通。”

她把相框放在衣帽架下面。装饰得不错。辛格先生回来看到会很高兴。房间似乎非常空旷安静。餐具已经摆好，准备吃晚饭了。晚饭过后，就是派对时间。她走进厨房，看茶点准备得怎么样了。

“你认为一切会顺利吗？”她问波西亚。

波西亚正在做饼干。茶点在炉台上，有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巧克力脆饼和潘趣酒。三明治上面盖着一块湿茶巾。她偷看了一眼，但没拿起一块尝尝。

“我跟你说过四十遍了，一切都会好的，”波西亚说，“我先回家做个饭，然后马上回来，系上白围裙，好好招待你的客人。我九点半离开这里。今天是星期六，晚上赫保埃、威利和我也有安排。”

“当然，”米克说，“我只是想让你帮帮忙，派对真正开起来就好了——你知道的。”

米克屈服了，拿了一块三明治。她让巴伯尔留在波西亚身边，自己走进中间的屋子。她要穿的裙子正摊在床上。黑兹尔和埃塔都很慷慨，把最好的衣服借给了她——她们应该不会参加派对。埃塔的蓝色双绉晚礼服、一双白色的轻便舞鞋和一顶水钻冕状头饰。这些服饰真是美极了，想象不出她穿上会是什么样。

时近傍晚，一道道长长的黄色斜阳穿过窗户。如果她需要两个小时为这次派对梳妆打扮，现在就该开始了。想到穿上漂亮的衣服，她不能就这样坐着傻等。她慢慢走进浴室，脱下旧短裤和衬衫，拧开水龙头。她搓洗粗糙的部位——脚后跟、膝盖，特别是胳膊肘。她洗了很长时间。

她光着身子跑进中间的屋子，开始穿衣服。她穿上丝绸连衫衬裤和丝袜。为了好玩，她还戴上了埃塔的胸罩。接下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裙子，把脚塞进轻便舞鞋。这是她第一次穿晚礼服。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她的个子太高了，裙子的下摆高出脚踝两三英寸，鞋也太小了，穿着挤脚。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最后她断定，她要么看起来像个傻瓜，要么非常美。非此即彼。

她尝试了六种不同的发型。额前翘起的那绺头发有点小麻烦，于是她把刘海儿打湿，弄出三个小卷贴在额头上。最后，她戴上冕状头饰，涂了很多口红，搽了很多胭脂。打扮完了，她像电影明星那样，抬起下巴，眼睛半睁半闭。她慢慢地把脸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她看上去很美——就是很美。

她感觉镜子里的那个人根本不是自己，那是一个和米克·凯利完全不同的人。离派对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她羞于让家人看到她早早就穿戴整齐了。她再次走进浴室，锁上门。坐下来会把衣服弄乱，她就站在地板中央。四面封闭的墙似乎压缩了所有的兴奋。她感觉自己和过去那个米克·凯利太不同了，她知道这会比她这辈子的任何东西都好——这场派对。

“哇！潘趣酒！”

“好漂亮的裙子——”

“哎呀！你解出了那道三角题，四十六乘以二十——”

“借光！别挡道！”

人们蜂拥而入，每秒钟大门都砰砰作响。尖锐的声音和柔和的声音同时响起，最后只剩下一片嗡嗡的喧闹声。女孩们穿着华美的晚礼服，三五成群，男孩们穿着干净的帆布裤、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制服，或者崭新的深色西装走来走去。乱哄哄的，米克看不清单个的脸或人。她站在衣帽架旁，环视整个派对。

“每人拿张舞会卡，开始预约吧。”

起初，屋子里太吵，什么也听不清，无法集中精力。男孩们挤在潘趣酒碗周围，桌子和藤蔓都被遮住了。只有她父亲的脸从孩子们的头顶上露出来，笑眯眯地把潘趣酒盛到小纸杯里。她身旁的衣帽架的底座上放着一罐糖果和两块手帕。几个女孩以为今天是她生日，她表示了感谢，拆开礼物，也没告诉她们，再过八个月，她才十四岁。每个人都和她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精心装扮了一番。男孩们闻起来很香。他们把头发抹得油光水滑。身着五颜六色长裙的女孩们站在一起，好似一大片鲜艳的花朵。开头很棒。这次派对的开局不错。

“我有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血统，还有——”

“我有德国血统——”

她叫喊着，让大家拿好舞会卡，然后走进餐厅。很快，他们从门厅里涌进来。每个人拿着舞会卡，聚在墙边，排好队。派对这才真正开始。

突然，气氛变得很古怪——静悄悄的。男孩们站在房间一头，女孩们在他们对面。出于某种原因，大家同时不出声了。男孩们拿着卡片，看着姑娘们，屋子里寂静无声。男孩本该邀请女孩，但没有一个人开口。可怕的平静越来越沉重，她参加派对的次数不多，不知如何是好。接着，男孩们开始用拳头击打对方，聊起天来。姑娘们咯咯笑——但即使她们不看男孩，你还是能看出她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是否受欢迎。可怕的寂静消失了，但屋子里的气氛很紧张。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走向一个叫德洛丽丝·布朗的女孩。他约完她后，所有男孩全都冲向德洛丽丝。她的卡片上写满了名字，他们又转向一个叫玛丽的女孩。这之后，一切又戛然而止。还有一两个女孩得到了几个邀约——因为这场派对是米克举办的，三个男孩约了她。仅此而已。

人们只是在餐厅和门厅里闲逛。男孩大多聚集在潘趣酒碗周围，互相炫耀。女孩们也扎堆，笑个不停，假装很开心。男孩们琢磨着女孩，女孩们琢磨着男孩。结果屋子里的气氛很怪异。

就在这时，她注意到了哈利·米诺维茨。他就住在隔壁，她从小就认识他。尽管他比她大两岁，但她长得比他快。夏天，他们经常在街边的草地上摔跤打架。哈利是个犹太男孩，但看着不太像犹太人。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直发。今晚他穿得很整洁，进门时，他把一顶成年人那种带一根羽毛的巴拿马帽挂在衣帽架上。

她注意到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衣服。他脸上有变化，因为他没像往常那样戴角质边框眼镜。他有一只眼睛长了针眼，为了看东西，他不得不像鸟一样歪着脑袋。他细长的手不停地摸那个小红包，好像很疼的样子。他要潘趣酒的时候直接把纸杯戳到她爸爸脸上了。她看得出他非常需要眼镜。他很紧张，老是撞到人。除了她，他没邀请任何女孩，因为这是她的派对。

潘趣酒都喝光了。爸爸怕她尴尬，和妈妈一起回厨房榨柠檬汁。有些人在前廊和人行道上。她很高兴来到外面，呼吸夜晚凉爽的空气。走出炎热明亮的房子，她闻到黑暗中即将到来的秋天的味道。

然后，她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事。人行道旁，黑暗的街道上，有一群邻居家的孩子。皮特、祖克尔·韦尔斯、芭比和小排骨——一大群人，有的年龄比巴伯尔小，有的十二岁多一点。甚至还有她根本不认识的孩子，嗅到聚会的气味，也跑来玩。还有一些跟她一般大和比她大的孩子，她根本没邀请他们，因为他们对她做过坏事，或者她对他们做过坏事。他们一个个脏兮兮的，穿着普通的短裤、邋遢的灯笼裤，或者日常的旧衣服。他们只是在暗处转悠，注视着派对。看到这些孩子，她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悲哀，另一种是警惕。

“我约了你。”哈利·米诺维茨假装在读舞会卡上的字，但她看到上面什么也没写。她父亲来到门廊，吹了声口哨，第一首曲子开始了。

“好，”她说，“我们走吧。”

他们开始绕着街区走。穿着长裙，她依然觉得自己挺时髦。“看那边，米克·凯利！”黑暗中，一个小孩叫道，“你们看她啊！”她继续往前走，就像没听见一样，但她知道那是小排骨，过两天她就会抓住他。她和哈利沿着黑魆魆的人行道快步走着，来到街道尽头时，他们拐到另一个街区。

“你多大了，米克，十三？”

“快十四了。”

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也一直为此苦恼。五英尺六英寸(7)的身高，一百零三磅(8)的体重，她才十三岁。派对上的孩子站在她身边都变成了矬子，除了哈利，他只比她矮几英寸。没有一个男孩愿意和比自己高这么多的女孩跳舞。不过，也许抽烟能阻止她继续长高。

“我光是去年就长了三点二五英寸(9)。”她说。

“我在集市上见过一位女士，八英尺六英寸(10)。不过，你可能长不了那么高。”

哈利在一棵黑乎乎的紫薇树旁立住脚。一个人也看不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拿在手里摆弄。她弯下身看了看，原来是他的眼镜，他正在用手帕擦镜片。

“对不起。”他说。他戴上眼镜，她听见他深深的呼吸。

“你应该一直戴着眼镜。”

“是啊。”

“你出来怎么不戴眼镜？”

夜很静、很黑。过马路时，哈利抓着她的胳膊肘。

“派对上有个姑娘觉得男人戴眼镜女里女气的。这个人——哦，好吧——也许我——”

他没说完。突然，他绷紧身体，跑了几步，跳起来够高出头顶约四英尺的一片树叶。黑暗中，她刚好看得见那片高高的叶子。他的弹跳力很好，一把就揪了下来。他把叶子放进嘴里，黑暗中，对着假想敌打了几拳。她赶上他。

像往常一样，她心中有首歌。她自顾自地哼唱着。

“你在唱什么？”

“一个叫莫扎特的家伙写的曲子。”

哈利感觉相当良好，像快拳手那样侧步：“听着像德国人的名字。”

“我猜是。”

“法西斯？”他问。

“什么？”

“我是说那个莫扎特是法西斯分子，还是纳粹分子？”

米克想了一下：“不，他们是最近的事，这个家伙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这是好事。”他又在黑暗中打了一拳。他想让她问为什么。

“我说这是好事。”他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

“因为我恨法西斯。要是让我在街上碰到，我会杀了他。”

她看着哈利。街灯下，树叶在他脸上投下快速晃动的斑驳的影子。他很兴奋。

“怎么回事？”她问。

“天哪，你从来不看报纸吗？你瞧，是这样的——”

他们又绕回来了。家里喧闹得很。人们在人行道上叫着，跑着。她一阵阵反胃。

“没时间解释了，除非我们再绕着这个街区转一圈。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为什么痛恨法西斯。我想告诉你这件事。”

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把这些想法滔滔不绝地讲给某个人听。但她没时间听。她正忙着观察家门口的情况。“好了，回头见。”约会结束了，她可以观看并专心思考眼前的混乱了。

她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她离开的时候，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三三两两站着消磨时间，这是一个真正的派对。而现在——才过去五分钟，这个地方更像是一座疯人院。她不在的时候，那群孩子从暗处走出来，径直冲进了派对。胆子可真大！老皮特·韦尔斯手里拿着一杯潘趣酒走出来，砰的一声关上前门。他们喊叫着，奔跑着，和被邀请的人混在一起——穿着松松垮垮的旧灯笼裤和日常的衣服。

芭比·威尔森在前廊上胡闹——芭比还不到四岁。谁都看得出来这会儿她应该在家里睡觉，像巴伯尔一样。她一次迈一个台阶，把潘趣酒高高举过头顶。她根本没有理由来这儿。布兰农先生是她姨夫，她随时可以在他那儿得到免费的糖果和饮料。她刚走上人行道，米克就抓住了她的胳膊。“马上回家，芭比·威尔森。走吧，立刻。”米克朝四周看了看，想知道还能做什么，让派对恢复它该有的样子。她走向祖克尔·韦尔斯。他站在人行道远端，黑暗处，手里拿着纸杯，神情恍惚地看着每个人。祖克尔七岁，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和脚丫子。他没捣乱，但看到眼前的一切，她简直气疯了。

她抓住祖克尔的肩膀摇晃。一开始，他紧咬牙关，但过了一会儿，他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回家去，祖克尔·韦尔斯。你没被邀请，别在这儿瞎转悠了。”她放开他后，祖克尔仿佛夹着尾巴一般，沿着街道慢慢走开了。但他没有径直回家。走到街角时，她看见他在路边坐下来，注视着派对，他以为她看不见他。

终于把祖克尔打发走了，她感觉很好，但紧接着，她心里又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担心，于是又把他叫了回来。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是大孩子们。他们真是一群胆大包天的捣蛋鬼，喝光了饮料，把一场真正的派对搞成了一场骚乱。他们进来出去，砰砰关门，大喊大叫，互相碰撞。她走向皮特·韦尔斯，因为他最顽劣。他戴着橄榄球头盔撞人。皮特已经十四岁了，但还在上七年级。她走向他，但他的块头太大了，不能像摇晃祖克尔那样摇晃他。她叫他回家，他快速晃动身体，向她冲了过来。

“我去过六个州。佛罗里达、亚拉巴马——”

“用银色的布做的，配上腰带——”

派对乱糟糟。所有人同时说话。受到邀请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和邻居的小孩混在一起。男孩和女孩仍三五成群分开站，没有人约会。屋子里的柠檬水也快喝光了。碗底只有一小汪水，上面漂着几片柠檬皮。她爸爸一直对孩子太好。只要有人把杯子递过来，他就给人家倒潘趣酒。她走进餐厅时，波西亚正在分三明治。五分钟内，一抢而空。她只拿到一块——果冻三明治，面包泡在粉红色的液体里。

波西亚待在餐厅，观看派对。“太好玩了，我不走了，”她说，“我已经让人捎信给赫保埃和威利了，这个周六的晚上，他们自己玩吧。每个人都这么兴奋，我要等着看这个派对的结尾。”

兴奋——就是这个词。她能感觉到房间里、门廊上和人行道上全都弥漫着兴奋。她自己也挺兴奋。从衣帽架的镜子前走过时，她看到镜中自己漂亮的衣服、漂亮的脸蛋、红色的胭脂和水钻冕状头饰，但她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兴奋。也许是因为屋子里的装饰，还有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挤在一起。

“看着她跑！”

“哎哟！住手——”

“别没大没小的！”

一群女孩在街上奔跑，提着裙子，头发飘扬。几个男孩从一丛丝兰上砍下又长又尖刺刀似的叶子，拿着它们追赶女孩。职业学校的新生们全都精心装扮成参加一场真正的舞会的样子，一举一动却像孩子。一半是玩闹，一半根本不是玩闹。一个男孩端着一把“尖刀”过来了，她也跑了起来。

派对的理念彻底完结。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打闹。但这是她见过的最狂野的夜晚。都是孩子们造成的。他们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他们的加入让其他人忘了中学，忘了自己快是成年人。这就像下午泡澡之前，先在后院里打滚，弄自己一身泥，就是为了进浴缸之前，享受这种美好的感觉。每个人都是星期六晚上在外面玩耍的野孩子，她觉得自己最野。

她叫嚷、推搡，总是第一个尝试新花样。她吵吵闹闹，跑得太快，注意不到其他人在干什么。她上气不接下气，没法完成她想做的所有疯狂的事。

“街边有沟！沟！沟！”

她第一个冲过去。这个街区的地下在铺设新管道，挖了一条特别深的沟。沟边的火盆在黑暗中又亮又红。她迫不及待地想爬下去。她一直跑到摇曳的小火焰边，然后跳了下去。

如果穿的是网球鞋，她可以像猫一样落地——但她穿的是高跟鞋，她脚下一滑，肚子撞到管子上。她的呼吸停止了。她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

这场派对——她回想了很久自己是如何想象它的，如何想象职业学校的新人，以及她每天都想与之厮混的那群人。再回到学校的走廊，感觉将会不同，她知道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和其他孩子一样。这场搞砸了的聚会还成。但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结局。

米克从沟里爬了出来。几个小孩在小火盆周围玩耍。火苗发出红光，投下长长的闪烁的影子。一个男孩回了趟家，戴上提前为圣诞节买的面具。除了他，派对没有什么变化。

她慢慢地往家走。经过孩子们身边时，她一声不吭，也不看他们一眼。门厅里的装饰被扯掉了，房子看起来空空的，因为所有人都出去了。她在浴室脱下蓝色的晚礼服。裙边撕破了，她把它叠起来，破的地方就看不见了。水钻冕状头饰不知道丢哪儿了。她的旧短裤和衬衫依然丢在地板上。她穿上它们。她太大了，以后不能穿短裤了。过了今晚就不能穿了，再也不能了。

米克走出去，站在前廊上。没了胭脂，她的脸很白。她把手拢在嘴边，深吸了一口气。“都回家吧！关门啦！派对结束了！”

寂静神秘的夜里，她又独自一人了。天还不晚，街边的窗上透出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黄光。她走得很慢，手插在口袋里，头歪向一边。她走了很久，根本没注意方向。

房子与房子之间开始拉开距离，院子里有大树和黑魆魆的灌木丛。她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就在这个夏天来过很多次的那家附近。她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她走到那幢房子前面，等了等，确定没有人看见她后，穿过侧院。

收音机照常开着。她在窗前站了片刻，看着里面的人。秃头的男人和灰白头发的夫人在桌旁打牌。米克坐在地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且隐蔽的所在。四周是茂密的雪松，她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了。今晚的节目不好听——有人唱流行歌曲，所有歌曲都以同样的方式结尾。她心里空落落的。她把手伸进口袋，摸来摸去。有葡萄干、七叶树籽、一串珠子、一根香烟、几根火柴。她点上烟，以手抱膝。她心里空落落的，甚至没有一丝感觉或想法。

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都是垃圾。她不是很在意。她抽着烟，抓起一小把草叶。过了一会儿，一个新播音员开始说话。他提到了贝多芬。她在图书馆读到过这位音乐家——他的名字读起来有个a，拼写的时候是两个e。他也是德国人，和莫扎特一样。他活着的时候说外语，住在外国——她就想这样。播音员说要播放他的第三交响曲。她有些心不在焉，还想再走走，不太在乎收音机里播什么。接着，音乐声响起。米克抬起头，举起拳头，抵住喉咙。

怎么回事？有那么一分钟，序曲左右摇晃，像散步或行军，像上帝在夜晚昂首阔步。她感觉身外的一切突然冻住了，只有第一乐章在心里热乎乎的。她连后面的音乐都听不见了，但她坐在那里等着，紧握拳头，整个人僵住了。过了一会儿，音乐又来了，更硬，更响。它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她，米克·凯利，白天行走，夜晚形单影只。在炎炎烈日下，在黑暗中，充满计划和感受。这音乐就是她——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她。

她没法好好听整首曲子。乐曲在她心中沸腾。哪部分？抓住某些美妙的部分，仔细回味，以后就不会忘了——也许她应该放弃这种做法，每个部分都听，不去想，也不试图记住？天哪！整个世界都是这首曲子，她不能更仔细地聆听。最后，序曲又回来了，各种乐器共同演奏出每个音符，如同一记记握紧的重拳打在她心上。第一乐章结束了。

这首曲子不长也不短。它和时长毫无关系。她紧紧抱着腿坐着，十分用力地咬着带咸味儿的膝盖。她可能听了五分钟，也可能听了半个晚上。第二乐章是黑色的——缓慢的进行曲。并不悲伤，但就像全世界都是死的、黑的，回想过去也没用。有一种号角似的乐器吹出哀伤悦耳的曲调。然后，音乐愤怒地扬起，带着兴奋的底色。最后又是黑色的进行曲。

但也许这首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才是她最喜欢的——欢乐，像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艰难而又自由地奔跑跳跃。这样美妙的音乐是最令人痛苦的东西。整个世界都是这首交响曲，她听不过来。

结束了。她双手抱膝，僵硬地坐着。电台在播另一个节目，她用手指堵住耳朵。音乐只给她内心留下伤痛，还有空虚。这首交响曲的旋律，她想不起来了，哪怕是最后几个音符。她努力回想，但想不起任何声音。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她像兔子一样怦怦跳的心和这种可怕的伤痛。

收音机和屋里的灯都关了。夜很黑。米克突然用拳头猛击大腿，使出浑身力气捶打同一块肌肉，直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她觉得这还不够狠。灌木丛下面的石子很锋利。她抓起一把，在同一个地方上下刮擦，直到手上流出血。然后，她倒在地上，仰望黑夜。她的腿火辣辣地疼，她心里好受些了。她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身上软绵绵的，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再次平缓起来。

为什么探险家们不是仰望天空就知道世界是圆的？天空是弯曲的，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球内部，深蓝的天上点缀着明亮的星星。夜晚很宁静。空气中有温暖的雪松的气味。不努力回想那首曲子，它反而在心头响起。第一乐章在她的脑海中响起，和刚才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模一样。她平静、缓慢地聆听，就像解几何题一样想着音符，这样她就会记住。她能清楚地看到声音的形状，她不会忘记它们。

现在她感觉很好。她低声说了几句话：“主赦免我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她怎么会想起这个？最近这几年，人人都知道没有什么真正的上帝。当她想到过去她想象中的上帝时，她只能看到辛格先生裹着长长的白床单。上帝是沉默的——也许这就是她想起那句话的原因。她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仿佛是对辛格先生说的：“主赦免我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这首曲子优美且清脆。现在她想唱就能唱出来。也许以后，某个早上，她醒来时，还会想起更多。如果再听一遍这首交响乐，她还会记住其他乐章。如果能再听四遍，就四遍，她就全记住了。也许吧。

她又听起了序曲。音符越来越舒柔缓慢，她仿佛正缓缓沉入黑暗的地下。

米克猛然惊醒。空气凉飕飕的，睡醒前，她梦见老埃塔·凯利要把被子全拿走。“给我毯子——”她想说。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天很黑，星星全不见了。草地是湿的。她急忙起身，爸爸会担心的。接着，她又想起了那首曲子。她不知道现在是半夜，还是凌晨三点，她匆匆往家赶。空气中有一股类似秋天的气味。音乐在她的脑子里又响又快，她在通往家的人行道上越跑越快。

2

到了十月，天空蔚蓝，天气凉爽。比夫·布兰农换下轻薄的泡泡纱裤子，穿上深蓝色的哔叽裤子。他在咖啡馆的柜台后面安了一台制作热巧克力的机器。米克特别喜欢热巧克力，每周都会来三四次，喝上一杯。一毛钱一杯的热巧克力，他只要她五分钱，其实他想白送给她喝。他看着站在柜台外面的她，心里不安又难过。他想伸手摸摸她晒枯的蓬乱的头发——不像从前碰女人那样。他心里有些不安，他和她说话时，发出一种粗野而奇怪的声音。

他有很多烦恼。一方面，爱丽丝的身体不好。她像往常一样在楼下干活，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点。她走路迟缓，还顶着黑眼圈。她这种病态在生意方面最明显。有一个星期天，她用打字机打当日菜单，她在特色菜奶油鸡后面标注的价格是二十美分，其实应该是五十美分，直到几个客人点了这个菜，并准备付款时，才发现这个错误。还有一次，人家给了十美元，她找回去两个五美元和三个一美元。比夫站在那儿，看了她很久，若有所思地揉着鼻子，半闭着眼睛。

他们没谈过这事。晚上，她睡觉，他在楼下看店，白天，她独自打理餐馆。他们一起工作时，他待在收银台后面，同时负责厨房和餐桌，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除了谈生意上的事，他们几乎不说话，但这时，比夫会站在那儿看着她，一脸困惑。

十月八日下午，他们睡觉的房间突然传出一声痛苦的喊叫。比夫急忙上楼。一个小时后，他们把爱丽丝送进了医院，医生切除了一个几乎有新生儿大小的肿瘤。又过了一个小时，爱丽丝死了。

他坐在她的病床边，陷入震惊后的沉思。她去世时，他一直在场。她的眼睛被乙醚麻醉后变得模糊不清，随后坚硬得如同玻璃。护士和医生退出了房间。他继续看着她的脸。除了发蓝的苍白，没什么不同。他注意到了她身上的每个细节，仿佛二十一年来他没有每天看她。他坐在那儿，思绪渐渐转向藏在内心很久的一幅画。

冷绿的海洋和一片炙热的金色沙滩。几个小孩在丝绸般柔滑的泡沫边缘玩耍。结实晒黑的女婴，赤裸瘦小的男孩，半大的孩子们在奔跑，用甜美、尖锐的嗓音呼唤彼此。有些孩子他认识，米克和他的外甥女芭比，还有几张年轻陌生的面孔，此前谁也没见过。比夫低下头。

过了好一会儿，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在房间中央。他能听见他的小姨子露西尔在外面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一只胖蜜蜂从梳妆台上爬过，比夫敏捷地把它抓在手里，放在敞开的窗户外面。他又瞥了一眼死者的脸，然后带着丧妻后的镇静打开了通向医院走廊的门。

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他坐在楼上的房间做针线。为什么？为什么真心相爱的两个人，被撇下的那个往往不会自杀，追随所爱之人而去？只因为生者要埋葬死者吗？因为死后必须完成有条不紊的仪式？因为被撇下的那个暂时走上舞台，每一秒钟都膨胀到无限的时间，许多双眼注视着他？因为他必须履行职责？还是因为有爱，丧偶之人必须留下来等待爱人复活——这样，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在生者的灵魂中重生并成长？为什么？

比夫俯身凑近针线活，思考着许多事。他技术娴熟，指尖的老茧很硬，飞针走线时都不戴顶针。两件灰西装的袖子上已经缝了黑纱，现在他在缝最后一个。

这一天晴朗且炎热，秋天的第一批枯叶刮擦着人行道。他早早就出门了。每一分钟都很漫长。前面有无限的空闲。他锁上餐馆的门，在门外挂了一个白百合花环。他先去了殡仪馆，仔细挑选棺材。他摸了摸内胆的材料，测试了一下框架的强度。

“这种绉纱叫什么名字——乔其纱？”

殡仪员油腔滑调地回答他的问题。

“你们的业务中火化的比例是多少？”

比夫又来到街上，缓慢拘谨地走着。西边吹来一股暖风，太阳很明亮。他的表停了，于是拐进威尔伯·凯利家那条街，最近，他在门前立了块修理钟表的广告牌。凯利坐在工作台前，穿了件打了补丁的浴衣。他的店铺也是卧室，米克用童车拉着到处逛的那个宝宝此刻正安静地坐在地板上的一个草垫子上。每分钟都是如此漫长，有充足的时间沉思和探究。他请凯利解释一下珠宝在手表中的确切用途。他注意到凯利的右眼透过放大镜时扭曲的样子。他们聊了一会儿张伯伦和慕尼黑。时间还早，他决定去楼上哑巴的房间。

辛格正在洗漱，准备上班。昨晚他寄去一封吊唁信。他将是葬礼上的抬棺人。比夫坐在床上，他们一起抽了根烟。辛格不时用敏锐的绿眼睛看他，请他喝了杯咖啡。比夫没有说话，哑巴停下来，拍拍他的肩膀，凝视了他片刻。辛格收拾利索后，他们一起出门。

比夫在商店买了黑丝带，去见了爱丽丝的牧师。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就回家了。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是他心里的想法。他把爱丽丝的衣服和私人物品打好包，准备交给露西尔。他彻底地清理了一下梳妆台的抽屉，甚至重新整理了楼下厨房的架子，拿掉电风扇上色彩鲜艳的绉绸飘带。这之后，他坐在浴缸里，清洗了全身。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比夫把线咬断，抚平外套袖子上的黑纱。这会儿露西尔应该在等他。他、露西尔和芭比将一起乘坐殡仪车。他把针线篮收好，非常仔细地穿上缝了黑纱的外套。他快速扫视了一下房间，看到一切都好，这才再次出门。

一个小时后，他在露西尔的小厨房里。他盘腿坐着，腿上铺了块餐巾，喝着一杯茶。露西尔和爱丽丝截然不同，很难看出她们是姐妹。露西尔又瘦又黑，今天她一身黑衣。她正在给芭比梳头。母亲忙活的时候，那孩子坐在餐桌上耐心地等，双手交叉放在腿上。房间里的阳光安静、柔和。

“巴塞洛缪——”露西尔说。

“什么？”

“你没开始回想过去吗？”

“没有。”比夫说。

“你知道，就像我必须每天戴眼罩才不会左思右想，回忆过去。我只能让自己想着每天工作、做饭，还有芭比的未来。”

“这是正确的态度。”

“我一直在店里给芭比做手指波浪卷，但发卷很快就开了，我在考虑给她烫个头。我不想自己做——我想，也许我去亚特兰大开美容师大会的时候可以带上她，让她在那儿烫一下。”

“圣母马利亚！她才四岁。这会吓到她的。再说了，烫发后头发会变得毛糙。”

露西尔把梳子在一杯水里蘸了蘸，拢了拢芭比耳朵上方的卷发：“不，不会的。而且她想烫发。虽然芭比还小，她已经和我一样野心勃勃了。这很说明问题。”

比夫用手心蹭指甲，摇了摇头。

“每次我和芭比去看电影，看到那些扮演好角色的孩子，她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发誓她就是这样，巴塞洛缪。看完电影她连晚饭都不吃了。”

“天哪。”比夫说。

“她的舞蹈课和表达课学得很好。明年我想让她学钢琴，我想，会弹几首曲子对她有帮助。她的舞蹈老师打算让她在晚会上跳一支独舞。我想我要尽力推芭比一把。因为她的事业开始得越早，对我们两个越有好处。”

“圣母马利亚！”

“你不明白。不能把有天赋的孩子当普通孩子对待。这就是我想让芭比离开这个普通社区的原因之一。我不能让她像周围那些淘气鬼那样言谈粗俗、没有教养。”

“我认识这条街上的孩子，”比夫说，“他们都挺不错的。街对面凯利家的孩子——科瑞恩家的男孩——”

“你很清楚，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到芭比这个层次。”

露西尔做好最后一个发卷。她捏了捏孩子的小脸蛋，让她的脸色更红润些，然后把她从桌子上抱下来。为了出席葬礼，芭比穿了白色的小裙子、白色的鞋子和白色的袜子，甚至戴了白色的小手套。有人看她时，芭比总是摆出某种头部姿势，现在她就把头扭成那样。

他们在闷热的小厨房里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突然，露西尔哭了起来：“我们是姐妹，但从没特别亲近过。我们有分歧，不常见面。也许是因为我比她小很多。但毕竟是至亲骨肉，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比夫咕哝着安慰了几句。

“我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她说，“你和她的关系并不完美，但那也许会让你现在更难受。”

比夫双手夹着芭比腋下，把她举到肩上。这孩子越来越沉了。他走进起居室时，小心翼翼地把她托在肩头。坐在他肩上，芭比感觉温暖亲密，在他的黑外套的衬托下，她的小绸裙格外白。她用小手紧紧抓住他的一只耳朵。

“比夫姨夫！看我劈叉。”

他把芭比轻轻地放在地上。她把双臂在头上弯成弧形，脚在打了黄蜂蜡的地板上缓慢地朝相反的方向滑动。不一会儿，她就坐在地上，两条腿前后分开，成一条直线。她的双臂摆出一个高难度的姿势，斜着眼看墙，面带悲伤的表情。

她又爬起来：“看我翻跟头。看我——”

“亲爱的，安静点。”露西尔说。她在比夫身旁坐下，坐在那张长毛绒沙发上。“她是不是让你有点想起他——她的眼睛和脸？”

“见鬼，没有。我看不到芭比和勒罗伊·威尔森有任何相似之处。”

和同龄人比起来，露西尔太瘦、太憔悴了。或许是因为那件黑衣服，而且她一直在哭。“毕竟，我们得承认，他是芭比的父亲。”她说。

“你就不能忘了那个男人吗？”

“不知道。我想，我在两件事上一直很傻。那就是勒罗伊和芭比。”

在苍白皮肤的衬托下，比夫新长出来的胡子很青，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你从来不会把一件事想透，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吗？你不会运用一下你的逻辑能力吗——假设事实如此，结果就该这样？”

“在他身上不行，我想。”

比夫说话的样子很疲倦，眼睛都快闭上了：“你十七岁的时候嫁给这个人，然后一直吵架，一场接着一场。你和他离了婚。两年后，你又嫁给了他。现在他又走了，你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些事实似乎向你表明了一件事——你们不适合彼此。这还撇开个人层面不谈——这家伙碰巧就是那种人。”

“上帝知道，我一直都清楚他是个浑蛋。我只希望他再也别来敲那扇门了。”

“你看，芭比，”比夫急忙说，把手指叠在一起，举起双手，“这是教堂，这是尖顶。打开门，这里有上帝的子民。”

露西尔摇了摇头：“你不用为芭比操心。我全都告诉她了。这个破事她从头到尾都知道。”

“如果他回来，你会让他待在这儿吃闲饭，爱待多久待多久——像以前那样？”

“是。我想我会的。每次门铃响，或者电话铃响，每当有人站在门廊上，我都会想到那个人。”

比夫摊开手：“你又来了。”

钟敲两点。房间狭窄闷热。芭比又在打蜡的地板上翻了个跟头，劈了个叉。比夫把她抱在腿上。她的两条小腿晃来晃去，磕碰他的胫骨。她解开他马甲上的扣子，把脸埋进去。

“听着，”露西尔说，“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保证说实话吗？”

“当然。”

“不管是什么问题？”

比夫抚摸芭比柔软的金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小脑袋侧面：“当然。”

“大概在七年前。我们第一次结婚后不久。一天晚上，他从你那儿回来，顶着一头大包，他跟我说，你抓着他的脖子，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他编了个瞎话，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比夫转动手上的婚戒：“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勒罗伊，我们打了一架。那时候的我和现在不一样。”

“不。你这么做肯定有具体的原因。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现在我明白了，你做每件事都有真正的理由。理智操控你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欲望。说吧，你答应过我说实话，而且我想知道。”

“现在知道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告诉过你，我必须知道。”

“好吧，”比夫说，“那天晚上，他来了就喝，喝醉了就信口开河。他说他大概一个月回一趟家，把你打得屁滚尿流，你也忍着，挨完打，你就走到走廊里，哈哈大笑几声，这样其他房间的邻居就会认为你们俩在闹着玩，刚才是在开玩笑。就是这么回事，忘了吧。”

露西尔坐直身子，两颊上各有一片红晕：“你看，巴塞洛缪，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戴着眼罩，免得我左思右想，回忆过去。我只能把心思放在每天上班、一天准备三顿饭和芭比的事业上。”

“是啊。”

“我希望你也这样，不要回忆过去。”

比夫垂下头，闭上眼睛。漫长的一整天里，他都没能想起爱丽丝。当他试图回想她的脸时，内心有种奇怪的空虚感。他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脚——粗短的脚，非常柔软，非常白，脚趾胖胖的，脚底是粉红色的，左脚跟附近有一个褐色的小痣。他们结婚那晚，他脱掉她的鞋子和袜子，亲吻了她的脚。细想一下，倒也相当值得一想，因为日本人认为女人身上最好的部位是……

比夫动了动身子，看了一下表。过一小会儿他们就要去举行葬礼的教堂了。他把葬礼的程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教堂——他、露西尔和芭比坐在车上，庄重缓慢地跟在灵柩后面——一群人垂首站在十月的阳光下。太阳照在白色的墓碑上，照在即将凋谢的花朵上，照在覆盖新挖的墓穴的帆布帐篷上。然后回家——再然后呢？

“不管吵得多凶，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露西尔说。

比夫抬起头：“你干吗不再婚，找个没结过婚的好小伙，愿意照顾你和芭比的？如果你能忘掉勒罗伊，你会成为一个好男人的好妻子。”

露西尔没急着回答，最后，她说：“你知道，我们几乎始终都很理解彼此，双方都没有脸红心跳的感觉。唉，如果我还想跟哪个男人在一起的话，这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了。”

“我也有同感。”比夫说。

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葬礼用车停在门前。比夫和露西尔慢慢站起身。他们三个庄重沉默地走到外面，穿白色丝绸裙的小芭比稍稍走在前面。

第二天，比夫的餐馆关了一天门。傍晚时分，他取下前门上凋谢的百合花环，重新开张。老顾客们面带哀容走进来，先在收银机旁跟他聊几分钟，再点东西吃。常客们都在——辛格、布朗特，几个在这条街的商店里上班的人，还有几个在河边工厂干活的工人。晚饭后，米克·凯利带着她的小弟弟来了，她把一枚五分硬币塞进老虎机。输掉第一个硬币后，她用拳头砰砰砸老虎机，不停打开接收槽，确认没有东西掉下来。接着，她又塞进去一枚五分硬币，差点中了头奖。硬币叮叮当当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这孩子和她弟弟一边捡钱，一边用敏锐的目光四处张望，以免那硬币被拾起之前，被客人用脚踩住。哑巴坐在中间那张桌旁，面前摆着晚餐。杰克·布朗特坐在他对面，喝着啤酒，穿着他最好的衣服，说着话。一切都和从前一样。过了一会儿，因为有人抽烟，空气变得灰蒙蒙的，噪声也越来越大。比夫很警觉，任何声音或动作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和眼睛。

“我到处走，”布朗特说，态度认真地探出身子，眼睛盯着哑巴的脸，“我到处走，试图告诉他们。他们却哈哈大笑。我没法让他们明白任何事。无论我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让他们明白真理。”

辛格点点头，用餐巾擦了擦嘴。晚饭已经凉了，因为他不能低头吃饭，但他很有礼貌，让布朗特继续说。

男人们声音粗哑，老虎机旁的两个孩子的声音很尖、很清晰。米克不停把硬币塞进老虎机。她经常朝中间那桌周围看，但哑巴背对着她，没看见。

“辛格先生点了炸鸡，他还一块都没吃呢。”小男孩说。

米克慢慢拉下操作杆：“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总去楼上他的房间，要么知道他在哪儿，你就跟过去。”

“我跟你说过，给我闭嘴，巴伯尔·凯利。”

“你就是这样。”

米克摇晃他，晃得他的牙齿咯咯作响，然后把他的身子一扭，面向门口：“你回家睡觉去吧。我跟你说过了，白天我受够了你和拉尔夫，晚上我是自由的，我才不希望你跟在我屁股后面转。”

巴伯尔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好吧，那你给我五分钱。”他把钱揣进衬衣口袋后就回家了。

比夫抻了抻外套，捋了捋头发。他的领带是纯黑色的，灰上衣的袖子上有他缝上去的黑纱。他想走到老虎机旁，和米克聊几句，但有什么东西不让他这么做。他猛吸了一口气，喝了一杯水。收音机里传出流行舞曲，但他不想听。最近十年的曲子千篇一律，听不出哪首是哪首。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就不喜欢音乐了。但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弹曼陀林，当时流行的那些歌的词曲他都知道。

他把手指放在鼻翼上，把头歪向一边。去年米克长高了很多，很快就要比他高了。她穿着红色的毛衣和蓝色的百褶裙，开学以来，她每天都是这身打扮。裙褶已经开了，裙角松松地垂在尖锐突出的膝盖周围。在她这个年龄，她看上去既像女孩，又像长得很快的男孩。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最聪明的人多半抓不住要领呢？所有人生来就是双性的。所以，无论如何，婚姻和床都不是全部。证据？真正的青年和老年。因为老男人的声音常常变得尖厉刺耳，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老女人有时会发福，声音变得粗哑低沉，还会长小黑胡。他自身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时他有点希望自己是个母亲，米克和芭比是他的孩子。突然，比夫从收银台转过身。

报纸乱七八糟。两个星期来，他没把一张报纸归档。他从柜台下面拿起一沓报纸，目光熟练地从报头扫到报尾。明天，他要在后屋查看这几摞报纸，看看怎么改变一下归档方法。做几个架子，再用运送罐头的结实的箱子做几个抽屉。按照年代顺序，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一直排到现在。用文件夹和顶部标记概述历史事件。三组梗概——第一组是国际大事，从停战协定开始，一直到慕尼黑协定的余波；第二组是国内大事；第三组是本地消息，从李斯特市长在乡村俱乐部枪杀妻子到哈得逊工厂火灾。二十年来发生的一切都做了目录，写了梗概，完完整整。比夫揉搓着下巴，手后面的脸上静静地绽开笑容。爱丽丝曾要求他把报纸搬出去，她要把这个房间改造成女卫生间。她唠叨个没完，不停催促他，有一次，他把她打倒在地。只有那一次。

比夫平静且专注地研究面前这些报纸的细节。他冷静专心地读，但出于习惯，他的其他感官则留意着周围的一切。杰克·布朗特还在说，动不动就用拳头砸桌子。哑巴小口喝着啤酒。米克不安地绕着收音机走来走去，眼睛盯着客人。比夫读第一张报纸上的每个字，还在边上的空白处做了几条笔记。

突然，他抬起头，面露惊讶之色。他张开嘴想打哈欠，然后突然闭上了。收音机里开始播放一首老歌——《只是黄昏时一个孩子的祈祷》，可以追溯到他和爱丽丝订婚的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天，他们坐有轨电车去老萨迪斯湖，还租了条小船。日落时，他弹曼陀林，她唱歌。她戴了顶水手帽，他搂着她的腰。她——爱丽丝——

一张捕捞失去的情感的拖网。比夫叠好报纸，放回柜台底下。他单脚站立，过一会儿换另一只脚。最后，他对屋子那头的米克喊道：“你没在听吧？”

米克关掉收音机：“没听，今天晚上没什么好听的。”

那一切他都不愿去想，他要专心干别的事情。他趴在柜台上，逐一观察客人。最后，他的注意力落在中间那桌的哑巴身上。他看见米克慢慢走到辛格身边，在他的邀请下坐了下来。辛格指了一下菜单上的某样东西，女服务生给她拿来一罐可口可乐。只有聋哑人这样的怪人，与他人隔绝的人，才会在他和另一个男人喝酒时，让一个年轻姑娘坐过来。布朗特和米克都看着辛格。他们说话，哑巴看着他们，表情随之变化。这事挺好笑。原因——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身上？他静静地坐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说话让他显得高人一等。那个家伙在想什么？他明白了什么？他知道什么？

这一晚，比夫有两次想走到中间的桌子旁，但每次都忍住了。他们走后，他还在琢磨那个哑巴——拂晓时，躺在床上，他还在翻来覆去地思考问题和答案，但始终不满意。这个谜在他心里扎了根。这让他心生烦恼，令他焦躁不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

科普兰医生和辛格先生谈过很多次。他确实和别的白人不一样。他很睿智，能以其他白人做不到的方式理解强大而真正的目标。他听着，脸上露出某种温和且犹太式的东西，一个属于受压迫的种族的人所应有的知识。有一次，他带辛格先生去巡诊。他领着辛格先生穿过寒冷狭窄的过道，里面散发着污垢、疾病和煎肥肉的气味，给他看一个重度烧伤的女病人，面部植皮手术做得很成功。他治疗一个感染梅毒的孩子，让辛格先生看那孩子手心掉皮的疹子，暗淡、不透明的眼表和歪斜的门齿。他们参观了一个两居室的棚屋，里面竟然住了十多个人。一个房间里，壁炉里橘黄色的火快烧尽了，一个得了肺炎的老人快要憋死了，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辛格先生走在他身后，观看、理解。他给孩子们硬币，他安静且有礼貌，没像其他访客那样打扰到病人。

天气寒冷，变化莫测。镇上爆发了流感，无论白天黑夜，大部分时间科普兰医生都在忙碌。他开着用了九年的高高的道奇车穿过小镇的黑人区。他把明胶帘子吸附在车窗上，阻隔冷空气，用灰色的羊毛围巾把脖子捂得严严实实。这段时间，他没有见波西亚、威廉和赫保埃，但他会经常想到他们。有一次，他不在家，波西亚来看他，走之前留了张字条，借走了半袋玉米粉。

一天晚上，他筋疲力尽，尽管还有几个病人要看病，但他还是喝了热牛奶，上床睡了。他感冒发烧，起初休息不好，好像刚睡着就听到一个声音叫他。他疲倦地爬起来，身上仍穿着法兰绒睡袍，他打开前门。是波西亚。

“主耶稣救救我们吧，父亲。”她说。

科普兰医生用睡衣裹紧腰部，站在那儿哆嗦。他捂住喉咙，看着她，等待着。

“是我们家威利。他是个坏孩子，捅了大娄子。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科普兰医生拖着僵硬的步子离开门厅，在卧室停了一下，拿浴袍、围巾和拖鞋，然后回到厨房。波西亚在那儿等他。厨房死气沉沉、冷冰冰的。

“说吧。他做了什么？怎么回事？”

“稍等。我先冷静一下，把这事琢磨透，才能清楚地告诉你。”

他把炉边的几张报纸揉皱，又捡起几根引火柴。

“我来生火吧，”波西亚说，“你就坐在那儿，等炉子一热，我们煮杯咖啡喝。这样也许一切就不那么糟糕了。”

“没有咖啡了。昨天我把最后剩的一点喝了。”

听他这么说，波西亚哭了起来，狠巴巴地把报纸和木头塞进炉子，一只手哆哆嗦嗦地点着火。“事情是这样的，”她说，“今天晚上，威利和赫保埃在一个地方胡闹，没什么正经事。你知道我老盯着威利和赫保埃是什么感觉吗？如果我去了，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了。可是当时我在教堂开妇女会议，男孩们坐立不安，就去了里芭夫人的甜乐宫。父亲，那绝对是个邪恶的坏地方。他们弄了个男人在那儿卖票——还弄了些趾高气扬、摇头摆尾、坏透顶的黑女孩，拉着红缎子窗帘，还有——”

“女儿，”科普兰医生急躁地说，两只手按着太阳穴，“我知道那个地方，说重点。”

“乐芙·琼斯在那儿——她是个糟糕的有色女孩，威利喝了酒，绕着她跳摇摆舞，然后他就跟人打起来了。跟他打架的那个男孩叫六月虫——为了乐芙打的。一开始，他们动手打，过了一会儿，六月虫掏出了刀子。我们家威利没有刀，他开始喊叫，绕着圈跑。最后，赫保埃给威利找来一把剃刀，帮他打，差点没把那个六月虫的脑袋割下来。”

科普兰医生用围巾裹紧身子：“他死了吗？”

“那个男孩命大，没死。他在医院里，但很快就出来了，还会闹事。”

“威廉呢？”

“警察来了，把他塞进警车，送进了大牢。现在还关着呢。”

“他没受伤吧？”

“哦，一只眼睛打破了，屁股上被割下一小块肉。对他来说不算个事。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跟那个乐芙鬼混。她至少比我黑十度，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黑鬼，走起路来像两条腿夹着个鸡蛋，生怕弄碎。她甚至都不干净。为了她，威利居然干出这种好事。”

科普兰医生靠近火炉，嘴里哼哼着。他咳嗽了几下，面部僵硬起来。他用纸巾捂住嘴，上面有血点。他的黑皮肤透出发绿的苍白。

“当然，一出这事，赫保埃就跑来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知道，我家赫保埃跟那儿的坏女孩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给威利做伴。他很为威利难过，从那以后，他一直坐在监狱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火红色的泪珠顺着波西亚的脸滚落下来，“你知道我们仨一直怎么样。我们有自己的计划，以前从没出过岔子。就算在钱上我们也没犯过愁。赫保埃付房租，我买食物——威利负责星期六晚上的花销。我们一直像三胞胎。”

天终于亮了。工厂里吹响第一班开工的哨声。太阳出来了，照亮挂在火炉上方墙上的干净的深平底锅。他们坐了很久。波西亚扯着耳环，直到耳垂发炎，变成紫红色。科普兰医生仍旧抱着头。

“我觉得，”最后波西亚说，“如果我们能让很多白人写信为威利说情，也许能帮上忙。我已经找过布兰农先生了。他完全照着我说的写的。出事后，他在咖啡馆，每天晚上他都在那儿。我就去了咖啡馆，跟他解释了一下情况。我把那封信带回家，夹在《圣经》里，这样就不会弄丢，也不会弄脏。”

“信上说了什么？”

“我让布兰农先生怎么写，他就怎么写的。信上说，威利给布兰农先生工作了三年，说威利是个善良正直的有色男孩，以前从没闯过祸。信上还说，如果他像其他有色男孩那样，其实有很多机会拿咖啡馆里的东西，还有——”

“哼！”科普兰医生说，“说这些都没用。”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在这儿干等吧。威利关在监狱里。我家威利，他真是个可爱的男孩，尽管今天晚上他做了错事。我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啊。”

“只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好吧，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波西亚从椅子上站起来，心烦意乱地环视房间，好像在找什么。突然，她朝前门走去。

“等一下，”科普兰医生说，“你要去哪儿？”

“我得工作。我得保住饭碗。我得继续留在凯利太太那儿，每周领到工钱。”

“我想去监狱，”科普兰医生说，“也许我能见到威廉。”

“上班的路上，我顺便去趟监狱。我也得让赫保埃上班去，不然，他可能会坐在那儿，为威利伤心一上午。”

科普兰医生急忙穿好衣服，和波西亚在门厅会合。他们出了门，走进凉爽、蔚蓝的秋日早晨。监狱里的人对他们很粗鲁，他们没打听到什么消息。然后，科普兰医生去咨询一个律师，以前他和这人打过交道。接下来的日子很漫长，成天提心吊胆。三个星期后，审判结果出来了，威廉犯了以致命武器侵犯人身罪，被判处九个月的苦役，立即被送往该州北部的一座监狱。

即使是现在，科普兰医生仍有强大且真正的目标，只是没有时间考虑它。他挨家挨户出诊，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一大早开车出去，然后十一点钟，患者来他的办公室。外面，秋天空气寒冷，进到室内，闻到浊热的气味，他就咳嗽。走廊的长凳上总是坐满了耐心候诊的黑人，有时连前廊和卧室里都挤得满满的。一整天都有工作，他经常干到半夜。他太累了，有时，他想躺在地板上，用拳头砸地板，大哭一场。能休息的话，他的病或许会好起来。他患有肺结核，每天测四次体温，每个月做一次x光检查。但他不能休息。因为有一件事比疲劳重要——这就是强大且真正的目标。

他一直想着这个目标，不过，有的时候，工作一天一晚后，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会暂时忘了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他还会想起来，这时的他变得焦躁不安，渴望承担一项新任务。然而，话常常卡在喉咙里，如今他的声音嘶哑了，不像从前那么洪亮了。他把这些话说给耐心的黑人患者听，他们是他的同胞。

他经常跟辛格先生谈。跟他谈化学和宇宙之谜，谈极小的精子和受精卵分裂，谈复杂的百万倍的细胞分裂，谈生命物质的神秘和死亡的简单。他还跟他谈种族问题。

“我的同胞是被人从大草原和幽暗的绿色丛林中带到这里来的，”他曾对辛格先生说，“他们被捆绑着，在前往海岸的漫长的旅途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只有强壮的人活了下来。他们被锁在恶臭的船上带到这里，又有一些人死掉了。只有吃苦耐劳的黑人才能活下去。他们被殴打、捆绑、拍卖，强壮的人里面最不强壮的那些又死去了。最后，熬过那段苦难的岁月，我们当中最坚强的人还在这里。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们，他们的孙子和重孙们。”

“我来借东西，再请你帮个忙。”

科普兰医生独自在厨房里，波西亚走过门厅，站在门口跟他说话。威廉已经被送走两个星期了。波西亚变了。她的头发不再像往常那样梳得油光水滑，她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好像喝了烈酒。她两颊凹陷，蜜色的脸上满是愁容，现在她真像她的母亲。

“你知道你有漂亮的白盘子和白杯子吧？”

“你拿走吧，归你了。”

“不，我只是想借用一下。我来这儿还要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都行。”科普兰医生说。

波西亚坐在桌旁，面对父亲：“我想，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昨天我收到外公派人捎来的口信，说他们明天过来，要住一个晚上，星期天的部分时间也和我们在一起。当然，他们很担心威利，外公觉得大家应该重新聚在一起。他也是对的。我真的想再见见我们的亲戚。威利走了以后，我很想家。”

“盘子你可以拿走，找到什么随便拿。”科普兰医生说，“但是你把肩膀挺起来，女儿。你的仪态很糟糕。”

“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团聚。你知道，这是二十年来外公头一次在镇上过夜。他这辈子只在外面睡过两次觉。反正一到晚上，他就有点紧张，总是摸黑下床，喝口水，看孩子们的被子盖好没有。我有点担心外公在这儿会不会待得不舒服。”

“我的任何东西，只要你需要——”

“当然，李·杰克逊带他们来，”波西亚说，“跟着李·杰克逊，他们得花一整天才能到吧。我估计得到晚饭时间了。当然，外公一直对李·杰克逊很有耐心，不会催着它走。”

“天哪！那头老骡子还活着？得有十八岁了吧。”

“比这还老。它给外公干了二十年活儿了。养这头骡子这么久，他总是说，李·杰克逊就像他的亲人。他就像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们一样爱着李·杰克逊，理解它。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像外公那么清楚动物想什么。他对一切边走边吃的东西都有一种亲近感。”

“一头骡子干二十年活儿，时间真够长的。”

“确实是这样。如今李·杰克逊特别虚弱。但外公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顶着大日头犁地的时候，李·杰克逊和外公一样，戴一顶大草帽，帽子上还挖了两个洞，以伸展它的耳朵。那顶骡子草帽真好笑，下地之前，要是不给它戴上草帽，李·杰克逊一步也不肯挪。”

科普兰医生从架子上取下白瓷盘，用报纸包起来。“你煮饭用的锅够用吗？”

“够用，”波西亚说，“我不会搞得特别麻烦。外公就是体贴先生——他们一家来吃饭的时候，他总会带点东西过来。我只要有足够的玉米粉、卷心菜和两磅上好的鲻鱼。”

“听起来不错。”

波西亚紧张地把黄手指交叉在一起：“我还有一个事没告诉你呢。一个惊喜。巴迪和汉密尔顿也来了。巴迪刚从莫比尔回来了，在农场里帮忙。”

“我上次见到卡尔·马克思还是五年前。”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波西亚说，“你还记得我刚进门的时候跟你说，我来借点东西，再请你帮个忙吗？”

科普兰医生把手指弄得咔咔响：“记得。”

“好吧，我过来是看看明天你能不能参加聚会。你的孩子们都去，除了威利。我觉得你应该来。你能来的话，我会很高兴。”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波西亚和威廉。科普兰医生摘下眼镜，用手指按压眼皮。有那么一会儿，他清楚地回忆起很久以前他们四个人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谢谢你，”他说，“我会去的。”

那晚，他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火炉旁，回忆过去。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母亲生来是个奴隶，获得自由后，成了一名洗衣妇。他父亲是个牧师，曾经认识约翰·布朗。他们每周赚两三块钱，用攒下来的钱教他读书识字。他十七岁那年，他们送他去北方，把八十块钱藏在他的鞋窠里。他在铁匠铺打过工，在酒店里做过服务员和门童。这期间，他一直在学习、读书、上学。他父亲去世了，没了父亲，母亲也没活多久。经过十年的奋斗，他成了一名医生，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又回到了南方。

他结了婚，安了家。他不停地走家串户，宣讲使命和真理。同胞无望的痛苦令他疯狂，他心里有一种疯狂而邪恶的毁灭感。他有时喝烈酒，用头撞地板。他心里有一种野蛮的暴力，有一次，他从炉边抓起拨火棍，把妻子打倒在地。她把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亚带回了娘家。他内心挣扎，极力遏制邪恶的黑暗。然而，戴茜没有回到他身边。八年后，她死了，他的儿子们不再是孩子了，他们也没回到他身边。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一个空巢老人。

第二天下午五点，他准时来到波西亚和赫保埃的住处。他们住在镇上一个叫糖山的地方，房子狭小，有一个门廊和两间屋子。屋里传出含糊嘈杂的说话声。科普兰医生僵硬地靠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顶破毡帽。

房间里挤满了人，起初没人注意到他。他寻找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的脸。他们身边是外公，还有两个孩子坐在地板上。波西亚发现他站在门口时，他仍凝视着儿子们的脸。

“父亲来了。”她说。

说话声停了。外公从椅子上转过身。他身材瘦削，弓腰驼背，满脸皱纹。他还穿着三十年前女儿婚礼上那件墨绿色的西装。马甲上挂着一条生锈的黄铜表链。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对视了一眼，然后低头看地板，最后看他们的父亲。

“本尼迪克特·马迪——”老人说，“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了。”

“可不是嘛！”波西亚说，“这么多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团聚。赫保埃，你去厨房拿把椅子来。父亲，这是巴迪和汉密尔顿。”

科普兰医生和儿子们握了手。他们两个都高大强壮粗笨。在蓝色衬衫和工装裤的衬托下，他们的皮肤都和波西亚的一样，是深棕色的。他们没看他的眼睛，脸上没显出爱，也没显出恨。

“真可惜，有些人来不了——萨拉姨妈、吉姆舅舅和其余的人，”赫保埃说，“但我们真的很高兴。”

“骡车太挤了，”一个孩子说，“我们还下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反正骡车太挤了。”

外公用火柴棍掏耳朵：“得有人留在家里。”

波西亚紧张地舔着黑色的薄嘴唇：“我想的是我们家威利。他一直特别喜欢聚会和热闹。我老想着我们家威利。”

人们咕咕哝哝，低声赞同。老人靠在椅子上，上下晃头：“波西亚，亲爱的，给我们读会儿《圣经》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的话很重要。”

波西亚从屋子中间的桌子上拿起《圣经》：“你想听哪段，外公？”

“整本书都是圣主的箴言，翻到哪段就读哪段吧。”

波西亚读的是《路加福音》。她读得很慢，一边用无力的长手指逐字画着。房间里很安静。科普兰医生坐在人群边上，把指关节按得咔咔响，目光从一点游离到另一点。屋子很小，空气闷热污浊。四面墙上胡乱贴满了日历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粗制滥造的广告画。壁炉架上有一瓶红色的纸玫瑰。壁炉里的火慢慢地燃烧着，油灯摇曳的光在墙上投下影子。波西亚读的节奏奇慢，那些话在科普兰医生的耳朵里睡着了，他也昏昏欲睡。卡尔·马克思四肢摊开躺在孩子们身边。汉密尔顿和赫保埃在打瞌睡。只有那位老人似乎在琢磨那些词句的意思。

波西亚读完这章，合上书。

“这事我考虑了很多次。”外公说。

打盹儿的人们醒过来。“什么？”波西亚问。

“是这样。你们还记得耶稣让死人复活、治愈病人那些段落吧？”

“我们当然记得，先生。”赫保埃恭敬地说。

“有很多天，我犁地或干活的时候，”外公慢吞吞地说，“我考虑并推断过耶稣再次降临的时间。因为我一直很想看到这一天，我觉得应该就在我有生之年。我研究过很多次。我是这么计划的。我想，我会和我所有的孩子、孙子、重孙子、亲戚、朋友一起站在耶稣面前，我对他说：‘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悲伤的有色人。’然后他把他圣洁的手放在我们头上，我们立刻变得像棉花一样白。这就是我心里想过很多次的计划和推理。”

房间里一片寂静。科普兰医生抻了抻袖口，清了清嗓子。他的脉搏跳得很快，喉咙发紧。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他感到孤立、愤怒和孤单。

“你们谁见过天上来的神迹吗？”外公问。

“我见过，先生。”赫保埃说，“有一次，我得了肺炎，我看见上帝的脸从壁炉里看着我。那是一个大块头白人的脸，白胡子、蓝眼睛。”

“我见过鬼。”一个孩子说——那个女孩。

“有一次，我看见——”小男孩开口说。

外公举起手。“你们这些孩子别出声。你，西莉亚——还有你，惠特曼，现在你们只许听，不准说话。”他说，“我只见过一次真正的神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那是去年夏天，天很热。我想把猪圈附近那棵大橡树桩的树根挖出来，当我弯下腰的时候，突然觉得腰椎疼。我直起身子，四周一片漆黑。我用手扶着腰，抬头看天，突然，我看见了这个小天使。一个白人小女孩——也就红豌豆那么大——黄头发、白袍子，绕着太阳飞。然后，我就进屋祷告。我研究了三天《圣经》才下地干活。”

科普兰医生又感觉到那种邪恶的愤怒。尚未成形的话涌到嗓子眼，但他不能说出口。他们会听那位老人的。理性的话他们才不会听。这些人是我的同胞，他试图告诉自己——但由于他暂时不能说话，此刻这种想法帮不了他。他紧张地坐在那里，愁眉不展。

“这事很怪，”外公突然说，“本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个好医生。为什么我刨一会儿地，种一会儿地之后，腰椎有时候会疼呢？为什么这种痛苦困扰着我？”

“你多大岁数了？”

“七八十岁。”

老人喜欢药物和治疗。过去和家人一起来看戴茜时，他总会检查一下身体，给全家人带药水和药膏回去。但戴茜离开他后，老人再也没来过，只能满足于在报纸上做广告的泻药和补肾丸。此时，老人胆怯而热切地看着他。

“多喝水，”科普兰医生说，“尽量多休息。”

波西亚走进厨房准备晚饭。房间里开始弥漫着温暖的气味。人们轻声闲谈，但科普兰医生没听，也没说。他不时看一眼卡尔·马克思或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在谈乔·路易斯。汉密尔顿主要谈的是毁坏庄稼的冰雹。与父亲的目光相遇时，他们咧嘴一笑，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他一直满怀愤怒和痛苦地盯着他们。

科普兰医生咬紧牙关。他时常想到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亚，想到他为他们肩负的真实且实在的使命，看到他们的脸，他心中就会有一种黑暗膨胀的感觉。一旦他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从遥远的开始直到今晚，这种讲述便会减轻他内心的剧痛。但他们不会听，也听不懂。

他绷起身子，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变得僵硬且紧张起来。他没听也没看周围的任何东西。他像个又瞎又哑的人坐在角落里。很快，他们在餐桌旁坐下，老人做了饭前祷告。但科普兰医生没有吃。赫保埃拿出一瓶杜松子酒，他们笑着传来传去，对着瓶嘴喝，这他也拒绝了。他僵硬地坐着，一言不发。最后，他拿起帽子，没有道别就离开了。如果他不能道出全部真相，他就无话可说。

科普兰医生紧张地躺在床上，彻夜未眠。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出了六趟诊，上午过了一半，他去了辛格先生的房间。这次拜访减轻了他内心的孤独，当他说再见时，他又和自己和平相处了。

可是，还没等他走出这幢房子，平静就离他而去了。发生了意外的事。下楼时，他看见一个白人抱着一个大纸袋，他靠近楼梯扶手，这样他们都能过去。但白人往楼上跑，一次迈两个台阶，看也不看，他们猛烈相撞，科普兰医生被撞得很恶心，喘不过气来。

“天哪！我没看见你。”

科普兰医生仔细看他，但没有回答。他见过这个白人一次。他记得他矮小粗野的身体和巨大粗笨的双手。接着，突然带着客观的兴趣，他开始观察这个白人的脸，因为他在这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奇怪、固执、孤僻和疯狂。

“对不起。”白人说。

科普兰医生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继续下楼。

4

“那人是谁？”杰克·布朗特问，“刚从这儿出去的那个又高又瘦的有色人是谁？”

小房间非常整洁。太阳照着桌上的一碗紫葡萄。辛格坐在向后倾斜的椅子上，手揣在口袋里，望着窗外。

“我在楼梯上撞到他了，他用那种眼神看我——哎呀，从来没有人那么恶狠狠地瞪过我。”

杰克把那袋啤酒放在桌上。他惊讶地发现，辛格不知道他在屋里。他走到窗前，碰了一下辛格的肩膀。

“我不是故意撞他的，他没理由那样对我。”

杰克打了个哆嗦。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屋里还是凉飕飕的。辛格抬起食指，走进门厅，回来时抱着一个煤桶和几根引火柴。杰克看着他跪在炉边。他熟练地把引火柴放在腿上咔吧咔吧折断，把它们摆在纸上，再把煤块有条不紊地放好。起初，火烧不旺。火苗微弱地颤动，被一股黑烟盖熄。辛格用双层报纸盖住炉箅子。气流给了炉火以新的活力。火烧旺了，呼呼响。报纸燃烧，被吸入炉膛。一片噼噼啪啪橙红的火焰充满了炉箅子。

早晨的第一杯啤酒味道芳醇。杰克把他那份咕咚咕咚喝下去，用手背抹了一下嘴。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女士，”他说，“你让我想起了她，克拉拉小姐。她在得克萨斯有个小农场，制作胡桃糖，拿到城里去卖。她是一个又高又大、相貌好看的女人，穿着松松垮垮的长毛衣、又大又重的乡巴佬鞋子，戴一顶男人的帽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要是没有她，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可能会像不知道的芸芸众生那样活一辈子。如今我可能只是一名牧师、棉纺工，或者推销员。我的一生可能就虚度了。”

杰克疑惑地摇头。

“想听懂得知道那之前的事。你看，我小时候住在加斯托尼亚。我是个小矬子，x型腿，个子太小，没法在工厂上班。我在保龄球馆当过球童，那儿只管三顿饭。后来，我听说一个脑子好使、手脚麻利的男孩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串烟草，每天挣三十美分。我就去了，一天挣那三十美分。那时候我十岁。我离开了父母，没给他们写信。他们很高兴我走了。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再说，除了我姐，家里人都不认字，也看不了信。”

他的手在空中挥舞，好像要从脸上掸掉什么东西。“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最初，我信的是耶稣。有个家伙和我在同一个工棚里干活。他有个神龛，每天晚上布道。我去听了，就信了。我整天想着耶稣。空闲时，我学习《圣经》、祈祷。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拿起一把锤子，手放在桌子上。我很生气，就把钉子整根砸了进去。我的手钉在桌子上，我看着它，手指抖动，变成了青色。”

杰克亮出手心，指着中间那个边缘参差不齐、惨白的伤疤。

“我想成为一名福音传道者。我想走遍全国，传教并举办福音布道会。这期间，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到了得克萨斯。我在一个胡桃林场上班，离克拉拉小姐住的地方不远。我认识了她，晚上有时候我去她家。她跟我说话。你懂的，我不是一下子就知道的。谁都不可能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开始读书。我工作是为了攒够钱，可以不工作一阵子，用这段时间来学习。就像重生。只有我们这些知道的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睁开眼睛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仿佛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辛格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房间像家一样舒适。辛格从储物间拿出铁盒，里面装着饼干、水果和奶酪。他挑了一个橘子，慢慢地剥皮。他撕下一条条橘络，直到水果在阳光下变成透明的。他把橘子掰开，各分了几瓣。杰克一次吃两瓣，然后噗地把籽儿吐到火里。辛格慢慢地吃着他那份，把籽儿整齐地存在手心里。他们又开了两瓶啤酒。

“这个国家有多少我们这样的人？也许有一万。也许有两万。也许更多。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只遇到过几个。但我说的是真正知道的人。他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回顾几千年，想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看着资本和权力缓慢聚集，看到如今达到顶峰。美国在他眼中就是一座疯人院。他看到有人为了生存抢劫兄弟。他看到儿童忍饥挨饿，妇女为了糊口，一周工作六十小时。他看到一整支该死的失业大军，看到数十亿美元被挥霍，数千英亩的土地被荒废。他看到战争来临。他看到受苦受难的人如何变得卑鄙丑陋，某种东西在他们心里死去。但他看到的主要是这个世界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尽管这像发光的太阳一样显而易见——不知道的人生活在谎言里太久了，以至于视而不见。”

杰克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他抓起壁炉上的煤桶，把煤块雪崩似的嘎啦啦倒到火里。他的脚麻了，使劲跺了几下，跺得地板直晃。

“这个地方我都走遍了。我四处绕。我和人们交谈。我试着跟他们解释。但这有什么用？上帝啊！”

他凝视着炉火，啤酒导致的脸红和高温加深了他的肤色。脚上的麻刺感蔓延到腿上。他昏昏沉沉，看着火的颜色，绿色、蓝色和灼热的黄色。“你是唯一的一个，”他说，“只有你一个。”

他不再是陌生人了。现在他认识镇上所有胡乱建起的贫民区的每条街、每条巷子、每道篱笆。他还在明媚南方游乐场工作。秋天，游乐场从一块空地移到另一块空地，始终在镇子边缘内，直到最后绕镇子一圈。地点变了，但环境类似——一条荒地旁有几排破旧的棚屋，挨着一家工厂——轧花厂或装瓶厂。还是那群人，多半是工人和黑人。游乐场很花哨，晚上亮着彩灯。木马随着机械音乐转圈。秋千飞舞，投币游戏周围的栏杆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两个摊位卖饮料、血棕色的汉堡包和棉花糖。

他受聘做技工，但渐渐地，他的职责范围扩大了。他粗哑的喊叫穿透噪声，他不停地从一块场地溜达到另一块场地。他的额头冒出汗珠，他的胡子时常被啤酒浸湿。星期六，他的工作是维持秩序。他矮胖健壮的身体粗暴地挤过人群。他浑身散发着暴力，眼睛除外。紧蹙着的宽大的眉头下面，那双眼睛大睁着，透着孤僻、内向和心烦意乱。

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一点间，他回到家。他住的房子被隔出四间方方正正的屋子，租金是每人1.5美元。后面有一个厕所，小门廊上有一个水龙头。他那间的墙壁和地板有一股潮湿发酸的气味。窗户上挂着乌黑廉价的花边窗帘。他把他的好西装放在箱子里，工装裤挂在钉子上。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电。然而，窗外亮着一盏街灯，一道暗淡的发绿的光反射进来。除非想看书，他从不点床边那盏油灯。寒冷的房间里，油灯燃烧时那股刺鼻的气味让他恶心。

待在家里，他就不安地踱步。他坐在没整理的床沿上，凶巴巴地啃着裂开的带泥的指甲盖。污垢的辛辣味留在嘴里久久不散。内心强烈的孤独感令他满怀恐惧。通常，他有一品脱非法销售的劣质白威士忌。喝了不掺水的烈酒，白天他就暖和放松了。五点钟，工厂里吹响第一班上班的哨声。哨声发出迷惘可怖的回声，回声消失后，他才能睡着。

但通常他不待在家里。他走进狭窄的空街。凌晨最初那几个黑暗的小时里，天空是黑色的，星星亮得刺眼。有时工厂开工了。亮着黄灯的建筑里传出机器的轰鸣声。他在门口等上早班的人。穿着毛衣和印花裙的年轻姑娘们从工厂出来，走上黑魆魆的街道。男人们拿着饭盒走出来。有些人回家前总要去一个街车咖啡馆喝一杯可口可乐或咖啡，杰克跟着他们一起走。嘈杂的工厂里，人们能听清别人说的每一个字，但在外面的第一个小时，他们是聋子。

在街车咖啡馆，杰克喝着加了威士忌的可口可乐，说着话。冬天的黎明是白色的，烟雾蒙蒙，冷飕飕的。他带着一种醉醺醺的紧迫感，看着那些人憔悴的黄脸。他经常被嘲笑，每当此时，他就把矮小的身子挺得直直的，轻蔑地说出有很多音节的词。他握着杯子的手伸出小指，傲慢地捋着胡子。要是他们还嘲笑他，有时他会打架。他疯狂粗暴地挥舞巨大的棕色的拳头，并大声抽泣。

度过这样的早晨后，他欣慰地回到游乐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让他安心。噪声、恶臭、摩肩接踵，可以抚慰他烦躁的神经。

由于施行蓝色法规(11)，安息日这天游乐场关门。星期天，他早早起床，从手提箱里拿出哔叽西装。他去了主街。他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个习惯，先去纽约咖啡馆买一袋啤酒，然后去辛格的房间。尽管他认识镇上很多人，要么知道他们的名字，要么认识他们的面孔，但哑巴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在安静的房间里喝着啤酒，打发时间。他会和哑巴说话，那些话是他在街上或自己的房间独自度过黑暗的早晨时自动创造出来的。这些话被轻松地造出来、说出来。

火渐渐熄灭了。辛格在桌前跟自己下棋。杰克睡了一觉。突然，他紧张地打了个激灵，醒了。他抬起头，转向辛格。“是啊，”他说，好像在回答一个突然提出的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并非全部——我就不是共产党员。首先，我只认识一个共产党员。转悠很多年都可能碰不上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儿想入党，也没地方去——即使有，我也没听说过。又不能飞到纽约去入党。就像我说的，我只遇到过一个——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衣衫褴褛的禁酒主义者，他有口臭。我跟他还打了一架。不是我对共产党有什么成见。关键是，我觉得斯大林和俄国不咋地。我痛恨每个该死的国家和政府。但即便如此，也许我也应该先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到底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我也拿不好主意。你觉得呢？”

辛格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拿起银色的铅笔，在便笺簿上写下“我不知道”。

“但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知道以后就安不下心来了，但我们必须行动。有些人疯了。有太多事要做，不知道从何做起，这会令人抓狂。即便是我——我也做过一些事，回头想想，也挺不理性的。我创办过一个组织，挑了二十个棉纺工，跟他们一直谈到我以为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宗旨就一个词：行动。嘿！我们打算发动暴乱——尽量煽动大规模骚乱。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自由——但真正的自由，伟大的自由，只有通过人类灵魂的正义感才能实现。我们的宗旨‘行动’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党章（我自己起草的）中的某些条款规定，当这个任务完成后，我们的宗旨将由‘行动’转变为‘自由’。”

杰克把一根火柴棍的末端弄尖，抠一个讨厌的牙窟窿。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写完党章，把第一批追随者组织好，我就开始搭顺风车到处跑，组建这个社团的各个组成单位。不到三个月，我就回来了。你猜我发现了什么？第一次英勇的行动是什么？他们正义的愤怒有没有压倒有计划的行动，以至于撇下我擅自行动？行动到底是什么，毁灭、谋杀，还是革命？”

坐在椅子上的杰克探身向前。停顿片刻后，他严肃地说：“我的朋友，他们从金库里偷拿了五十七美元零三十美分，买了制服帽和星期六免费晚餐。我撞见他们围坐在会议桌旁掷骰子，头上戴着帽子，伸手就能够到一份火腿和一加仑杜松子酒。”

杰克放声大笑，辛格跟着他怯怯地笑。过了一会儿，辛格脸上的笑容变得不自然了，渐渐消失了。杰克还在笑，额头血管暴起，脸涨成暗红色。他笑得太久了。

辛格抬头看时钟，时间显示十二点半。他拿起手表、银色的铅笔和便笺簿，又从壁炉架上拿起香烟和火柴，把它们分放在不同的口袋里。午饭时间到了。

但杰克还在笑。他的笑声里透着狂躁。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他有力的长胳膊紧张笨拙地挥舞。他开始报午餐的菜名。说起食物，他的脸上热情洋溢。每说一个词，他都会扬起上唇，像一只饥肠辘辘的动物。

“烤牛肉加肉汁、米饭、卷心菜和白面包，还有一大块苹果派。我饿坏了。噢，约翰尼，我听到北方佬来了。说到食物，我的朋友，我跟你说过克拉克·帕特森先生吗，就是开明媚南方游乐场的那位先生？他太胖了，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自己的si处了，他整天坐在他的拖车里玩纸牌、抽大麻烟。他从附近一家快餐店叫外卖，他想节食，但每天他都——”

杰克向后退，好让辛格出去。和哑巴在一起时，他总在门口犹犹豫豫。他总是跟在后面，希望辛格先走。下楼时，他仍神经兮兮地唠叨个不停。他睁大棕色的眼睛看着辛格的脸。

下午温柔和暖。他们待在室内。杰克带回一夸脱威士忌。他坐在床脚，沉思默想，不时俯身拿起地板上的酒瓶，给自己满上一杯。辛格在靠窗的桌前下棋。杰克稍微放松了些。他看着朋友下棋，感觉温和安静的下午融入夜色。火光在墙上投下幽暗、无声的波浪。

但到了晚上，他又紧张起来了。辛格收起棋子，他们面对面坐着。紧张令杰克的嘴唇不规则地抽搐，他靠喝酒来抚慰自己。不安和欲望的回流操控了他。他把威士忌一饮而尽，又开始对辛格说话。满肚子话从嘴里涌出。他从窗前走到床边，又走回去——一次又一次。最后，浮夸的话语翻涌成形，他醉醺醺地用强调的语气讲给哑巴听：

“他们对我们干下的好事！他们把真相变成谎言。他们玷污了理想，使它们变得邪恶。就拿耶稣来说吧。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知道。他说‘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时——他可不是说着玩的。但你看看两千年来教会都对耶稣做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解读他的。他们如何利用他说的每个字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如果耶稣还活着，他肯定遭人陷害，蹲在大牢里。耶稣才是真正知道的人。我和耶稣会坐在桌前，面对面，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都知道对方知道。我、耶稣和卡尔·马克思可以同坐一桌，而且——

“看看我们的自由吧。为美国革命斗争过的人和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太太们的差别，就像我和一只肚子圆鼓鼓、喷了香水的哈巴狗之间的差别。关于自由的话，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干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之所以斗争是希望这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嘿！这意味着每个人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机会均等。这并不意味着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随便夺走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饭碗。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富人为了让自己更富就榨取一万个穷人的血汗。这并不意味着，暴君们可以自由地让这个国家陷入这样的困境，千千万万的人为了三顿饱饭和一个栖身之所就什么都乐意干——骗人、撒谎、打折自己的右臂。他们把‘自由’变成了亵渎神明的字眼。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对所有知道的人来说，他们已经把‘自由’这个词弄得像臭鼬一样臭不可闻了。”

杰克额头上的静脉狂野地抽动，说话时，他的嘴巴痉挛着。辛格惊慌地坐了起来。杰克试图说话，但话哽在嘴里，浑身战栗。他坐在椅子上，手指压住颤抖的嘴唇。然后，他声音沙哑地说：

“是这样，辛格。生气也没用。我们能做的都没用。依我看，就是这样。我们能做的只有到处走，告诉大家真相。一旦有足够多不知道的人了解了真相，就不必斗争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只需如此。可是怎么做呢？嗯？”

火影叠盖在墙上。黑暗朦胧的波浪越升越高，房间晃动起来，起起伏伏，所有平衡都消失了。杰克感觉自己的身子下沉，缓缓地波浪般向下，沉入幽暗的海洋。无助和恐惧中，他尽力凝视，但除了漫过他身体如饥似渴般呼号的幽暗猩红的波浪，什么也看不见。终于，他认出了他要找的东西。哑巴的脸模糊了，十分遥远。杰克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醒得很晚。辛格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桌上有面包、奶酪、橘子和一壶咖啡。吃完早饭，该去上班了。他面色阴沉，耷拉着脑袋，穿过镇子，走向他的房间。走到他住的那个街区，他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一侧有一个被烟熏黑的砖砌的仓库。墙上有个模模糊糊的东西让他分了会儿心。他继续往前走，突然，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有人在墙上用鲜红的粉笔写了一句话，字迹很粗，字体很怪：

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12)

这句话他读了两遍，他焦急地四下张望。看不到一个人。困惑地思考几分钟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很粗的红铅笔，仔细地在这句话下面写道：

上面这句话，不管是谁写的，明天中午，请来这儿跟我见面，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后天也行。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来到这堵墙前，等待。他很焦急，不时走到拐角处，朝街上张望。没有人来。过了一个小时，他不得不去游乐场。

次日，他又来等。

星期五下了一场连绵的冬雨。那堵墙淋透了，字迹一道一道的，一个字也看不清。雨一直下，灰暗、苦涩、冰冷。

5

“米克，”巴伯尔说，“我开始相信我们都会淹死。”确实，雨似乎下个没完。韦尔斯太太开车接送他们上下学，每天下午，他们只能待在门廊或房子里。她和巴伯尔玩巴棋戏(13)和老处女(14)，在客厅的地毯上玩弹子球。圣诞节快到了，巴伯尔开始念叨小小的主耶稣和他想让圣诞老人送给他的红色自行车。窗玻璃上的雨点是银色的，天空潮湿、寒冷、灰暗。河水暴涨，有些工人不得不从家里搬出去。就在雨似乎永远下下去的时候，雨突然停了。一天早上，他们醒来，外面阳光灿烂。到了下午，天几乎像夏天一样热了。米克放学后很晚才回来，巴伯尔、拉尔夫和小排骨在门前的人行道上。几个孩子看上去热腾腾、黏糊糊的，他们的冬衣有股馊味。巴伯尔拿着弹弓，口袋里装满石子。拉尔夫坐在童车上，歪戴着帽子，神色烦躁。小排骨拿着他的新来复枪。天蓝极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米克，”巴伯尔说，“你去哪儿了？”

她跳上门前的台阶，三步并作一步，把毛衣往衣帽架上一扔：“在体育馆练琴。”

每天下午放学后她都要弹一个小时钢琴。体育馆拥挤喧闹，因为女队有篮球赛。今天她的头被篮球砸中两次。但有机会坐在钢琴前，无论挨多少次砸，有多大麻烦，都是值得的。她尝试不同的音符组合，直到钢琴发出她想要的声音。这事比她想象的容易。弹两三个小时后，她摸索出几组低音和弦，以配合右手弹奏的主旋律。现在她几乎听到任何曲子都能弹出来。她还自己写了几首曲子。这可比模仿旋律好。两只手摸索出美妙且崭新的声音是她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感觉。

她想学识谱。德洛丽丝·布朗上过五年音乐课。她把每星期五十美分的午餐费给了德洛丽丝做学费，所以一整天都饿得不行。德洛丽丝弹了很多快节奏的曲子——但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德洛丽丝解答不了。德洛丽丝只教她音阶、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音的长短，以及诸如此类的乐理知识。

米克砰地关上炉灶的门：“就给我们吃这个？”

“亲爱的，我已经尽力了。”波西亚说。

只有玉米饼和人造黄油。吃饭时，她用一杯水帮助下咽。

“别这么狼吞虎咽的，没人跟你抢。”

孩子们还在门前闲逛。巴伯尔把弹弓揣进口袋，此时正在摆弄那杆来复枪。小排骨十岁，上个月他父亲去世了，这是他父亲的枪。小孩子都喜欢玩那杆来复枪。每隔几分钟，巴伯尔就把枪扛在肩上。他瞄准某个东西，用嘴发出砰的响声。

“别乱碰扳机，”小排骨说，“枪里装了子弹。”

米克吃完玉米饼，环顾四周，想找点事情做。哈利·米诺维茨坐在前廊的楼梯扶手上，手里拿张报纸。她见到他很高兴。她想开个玩笑，于是抬起胳膊，给他行了个纳粹礼，冲他喊了声：“嗨！”

但哈利没把这当玩笑。他走进前厅，关上了门。伤害他的感情很容易。她很抱歉，因为最近她和哈利是很好的朋友。小时候他们总在一起玩，但最近这三年，他读职业学校，她还在小学。他还做兼职。他突然长大了，再也不跟孩子们在前院后院闲逛了。有时候她看见他在卧室里读报纸，或者夜深了才脱衣服睡觉。在职业学校，他的数学和历史学得最好。现在她也上中学了，他们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一起走回家。他们在同一个机械班，有一次，老师让他们合作组装一台发动机。他读书，每天看报，整天想着世界政治。他说话慢条斯理的，严肃起来，额头冒汗。这回她把他惹毛了。

“不知道哈利拿没拿到他的金条。”小排骨说。

“什么金条？”

“犹太男孩出生的时候，父母会在银行给他存一根金条。这是犹太人的习俗。”

“什么呀！你搞混了，”她说，“你想的是天主教徒吧。孩子一出生，天主教徒就买一把手枪。总有一天，天主教徒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把其余的人全干掉。”

“我觉得修女挺奇怪的，”小排骨说，“每次在街上看到修女，我都害怕。”

她在台阶上坐下来，头靠在膝盖上。她进了“里屋”。对她来说，世界好像分成两个地方——“里屋”和“外屋”。学校、家庭，每天发生的事情在“外屋”。辛格先生既在“外屋”，也在“里屋”。外国、计划和音乐在“里屋”。她想的歌在“里屋”。还有交响乐。当她独自在“里屋”时，那晚派对后她听到的音乐就会在耳畔响起。这首交响曲像一朵大花在她的脑海中缓慢生长。白天有的时候，或者早上刚一醒来，她会突然想起这首交响乐的某个片段。然后，她就走进“里屋”，听上很多遍，试着把它和她记得的部分连在一起。“里屋”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即使在一个挤满人的房子里，她依然感觉自己被单独关起来了。

小排骨用脏手戳她的眼睛，因为她一直在愣神儿。她打了他一下。

“修女是什么？”巴伯尔问。

“信天主教的女人，”小排骨说，“一个用大黑袍蒙住头的信天主教的女人。”

她厌倦了和小孩一起玩闹，她要去图书馆看《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图片。世界上所有外国地方的照片，法国巴黎，还有大冰川，还有非洲的野生丛林。

“你们这些孩子看好拉尔夫，别让他到街上去。”她说。

巴伯尔把大来复枪扛在肩头：“给我带本故事书回来。”

这孩子好像天生就识字。他才上二年级，但他喜欢自己读故事——从不让别人给他读。“这次你想要什么样的？”

“故事里有吃的就行，你给我挑几本。我特别喜欢那个故事，两个德国孩子在大森林里，来到一栋全部用糖果做成的房子，还有女巫。我喜欢里面有东西吃的故事。”

“我给你找一本。”米克说。

“不过，我有点厌倦糖果了，”巴伯尔说，“你看能不能给我带一本里面有烤肉三明治的故事书。找不到的话，牛仔的故事也行。”

她刚要离开，突然停下来，盯着看。孩子们也盯着看。他们全站着不动，看着芭比·威尔森从马路对面她家的台阶上走下来。

“芭比好漂亮啊！”巴伯尔轻声说。

或许是因为下了好几个星期的雨，天突然热了起来，阳光明媚。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个下午，他们身上深色的冬衣很难看。反正芭比像个小仙女，或者电影里的人。她穿着去年的晚会服——粉色的薄纱蓬蓬短裙，粉色的束腰，粉色的舞鞋，还拿着一个粉色的小手包。配上她的黄头发，她全身是粉色、白色和金色——那么小、那么干净，我见犹怜。她过马路的样子矜持而可爱，但她没把脸转向他们。

“过来，”巴伯尔说，“让我看看你粉红色的小手包——”

芭比沿着路边走，走过他们身边，把头扭向一边。她打定主意不跟他们说话。

人行道和街道之间有一长条草地，芭比走到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跟头。

“别理她，”小排骨说，“她老爱显摆。她要去布兰农先生的咖啡馆拿糖果。他是她姨夫，糖果免费。”

巴伯尔把来复枪戳在地上。这杆大枪对他来说太沉了。他一边目送芭比走远，一边不停地扯着蓬乱的刘海儿。“那个粉色的小手包真漂亮。”他说。

“她妈妈总说她多么有天赋，”小排骨说，“她打算让芭比演电影。”

现在去看《国家地理》太晚了。晚饭快准备好了。拉尔夫突然哭了起来，米克把他从车上抱下来，放到地上。现在是十二月，对巴伯尔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夏天已经过去很久了。整个夏天，芭比都穿着那套粉色的晚会服出门，在马路中间跳舞。起初，孩子们还都围过来看她，但很快就腻了。她再出来跳舞时，只有巴伯尔一个人看。他坐在路边，看到车来了，就喊她，让她小心。这支晚会舞他已经看芭比跳过一百遍了——但夏天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他又觉得这支舞新鲜了。

“我真希望有一身行头。”巴伯尔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

“真正的酷酷的行头。真正漂亮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像一只蝴蝶。这就是我想要的圣诞礼物。还有一辆自行车！”

“假娘们儿。”小排骨说。

巴伯尔又把大来复枪扛在肩上，瞄准街对面的一栋房子。“有的话，我会穿着它到处跳舞。每天穿着它去上学。”

米克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眼睛盯着拉尔夫。巴伯尔不是小排骨说的假娘们儿。他只是喜欢漂亮的东西。她不会让小排骨轻易得逞。

“想得到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努力去争取。”她慢悠悠地说，“我发现过很多次了，孩子在家里排行越小就真的越优秀。最小的孩子总是最强悍的。我就很强壮，因为我上面有好多孩子。巴伯尔——他看起来病恹恹的，还喜欢漂亮的东西，但他有胆量。如果真是这样，那拉尔夫大到能到处跑的时候，肯定是个特别强壮的家伙。虽然他才十七个月大，但我已经在他脸上看到了坚韧和强悍。”

拉尔夫朝四周看，他知道有人在说他。小排骨坐在地上，扯下拉尔夫头上的帽子，在他脸前晃来晃去，戏弄他。

“好啦！”米克说，“你要是把他逗哭了，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万籁俱寂。太阳在屋顶后面，西边的天是紫色和粉色的。下一个街区传来孩子滑旱冰的声音。巴伯尔靠在树上，似乎在幻想着什么。晚饭的香味从屋子里飘出来，吃饭的时间快到了。

“看哪，”巴伯尔突然说，“芭比又来了。她穿那条粉裙子真好看。”

芭比慢慢朝他们走来。她得了一盒带奖品的爆米花糖，手正伸到盒子里找奖品。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么矜持优雅。看得出来，她知道他们都在看她。

“求求你了，芭比——”她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巴伯尔说，“让我看一眼你那个粉色的小包，摸摸你粉色的裙子。”

芭比哼起歌来，不听他说。她走过去了，不让巴伯尔跟她玩。她只是低了一下头，对他微微露齿一笑。

巴伯尔还扛着那杆大来复枪，他嘴里发出砰的一声，假装开了一枪。接着，他又叫芭比——声音很温柔，可怜巴巴的，像在叫一只小猫：“求求你了，芭比——过来吧，芭比——”

他的动作太快了，米克来不及阻止他。枪发出可怕的砰的一声，她只看见他的手放在扳机上。芭比瘫倒在人行道上。她就像是被钉在了台阶上，不能动弹，也不能尖叫。小排骨双手举过头顶。

只有巴伯尔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起来，芭比，”他大声喊道，“我没生你的气。”

这一切都是在一秒钟内发生的。他们三个同时跑到芭比身边。她瘫倒在肮脏的人行道上。裙子盖住头，露出粉红色的内裤和小白腿。她的手张着——一只手上是糖果盒里的奖品，另一只手上是手包。她的发带和金色的卷发上全是血。她头部中枪，面朝下趴着。

一秒钟内发生了太多事。巴伯尔尖叫着，丢下枪，跑了。米克站在那儿，双手捂着脸，也尖叫起来。来了很多人。米克爸爸是第一个到的。他把芭比抱进屋。

“她死了。”小排骨说，“子弹射穿了她的眼睛。我看见她的脸了。”

米克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她想问芭比死了没有，但舌头打结，说不出话来。威尔森太太从她工作的美容院跑过来。她进去了一下，又出来了。她在街上走来走去，一边哭着，一边把戒指戴在手上又摘下来。救护车来了，医生进去看芭比。米克跟在他身后。芭比躺在前屋的床上。房子安静得像教堂。

床上的芭比像个漂亮的布娃娃。除了身上有血，她好像没受伤。医生俯下身看她的头。检查完，他们把芭比用担架抬出去。威尔森太太和米克爸爸也上了救护车。

房子里依然很安静。所有人都忘了巴伯尔。他不见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她妈妈、黑兹尔、埃塔和所有房客都在前屋里等。辛格先生站在门口。

过了很长时间，她爸爸回来了。他说芭比不会死，但颅骨骨折了。他问起巴伯尔。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外面很黑。他们在后院、在街上喊巴伯尔。他们派小排骨和另外几个男孩去找他。看来巴伯尔已经离开这个街区了。哈利去了一栋房子，他们觉得他可能在那儿。

她爸爸在前廊上走来走去。“我这些孩子，我一个都没打过，”他不停地说，“我从来不相信打孩子管用。但是等我抓住那个孩子，我一定狠狠揍他一顿。”

米克坐在楼梯扶手上，看着黑乎乎的街道：“我治得了巴伯尔。只要他回来，我就好好收拾他。”

“你出去找找他吧。你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找到他。”

爸爸这么一说，她突然知道巴伯尔在哪儿了。后院有一棵大橡树，夏天他们搭了一间树屋。他们把一个大箱子拖上橡树，巴伯尔喜欢独自坐在树屋里。米克离开前廊上的家人和房客，穿过幽暗的后院的小路。

她在树干旁边站了一会儿。“巴伯尔——”她轻声说，“我是米克。”

他没有回答，但她知道他在那儿。她好像能闻到他的气味。她抓住最低处的几根树枝跳上树，慢慢向上爬。她被这个孩子气疯了，必须教训他一顿。爬到树屋时，她又对他说话，还是没有回音。她爬进大箱子，摸索着边缘。终于，她摸到他了。他蜷缩在角落里，腿在抖。他一直憋着气，她一碰到他，啜泣和呼吸一下子全出来了。

“我——我没想让芭比摔倒。她那么小，那么漂亮——我就是假装对她开枪，用嘴发出砰的一声。”

米克在树屋的地板上坐下。“芭比死了。”她说，“他们派了好多人到处找你呢。”

巴伯尔不哭了。他很安静。

“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做什么吗？”

她好像能听到巴伯尔在听。

“你知道劳斯典狱长——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你也知道新新监狱。爸爸在给劳斯典狱长写信，求他在他们把你抓住，送进新新监狱的时候对你好点。”

黑暗中，这话听起来很吓人，她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她感觉到巴伯尔在哆嗦。

“他们那儿有小电椅——大小正适合你。电椅通上电，你就会像一片培根被烤焦。然后你就会下地狱。”

巴伯尔蜷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她翻过箱子边缘下去：“你最好待在这上面，院子里有警察看守。也许过两天我能给你送点吃的来。”

米克靠着橡树的树干。这下巴伯尔该学乖了。她向来治得了他，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孩子。有一次，大概是一两年前，他总想在灌木丛后面逗留，撒尿、玩会儿鸡鸡。很快她就发现了。每次有这种事，她就打他一顿，三天就给他治好了。后来，他甚至再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撒尿了——他开始背着手撒尿。她要一直照顾巴伯尔，她总能制服他。过一会儿，她就回到树屋上，把他带回家。这之后，他肯定再也不想碰枪了。

家里依旧死气沉沉。房客们都坐在前廊上，不说话，也不坐在椅子上摇晃。爸爸妈妈在前屋。爸爸对着瓶嘴喝啤酒，走来走去。芭比会好起来的，所以担心的不是她。似乎也没人担心巴伯尔。担心的是别的东西。

“那个巴伯尔！”埃塔说。

“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黑兹尔说。

埃塔和黑兹尔走进中间的屋子，关上门。比尔在后面他的房间里。她不想和他们说话。她在前厅里闲站着，独自来回琢磨这事。

爸爸的脚步声停下来。“他是故意的，”他说，“不是那孩子瞎摆弄枪，导致枪意外走火。看到的人都说他是故意瞄准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威尔森太太的消息。”妈妈说。

“我们会听到很多，行了！”

“我想也是。”

太阳下山了，夜晚又像十一月那般寒冷。人们从前廊走进来，坐在客厅里——但没有人生火。米克的毛衣挂在衣帽架上，她穿上毛衣，拱肩缩背站在那儿，好让自己暖和点。她想到巴伯尔坐在外面寒冷黑暗的树屋里。他真的相信了她说的每一句话。但他确实应该担点心。他差点杀死那个芭比。

“米克，你想不出巴伯尔可能在哪儿吗？”爸爸问。

“就在这附近吧，我猜。”

爸爸拎着空啤酒瓶走来走去。他像个盲人一样走，脸上有汗。“那可怜的孩子吓坏了，不敢回家了。如果能找到他，我心里会好受些。我从来没对巴伯尔动过手。他不该怕我。”

她要等一个半小时再走。到那时，他将十分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向来治得了巴伯尔，让他吸取教训。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一阵骚动。爸爸又打电话给医院询问芭比的情况，几分钟后，威尔森太太回了电话，说她想和他们谈谈，她会到家里来。

爸爸还像盲人一样在前屋里走来走去。他又喝了三瓶啤酒。“出了这种事，她能把我告个倾家荡产。她只能得到这栋房子，还得扣除抵押贷款。但事已至此，我们根本没有抱怨的理由。”

突然间，米克想起了什么。也许他们真会在法庭上审判巴伯尔，把他送进儿童监狱。威尔森太太很可能会把他送进少年管教所。也许他们真会对巴伯尔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她想立刻爬上树屋，和他坐在一起，告诉他不要担心。巴伯尔一直那么瘦，那么小，那么聪明。谁敢把这孩子送走，她就杀了他。她想亲他、咬他，因为她太爱他了。

但她不能错过任何事。再过几分钟，威尔森太太就来了，她必须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她会跑出去，告诉巴伯尔，她刚才说的都是假话。他自己惹的祸，这次他会真正吸取教训。

一辆廉价出租车开到人行道旁。所有人都在门廊上等，非常安静且害怕。威尔森太太和布兰农先生下了出租车。他们走上台阶时，她听到爸爸紧张地磨牙。他们走进前屋，她跟着他们，站在门口。埃塔、黑兹尔、比尔和房客们留在门外。

“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下。”威尔森太太说。

前屋看上去俗气肮脏。她看到布兰农先生注意到了一切。压坏的赛璐珞娃娃、珠子和拉尔夫玩的便宜货散落在地板上。爸爸的工作台上放着啤酒，爸妈睡觉的床上的枕头完全是灰色的。

威尔森太太不停地把结婚戒指撸下来又戴上去。她旁边的布兰农先生很平静，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下巴乌青，像电影里的黑帮分子。他一直对她怀有恶意。他跟她说话时，口气很粗鲁，他跟别人就不这样说话。难道他知道她和巴伯尔从他的柜台上顺走过一包口香糖？她讨厌他。

“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威尔森太太说，“你们家孩子故意朝我家孩子头上开了枪。”

米克走到屋子中间。“不，他不是故意的，”她说，“当时我在场。巴伯尔瞄准过我、拉尔夫和周围的一切。他只是碰巧把枪口对准了芭比，结果手一滑。当时我就在那儿。”

布兰农先生揉着鼻子，伤心地看着她。她确实恨他。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所以，我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米克的妈妈把一串钥匙弄得哗啦响，爸爸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一双大手悬在膝盖上。

“巴伯尔没有事先想过，”米克说，“他只是——”

威尔森太太气呼呼把戒指摘下来又套上去。“等一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打官司，告得你们分文不剩。”

爸爸面无表情。“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们没钱赔你。我们只有——”

“先听我说，”威尔森太太说，“我没带律师来起诉你。来之前，巴塞洛缪——布兰农先生——和我商量过了，我们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我想做到公平诚实。其次，我不希望芭比的名字在她这个年纪就和一起并不普通的官司搅和在一起。”

房间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只有布兰农先生对米克似笑非笑。但她眯起眼睛，凶巴巴地看着他。

威尔森太太很紧张，点烟的时候手在抖。“我并不想起诉你们什么的。我要的只是公平。芭比受了很多罪，她一直哭，吃了药才能睡着，我不要求你们为此买单。这是花钱也补偿不了的。我也不要求你们赔偿这对她的事业和我们为她制订的计划造成的损失。她要绑好几个月的绷带。她不能在晚会上跳舞——头上也许还会秃一块。”

威尔森太太和米克父亲对视着，仿佛被催眠了一般。接着，威尔森太太把手伸进手袋，掏出一张纸。

“你们要支付的只是我们的实际费用。芭比在医院有单人病房和私人护士，一直到她能回家。还有手术费和医药费——我打算马上付钱给医生。还有，他们剃光了芭比的头发，你们要付我带她去亚特兰大烫发的费用——等她的头发长出来，还可以再烫一次。还有她的晚会服，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额外的小账单。等我知道都有什么，会一项一项全写下来。我尽量做到公正诚实，当我把清单拿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支付总额。”

妈妈把盖着腿的裙子弄平，倒抽了一口气：“我觉得，儿童病房比单人病房好得多。米克得肺炎的时候——”

“我说的是单人病房。”

布兰农先生伸出短粗的白手，平衡了一下这两种说法，好像它们放在天平两端。“也许过一两天，芭比就会搬进双人间，和别的孩子住在一起。”

威尔森太太不为所动：“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反正是你们家孩子开枪打了我家芭比，她理应享受各种便利条件，直到恢复健康。”

“你有权这么做。”爸爸说，“上帝知道，我们一无所有，但也许我能攒点钱。我明白你并不是想借机占便宜，对此我很感激。我们会尽力的。”

米克本想留下来，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但她老惦记着巴伯尔。想到他坐在黑乎乎冷凄凄的树屋里，想着新新监狱，她很不安。她走出房间，顺着走廊，向后门走去。天上刮着风，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厨房的灯照出的黄方块。她回头看到波西亚坐在桌前，细长的双手捧着脸，一动不动。院子里很冷清，风吹出急促可怕的影子，黑暗中有一种犹如哀号的声音。

她站在橡树下。她伸出手正要抓树枝，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她觉得巴伯尔走了。她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答。她像猫一样轻快地爬了上去。

“喂！巴伯尔！”

用不着在箱子里摸来摸去，她就知道他不在。为了弄清他到底在不在，她爬进箱子，犄角旮旯摸了个遍。那孩子走了。肯定是她刚一离开，他就下去了。他肯定离家出走了，巴伯尔这么聪明的孩子，没人知道在哪儿能抓住他。

她从树上下来，跑到前廊。威尔森太太正要离开，所有人跟她一起来到门前的台阶上。

“爸爸！”她说，“我们要为巴伯尔做点什么。他离家出走了。我敢肯定他离开了这个街区。我们都得出去找他。”

没人知道去哪儿找，从哪儿开始找。爸爸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找遍了所有小巷。布兰农先生打电话给威尔森太太叫了一辆便宜的出租车，他也留下来帮着找。辛格先生坐在门廊的栏杆上，他是唯一保持镇静的人。他们都等着米克想出最有可能找到巴伯尔的地方。但镇子这么大，孩子又那么聪明，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也许他去波西亚在糖山的家了。她回到厨房，波西亚坐在餐桌旁，双手托腮。

“我忽然觉得他去你家了。帮我们找找他。”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赌五分钱，我吓坏了的小巴伯尔肯定一直待在我家。”

布兰农先生借来一辆车。他、辛格先生、米克和她父亲，跟着她和波西亚上了车。除了她，没有人了解巴伯尔的感受。没有人知道他真的像逃命一样跑掉了。

波西亚的房子黑咕隆咚的，除了地板上明暗交错的月光。刚一进门，她们就知道两个房间里都没有人。波西亚点亮前灯。屋子里一股黑人味，被贴在墙上剪下来的图片、蕾丝桌布和床上的蕾丝枕头塞得满满的。巴伯尔不在。

“他来过，”波西亚突然说，“我看出有人来过这儿。”

辛格先生在餐桌上发现了铅笔和纸。他快速读了一遍，他们都看着那张纸。字写得圆圆的，很凌乱，那个聪明的小孩只拼错了一个单词。字条上写着：

亲爱的波西亚：

我去佛罗里达（florada）了。告诉大家。

你忠诚的

巴伯尔·凯利

他们站在那儿，惊讶、困惑。爸爸望着门外，忧心忡忡地用大拇指挖着鼻孔。他们全都准备挤到车里，驶向通往南方的公路。

“等一下，”米克说，“即使巴伯尔才七岁，要是他想逃跑，也不至于傻到告诉我们他去哪儿了。佛罗里达，这只是他耍的花招。”

“花招？”爸爸说。

“对。巴伯尔只熟悉两个地方。一个是佛罗里达，还有一个是亚特兰大。我、巴伯尔和拉尔夫走过很多次亚特兰大路。他知道怎么去那儿，这才是他去的地方。他总是说，有机会去亚特兰大的话，他会怎么做。”

他们再次走向汽车。她正准备爬进后座，波西亚掐了一下她的胳膊肘。“你知道巴伯尔做了什么吗？”她轻声说，“谁也别告诉，巴伯尔还从梳妆台上拿走了我的金耳环。想不到巴伯尔会对我做出这种事。”

布兰农先生发动了汽车。他们开得很慢，在街上东张西望寻找巴伯尔，车朝亚特兰大路开去。

确实，巴伯尔的性情里有冷酷卑劣的一面。今天他的表现和以往大相径庭。这之前，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小孩，从没干过什么出格的坏事。无论谁的感情受到伤害，他总是羞愧又紧张。他怎么能干出今天这些事？

他们在亚特兰大路上开得很慢。他们经过最后一排房子，来到黑幽幽的田野和树林。一路上，他们不时停下来打听是否有人见过巴伯尔。“一个光着脚穿灯芯绒短裤的小孩来过这边吗？”可是车开出去十来英里，还是没有一个人看到或注意到他。凛冽的寒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夜已经深了。

他们又往前开了一会儿，然后掉头往镇子里开。爸爸和布兰农先生想去问问所有二年级的孩子，但她让他们改变了主意，又回到亚特兰大路。同时，她想起她对巴伯尔说的话。芭比死了，新新监狱、劳斯典狱长什么的，大小正适合他的小电椅，还有地狱。黑暗中，这些话听起来太吓人了。

他们开得很慢，往镇子外面开了大约半里地，突然，她看见了巴伯尔。他就在车前面，车灯把他的样子照得清清楚楚。真好笑。他沿着路边走，竖起大拇指，想搭顺风车。他腰里别着波西亚的切肉刀，宽阔黑暗的马路上，他看上去那么小，像个五岁的孩子，而不是七岁的孩子。

他们停下车，他跑过来，想上车。他看不清他们是谁，他斜着眼睛，弹子球瞄准时，他就是这副表情。爸爸薅住他的衣领。他拳打脚踢。接着，他把切肉刀攥在手里。爸爸及时夺了过去。他像困在陷阱里的小老虎一样挣扎，但最后，他们还是把他拽上了车。回家的路上，爸爸把他抱在腿上，巴伯尔非常僵硬地坐着，不倚靠任何东西。

他们不得不把他拖进家，邻居和房客们都出来看热闹。他们把他拖进前屋，一进屋，他就缩到一个角落里，紧握着拳头，斜着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像要和整群人打架。

自从进家门，他就一声不吭，直到尖叫起来：“米克干的！我没干！是米克干的！”

巴伯尔从没这样喊叫过。脖子上的血管凸起，拳头像小石头一样坚硬。

“你不能抓我！谁都不能抓我！”他不停地喊叫。

米克摇晃他的肩膀，告诉他，她说的都是假话。他终于知道她在说什么了，但他不想安静下来。看来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尖叫。

“我恨每个人！我恨每个人！”

他们都站在一旁。布兰农先生揉着鼻子，低头看着地板。最后，他悄悄出去了。似乎只有辛格先生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他听不见那可怕的噪声。他的表情依然平静，不管巴伯尔什么时候看他，他似乎都变得更安静。辛格先生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有时候这种事似乎让他来处理更好。他更理性，知道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只是看着巴伯尔，过了一会儿，那孩子终于安静下来，爸爸可以把他弄上床了。

他趴在床上哭。长久的呜咽使他浑身颤抖。他哭了一个小时，三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睡得着。比尔搬到客厅的沙发上，米克爬上巴伯尔的床。他不让她碰他，也不让她挨着他。他边哭边打嗝，一小时后，他睡着了。

她一直醒着。黑暗中，她伸出双臂搂住他，抱得紧紧的。她摸遍了他的全身，亲吻了他身上每一个地方。他那么柔软，那么小，身上有那种咸咸的男孩味。她感觉到的爱如此强烈，她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直到胳膊累得发酸。她心里同时想着巴伯尔和音乐。好像怎么对他好都不够似的。她再也不打他了，甚至不会再戏弄他。她抱着他的头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他已经走了。

但那晚之后，她也没什么机会戏弄他了——她或者别人都是如此。枪击芭比后，这孩子不像从前的小巴伯尔了。他总是闭口不言，也不跟任何人厮混。大部分时间，他只是独自坐在后院或煤库里。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她真的很想要一架钢琴，当然，她什么也没说。她告诉所有人她想要一块米老鼠手表。当人们问巴伯尔他想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什么礼物时，他说他什么都不想要。他把他的弹子球和折刀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碰他的故事书。

那晚之后，没有人再叫他巴伯尔了。附近的大孩子开始叫他芭比杀手凯利。但他跟谁都不怎么说话，他似乎不为任何事困扰。家里人叫他的本名——乔治。一开始，米克忍不住叫他巴伯尔，她也不想忍着。奇怪的是，过了一个星期，她也和其他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叫他乔治了。但他完全变了个人——乔治——像个年龄更大的人那样独来独往，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连她也不知道。

平安夜，她和他一起睡。他躺在黑暗中不说话。“别这么怪里怪气的，”她对他说，“我们谈谈东方三博士吧，还有荷兰的孩子把木鞋放在外面，而不是挂袜子。”

乔治不想回答。他去睡觉了。

凌晨四点，她起来，家里人都醒了。爸爸在前屋生了火，让他们去圣诞树那儿看看有什么礼物。乔治得了一件印第安人的衣服，给拉尔夫的礼物是一个橡胶娃娃。家里其余的人只得到了衣服。米克把那只袜子里里外外看了个够，也没找到米老鼠手表。她得到的礼物是一双棕色的牛津鞋和一盒樱桃糖。天还黑着，她和乔治来到人行道上，砸开巴西果，放鞭炮，吃光整盒双层樱桃糖。到天亮的时候，他们恶心反胃且疲惫不堪。她在沙发上躺下来，闭上眼睛，进了“里屋”。

6

上午八点，科普兰医生坐在办公桌前，借着窗口透进来的熹微的晨光，研究着一摞作文。他旁边那棵树，那棵枝繁叶茂的雪松，青青幽幽，一直伸展到天花板。自从行医第一年起，他每年都在圣诞节这天举办聚会，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前厅墙边摆着一排排长凳和椅子。整个房子里弥漫着刚出炉的蛋糕和热气腾腾的咖啡的香甜气味。波西亚也在他的办公室，她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弓着身子，双手托着下巴。

“父亲，从五点钟你就趴在办公桌上。今天没工作，没必要起这么早。你应该待在床上，有事要办的时候再起来。”

科普兰医生用舌头舔了舔厚嘴唇。他脑子里装着太多事，没留意波西亚。她在身边让他心烦。

最后，他气呼呼地转向她：“你干吗坐在那儿闷闷不乐？”

“我只是担心，”她说，“首先，我担心我们家威利。”

“威廉？”

“你知道，他每个礼拜天都给我写信。星期一或星期二才收到。可是上个礼拜他没写。当然，我也不是很着急。威利——他总是那么和善温柔，我知道他没事。他已经从监狱转到劳改队了，他们要去亚特兰大北部的什么地方干活。两个星期前，他在信里说，他们今天要去教堂做礼拜，让我把他的西装和红领带寄过去。”

“威廉就说了这些？”

“他还说，b.f.梅森先生也关在那个监狱。他还碰见了巴斯特·约翰逊——威利以前认识的一个男孩。他还让我把他的口琴寄给他，没有口琴吹，他就不开心。我都给他寄过去了。我还给他寄了一副跳棋和一块白霜蛋糕。但我真的希望这几天就能收到他的信。”

科普兰医生的眼睛兴奋得发光，手停不下来。“女儿，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事吧。时间不早了，我得把手头的事做完。你去厨房看看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波西亚站起来，尽量做出欢快的表情：“那五美元的奖金，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暂时还没决定哪种做法最明智。”他小心翼翼地说。

他的一个朋友，一个黑人药剂师，每年拿出五美元，奖给命题作文写得最好的中学生。药剂师一直让科普兰医生自行评判这些作文，并在圣诞派对上宣布获胜者。今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志向：如何提高黑人种族的社会地位”。只有一篇文章值得认真考虑。可是，这篇作文太幼稚、太欠考虑，把奖颁给它不够谨慎。科普兰医生戴上眼镜，聚精会神地重读这篇文章。

这是我的雄心壮志。首先，我希望上塔斯基吉大学，但我不希望成为布克·华盛顿(15)或卡弗博士(16)那样的人。然后，当我认为我受了完整的教育时，我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就像那个为“斯科茨伯勒男孩”(17)辩护的律师一样。我只接有色人种和白人打官司的案子。每天，我们的同胞都在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被迫感觉低人一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种族。我们不能长期在白人的压迫下受苦。我们不能总在别人收获的地方播种。

我要像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压迫者的土地的摩西那样。我想创建一个“有色人领袖和学者秘密组织”。所有有色人都将在这些精英领袖的指挥下组织起来，准备反抗。全世界对我们种族的困境感兴趣，愿意看到美利坚合众国分裂的国家，都会来援助我们。把所有有色人组织起来，将会有一场革命，革命结束时，有色人将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及波托马克河以南的所有土地。我将建立一个由“有色人领袖和学者秘密组织”控制的强大的国家。白人不许有护照——他们进入这个国家不会拥有合法的权利。

我憎恨整个白色人种，我会一直努力，使有色人能为他们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复仇。这就是我的雄心壮志。

科普兰医生热血沸腾。桌上的时钟嘀嘀嗒嗒，吵闹得很，刺激着他的神经。他怎么能把奖颁给一个有如此狂热想法的男孩？他该做出怎样的决定？

其他文章空洞无物。年轻人不爱思考。他们只写了自己的抱负，把最后趋势那部分完全忽略了。只有一点有点意义。二十五篇文章里有九篇是这样开头的：“我不想当仆人。”这之后，他们就希望开飞机，做职业拳击手、传教士，或者舞蹈演员。有个女孩唯一的志向是善待穷人。

那篇令他困扰的文章的作者是兰西·戴维斯。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签名之前，他就知道作者的身份了。兰西给他带来过麻烦。他姐姐十一岁那年出去给人家做仆人，被雇主强奸了，雇主是个中年白人。大约一年后，科普兰医生出过一次急诊，给兰西看病。

科普兰医生走到卧室的档案柜前，里面存放着他所有病人的记录。他取出标有“丹·戴维斯夫人及家人”的卡片，然后翻阅记录，直到看到兰西的名字。日期是四年前。他这条比别人的写得更仔细，而且是用墨水写的：“十三岁——已发育，自我阉割未遂。性欲过剩，甲状腺功能亢进。两次出诊时大哭大闹，尽管不怎么疼。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很高兴看到露西·戴维斯——母亲是洗衣妇。言谈聪明，偏执狂。环境尚可，除了一个例外，非常值得密切观察，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保持联系。费用：一美元（？）”

“今年这个决定很难做。”他对波西亚说，“不过，我想我还是会把这个奖颁给兰西·戴维斯。”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就过来跟我说说这些礼物吧。”

派对上分发的礼物放在厨房里。很多纸袋的食品和衣服，全部用红色圣诞卡做了标记。想来的人都已经被邀请参加派对，但打算参加的人都已经来过了，他们在门厅的桌子上那个专门为此准备的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或者请朋友代签了。纸袋堆在地板上。有四十来个，每个袋子的大小取决于接受者的需要。有些礼物只是一小包坚果或葡萄干，有些则是很重的箱子，一个人抬不动。厨房里堆满了好东西。科普兰医生站在门口，鼻孔骄傲地翕动着。

“我觉得你今年做得很好。大家都挺和善的。”

“哼！”他说，“这还不到所需的百分之一。”

“你又来了，父亲！我太清楚了，你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你不想表现出来。你得找点什么东西抱怨一下。这儿有大约四配克(18)豌豆、二十袋玉米粉、大约十五磅咸猪肉、鲻鱼、六打鸡蛋、很多粗玉米粉、几罐西红柿和桃子、苹果和两打橘子，还有衣服、两张床垫和四块毛毯。东西可真不少！”

“九牛一毛。”

波西亚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这个——你打算怎么处理？”

箱子里除了垃圾什么都没有——一个无头的玩偶、一些脏兮兮的蕾丝、一张兔子皮。科普兰医生仔细查看每样东西：“别扔。都有用。这些都是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的客人们送的。以后我会让它们派上用场。”

“那你把这些箱子和纸袋仔细检查一遍，我就可以把它们捆扎起来了。厨房没地方了。这会儿他们就该涌进来吃茶点了。我得把这些东西放到后面的台阶上和院子里。”

朝阳升起来了。这将是明媚寒冷的一天。厨房里有浓郁的香甜气味。炉子上放着一盆咖啡，碗柜里有一层被糖霜蛋糕占满了。

“都不是白人给的。全都是有色人送的。”

“不是，”科普兰医生说，“不完全是这样。辛格先生开了一张十二美元的支票，用来买煤。我已经邀请他今天到场了。”

“我的天！”波西亚说，“十二美元！”

“我觉得请他来是合适的。他和其他白人不一样。”

“你做得对，”波西亚说，“但我还想着威利。我真希望他今天能来参加这个派对。而且我真的希望能收到他的信。这事一直折磨着我。哎呀！我们还是别聊了，去做准备吧。客人们马上就到了。”

时间还早。科普兰医生认真洗漱更衣。他排练了一下客人到齐后该说些什么。但期待和不安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十点钟，第一批客人来了，半小时内，客人全部到齐。

“圣诞快乐！”邮递员约翰·罗伯茨说。他开心地在拥挤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肩高，一肩低，用一块白丝手帕擦着脸。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门前人头攒动。客人们堵住门口，在前廊和院子里三五成群。没有推搡，没有无礼举动，混乱但有序。朋友们互相打着招呼，陌生人有人介绍，并紧紧握手。孩子们和年轻人聚在一起，朝厨房走。

“圣诞礼物！”

科普兰医生站在前屋中央，圣诞树旁。他有点头晕，糊里糊涂地跟人握手，回应问候。送给他的私人礼物，有的用丝带精心扎好，有的只用报纸包一下就塞在他手里。他找不到地方放礼物。空气越发浑浊，声音越发嘈杂。面孔在他四周旋转，他谁也认不出来。他逐渐恢复了镇静。他找了个地方把抱在怀里的礼物放下。头昏的症状减轻了，房间变得清晰起来。他推了一下眼镜，开始环顾四周。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药剂师马歇尔·尼克尔斯穿着燕尾服，正和他开垃圾车的女婿交谈。至圣升天教堂的牧师来了。还有来自其他教堂的两个执事。赫保埃穿着花哨的格子西装，和蔼可亲地在人群中穿梭。高大健壮的花花公子们向身着艳丽长裙的年轻女士们鞠躬致意。有母亲带着孩子，还有审慎的老人把痰吐在俗丽的手帕里。房间温暖又喧闹。

辛格先生站在门口。很多人盯着他看。科普兰医生不记得跟他打过招呼没有。哑巴独自站在那里。他的脸有点像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一张犹太人的脸。见到他真好。

门和窗户都开着。冷风穿堂而过，火熊熊燃烧。噪声平息了。座位都坐满了，年轻人一排排坐在地板上。门厅、门廊，甚至院子里都挤满了沉默的客人。该他发言了——说什么呢？恐慌令他喉咙发紧。人们都在等。约翰·罗伯茨做了个手势，随后声息皆无。

“我的同胞们——”科普兰医生茫然地开口道。他停顿了一下。突然，他知道说什么了。

“这是我们聚在这个房间共同庆祝圣诞节的第十九个年头。我们的同胞第一次听说耶稣基督诞生时，那还是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同胞在这个镇上的法院广场被卖作奴隶。从那时起，我们记不清有多少次听说并讲述耶稣的生平。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将会不同。

“一百二十年前，另一个人出生在一个被称作德国的国家——一个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国家。这个人和耶稣懂的一样多。但是他的思想与天堂或死人的未来无关。他的使命是为活着的人服务。为工作、受苦并工作到死的广大群众服务。为洗衣妇、厨师，为摘棉花和在热染缸旁干活的人服务。他的使命是为我们服务，这个人的名字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学习、工作，了解周围的世界。他说世界分为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每一个富人都有一千个穷人为他工作，使他变得更富有。他没有把世界划分为黑人、白人，或中国人——在卡尔·马克思看来，一个人是千百万穷人中的一员，还是少数富人中的一员，比肤色更重要。卡尔·马克思的人生使命是让人人平等，分享世界的巨大财富，让世间没有贫富之分，人人有份。这是卡尔·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诫命之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门厅里一个皱巴巴的黄手掌怯生生地摇动着：“他是《圣经》里的马可吗？”

科普兰医生解释了一下。他拼出了两个名字，并引用了日期。“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随时参与讨论。”

“我猜，马克思先生是基督教会的人吧？”牧师问。

“他相信人类精神的神圣。”

“他是白人吗？”

“是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白人。他说：‘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他认为自己是所有人的兄弟。”

科普兰医生停顿了一会儿。周围的面孔都在等待。

“任何一样财产，我们在商店里购买的任何商品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只取决于一个东西——那就是生产或养育这样商品所需要付出的劳动。为什么一座砖房比一颗卷心菜贵？因为建造一座砖房需要投入很多劳动力。有人烧制砖块，有人生产砂浆，有人砍树，制作用来做地板的木板。有人使建造砖房成为可能。有人把材料运到建筑工地。有人制造运送材料的手推车和卡车。最后是盖房子的工人。一座砖房涉及很多很多人的劳动，而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种一颗卷心菜。砖房比卷心菜贵，因为制造它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所以，当一个人买下这栋砖房时，他是在为建造它所付出的劳动付钱。但拿到钱——利润的人是谁？不是付出劳动的人，而是控制他们的老板。进一步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些老板上面还有老板，那些老板还有更大的老板——所以，真正控制这些让商品值钱的劳动的人很少。我刚才说的，你们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们真的听懂了吗？他从头再来，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有人提问。

“可是，制砖的黏土不要花钱吗？租用土地种庄稼不要花钱吗？”

“问得好，”科普兰医生说，“土地、黏土、木材——这些东西被称作自然资源。人类并不制造这些自然资源——人类只负责开发，并把它们用于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应该拥有这些东西吗？一个人怎么能拥有用来种庄稼的土地、空间、阳光和雨水呢？一个人怎么能说‘这是我的’，拒绝和他人分享呢？所以，马克思说，这些自然资源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不把它们分割成小块，而是根据个人的工作能力供所有人使用。是这样的。比方说，一个人死了，把他的骡子留给四个儿子。儿子们不会把骡子卸成四块，每人分一块。他们会共同拥有这头骡子，共同使唤它。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拥有自然资源的方式——不是被一群富人拥有，而是被世界上的全体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有。”

“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没有私人财产。也许有一两个人拥有他们居住的房子，或者有一两美元的存款——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不直接用于维持生存。我们只拥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出卖身体。我们早上出去上班时出卖身体，我们劳动一整天时出卖身体。我们被迫出卖身体，不能计较价格、时间和目的。我们被迫出卖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吃上饭，活下去。我们因此得到的钱仅够我们有力气为他人的利益工作更长时间。如今，我们不被放在平台上，在法院广场上出售。但我们活着的每一刻几乎都在被迫出卖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灵魂。我们免受一种奴役，只是为了被交给另一种奴役。这就是自由吗？我们真的是自由人吗？”

前院传来一声低沉的喊叫：“这是真正的真理！”

“就是这么回事！”

“在这种奴役中，我们并不孤单。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其他人，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憎恨白人中的穷人，他们也憎恨我们。这个镇子上住在河边，在工厂工作的人。几乎和我们一样贫困的人。这种仇恨是一种大恶，带不来任何好处。我们必须记住卡尔·马克思的话，根据他的教诲看到真相。贫穷的不公正必须把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将我们分开。我们必须记住，因为我们的劳动，我们都给这个地球创造了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来自卡尔·马克思的核心真理，我们必须始终记在心里，不要忘记。

“但是，我的同胞们！这个房间里的我们——我们黑人——还有另一项属于自己的使命。我们内心有一个强大且真正的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我们将永远迷失。让我们看看，这个特殊使命的性质是什么。”

科普兰医生松了松衣领，他的喉咙似乎哽住了。他感觉内心充溢着痛苦的爱。他环顾安静的客人。他们等待着。院子里和门廊上的人群也和屋里的人一样安静而专注地站着。一个耳背的老人身体前倾，手拢起耳郭。一个女人用橡皮奶嘴让烦躁的婴儿安静下来。辛格先生站在门口聚精会神地听。大多数年轻人坐在地板上，其中就有兰西·戴维斯。男孩的嘴唇紧张苍白，双臂紧紧抱住膝盖，年轻的脸闷闷不乐。房间里所有的眼睛注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对真理的渴望。

“今天，我们将把五美元的奖金授予命题作文写得最好的那位中学生，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志向：如何提高黑人种族的社会地位’。今年的获奖者是兰西·戴维斯。”科普兰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无须多言，这个奖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它的金额——也在于它所体现的神圣的信任和信念。”

兰西笨拙地站了起来。他的嘴唇在颤抖。他鞠躬致谢，领了奖。“你希望我读一下我写的文章吗？”

“不，”科普兰医生说，“但我希望这个礼拜你来找我谈谈。”

“是，先生。”

房间再次安静下来。

“‘我不想当仆人！’这是我在这些文章中反复读到的欲望。仆人？我们当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被允许做仆人。我们不工作！我们不服务！”

房间里的笑声有些不安。

“听我说！我们中间有五分之一的人修路，或者处理这座城市的公共卫生，或者在锯木厂或农场干活。另外五分之一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工作。剩下的五分之三——大多数人呢？很多人为没有能力准备食物给自己吃的人做饭。很多人为了一两个人愿意照料花园一辈子。很多人为豪宅的地板抛光打蜡。我们还为懒得开车的富人开车。我们一辈子做成千上万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用处的工作。我们劳动，但我们所有的劳动都白费了。这是服务吗？不，这是奴役。

“我们劳动，但我们的劳动白费了。我们不被允许服务。今天上午你们这些在座的学生代表了我们种族的少数幸运儿。他们根本不准我们大多数人上学。有一个人上学，就有几十个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被剥夺了学习和智慧的尊严。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座的人都知道，为了真正的需要而受苦是什么滋味。这是极大的不公。但有一种不公更甚于此——那就是被剥夺各尽所能的权利。终生做着无价值的工作。被剥夺服务的机会。拿走我们钱包里的钱比夺走我们的思想和灵魂财富要好得多。

“今天上午在座的年轻人当中，有些人可能想成为本种族的教师、护士，或者领导者。但大多数会被拒绝。为了生存，你们将不得不为了一个无用的目的出卖自己。你将被击退，并被打败。渴望成为化学家的摘棉花。渴望成为作家的不能读书识字。渴望成为教师的在熨衣板旁遭受无用的奴役。我们在政府没有代表。我们没有投票权。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是所有人民中最受压迫的。我们不能大声疾呼。我们的舌头因为不用而烂在嘴里。我们的心灵变得空虚，失去了追求目标的力量。

“黑人同胞们！我们拥有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所有财富。我们奉献珍贵的礼物。我们的奉献遭人鄙夷。我们的礼物被踩在泥里，变得毫无用处。我们被迫从事比牲口的劳动更无用的劳动。黑人们！我们必须站起来，团结起来！我们必须自由！”

人们在低语。情绪越发不可控。科普兰医生哽咽了，攥紧拳头。他感觉自己膨胀成了一个巨人。心里的爱使他的胸膛变成了一台发电机，他想大喊大叫，让整个镇子都听到他的声音。他想跪在地板上，发出巨吼。房间里充满了叹息和喊叫声。

“救救我们！”

“全能的主啊！带领我们离开这死亡的荒野吧！”

“哈利路亚！主啊，救救我们吧！”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挣扎了一番，终于镇静下来。他遏制内心的呼喊，寻求有力而真实的声音。

“大家注意啦！”他喊道，“我们要拯救自己。但不是通过哀痛的祈祷；不是通过懒惰或烈酒；不是通过肉体的欢愉，或者愚昧无知；不是通过顺从和谦卑。而是通过骄傲，通过尊严，通过变得刚强。我们必须为我们真正的目标积蓄力量。”

他突然停住脚步，把腰板挺得笔直。“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以我们的方式稍微阐释一下卡尔·马克思的第一条诫命。这次聚会上的每个人都提前带来了礼物。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为了减轻他人的穷困，放弃了自身的舒适。你们每个人都尽力给予，不考虑可能得到的礼物的价值。我们很自然地互相分享。我们早就意识到给予比得到更有福。卡尔·马克思的话我们始终铭记在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科普兰医生沉默了很久，好像话已经说完了。接下来，他又说：

“我们的使命是带着力量和尊严走过屈辱的日子。我们必须有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心灵的价值。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牺牲，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学习和智慧的尊严。因为这一天必将到来。到那时，我们的财富不再遭受鄙夷；到那时，我们将被允许服务。我们将劳动，而我们的劳动不会白费。我们的使命是带着力量和信心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他说完了。人们拍手跺脚，跺室内的地板和户外冬天坚硬的地面。热咖啡的浓香从厨房里飘出来。约翰·罗伯茨负责分发礼物，大声叫着写在卡片上的名字。波西亚从炉子上的盆里舀出咖啡，马歇尔·尼克尔斯分发一块块蛋糕。科普兰医生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总有一小群人围着他。

有人在他旁边嘀咕：“你们家巴迪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吧？”他回答是。兰西·戴维斯跟在他后面问问题。问什么，他都回答是。快乐让他觉得自己像个醉汉。教导、规劝他的同胞，给他们解释——还有让他们明白。这是最好的事情。讲出真理，有人聆听。

“在这个聚会上，我们确实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他站在门厅跟大家道别。他一次次握手。他的身子沉沉地靠在墙上，只有眼睛在动，因为他累了。

“真心感谢。”

辛格先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是一个有智慧和真知的白人，身上没有一丝卑鄙的傲慢。所有人离开后，只剩下他一个客人。他等待着，似乎期待什么最后的话。

科普兰医生用手捏着喉咙，他嗓子疼。“教师，”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领导者。团结我们、引导我们的人。”

节庆过后，房间里一副光秃破败的景象。房子里很冷。波西亚在厨房里洗杯子。圣诞树上银色的雪花掉在地上，被人踩来踩去，两件装饰品坏了。

他累了，但快乐和兴奋让他无法休息。他从卧室开始收拾屋子。档案柜顶部有一张散放的卡片——兰西·戴维斯的医疗记录。他要对他说的话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他焦躁不安，因为不能现在就说。他眼前都是那个男孩闷闷不乐的脸，无法将之抛诸脑后。他拉开最上面的抽屉，把卡片放回去，a，b，c——他紧张地用拇指翻动字母。接着，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名字：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

文件夹里有几张肺部的x光片和一份简短的病历。他把一张x光片举到灯光下。左肺上叶有一块明亮的地方，像钙化的星星。下叶有一大块阴影，右肺上叶也有一大块阴影。科普兰医生迅速把x光片放回文件夹。只有他自己写的简短的病历还在手里。字很大，笔迹潦草，自己都看不太懂。“一九二〇年——淋巴结钙化——淋巴结门明显增厚。病灶得到抑制——机能恢复。一九三七年——病变再次出现——x光片显示——”他读不了。一开始，看不清字，后来字看清了，却看不懂意思。末尾写着这么几个字：“预后：不知道。”

曾经黑暗狂暴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他俯下身，猛地拉开档案柜底部的抽屉。一堆乱糟糟的信。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函件。戴茜的一封泛黄的信。汉密尔顿的一张便条，管他要一块五毛钱。他在找什么？他的手在抽屉里翻来翻去，最后，他僵硬地站了起来。

浪费时间。一个小时过去了。

波西亚在餐桌旁削土豆皮，垂头弯背，满脸忧伤。

“把肩膀挺起来，”他愤怒地说，“别没精打采的。你意志消沉，到处说傻话，看到你我就受不了。”

“我只是在想威利，”她说，“当然，他的信还有三天才到。但他没有什么事让我这么担心。他不是那种男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耐心点，女儿。”

“我想只能如此了。”

“我去看几个病人，不过，很快就会回来。”

“好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

他的大部分欢乐消失在正午明亮冷冽的阳光里。患者的疾病散落在他的脑子里。肾脓肿。脊膜炎。脊椎结核。他从后座上拿起汽车曲柄。通常，他会招呼一个过路的黑人帮他摇动曲柄。他的同胞向来乐于助人，为他人服务。但今天，他亲自装上曲柄，使劲摇。他用大衣袖子擦掉脸上的汗，急忙坐到方向盘前，上路了。

今天他说的话，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多少是有价值的？他回想自己使用过的词语，他们似乎逐渐消失了，失去了力量。没说出口的话在他心里越来越沉重。它们滚到嘴边，令他焦躁。他受苦的同胞们的脸在他眼前越聚越多，不停涌动。他沿着街道慢慢地开车，心随着这种愤怒、不安的爱翻腾着。

7

小镇很多年没有过这么冷的冬天了。窗玻璃上结了霜花，房顶发白。冬日下午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柠檬色的光，影子是柔和的蓝色。街上的水坑结了一层薄冰，据说，圣诞节第二天，北边仅十英里的地方下了一场小雪。

辛格变了。安东尼帕罗斯刚离开那几个月，他经常出门长时间散步。他的足迹延伸几英里，朝着四面八方，覆盖整个镇子。他溜达着穿过河边密集的社区，这个冬天工厂不景气，那里比往常更脏。在很多人看来，一派阴森荒凉的景象。人们被迫闲下来，明显能感觉到烦躁不安。一些新的信仰狂热爆发。一个曾在工厂的染缸旁干活的年轻人突然声称，他身上有一种巨大且神圣的能量。他说他的职责是传达上帝的一套新诫命。这个青年立了一座神龛，每晚有几百人来到这里，在地上打滚，摇晃彼此，因为他们相信有某种超人的东西在场。镇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个赚的钱不够吃饱肚子的女人认定一个工头克扣了她的工分，她在他的喉咙上刺了一刀。一个黑人家庭搬进一条最凄凉的街道尽头的房子，此事引起邻人愤慨，他们的房子被烧了，黑人男子挨了打。但这些都是插曲。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人们谈论的罢工从未举行，人聚不到一起。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即便在最寒冷的夜晚，明媚南方游乐场也照常营业。人们做梦、打架、睡觉，一点没比从前少。出于习惯，他们不会多想，免得在明天的黑暗中迷路。

辛格走过分散在镇上各处的气味难闻的黑人聚集区。这里有更多的欢乐和暴力。巷子里经常有杜松子酒浓烈的香气久久不散。令人昏昏欲睡的温暖的火光为窗户染色。教堂几乎每晚都开会。棕黄的草地上点缀着舒适的小房子——辛格也从这些地方走过。这里的孩子更强壮，对陌生人更友好。他漫步穿过富人区。这里有宏伟古老的房子，有白色的柱子和复杂的铸铁栅栏。他走过大砖房，私人车道上汽车喇叭鸣响，烟囱里冒着滚滚的浓烟。他走到镇外通往杂货店的道路边缘，周六晚上，农民们来到杂货店，围坐在火炉旁。他经常在四个灯火通明的主要商业区附近闲逛，然后穿过漆黑空寂的小巷。镇上没有辛格不熟悉的地方。他注视过从千百扇窗户反射出来的黄色光块。冬夜很美。天空是寒冷的蔚蓝色，星星非常明亮。

他走着走着便停下来，现在经常有人跟他说话。形形色色的人都认识他。如果跟他说话的是个陌生人，辛格就递上名片，这样他们就理解他的沉默了。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走路时，他腰板笔直，双手一直揣在口袋里。他的灰眼睛似乎将周围的一切收入眼底，他的面容依然安详，我们时常在非常睿智或非常悲伤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神情。只要有人希望他做伴，他都乐意停下来。毕竟，他只是在散步，漫无目的。

如今关于哑巴的谣言满天飞。和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的那些年，他们走路上下班，但除此之外，他们总是单独待在家里。当时没有人为他们费心，即使有人观察他们——眼睛也都盯着胖大的希腊人。那些年的辛格被遗忘了。

因此，关于哑巴的谣言丰富多样。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主街上的商人声称他得了一大笔遗产，是个富豪。在一个遭到恫吓的纺织工会，有人私下里议论，哑巴是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者。多年前，一个孤独的土耳其人流浪到这个小镇，他和他的家人在一个出售亚麻布的小店后面受苦，他充满热情地对妻子断言，哑巴是土耳其人。他说，他说家乡话时，哑巴听懂了。他宣布这个发现时，声音变得温暖了，他忘了和孩子们吵嘴，心中充满了计划和活力。一个乡下老人说，哑巴小时候就住在他家附近，哑巴的父亲种的烟草在当地数一数二。这些事都是说他的。

安东尼帕罗斯！辛格心里始终保有对朋友的记忆。夜里，他闭上眼睛，希腊人的脸就出现在黑暗中——圆嘟嘟的、油乎乎的脸，带着智慧温和的笑容。梦中，他们总在一起。

朋友已经离开一年多了。这一年似乎不长也不短。更确切地说，它脱离了正常的时间感——就像喝醉了或半睡半醒时那样。每个小时背后都有他的朋友。埋藏在心底的他和安东尼帕罗斯的生活改变了、发展了，就像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最初几个月，他想得最多的是安东尼帕罗斯被带走前那可怕的几个星期——他得病后的麻烦，传唤逮捕，试图控制朋友怪念头的痛苦。他想起过去他和安东尼帕罗斯不开心的时候。有一段往事，过去很久了，他回想起来好几次。

他们从来没有朋友。有时他们会遇到其他哑巴——那十年间，他们认识了三个人。但总有事情发生。有一个哑巴在他们遇到他的第二个星期就搬到了另一个州。另一个哑巴结了婚，有了六个孩子，不打手语。但朋友走后，辛格回想起的是他们与第三个熟人的交往。

那个哑巴叫卡尔。一个脸色蜡黄的年轻人，在一家工厂上班。他的眼睛是浅黄色的，牙齿那么易碎透明，看上去也是苍白的、黄色的。蓝色的工装裤软塌塌地挂在他皮包骨的小身体上，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蓝黄相间的布娃娃。

他们邀请他一起吃饭，事先约好在安东尼帕罗斯打工的果品店见面。他们到的时候，希腊人还在忙，正在果品店后面的烹饪室做最后一炉焦糖软糖。长长的大理石桌面上，软糖闪着金黄的光泽。空气是暖的，充满甜味。安东尼帕罗斯似乎很高兴卡尔看着他把刀向下滑动，将温暖的软糖切成方块。他让新朋友吃油腻的刀上软糖的一角，并给他表演绝活，想取悦他人时，他就会这么做。他指着炉子上烧开的一大桶糖浆，然后用手扇着脸，眯着眼睛，表示糖浆很热。然后，他把一只手伸进一壶冷水中浸湿，接着猛地插入滚烫的糖浆，再迅速抽出，放进水中。他眼球凸起，吐着舌头，似乎痛苦至极。他甚至绞着手，在地上单腿蹦，整栋楼跟着他一起颤动。然后，他突然微笑，伸出那只手，表示这只是个笑话，再照着卡尔的肩上来一拳。

一个灰蒙蒙的冬天的晚上，他们挎着胳膊走在街上，口中呼出白气，辛格走在中间，他两次把他们留在人行道上，自己进商店买东西。卡尔和安东尼帕罗斯拎着几袋子吃的，辛格紧紧地挽着他们的手臂，一路笑着往家走。他们的房间很舒适，他开心地走来走去，和卡尔说话。吃完饭，他们俩聊天，安东尼帕罗斯看着他们，脸上带着迟缓的笑容。胖大的希腊人时常蹒跚地挪到储物间，倒几杯杜松子酒。卡尔坐在窗前，安东尼帕罗斯把杯子推到他跟前他才喝，严肃地小口抿着。辛格不记得他的朋友曾对哪个陌生人如此热情过，他愉快地想象着卡尔经常来看望他们的情景。

午夜后，出了事，毁了这次欢乐的聚会。安东尼帕罗斯又从储物间回来了，满面怒容。他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再盯着他们的新朋友，面带不悦和嫌恶。辛格试图热切地交谈，掩盖他这种古怪的行为，但希腊人很执着。卡尔缩在椅子里，抱着瘦骨嶙峋的膝盖，希腊人的怪模样吓得他不敢动弹，令他手足无措。他面红耳赤，胆怯地吞咽着口水。辛格无法再对这种情形视而不见，最后，他问安东尼帕罗斯是不是肚子疼，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想睡觉。安东尼帕罗斯摇头。他指着卡尔，开始做他知道的所有下流手势。他脸上厌恶的表情很可怕。卡尔吓得缩成一团。最后，胖大的希腊人咬牙切齿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卡尔急忙拿起帽子，离开了房间。辛格跟着他下了楼。他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解释朋友的行为。卡尔站在楼下的门口，弓着身子，虚弱无力，鸭舌帽拉下来遮住脸。最后，他们握了握手，卡尔走了。

安东尼帕罗斯告诉他，客人趁他们不注意，进了储物间，喝光了杜松子酒。再怎么劝说，安东尼帕罗斯也不相信是他自己干掉了那瓶酒。胖大的希腊人端坐在床上，那张圆脸阴沉而且饱含责备。大颗大颗的泪珠缓缓流到他的汗衫领子上，怎么也哄不好。最后，他睡了，但辛格在黑暗中醒了很久。他们再也没见过卡尔。

很多年后，有一次，安东尼帕罗斯从壁炉架上的花瓶里拿走了交房租的钱，全都花在老虎机上。一个夏天的午后，安东尼帕罗斯光着身子下楼取报纸。暑热让他苦不堪言。他们分期付款买了台冰箱，安东尼帕罗斯嘴里总含着冰块，甚至有那么几块在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化成了水。还有一次，安东尼帕罗斯喝醉了，把一碗通心粉扔到他脸上。

头几个月，这些丑陋的记忆穿梭在他的脑海中，就像地毯上脱漏的坏线。后来，它们消失了。不快乐的时刻全都被遗忘了。因为随着那一年慢慢过去，他对朋友的想念螺旋下降，越发深沉，直到他细细回想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的那个安东尼帕罗斯。

他把心里话全告诉了这个朋友。这就是除了他，没有人知道的他聪明的安东尼帕罗斯。随着这一年过去，朋友在他心中似乎越来越大，他的脸从黑夜中向外看，严肃而微妙。对朋友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发生了变化，错事或蠢事，统统不记得，只记得他的聪明和善良。

他看见安东尼帕罗斯坐在他面前的大椅子上。他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他的圆脸高深莫测。他有张睿智的嘴巴，嘴角上扬。他的目光深邃。他注视着用手语对他说的话。他以他的智慧明白了。

这就是他时刻想念的安东尼帕罗斯。这就是有什么事他都想与之倾诉的朋友。今年发生了一些事。他被留在了异乡。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睁开眼睛，周围有很多东西他理解不了。他很困惑。

他注视着词语在他们的嘴唇上成形。

我们黑人想要一个最终获得自由的机会，而自由只是奉献的权利。我们想服务和分享，想劳动，反过来再消费我们应得的东西。但我遇到的白人里，只有你认识到我的同胞有这种强烈的需求。

你知道吗，辛格先生？我脑子里总响着这支曲子。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或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懂，等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懂了。你知道吗，辛格先生，到那时，我打算去一个有雪的国家旅行。

我们干了这瓶酒吧。我想要个小瓶的。因为我们在思索自由。这个词就像我脑子里的一条虫子。是？不是？多多？多少？这个词是剽窃、偷盗和狡猾的信号。我们会自由的，到那时，最聪明的人就能奴役其他人。但是！但是，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所有词语中，这个词是最危险的。我们这些知道的人必须警惕。这个词让我们感觉良好——事实上，这个词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正是有了这个理想，蜘蛛才为我们织出最丑的网。

最后一个人揉了揉鼻子。他不常来，话也不多。他只问问题。

七个多月了，这四个人经常来他的房间。他们从不一起来——总是单独来。他总是面带亲切的笑容在门口迎接他们。他时刻想念安东尼帕罗斯——就像朋友离开后头几个月那样——有人陪伴，总好过一个人孤单太久。就像多年前，他对安东尼帕罗斯发誓（他甚至把誓言写在纸上，钉在床头的墙上），他发誓，一个月不抽烟、不喝啤酒、不吃肉。头几天很难熬。他休息不好，坐立不安。他去果品店找安东尼帕罗斯的次数太多，搞得查尔斯·帕克很讨厌他。干完手头的雕刻活，他就去店铺前面，跟钟表匠和女店员厮混，或者溜溜达达去冷饮部喝瓶可口可乐。那些天，靠近任何陌生人都比独自想着香烟、啤酒和肉要强。

起初，他根本不明白这四个人在说什么。他们说啊说——几个月过去后，他们说得越来越多。他熟悉了他们的口形，他们说的每个字他都懂。没过多久，他们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了，因为意思始终是一样的。

他的双手对他是一种折磨。它们不想休息，在他睡觉的时候抽搐，有时候醒来，他发现它们在他面前比比画画，说着梦话。他不喜欢看自己的手，也不愿想它们。它们是棕色的，细长且有力。之前那些年，他总是精心护理它们。冬天，他抹护手油，防止皮肤皲裂，他不停地把指甲小皮往后推，他的指甲总是挫出指尖的形状。他曾经非常喜欢洗手护手，而现在，他只是每天用刷子草草刷两次，再把它们揣回口袋。

他在他房间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时，把指关节按得咔咔响，还用力拉手指，直到弄疼了为止，或者用一只拳头撞击另一只手的手掌。有时，独自一人时，心里想着朋友，他的手会不自觉地比画起来。意识到自己在打手语时，他就像一个被抓到大声自言自语的人，好像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羞愧和悲伤混杂在一起，他攥起拳头，放在身后。但它们就是不让他休息。

辛格站在他和安东尼帕罗斯住过的那栋房子门前的街道上。将近傍晚时，烟雾弥漫，灰蒙蒙的。西边有一缕缕冷黄和玫瑰色相间的条纹。一只羽毛蓬乱的冬雀，飞过烟雾缭绕的天空，最后落在山墙上。街上空无一人。

他盯着二楼右侧的一扇窗户。这是当时的前屋，后面是那个大厨房，他们吃的每一顿饭都是安东尼帕罗斯在那里做的。透过亮灯的窗户，他看着一个女人在房间里来回走。灯光下，她高大模糊，系着围裙。一个男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晚报。一个孩子拿着一片面包来到窗前，把鼻子贴在玻璃上。辛格看到房间还是他离开时那样——大床是安东尼帕罗斯的，小铁床是他的，还有厚厚软软的大沙发和轻便折椅。裂纹的糖碗用作烟灰缸，屋顶漏水洇湿了一片天花板，洗衣箱还在角落里。在这样将近傍晚的时候，厨房里没有灯光，除了燃油炉发出的光。安东尼帕罗斯总是转动棉芯，因此只能看到每个喷嘴里面金色和蓝色相间的参差不齐的边缘。房间里暖烘烘的，充满了晚餐的香味。安东尼帕罗斯用木勺尝菜，他们喝着红酒。喷嘴里的火苗在火炉前的油毡毯上投射出明亮的反光——五个金色的小灯笼。随着乳白色的暮色变黑，小灯笼的光越发强烈，因此夜幕降临时，它们燃烧得鲜艳纯净。到了这个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他们打开灯，把椅子拉到桌前。

辛格看着下面黑魆魆的大门，想到他们早上一起出去，晚上一起回来。人行道上有一处破损，安东尼帕罗斯在那儿摔过一跤，伤了胳膊肘。有一个邮箱，每个月供电公司寄来的账单都塞在里面。他能感觉到朋友的胳膊触碰到他的手指的温度。

街上黑了。他再次抬头看那扇窗，看到那个陌生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在一起。空虚在他心中蔓延。一切都消失了。安东尼帕罗斯走了，他不是来这儿回忆往事的。他对朋友的想念在别处。辛格闭上眼睛，试图想起那家疯人院和今晚安东尼帕罗斯所在的房间。他记得那张狭窄的白床，还有角落里玩牌的老人们。他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但那个房间就是无法在他的头脑中清晰起来。空虚在他的内心深处，过了一会儿，他又抬头瞥了一眼那个窗口，然后走上他们一起走过很多次的那条黑咕隆咚的人行道。

这是星期六的晚上。主街上都是人。穿着工装裤瑟瑟发抖的黑人们在小杂货店的橱窗前徘徊。一家家的人在电影院的售票处前排队，年轻的男女们盯着贴在外面的海报。汽车来来去去，太危险，他等了很长时间才过马路。

他路过果品店。橱窗里的水果很漂亮——香蕉、橘子、鳄梨、明亮的小金橘，甚至还有几个菠萝。但查尔斯·帕克在店里招呼顾客。在他看来，查尔斯·帕克那张脸丑极了。有几次，查尔斯·帕克不在，他走进店里，闲站了很久。他甚至走进后面安东尼帕罗斯制作糖果的厨房。但查尔斯·帕克在店里时，他从没进去过。从安东尼帕罗斯坐巴士走的那天起，他们就尽量避开彼此。在街上遇到，他们总会转过脸去，而不点头致意。有一次，他想给朋友寄一罐他最喜欢的蓝果蜂蜜，他从查尔斯·帕克那儿邮购了一罐，这样就不用跟他见面了。

辛格站在橱窗前，看着朋友的表兄招呼一群顾客。星期六晚上的生意向来很好。安东尼帕罗斯有时会工作到夜里十点。那台巨大的自动爆米花机就在门口附近。一个店员把一份玉米粒推进机器，玉米像巨大的雪花在箱子里旋转。店里的香味温暖又熟悉。地上的花生壳被人踩来踩去。

辛格继续往前走。他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以免被人推撞。由于节日，街上挂着红色和绿色的电灯。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搂搂抱抱，说说笑笑。年轻的父亲们把在寒风中受冻哭泣的宝宝扛在肩上。一个救世军的女孩，戴着红蓝相间的帽子，在角落里摇铃铛，她看着辛格，他觉得必须往她身边的罐子里投一枚硬币。街上有乞丐，黑人白人都有，伸着帽子或粗糙的手。霓虹灯广告在人群脸上投下橙色的光。

他走到一个街角——一个八月的下午，他和安东尼帕罗斯曾在这里见过一条疯狗。他路过军需品商店上面那个房间——每个发薪水的日子，安东尼帕罗斯都会来这儿拍张照片。现在他口袋里装着很多照片。他向西转，朝河边走去。有一天，他们带着吃的，过了桥，在河对岸的一块野地里午餐。

辛格沿着主街走了一个来小时。人潮人海中，似乎只有他形影相吊。最后，他掏出手表，转身朝他住的房子走去。也许今晚有人来他的房间。他希望是这样。

他给安东尼帕罗斯寄了一大箱圣诞礼物。他还给那四个人和凯利太太送了礼物。他给他们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窗边的桌子上。科普兰医生没注意到那台收音机。比夫·布兰农马上就注意到了，惊奇地扬起眉毛。杰克·布朗特在的时候，一直开着收音机，永远是那个台，他说话时似乎要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音乐，额头血管凸起。看到收音机，米克·凯利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满面通红，一遍遍问他收音机是不是真是他的，她能不能听。她调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她想听的节目。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嘴巴张开，太阳穴的脉搏跳动得很快。无论听到的是什么，她似乎都全神贯注。她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有一次，她对他咧嘴一笑，她的眼睛湿润了，她用拳头擦了擦。她问他，他上班时，她可否偶尔进来听，他点头同意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推开门，他都看见她在收音机旁。她用手指梳着凌乱的短发，脸上有种他从未见过的神情。

圣诞节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四个人碰巧同时来看他。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辛格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面带微笑，端着茶点，以最礼貌的态度对待客人，好让他们感觉舒服自在。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科普兰医生不肯坐下。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只是冷淡地向其他人鞠躬致意。他们看着他，好像在纳闷他怎么会来。杰克·布朗特打开他带来的啤酒，啤酒沫儿洒在前襟上。米克·凯利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比夫·布兰农盘腿坐在床上，目光扫视着面前这群人，然后眯起眼睛，盯着一处。

辛格很困惑。他们每个人总有很多话说，聚在一起，却个个沉默不语。他们进来时，他还以为会有某种爆发。他隐约觉得这将是某种东西的终结。但房间里只是有一种紧张感。他的手紧张地忙活着，好像从空中拽住看不见的东西，把它们捆绑在一起。

杰克·布朗特站到科普兰医生身旁：“我认识你的脸。我们碰到过一次——在外面的楼梯上。”

科普兰医生精确地移动舌头，仿佛他的话语是用剪刀剪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们曾经相识。”他说。接下来，他僵硬的身体似乎萎缩了。他向后退，刚好退到门槛外。

比夫·布兰农镇定地抽着烟。薄薄的几层烟雾在房间里飘荡。他转向米克，看着她，他的脸红了。他半闭眼睛，转瞬间，他的脸再次没了血色：“你的事情进展如何？”

“什么事？”米克疑惑地问。

“生活上的事，”他说，“学校——什么的。”

“还好吧，我想。”她说。

每个人都看着辛格，仿佛期待着什么。他迷惑不解，递给他们茶点，面带笑容。

杰克用手心擦了擦嘴。他不再试图与科普兰医生交谈，而是挨着比夫在床上坐下来：“你知道是谁用红粉笔在工厂周围的栅栏和墙上写下那些血腥的警告吗？”

“不知道，”比夫说，“什么血腥的警告？”

“大多出自《旧约》，这事我琢磨很长时间了。”

每个人主要对哑巴说话。他们的想法似乎都汇聚在他身上，就像车辐集中于车毂。

“这么冷的天很罕见，”最后，比夫说，“几天前，我查了一下过去的记录，发现一九一九年最低气温曾达到华氏十度(19)。今天早上只有华氏十六度，这是那年的‘大严寒时期’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今天早上煤库的房檐上都挂了冰柱。”米克说。

“我们上个星期收的钱还不够发工资的。”杰克说。

他们又谈了会儿天气。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别人走。忽然，他们一时冲动，同时起身告辞。科普兰医生是第一个走的，其他人立刻跟上。他们走后，辛格独自站在房间里，他搞不清状况，他想把这事忘了。他决定那晚给安东尼帕罗斯写信。

安东尼帕罗斯不识字，但这并没有阻止辛格给他写信。他向来知道朋友看不懂纸上词语的意义，但几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想象，或许是自己搞错了，也许安东尼帕罗斯一直保守着他识字的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而且，疯人院里可能有个认字的聋哑人，读完信，解释给朋友听。他给写信找了好几个理由，每每困惑或悲伤时，他都很想给朋友写信。然而，写完的信从没寄出去过。每个星期天，他从晨报和晚报上剪下漫画，寄给朋友。每个月还给他寄一张邮政汇票。但他给安东尼帕罗斯写的那些长信一直堆积在口袋里，直到把它们销毁。

那四个人走后，辛格匆忙穿上暖和的灰大衣，戴上灰毡帽，离开了房间。他总是在店里写信。而且，他答应第二天早上交活儿，他想现在就干完，这样就不会误事。夜晚寒冷刺骨。月亮圆了，金光镶边。灿烂的星空下，屋顶是黑色的。他边走边琢磨信的开头怎么写，但第一个句子还没想清楚，他就走到了店门口。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走进黑乎乎的店里，打开前面的灯。

他工作的地方在最里面，一道布帘将它与其余部分隔开，看着像个小单间。除了他的工作台和椅子，角落里还有一个很重的保险箱，有一个洗手间，装了一面发绿的镜子，还有几个架子，上面堆满盒子和破旧的钟表。辛格升起台面，从毡盒里取出他答应弄好的银盘。尽管店里很冷，他还是脱了外套，卷起蓝色条纹的袖口，这样它们就不会碍事了。

他在盘子中央的交织字母上花了很长时间。他谨慎又专注地引导刻刀一刀一刀在银盘上游走。工作时，他的目光透出一种古怪的犀利且饥渴的神情。他在琢磨写给朋友安东尼帕罗斯的信。过了午夜，活儿还没干完。当他把盘子收好时，额头因兴奋而潮乎乎的。他收拾了一下工作台，开始写信。他喜欢用钢笔在纸上写字，他小心翼翼地排列文字，仿佛那张纸是一只银盘。

我唯一的朋友：

我从我们的杂志上看到，今年协会成员将在梅肯召开的大会上相聚。会上有人发言，还有四道菜的宴会。我想象着它。你还记得吗，我们一直计划参加一次会议，但从没去过。现在我真希望我们去过。我希望我们能出席这次会议，我还想象过会上的情形。当然，没有你，我是不会去的。他们来自很多个州，他们有一肚子的话，心怀长久的梦想。有一个教堂要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还会举行某种形式的竞赛，奖品是一块金牌。我写信告诉你，我想象这一切。我既想象，又不想象。我的双手已经静止很久了，不太记得打手语是什么样。当我想象大会时，我设想所有客人都和你一样，我的朋友。

几天前，我站在我们家门前。现在里面住着别人。你还记得门前那棵大橡树吗？树枝被剪掉了，以免干扰电话线，树死了。主树枝腐烂了，树干上有一个洞。还有，店里的猫（你过去常常抚弄的那只）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死了。真叫人难过。

辛格把笔悬在纸的上方。他坐了好一会儿，身子挺直，心情紧张，没继续写下去。他站起来，点了一支烟。房间里很冷，空气中有一种污浊的酸味——煤油、银器擦光剂和烟草混合的气味。他穿上大衣，围上围巾，又缓慢坚定地写了起来。

你还记得我去看你的时候跟你说过的那四个人吗？我画过他们的像给你看，那个黑人，那个年轻的姑娘，那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还有纽约咖啡馆的老板。有些事我想告诉你，但不知如何措辞。

他们都是大忙人。事实上，他们太忙了，很难描述。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是他们的脑子里总装着很多事，不让他们休息。他们上楼，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说话，直到我搞不懂一个人如此频繁地张嘴闭嘴，怎么就不觉得累呢。不过，纽约咖啡馆的老板不一样——他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的胡子特别黑，每天得刮两次，他有一把电动剃须刀。他喜欢观察。其他人都有自己讨厌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只是吃饭、睡觉、喝酒，或友好的陪伴。这就是他们总是那么忙的原因。

那个留小胡子的家伙，我觉得他很疯狂。有时候，他表达得很清楚，就像很久以前我上学时的老师。有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时候，他穿一件朴素的西装，下次来，他就黑乎乎、脏兮兮、臭烘烘的，穿着干活时穿的工装裤。他会挥舞拳头，说一些我不希望你知道的丑陋的醉话。他认为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但我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他能喝三品脱“快乐时光”威士忌，然后照样说话，走路，不肯上床睡觉。你可能不信，但这是真的。

我从那个女孩的母亲那里租下这个房间，每个月十六美元。女孩过去总穿短裤，像个男孩子，但现在她穿蓝裙子和衬衫。她还是个少女。我喜欢她来看我。我给他们买了一台收音机，她经常来。她喜欢音乐。我希望知道她听的是什么。她知道我耳聋，但她认为我懂音乐。

那个黑人得了肺结核，但这儿没有他能去的好医院，因为他是黑人。他是个医生，他干的工作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他说话完全不像黑人。我觉得听懂其他黑人说话很难，因为他们的舌头动得不够。这个黑人有时候会吓到我。他的眼睛狂热明亮。他邀请我参加一个聚会，我去了。他有很多书。但他一本推理小说都没有。他不喝酒，不吃肉，也不看电影。

什么自由和掠夺呀，什么资本和民主党啦，那个留小胡子的丑家伙说。随后，他又反驳自己，说自由是所有理想中最伟大的。我必须得到一个机会把心里这支曲子写出来，成为一名音乐家，我必须有一个机会。那个女孩说。我们不被允许服务，黑人医生说，那对我的同胞来说是个神圣的需要。啊哈。纽约咖啡馆的老板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来我的房间时，他们就是这样说话的。他们心里的话让他们不得安宁，所以他们总是很忙。你会想，他们聚在一块儿应该像这个星期在梅肯大会上见面的协会成员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他们同时来到我的房间。他们坐在那儿，好像来自不同的城市似的。他们甚至很粗鲁。你知道，我总是说，粗鲁且不顾及他人的感觉是错误的。就像这样。我不明白，所以，我写下来给你看，因为我想你会明白的。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写得够多了，我知道你已经厌烦了。我也是。

五个月零二十一天过去了。这段时间，没有你，我一直孤身一人。我能想象的唯一的事就是什么时候和你再在一起。如果我不能很快去找你，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好。

辛格趴在工作台上休息。光滑的木头贴在脸上，那种气味和感觉让他想起学生时代。他的眼睛闭着，感觉不舒服。脑子里只有安东尼帕罗斯那张脸，他对朋友的渴望强烈到令他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儿，辛格坐起来，拿起钢笔。

我给你订的礼物没来得及和圣诞礼盒一起寄出去。大概很快就到了。我相信你会喜欢的，你会很开心。我总是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记得所有的事。我很想吃你做的饭。纽约咖啡馆比过去差多了。不久前，我在汤里发现了一只煮熟的苍蝇。它像字母一样，跟蔬菜面条混在一起。其实也没什么。我那么需要你，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孤独。很快我还会去看你。再过六个月，我才有假期，但我想我能在那之前安排好。我想也只能如此。我不是注定要孤独的，也不是注定就没有理解我的你。

你永远的，

约翰·辛格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又大又拥挤的房子一片漆黑，但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爬了三段楼梯，没有绊倒。他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卡片、手表和钢笔，然后把衣服整齐地搭在椅背上。他灰色的法兰绒睡衣暖和且柔软。他刚把毯子拉到下巴那儿就睡着了。

在暗黑的梦乡中，一个梦出现了。昏黄的灯笼照亮一段黑乎乎的石阶。安东尼帕罗斯跪在石阶顶部。他赤身裸体，笨拙地举着个东西，眼睛凝视着它，像是在祷告。他自己则跪在台阶中段。他也赤条条的，很冷，视线无法离开安东尼帕罗斯和他手里举着的东西。他感觉那个留小胡子的人、那个女孩、那个黑人，还有最后一个人在他身后的地面上。他们也光着身子跪在那里，他感觉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他。他们身后的黑暗中有无数跪着的人。他的双手是巨大的风车，他着迷地盯着安东尼帕罗斯手中那个不知为何物的东西。黄灯笼在黑暗中来回摇晃，其余的一切静止不动。突然一阵喧闹。台阶隆起崩塌，他感觉自己在下落。他一下子醒了。晨光照白了窗子。他感到害怕。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朋友可能出了什么事。安东尼帕罗斯不给他写信，他无从得知。朋友可能摔伤了。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再和他在一起，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安排这次见面——立刻。

那天早上，他在邮局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通知单，他的包裹到了。那是他为圣诞节订购，但没及时送到的礼物。这个礼物非常精美。他分期付款买下来的，还款期限为两年。礼物是一台供私人使用的电影放映机，还有六部安东尼帕罗斯爱看的《米老鼠》和《大力水手》喜剧动画片。

那天早上，辛格是最后一个到店里的。他向珠宝店老板递交了正式书面申请，周五周六，请两天假。尽管那个礼拜有四场婚礼，珠宝商还是点头同意了。

他事先没让任何人知道这次旅行，但离开时，他在门上钉了张字条，说要出差几天。他坐的是夜车，火车到达目的地时，正好迎来冬天赤色的黎明。

下午，离探视时间还有一小会儿，他出发去疯人院。他抱着电影放映机的零件和带给朋友的一篮水果。他直接去了探视过安东尼帕罗斯的那间病房。

走廊、门、一排排的床，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他站在门口，急切地寻找他的朋友。但他立刻发现，尽管椅子上坐满了人，安东尼帕罗斯却不在。

辛格放下手里的东西，在一张卡片底部写道：“斯皮诺斯·安东尼帕罗斯在哪儿？”一个护士走进房间，他把卡片递给她。她不明白，摇了摇头，抬了抬肩。他来到走廊，把卡片递给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没人知道。他恐慌极了，打起了手势。最后，他遇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实习医师。他拉住实习医师的胳膊，把卡片递给他。实习医师仔细看了看卡片，领着他穿过几个大厅。他们来到一个小房间，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张摆着文件的办公桌前。她看了卡片，然后查阅抽屉里的档案。

辛格眼中充满了紧张和恐惧的泪水。年轻女人开始在便笺簿上仔细写了起来，他忍不住扭过头去看她写了什么。

安东尼帕罗斯先生已经被转到了医务室。他得了肾炎。我会让人给你带路。

穿过走廊的路上，他在病房门口停下来，抱起放在地上的包裹。果篮被人偷走了，但其他盒子原封未动。他跟着实习医师走出大楼，穿过一片草地，走向医务室。

安东尼帕罗斯！到了那个病房，他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的床摆在屋子中间，他靠着枕头坐着。他穿着一件鲜红的晨衣，绿丝绸的睡裤，戴着一枚绿松石戒指。他的皮肤是浅黄色的，眼睛很黑，眼神恍惚。他的头发是黑的，两鬓斑白。他在织毛线，握着长长的象牙针的胖手指缓慢地动着。一开始，他没看见他的朋友。当辛格站在他面前时，他安详地微笑，没有惊讶，伸出那只戴着戒指的手。

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怯和拘束感攫住了辛格。他在床边坐下，双手交叉放在床单边缘。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朋友的脸，他面如死灰。朋友华丽的衣着令他吃惊。每件衣服都是他分批寄来的，但他没有想象过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安东尼帕罗斯比他记忆中更庞大。丝绸睡裤下面显出腹部一波三折的赘肉。靠在白枕头上的头硕大无比。平静镇定的表情那样深邃，他似乎没意识到辛格就在身边。

辛格羞怯地抬起手，开始说话。他强壮熟练的手指充满深情地做着精准的手势。他谈到寒冷的天气和漫长孤单的几个月。他提到过去的记忆，那只死了的猫、那家店、他住的地方。每停顿一次，安东尼帕罗斯都和蔼地点点头。他谈到那四个人，谈到他们来他的房间，一坐就坐很久。朋友的眼睛湿润乌黑，他在那双眼睛里看到矩形的小小的自己，这个自己他看过千百遍。温暖的血液流回他的脸上，他的双手加快了速度。他详细地描述那个黑人，那个蓄着颤动的小胡子的男人，还有那个女孩。他的手势越打越快。安东尼帕罗斯缓慢严肃地点头。辛格急切地靠近，呼吸又长又深，眼中泪光闪闪。

突然，安东尼帕罗斯胖嘟嘟的手指慢慢地在空中画了个圈。他画圈的手指向辛格，最后戳了一下朋友的肚子。胖大的希腊人笑容灿烂，吐出肥厚的粉红色的舌头。辛格大笑，疯狂地打着手语，笑得肩膀直颤，头往后仰。为什么笑，他也不知道。安东尼帕罗斯翻着白眼。辛格继续放声大笑，笑得喘不上气来，手指颤抖。他抓住朋友的胳膊，好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笑像打嗝，缓慢而痛苦。

安东尼帕罗斯先镇定下来，胖乎乎的小脚从床尾的被子底下伸出来。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轻蔑地踢着毯子。辛格急忙整理床铺，但安东尼帕罗斯皱起眉头，向一个走过病房的护士威严地举起手指。当她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把床整理好时，胖大的希腊人从容不迫地低下头，这个动作更像祝福祷告，而不是简单地点头致谢。随后，他又严肃地转向他的朋友。

辛格说话时，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一个护士端来安东尼帕罗斯的晚餐，他这才意识到天色已晚。病房的灯亮了，窗外天快黑了。其他病人面前也摆着托盘。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有人编篮子，有人加工皮革制品，或者织毛衣），他们无精打采地吃着晚饭。除了安东尼帕罗斯，他们都病恹恹的，面无血色。大部分人需要理发，穿着破烂的灰色长睡衣，背部有裂缝。他们惊奇地盯着两个哑巴。

安东尼帕罗斯揭开盖子，仔细检查食物，有鱼和蔬菜。他拿起那条鱼，托在手心里，冲着光，彻底检查了一番，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晚饭期间，他对房间里的各种人指指点点。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人，做出厌恶的表情。那个人对他怒吼。他指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微笑、点头，还摆了摆胖乎乎的手。辛格太高兴了，没感到尴尬。他从地板上拿起包裹，放在床上，分散朋友的注意力。安东尼帕罗斯拆掉包装，但他对这台机器根本不感兴趣，于是转过身继续吃饭。

辛格递给护士一张字条，解释这台电影放映机。她叫来一个实习医师，然后他们又带进来一个医生。他们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好奇地看着辛格。病人们听到消息，兴奋地用手肘撑着头。只有安东尼帕罗斯无动于衷。

辛格事先练习过怎么放电影。他竖起屏幕，让所有病人看到，然后开始摆弄放映机和胶片。护士拿走了晚餐盘，病房里的灯关了。《米老鼠》在屏幕上闪烁。

辛格看着他的朋友。起初，安东尼帕罗斯吓了一跳。他直起身好好看，要不是护士制止他，他就从床上起来了。然后，他满面笑容地看。辛格看到其他病人互相召唤，哈哈大笑。护士和护理员从大厅里走进来，整个病房乱成一团。《米老鼠》放完了，辛格又放起《大力水手》。这部电影结束时，他觉得第一次娱乐活动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他打开灯，病房再次安静下来。实习医师把机器放到朋友床下时，他看到安东尼帕罗斯狡猾地在病房里扫视了一圈，确定每个人都知道这台机器是他的。

辛格又打起了手语。他知道很快就会有人叫他离开，但他的脑子里储存了太多想法，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他狂乱急促地说话。病房里有一个老人，他的头部由于中风不自觉地晃动，无力地揪着眉毛。他羡慕这个老人，因为他每天都和安东尼帕罗斯住在一起。辛格很乐意跟他换个位置。

他的朋友在胸前摸索着什么。是他经常戴在脖子上的那个小小的黄铜十字架。脏兮兮的绳子被一条红丝带代替了。辛格想起了那个梦，他把梦里的内容也告诉了朋友。太匆忙，手势有时会变得模糊，他只得摇摇手，从头再来。安东尼帕罗斯用昏昏欲睡的黑眼睛看着他。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穿着鲜艳华丽的衣服，俨然传说中贤明的君主。

负责这间病房的实习医师允许辛格多待一个小时。最后，他露出纤细多毛的手腕，给他看自己的手表。病人们要睡觉了。辛格的手颤抖着。他抓住朋友的胳膊，凝视他的眼睛，过去他们每天早晨上班前分开时就这样。最后，辛格倒退着走出房间。在门口，他做了一个伤心的告别手势，然后握紧拳头。

在一月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只要不忙，辛格每晚都在镇上的大街小巷漫步。关于他的谣言越传越离谱。一个黑人老妇告诉几百个人他会招魂。有个计件工人声称，他曾在本州别的地方的另一家工厂和哑巴一起工作过，他讲的故事独一无二。富人认为他很富有，穷人把他看成和自己一样的穷人。由于无法证明谣言是假的，它们越来越离奇，但听起来非常真实。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描述着哑巴。

8

为什么？

这个问题总是不知不觉流过比夫的脑子，就像血管里的血液。想到人、物和观念时，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午夜，黑暗的早晨，中午。希特勒和战争的谣言。猪腰肉的价格和啤酒税。他尤其会琢磨哑巴这个谜一样的人。举个例子来说，辛格为什么坐火车走，问他去哪儿了，他却假装听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坚持认为哑巴就是他们希望的那样——而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错误？辛格一天三次坐在中间那张桌旁。给他面前摆什么，他就吃什么——除了卷心菜和牡蛎。一片嘈杂声中，只有他沉默不语。他最喜欢小小的软软的绿色的棉豆，他把它们整齐地堆放在叉子尖上。他把饼干泡在肉汁里。

比夫也想到了死。出了一件怪事。一天，他在浴室的壁橱里翻东西，发现了一瓶佛罗里达淡香水，他把爱丽丝剩下的化妆品拿给露西尔时漏掉了。他拿着那瓶香水沉思。她死了四个月了——每个月都像一年那样漫长，充满了空闲。他很少想到她。

比夫拔掉瓶塞。他光着上身站在镜子前面，在长满黑毛的腋下喷了点香水。香气使他变得僵硬。他和镜中的自己交换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眼神，一动不动地站着。香水勾起的回忆令他震惊，不是因为它们无比清晰，而是因为，它们把漫长且完整的岁月聚集在了一起。比夫揉了揉鼻子，乜斜着自己。死亡的边界。他感觉到了他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时刻刻。现在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完整的，因为只有过去是完整的。比夫突然转过脸去。

卧室重新布置过。现在完全是他的。从前俗不可耐、浮华艳丽、单调乏味，总有长筒袜和破了洞的粉色人造丝短裤挂在晾衣绳上。铁床曾油漆剥落，锈迹斑斑，装饰着脏兮兮的蕾丝闺枕。从楼下跑上来的一只骨瘦如柴的猫，弓起背，悲哀地蹭着便桶。

他改变了这一切。他把铁床换成一张沙发床。地板上铺了一块厚厚的红地毯，他还买了一块漂亮的中国蓝布，挂在开裂最严重的那面墙上。他把壁炉开了封，铺上松木。壁炉架上有一张芭比的小照片，还有一幅小男孩的彩色画像，他穿着天鹅绒的衣服，手里抱着一个球。角落的玻璃柜里装着他收藏的小玩意儿——蝴蝶标本、一种稀有的箭头，还有一块奇石，形状很像人的侧面轮廓。沙发床上放了几个蓝色的丝绸垫子，他借来露西尔的缝纫机，缝制了深红色的窗帘。他很喜欢这个房间，既奢华又沉静。桌上摆着一个日本小塔，吊着玻璃垂饰，在穿堂风中发出清脆奇怪的乐音。

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他想起她。但他经常会打开那瓶佛罗里达淡香水，用瓶塞碰碰耳垂或手腕。香味和他缓慢的沉思融合在一起。怀旧感在他内心越发强烈。记忆几乎以建筑的秩序自动累积。他无意中在一个存放纪念品的盒子里发现了他们结婚前拍的老照片。爱丽丝坐在一大片雏菊花丛中。爱丽丝和他在河上的独木舟里。纪念品中间还有一支很大的骨簪，那是他母亲留下的。小时候，他很喜欢看她梳头，把长长的黑发绾起来。他曾经以为簪子的曲线模仿的是女人的身体，有时，他把它们当玩偶玩。那时他有一个雪茄盒，里面装满了碎布头。他喜欢漂亮布料的手感和颜色，他会在餐桌底下玩这些碎布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他六岁的时候，母亲把这些碎布头拿走了。她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有男人一样的责任感。她最爱他了。现在他偶尔也会梦到她。她那枚破旧的金婚戒一直戴在他手上。

除了佛罗里达淡香水，他还在壁橱里发现了一瓶爱丽丝过去常用的柠檬染发剂。有一天，他试了一下。柠檬让他斑白的头发看上去蓬松浓密。他很喜欢。他丢掉了预防秃顶的头油，定期使用柠檬染发剂。他嘲笑过爱丽丝的怪念头，现在他也有了。为什么？

每天早上，楼下那个黑人男孩路易斯给他端来一杯咖啡，他在床上喝。起床穿衣前，他经常靠着枕头坐一个小时。他抽一支雪茄，看着阳光照在墙上的图案。他一边沉思，一边用食指抠又长又弯的脚指头。他在回忆。

然后从中午到早上五点，他在楼下工作。周日全天。生意赔钱。很多低峰时段。饭点通常满员，他守在收银台后面，每天能见到几百个熟人。

“你一直站在这儿想什么？”杰克·布朗特问他，“你像个德国犹太人。”

“我有八分之一犹太血统。”比夫说，“我母亲的祖父是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不过，我知道的其余的亲戚都是苏格兰-爱尔兰人。”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客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桌旁，空气中有烟草的味道和翻报纸的沙沙声。角落的隔间里，几个人在掷骰子，但这种游戏很安静。

“辛格呢？”比夫问，“今天上午你不去他那儿吗？”

布朗特面露愠怒之色。他把头猛地向前伸。他们吵架了吗——哑巴怎么可能吵架呢？不，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布朗特有时候来这儿转一圈，好像在跟自己争论什么，但很快就离开——向来如此——过一会儿，他们俩会一起进来，布朗特在说话。

“你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啊。就这么站在收银台后面。空着手站着。”

比夫没生气。他单手托腮，趴在桌上，眯起眼睛：“我和你严肃地谈一谈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布朗特双手拍了一下柜台，那双手温暖、多肉、粗糙。“啤酒。还有一小袋花生酱夹心奶酪饼干。”

“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夫说，“不过，回头再说吧。”

这人是个谜。他变化多端。他仍然疯狂牛饮，酒精会让一些人沮丧，却不会把他拖垮。他的眼圈经常红红的，他有个神经兮兮的习惯动作——猛地回头看，像是受到了惊吓。小细脖子上顶着一颗沉重硕大的头。他是那种孩子见了就想嘲笑，狗见了就想张嘴咬的人。然而，嘲笑他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会变得粗鲁吵闹，像个小丑。他总是怀疑有人笑话他。

比夫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说说吧，”他说，“你干吗还在那个游乐场干？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可以给你一份兼职做做。”

“全能的主啊！就算你把这个该死的地方全给我，我也不会把自己寄放在那个钱柜后面。”

这就是他。气人。他永远不可能有朋友，甚至无法跟人好好相处。

“正经点，”比夫说，“严肃点。”

一个客人拿着支票走过来，比夫给他找了钱。这里依然安静。布朗特焦躁不安。比夫感觉他要走，想留住他。他伸手从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拿了两支a-l雪茄，递给布朗特一支。他在脑子里谨慎地排除掉一个又一个问题，最后，他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所生活的历史时期，你会选择哪个时代？”

布朗特用又宽又湿的舌头舔了舔小胡子。“如果你必须在做一具尸体和再也不问问题之间做出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毫无疑问，”比夫坚持道，“好好想想吧。”

他把头歪向一边，向下凝视自己的长鼻子。这是他喜欢听别人谈论的话题。他喜欢古希腊。穿着凉鞋漫步在蓝色的爱琴海岸。宽大的长袍，腰间束带。孩子们。大理石浴缸和神庙里的冥想。

“也许和印加人在一起。在秘鲁。”

比夫审视着他，用目光把他剥得一丝不挂。他看到布朗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浓郁的红棕色。他的脸光滑无毛，胳膊上戴着一只镶了宝石的金手镯。他闭上眼时，布朗特是个十足的印加人。但再次看他时，那幅画面就消失了。他神经质的小胡子不属于那张脸，他的肩膀猛地一扭的方式，还有他的细脖子上的喉结，松松垮垮的裤子。而且不止于此。

“或者在一七七五年前后吧。”

“生活在那个时代不错。”比夫同意。

布朗特不自然地挪着脚。他的表情粗暴不悦。他准备离开。比夫警觉地要留住他。“告诉我——你怎么会来这个镇子？”他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问得缺乏策略，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但这个人会在这种地方落脚实在奇怪。

“这是我不知道的上帝的真理。”

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都靠在柜台上。角落里的掷骰子游戏结束了。客人要的第一份午餐——长岛鸭特色菜——已经端到那个经营a.

&

p.商店的家伙面前。收音机调到教堂布道和摇摆乐队之间的位置。

布朗特突然俯下身，闻了闻比夫的脸。

“香水？”

“须后水。”比夫镇定地说。

他留不住布朗特了。这家伙准备离开了。稍后，他会和辛格一起来。总是这样。他想从布朗特嘴里套出全部真相，这样他就能理解一些关于他的问题。但布朗特从不真正交流——除了跟哑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谢谢你的雪茄，”布朗特说，“待会儿见。”

“再见。”

比夫看着布朗特水手似的左右摇摆着朝门口走去。然后继续做手里的活儿。他检查了一下橱窗里的摆设。当天的菜单已经贴在玻璃上了，特色午餐和各种配菜摆在那里吸引顾客。看上去很糟糕。脏兮兮的。鸭子的肉汁流进蔓越橘果酱，一只苍蝇粘在甜点上。

“嘿，路易斯！”他喊道，“把那玩意儿从橱窗里拿走，把那个红瓷碗拿来，再拿点水果来。”

摆放水果时，他很注意颜色和图案。他终于对装饰满意了。他去了厨房，和厨师聊了几句。他掀开锅盖，闻了闻里面的食物，但他对这事没什么兴趣。这部分工作向来由爱丽丝负责。他不喜欢。看到油乎乎的水槽底部有食物残渣，他的嗅觉变得敏锐起来。他写下了菜单和第二天的订货单。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厨房，再次站到收银台旁。

露西尔和芭比礼拜天来吃午饭。小家伙的状态不太好，头上还缠着绷带，医生说下个月才能拆。缠着的纱布代替了金色卷发，她的头看上去秃秃的。

“说比夫姨夫好，宝贝。”露西尔提示道。

芭比焦躁地扬起头。“比夫姨夫好宝贝。”她气呼呼地说。

露西尔想脱掉她最好的外套，她挣扎着不肯脱。“乖点，”露西尔不停地说，“必须脱，不然我们出去的时候，你会得肺炎。你给我乖点。”

看到这个情景，比夫出马了。他用一块糖果口香糖安抚了芭比，从她的肩上解下外套。与露西尔对抗时，她的裙子乱了。他把她的裙子捋平，让裙腰与胸线齐平，重新给她系好腰带，用手指把蝴蝶结整理好。然后拍了拍芭比的小屁股。“今天我们有草莓冰激凌。”他说。

“巴塞洛缪，你能做一个很好的母亲。”

“谢谢。”比夫说，“多谢夸奖。”

“我们刚从主日学校和教堂回来。芭比，把你学到的《圣经》里的经文跟比夫姨夫说说。”

那孩子踌躇不前，噘着嘴。“耶稣哭了。”她最后说。她在这几个字里注入的嘲笑使它听起来是件可怕的事。

“想见路易斯吗？”比夫问，“他在后厨。”

“我想见威利。我想听威利吹口琴。”

“好啦，芭比，你这是跟自己较劲，”露西尔不耐烦地说，“你很清楚威利不在这儿。威利被送进监狱了。”

“不过，”比夫说，“路易斯也会吹口琴。你去让他给你弄个冰激凌，再给你吹首曲子。”

芭比拖着一条腿走向厨房。露西尔把她的帽子放在柜台上，眼中含着泪。“你知道，我总是这么说：如果一个孩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被照顾得很好，通常这孩子就很可爱聪明。但如果一个孩子又脏又丑，你就不能对他有什么指望了。我想说的是，芭比的头发没了，头上还缠着绷带，她感觉很羞耻，好像总也打不起精神来。她不肯练习朗诵——什么也不想做。她很难过，反正我是管不了她。”

“你要是不这么挑剔她，她就会好起来。”

最后，他把她们安置在靠窗的一个隔间。露西尔要了一份特色菜，一块切得细细的鸡胸肉、麦乳和胡萝卜是给芭比的。她玩弄着食物，把牛奶洒在小裙子上。他一直陪她们坐着，直到店里忙起来。然后他必须站着，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人们在吃饭。食物塞到张大的嘴里。怎么说来着？不久前，他读到一句话：生命仅仅是摄取、营养和繁殖。这个地方很拥挤。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摇摆乐。

他等的那两个人来了。辛格先进门，腰板笔直，派头十足，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布朗特紧随其后。他们走路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坐在桌旁，布朗特边说话，边津津有味地吃，辛格礼貌地看着。吃完饭，他们在收银台前停了几分钟。他们再次出门时，他又注意到他们走在一起的样子有些蹊跷，他忍不住停下来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内心深处的记忆之门突然打开，他吃了一惊。他想起了那个高大的聋哑白痴，过去有时辛格和他一起走路上班。给查尔斯·帕克制作糖果的那个邋遢的希腊人。希腊人总是走在前面，辛格跟在他身后。他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因为他们从不到店里来。他怎么没想起这件事？每次他琢磨哑巴都会忽略这个视角。风景尽收眼底，偏偏漏掉了三头跳华尔兹的大象。但这真的很重要吗？

比夫眯起眼睛。辛格以前是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布朗特和米克眼中，他俨然是某种自制的神。因为他是哑巴，他们能够把自己希望他拥有的品质全都赋予他。是的。但怎么会有这种怪事？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男人走进来，比夫请他喝了杯威士忌。但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星期天午餐是家庭聚餐时间。平时晚上自斟自饮的男人礼拜天会带妻小过来。放在后面的儿童高脚椅经常会派上用场。已经下午两点半了，尽管很多桌子占着，午餐时间快结束了。比夫站了四个小时，感觉累了，过去他一站就是十四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从没感觉到任何不适。但现在他老了。老了很多。毫无疑问。也许应该用“成熟”这个词。没老——当然没老——还没老。房间里的声音如波浪般在他耳边起起伏伏。成熟了。他眼睛疼，仿佛体内的狂热使这一切变得太明亮刺眼。

他叫一个女服务员：“你来替我照看一下，好吗？我出去一会儿。”

因为是星期天，街上空无一人。阳光灿烂明朗，但并不暖和。比夫竖起衣领，裹住脖子。独自走在街上，他感觉不自在。风吹来河上的寒气。他应该往回走，待在自己的餐馆里。去那个他要去的地方，他也无事可做。最近这四个礼拜天，他都是这样做的。他走到有可能看见米克的街区。这么做有点——不太对。是。这么做是错的。

他沿着她家对面的人行道慢慢走。上礼拜天，她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报纸上的漫画。但这次，他飞快地瞥了一眼那栋房子，发现她不在。但他压了压毡帽檐，遮住眼睛。没准过一会儿她会来店里。周日午饭后，她经常会来喝一杯热巧克力，在辛格的桌旁待一会儿。平时她穿蓝裙子和毛衣，周日穿不同的衣服。她最好的礼服是酒红色的丝绸裙，蕾丝领子脏兮兮的。有一回她穿了长袜——袜子脱丝了。他总想为她做点什么，给她点什么东西。不只是一个圣代，或者几颗糖——而是真正的东西。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给她点什么。比夫的嘴巴硬了起来。他没做什么错事，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内疚感。为什么？所有男人都有的黑暗的罪恶感，不知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回家的路上，比夫在排水沟的垃圾里看到一分钱。他节俭地捡了起来，用手帕把硬币擦干净，扔进随身带的黑钱包。四点钟，他到了餐馆。店里冷冷清清。一个客人都没有。

五点左右生意才好转。他最近雇来做兼职的男孩早早就来了。这个男孩叫哈利·米诺维茨。他跟米克和芭比住在同一个街区。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十一个人来应聘，但哈利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发育得很好，而且很整洁。比夫面试他，和他说话时，注意了男孩的牙齿。牙齿向来是一个很好的标志。他的牙齿很大，又白又干净。哈利戴眼镜，但做这份工作无所谓。他母亲给街上的一个裁缝干针线活，每周赚十美元，哈利是独生子。

“嗯，”比夫说，“你已经在我这儿干了一个星期了，哈利，还喜欢吧？”

“当然，先生。我当然喜欢。”

比夫转动手上的戒指：“让我想想，你几点放学？”

“三点，先生。”

“嗯，你可以有两三个小时的学习和娱乐时间。六点到十点在这儿。留给你的睡眠时间够不够？”

“够。我不需要那么多时间睡觉。”

“你这个年龄大概需要九个半小时的睡眠，孩子。有益健康的纯粹的睡眠。”

他突然有点尴尬。也许哈利会认为这与他无关。确实与他无关。他转过脸去，接着，他想起了别的事。

“你上职业学校？”

哈利点点头，用衬衫袖子擦了擦眼镜。

“让我想想。我认识那里的很多男孩和女孩。阿尔瓦·理查兹——我认识他父亲。还有玛姬·亨利。还有一个孩子叫米克·凯利——”他感觉耳朵着了火。他知道自己是个傻瓜。他想转身离开，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面带微笑，用大拇指捻压着鼻子。“你认识她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我就住在她家隔壁。不过，在学校里，我是毕业班的，她是新生。”

比夫把这点微薄的信息整齐地储存在脑子里，等独处时仔细回味。“这会儿的生意有点冷清。”他急忙说，“我把它交给你了。你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只要看着喝啤酒的客人，记住他们喝了多少杯，这样就不用问他们，也不会听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找钱的时候别着急，注意周围的情况。”

比夫把自己关在楼下他的房间里。这是他保存档案的地方。房间只有一扇小窗户，朝向旁边的小巷，空气阴冷，有股霉味。一摞摞报纸一直堆到天花板。一个自制的档案柜占了一面墙。门附近有一把老式摇椅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把大剪子、一本字典和一把曼陀林。由于报纸成堆，朝任何方向都走不了两步。比夫在椅子上摇晃，没精打采地拨拉着曼陀林。他闭着眼睛，用哀伤的声音唱了起来：

我去了动物集市。

那里有走兽和飞鸟，

月光下，那只老狒狒

正梳理他赤褐色的毛。

他以一个和弦收尾，尾音在寒冷的空气中颤抖着归于寂静。

去收养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四岁的光景，他们会一直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们的爸爸。我们的父亲。那个年龄的小女孩，像米克（或者芭比？）。圆嘟嘟的脸蛋、灰色的眼睛和亚麻色的头发。他会给她做衣服——粉红色的双绉连衣裙，裙腰和袖子上有精致的褶皱。丝袜和白色的鹿皮鞋。冬天还有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套、帽子和手笼。男孩皮肤黑黑的，黑头发。小男孩走在他身后，模仿他的一举一动。夏天，他们仨去墨西哥湾的小别墅，他会给孩子们穿上日光服，小心翼翼地领着他们走进很浅的碧波。他老的时候，他们正青春焕发。我们的父亲。他们会带着问题来找他，他会回答他们。

为什么不呢？

比夫又拿起曼陀林。“顿姆—蒂—蒂姆—蒂蒂，彩色布娃娃的婚礼。”曼陀林模仿着副歌，他把歌词从头到尾唱了一遍，脚跟着节拍摆动。然后他弹了《凯—凯—凯—凯蒂》和《爱的老甜歌》。这些曲子就像佛罗里达淡香水，能让他想起过去，想起一切。第一年，他很幸福，她看样子也很幸福。三个月内，他们躺在床上时，床塌了两次。他不知道，她的脑子一直在琢磨怎么省下五分钱，如何再挤出一毛钱。然后，他和里奥，还有那些女孩躺在她的床上。基普、玛德琳和卢。再后来，他突然不行了。再也不能跟女人睡觉了。圣母马利亚！起初，似乎一切都消失了。

露西尔一直都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知道爱丽丝是哪类女人。或许她也了解他。露西尔劝他们离婚。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试图收拾这个烂摊子。

比夫突然皱起眉头，猛地把手从琴弦上拿开，一个乐段戛然而止。他焦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他暗自发笑。他怎么想起这个来了？天哪，天哪，老天爷！那是他二十九岁生日那天，露西尔让他看完牙医顺便去趟她的公寓。他希望此行能得到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一盘樱桃馅饼，或者一件好看的衬衫。她在门口迎接他，在他进门前，蒙住了他的眼睛。她说她马上就回来。寂静的房间里，他听着她的脚步声，她走到厨房时，他放了个屁。他蒙着眼睛，站在房间里，放了个屁。突然，他惊恐地意识到，屋子里不止他一个人。先是有人哧哧地笑，很快，滚滚的狂笑声震耳欲聋。就在这时，露西尔回来了，为他摘下眼罩。她用盘子端着一个焦糖蛋糕。屋子里挤满了人。勒罗伊那帮人，当然，还有爱丽丝。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站在那儿，露着光秃秃的脸，浑身滚烫。他们打趣他，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那感觉差不多和他母亲死了一样糟糕——他就是这么认为的。那晚，他喝了一夸脱威士忌。还有之后的几个星期——圣母马利亚！

比夫冷笑了几声。他在曼陀林上弹了几个和弦，唱起一首欢快的牛仔歌。他的声音是圆润的男高音，他闭着眼睛唱。房间里几乎黑了。潮湿的寒气刺进他的骨头，他的腿因风湿而疼痛。

最后，他把曼陀林收好，在黑暗中，慢慢地摇来晃去。死亡。有时，他几乎能感觉到死亡就在这个房间里，和他在一起。他在椅子上来回摇晃。他明白了什么？什么也没明白。他要去向何方？无处可去。他想要什么？想知道。知道什么？一个意义。为什么？一个谜。

破碎的画面像散落在他脑子里的拼图玩具。爱丽丝在浴缸里打肥皂。墨索里尼马克杯。米克用童车拉着婴儿。橱窗里的一只烤火鸡。布朗特的嘴。辛格的脸。他感觉自己在等待。屋子里彻底黑下来了。厨房里飘出路易斯的歌声。

比夫站起来，按着椅子扶手，让它停止晃动。打开门，外面的大厅温暖又明亮。他想起米克可能会来。他抻了抻衣服，捋了捋头发。他又有了热情和精神。餐馆里喧闹得很。星期天的晚餐开始了，人们一巡巡喝起啤酒。他对小哈利亲切地微笑，站到收银台后面。他用套索似的目光将房间一览无余。店里挤满了人，嗡嗡作响。摆在橱窗里的那碗水果高雅且有艺术感。他看着门口，继续用老练的眼神审视着餐厅。他警觉且专注地等待。辛格终于来了，他用银色的铅笔写道，他感冒了，只要汤和威士忌。但米克没有来。

9

她自己连一枚五分硬币都没有了。他们穷成了这样。钱是最主要的东西。一直是钱，钱，钱。他们要为芭比·威尔森的单人病房和私人护士花很多钱。但这只是一份账单。一笔账结清了，还会有别的东西冒出来。他们欠了大约两百美元，这些钱必须马上支付。他们失去了房子。爸爸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一百美元，让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他还借了五十美元，辛格先生和他一起在借据上签了字。后来，他们担心的是每个月的房租，而不是交税。他们几乎和工人一样穷了。只是没有人瞧不起他们。

比尔在装瓶厂找了份工作，每周挣十美元。黑兹尔在一家美容院做助手，赚八美元。埃塔在一家电影院卖票，赚五美元。每个人都把一半工资交给家里做生活费。家里有六个房客，每人房租五美元。辛格先生付房租非常准时。加上爸爸赚的钱，每个月总共有大约两百美元的收入——这笔钱得用来给六个房客提供相当不错的饭食，喂饱全家，支付整个房子的房租，还要还买家具的分期付款。

乔治和她没有午餐钱了。她不得不停掉音乐课。波西亚把中午吃剩的饭菜留给她和乔治放学后吃。他们一直都在厨房吃。比尔、黑兹尔、埃塔和房客们坐在一起吃还是在厨房吃，取决于有多少食物。在厨房里，他们的早餐有粗玉米粥、牛油、咸猪肉和咖啡。晚餐还是这些东西，还有餐厅里剩下的任何东西。只要在厨房吃，大孩子们就抱怨。有时，她和乔治会连着饿两三天。

但这是在“外屋”，与音乐、外国和她做的计划无关。冬天很冷，窗玻璃上结了霜花。晚上，客厅里的炉火噼啪作响，很暖和。全家人和房客们坐在炉火旁，中间的卧室就归她了。她穿着两件毛衣和一条比尔长高后再也穿不上的灯芯绒裤子。兴奋给她带来温暖。她从床底下拿出盒子，坐在地板上忙活起来。

大盒子里装着她在政府免费艺术课上画的画。她把画从比尔的房间里拿出来了。盒子里还装着爸爸送给她的三本推理小说、一个小粉盒、一盒手表零件、一条水钻项链、一把锤子和几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的顶端用红蜡笔标着“私人物品”“勿动”。私人物品——还系了根细绳。

整个冬天她都在这个笔记本上创作音乐。晚上她不再复习功课，这样就有更多时间花在音乐上。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写些小曲——没有歌词的歌，甚至没有低音部分。曲子很短。但即使这些曲调只有半页长，她还是给它们取了名字，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缩写画在下面。这个本子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音乐或作品，只是她脑子里的一些她想记住的歌曲。她根据这些歌让她联想到的东西给它们命名——“非洲”“大决战”和“暴风雪”。

她没法把脑子里的旋律照原样写下来，只能把它们简化成几个音符，否则，她会弄混，写不下去。关于作曲，她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过，等她学会快速写下这些简单的曲调，她就能把脑子里的整首曲子记下来了。

她从一月开始写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名叫《这个我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一首美妙动听的歌曲——节奏非常舒缓轻柔。起初，她同时写一首诗，但想不出适合音乐的好词，也很难找出一个词来与第三行的“什么”押韵。这首新歌让她同时感到悲伤、兴奋和快乐。这么美的音乐很难写。任何歌都不好写。两分钟就哼完的曲子得思考整整一个星期才能写在笔记本上——她要考虑好音阶、节拍和每个音符。

她必须全神贯注，唱很多遍。她的嗓子一直是沙哑的。爸爸说，这是因为她还是个婴儿时经常哇哇大哭。她在拉尔夫那么大时，爸爸每天晚上都得起床，抱着她来回走。他总是说，只有用拨火棍敲煤桶，唱《迪克西》，才能让她安静下来。

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想着。以后——她二十岁的时候——将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作曲家。她将拥有一整个儿交响乐团，亲自指挥演奏她的全部作品。她会站在指挥台上，面对一大群人。指挥管弦乐队时，她要么穿真正的男人的晚礼服，要么穿镶满水钻的红裙子。舞台幕布是红色的天鹅绒，上面印着金色的m.k.。辛格先生会来听音乐会，然后他们出去吃炸鸡。他会夸赞她，把她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乔治会上台献大花环。音乐会将在纽约或外国举行。名人们——卡罗尔·隆巴德、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海军上将伯德——会用手指着她。

她随时可以演奏贝多芬那首交响曲。去年秋天她听到的这支曲子挺奇怪的。这首交响曲一直留在她心里，一点一点成长。原因是这样的：整首交响乐在她的脑海里。必定是这样。她听过每个音符，整首曲子仍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就像它被演奏时那样。但她无法将它完整地再现出来，只好等待，时刻准备着一个新的部分突然来临。等待它生长，就像树叶在一棵春天的橡树的树枝上慢慢生长。

在“里屋”，除了音乐，还有辛格先生。每天下午，在体育馆弹完琴，她就沿着主街走过他上班的那家店。从前面的窗户看不到辛格先生。他在后面工作，有一道帘子挡着。但她看着他每天工作的珠宝店，看见他认识的人。每天晚上，她都在前廊等他回家。有时，她会跟着他上楼。她坐在床上，看着他把帽子放好，解开领扣，梳头发。由于某种原因，好像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秘密，又好像等着告诉彼此以前从未说过的事情。

他是“里屋”里唯一的人。很久以前，里面有过其他人。她回想了一下，想起了他来之前的情景。她想起早在六年级时有一个叫塞莱斯特的女孩。这个女孩有一头金色的直发、翘鼻子和雀斑。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套头羊毛衫和一件白衬衫。她走起路来内八字。每天她都带一个橙子来上学，课间休息时吃，还带一个蓝色的马口铁午餐盒，午间休息时吃。其他孩子课间休息时就把带来的食物狼吞虎咽吃光了，后面就饿着肚子——塞莱斯特不这样。她撕掉三明治的硬皮，只吃中间柔软的部分。她总有一个夹馅的煮鸡蛋，她把它拿在手里，用拇指压碎蛋黄，指纹就会留在上面。

塞莱斯特从不跟她说话，她也从不和塞莱斯特说话，尽管她觉得这样再好不过。夜里，她躺在床上睡不着，琢磨塞莱斯特。她设想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塞莱斯特能和她一起回家吃晚饭，一起过夜。但这种事从没发生过。她对塞莱斯特的感觉永远不会让她走上前去和她交朋友，就像她对别人那样。一年后，塞莱斯特搬家了，转到了另一所学校。

后来有个叫巴克的男孩。他的块头很大，脸上长着青春痘。八点半，列队进校门时，她站在他旁边，他身上臭臭的——他的裤子好像需要通风。有一次，巴克一头撞向校长，被勒令停学了。他大笑时，上唇扬起，浑身颤抖。她像琢磨塞莱斯特那样琢磨他。还有一位在火鸡抽彩活动上卖彩票的女士。教七年级的安格林小姐。还有电影里的卡洛尔·隆巴德。他们所有人。

辛格先生就不同了。她是慢慢对他有了感觉，她想不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他人很普通，除了辛格先生。第一天，他按响门铃，问是否有房间出租，她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她打开门，仔细看了他递过来的名片。她把妈妈叫来，她则回到厨房，把他的事告诉波西亚和巴伯尔。她跟着他和妈妈上了楼，看他戳了戳床垫，又把百叶窗卷起来，看是否好用。他搬进来那天，她坐在门廊的栏杆上，看着他下了廉价出租车，手里拿着手提箱和棋盘。后来，她听到他在房间里咚咚地走来走去，想象着他。其余的感觉是逐渐出现的。因此，现在他们之间有这种秘密的感觉。她跟他说的话比以前跟任何人说的都多。假如他能说话，他肯定会告诉她很多事。他像一个伟大的老师，只因他是哑巴，才没有教书。晚上躺在床上，她想象自己是个孤儿，和辛格先生生活在一起——一幢外国的房子里只有他们俩，那里冬天下雪。也许在瑞士的一个小镇，有高高的冰川和群山环绕。所有房子顶上都是岩石，有尖尖的斜屋顶。要么就在法国，人们在商店买了面包，包也不包一下就拿回家。或者在灰色的冬日大海旁边的挪威。

早晨起来，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还有音乐。她一边穿衣服一边琢磨，那天在哪儿能见到他。她把埃塔的香水或者一滴香草精抹在身上，这样在大厅遇见他，她身上就香香的。她很晚才去上学，这样就能看见他走下楼梯去上班。下午和晚上，只要他在家，她就不出门了。

她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每个新情况都很重要。他把牙刷和牙膏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里。于是她再也不把牙刷放在浴室的架子上，也像他那样放进一个玻璃杯。他不喜欢卷心菜。给布兰农先生打工的哈利跟她提起过此事。现在她也不能吃卷心菜了。当她了解到关于他的新情况，或者她对他说了什么，他用银色的铅笔写几句话时，她就独自认真思考很久。她和他在一起时，她脑子里的主要想法是把一切收集起来，留到以后重温回忆。

然而，有音乐和辛格先生的“里屋”并不是一切。许多事发生在“外屋”。她从楼梯上摔下来，磕断了一颗门牙。明纳小姐给她的英语成绩打了两次低分。她在一片空地上丢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她和乔治找了三天都没找到。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一天下午，她在屋后的台阶上准备英语测验。哈利在篱笆那边砍木头，她大声叫他。他过来，用图表给她解释了几句话。角质框眼镜后面，他的眼睛很敏锐。给她解释完英语，他站起来，两只手一会儿揣进短夹克衫，一会儿掏出来。哈利总是那么精力充沛，神经兮兮的，每时每刻都得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你看，现如今只有两件事。”他说。

他喜欢让人惊奇，有时，她都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这是事实，目前只有两件事。”

“什么事？”

“激进民主或者法西斯主义。”

“你不喜欢共和党人？”

“哎呀！”哈利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天下午，他解释了关于法西斯分子的一切。他说纳粹分子让犹太小孩跪在地上吃草。他还说，他打算刺杀希特勒。他已经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他讲到法西斯主义没有正义或自由可言。他说，报纸上存心说谎，人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纳粹很可怕——每个人都知道。她和他密谋暗杀希特勒。最好有四五个人参与，一个人失手的话，其他人照样能干掉他。即使死了，他们也会成为英雄。成为一名英雄和成为一名伟大的音乐家差不多。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尽管我不相信战争，我依然愿意为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斗争。”

“我也是，”她说，“我想和法西斯做斗争。我可以打扮成男孩，谁也看不出来。剪掉头发什么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天空是蓝绿色的，在这种颜色的衬托下，后院橡树的树枝看上去黑黑秃秃的。阳光温暖。这样的天气让她感觉充满活力。音乐在她脑子里。为了做点什么，她拿起一根三英寸长的大钉子，砰砰几下砸进台阶。父亲听到锤子的声音，穿着浴袍出来，站着看了一会儿。树下有两个锯木架，小拉尔夫正忙着把一块石头放在一个锯木架上面，然后拿起来，放到另一个上面。来来回回。他走路时挓挲着两只手，保持平衡。他罗圈腿，尿布拖到膝盖上。乔治在玩弹子球。他的头发该剪了，脸看上去瘦瘦的。他长了几颗恒齿(20)——但它们小小的，还是蓝色的，就像吃了黑莓。他为弹子球画了一条线，趴在地上，瞄准第一个洞。爸爸回去修表后，他带着拉尔夫玩。过了一会儿，乔治独自走进巷子。自从开枪打中芭比，他就不和任何人做朋友了。

“我得走了，”哈利说，“六点之前得到店里。”

“你喜欢在咖啡馆上班吗？有免费的好东西吃吗？”

“当然。来店里的人形形色色。我喜欢它超过以前做过的任何工作。给的钱也更多。”

“我讨厌布兰农先生。”米克说。的确，尽管他从没对她说过什么刻薄话，但他总是以一种粗暴奇怪的方式对她说话。他肯定一直知道那次她和乔治偷走了那包口香糖。还有，他干吗问她事情进展如何——就像在楼上辛格先生的房间那次？也许他认为他们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当然没有。只有一次，他们从一个小杂货店拿走了一个小水彩盒。还有一个五分钱的转笔刀。

“我受不了布兰农先生。”

“他人不错，”哈利说，“有时候像个怪人，其实脾气不坏。你对他多点了解就知道了。”

“我考虑过一件事，”米克说，“男孩在这方面比女孩有优势。我的意思是，男孩通常能找到兼职工作，不会耽误上学，还有时间干点别的。女孩就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女孩想工作就得退学，做全职。我真希望像你这样每周挣几块钱，可是根本没有这种活儿。”

哈利坐在台阶上，解开鞋带。他扯着鞋带，直到扯断一根。“有一个来咖啡馆的人叫布朗特先生。杰克·布朗特先生。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喝啤酒的时候，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给了我一些新的想法。”

“我认识他。他每个星期天都来这儿。”

哈利解开鞋带，把那根断了的鞋带拉到一般长，这样就可以再系个蝴蝶结。“听着，”他紧张地用短夹克衫擦着镜片，“你不用跟他提我说过的话。我怀疑他不记得我。他不跟我说话，只跟辛格先生说话。他可能会觉得好笑，如果你——你明白我的意思。”

“好的。”她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迷上了布朗特先生，她明白他的感受，“我不会提的。”

天黑下来了。月亮，牛奶一样白，挂在蓝天上，空气很冷。她听到拉尔夫、乔治和波西亚在厨房里。炉火把厨房的窗户映成了温暖的橙红色。炊烟和晚餐的味道飘过来。

“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他说，“我讨厌自己认清这一点。”

“什么事？”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读报纸，思考读到的东西吗？”

“当然。”

“我曾经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我曾经以为我是。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图片，在欧洲，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唱着歌，齐步走。我过去认为这样好极了。所有人对彼此发誓，有一个领袖。所有人有共同的理想，走起路来步调一致。我并不怎么担心犹太族裔的境遇，因为我不想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不想认为我是犹太人。你知道，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看着那些图片，读下面的文字，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以为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当然，后来我发现了不同。”

说到自己，他的声音很痛苦，不停地从男人的声音切换到男孩的声音。

“哦，你当时没有认识到——”她说。

“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过，一个道德错误。”

他就是这样。凡事要么非常正确，要么非常错误——没有折中的观点。二十岁以下的人，只要沾啤酒、葡萄酒，或者抽烟就是错的。考试作弊是严重的罪过，抄家庭作业就不是罪过。女孩涂口红、穿露背装是不道德的。买任何带德国或日本标签的东西就是严重的罪过，哪怕那玩意儿也就值五分钱。

她回想起儿时的哈利。有一次，他对眼了，对眼了一年。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双手放在膝盖中间，观察一切。静静地，对着眼。他上小学时跳了两级，十一岁就准备读职业学校了。但在职业学校，读到《艾凡赫》(21)里的犹太人时，其他孩子都扭过头看哈利，他跑回家，哭了一场，他母亲就把他从学校带走了。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年。他长高了，变得特别胖。每次翻过篱笆，她都能看见他在厨房里给自己鼓捣吃的。他们都在街上玩，有时他们还会摔跤。小时候，她喜欢和男孩子打架——不是真打，玩闹而已。她把柔术和拳击结合在一起用。有时，他把她打倒在地，有时反过来。哈利对任何人都不粗鲁。小孩弄坏了玩具都会来找他，他总是花时间帮着修好。他什么都会修。这条街上的女士们的电灯或缝纫机坏了也请他帮着修。十三岁时，他回到了职业学校，开始刻苦学习。他送报纸，星期六打工，读书。有很长时间，她很少见到他——直到她举办那个派对。他变了很多。

“是这样，”哈利说，“过去我一直雄心勃勃，想成为伟大的工程师、伟大的医生或律师。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能想的只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法西斯主义和欧洲那些可怕的事——还有民主。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思考这辈子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并为此努力，因为别的东西我想得太多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杀死希特勒，我在黑暗中醒来，口干舌燥，心里害怕着某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么。”

她看着哈利的脸，一种深深的、严肃的感觉令她悲伤。他的头发垂在前额上。他的上嘴唇又薄又紧，下嘴唇很厚，却在颤抖。哈利看上去还不到十五岁。随着天黑下来，一阵冷风吹来。风在街区的橡树间呼啸，吹得百叶窗砰砰撞击房子的侧面。街上，韦尔斯太太喊祖克尔回家。傍晚的黑暗让悲伤压在她心头。我想要一架钢琴——我想上音乐课，她心中暗想。她看着哈利，他把纤细的手指交织成不同的形状。他身上有一股温暖的男孩味。

是什么让她突然有了这样的举动？也许是因为想起了他们小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悲伤让她觉得奇怪。反正，她突然推了哈利一把，差点把他从台阶上推下去。“你奶奶个狗杂种！”她对他大喊道。说完，她跑了起来。这个街区的孩子找碴儿打架时经常这么说。哈利站起来，一脸惊愕。他推了推眼镜，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向小巷跑去。

寒冷的空气让她变得像大力士参孙一样强壮。她大笑时有短促快速的回音。她撞了一下哈利，他抓住她。他们扭打在一起，哈哈大笑。她个子更高，但他的手很有劲。他打得不够好，她把他打翻在地。突然，他不动了，她也停了下来。他呼出的气在她的脖子上暖暖的，他一动不动。她坐在他身上，感觉到他的肋骨抵着她的膝盖，他喘着粗气。他们一起站了起来。他们不笑了，巷子里静悄悄的。他们走过黑漆漆的后院，由于某种原因，她觉得很好笑。没什么好奇怪的，突然间就发生了。她轻轻推了他一下，他也推了她一把。她又大笑起来，感觉很好。

“再见。”哈利说。他长大了，不能翻篱笆了，于是他穿过旁边的小巷，朝家门口跑去。

“天哪，好热！”她说，“简直要把我闷死了。”

波西亚在炉子上热晚饭。拉尔夫用勺子砰砰敲高脚椅上的托盘。乔治的小脏手攥着一片面包，用它把粗玉米粥推高，他眯着眼睛出神。她自己盛了点白肉、肉汁、粗玉米粥和一点葡萄干，在盘子上把它们搅和在一起。她吃了三口。粗玉米粥全吃光了，她还没吃饱。

她想了辛格先生一整天，刚吃完晚饭，她就上了楼。可是到了三楼，她看到他的房门开着，屋里漆黑一片。她心里空落落的。

她在楼下坐不住，没法学英语，准备测验。好像她太强壮了，没法像其他人那样坐在椅子上。她感觉自己像个巨人，仿佛她可以撞倒四面墙，巨人似的快步走过大街。

最后，她从床底下拿出那个私密盒子。她趴在地上，翻看笔记本。现在大约有二十首歌，但没一首满意的。能写一首交响曲就好了！为一整支管弦乐队——怎么写呢？有时几个乐器演奏一个音符，所以谱表必须非常大。她在一张大试卷上画了五条线——线与线之间相隔大约一英寸。当一个音符是由小提琴、大提琴或长笛演奏时，她就写下乐器的名字。它们一起演奏同一个音符时，她就画个圆，把它们圈起来。她在页面顶端用大写字母写下交响曲——symphony。那下面写“米克·凯利”。然后，她就写不下去了。

能上音乐课该有多好！

有一架真正的钢琴该有多好！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动笔。曲调在她的脑子里，她就是想不出怎么写。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难的游戏了。但她继续琢磨，直到埃塔和黑兹尔走进房间，上了床，说她必须把灯关掉，因为已经十一点了。

10

波西亚一直在等威廉的信，等了六个星期。每天晚上，她都会来那栋房子，问科普兰医生同一个问题：“你看到有谁收到威利的信了吗？”每天晚上，他都不得不告诉她，他没听到任何消息。

最后，她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她走进门厅，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她喝酒了。上衣半敞着，鞋带散开。

二月来了。天气转暖，然后变热。灼热刺眼的阳光照射大地。鸟儿在光秃秃的枝杈上歌唱，孩子们赤着脚、光着上身在门外玩耍。夜晚如仲夏般酷热。几天后，冬天再次光临小镇。温和的天空暗下来。一阵冷雨落下，空气变得阴冷刺骨。镇上的黑人叫苦连天。燃料供给跟不上，到处都在为取暖挣扎。流行性肺炎在潮湿狭窄的街道肆虐。一个星期以来，科普兰医生和衣而卧，只用零碎时间睡觉。还是没有威廉的消息。波西亚去了四回信，科普兰医生也写了两封信。

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他没有工夫思考。但偶尔他会找到机会在家里休息片刻。他会在厨房的炉子旁喝一壶咖啡，深深的不安向他袭来。他有五个病人死了。其中一个是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那个聋哑孩子。他受邀在葬礼上发言，但他给自己定过一个规矩——不参加葬礼，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邀请。五个病人去世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失。这要归咎于常年的贫困。日常饮食是玉米面包、腌猪肉和糖浆，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他们死于贫困。他郁闷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喝咖啡提神。他经常用手托着下巴，因为最近他的颈部神经轻微震颤，导致疲劳时头部晃动。

二月的第四个星期，波西亚来到他家。刚刚早上六点，他坐在厨房的炉火旁，热一锅牛奶当早餐。她喝得醉醺醺的。闻到杜松子酒那股浓烈的甜丝丝的味道，他厌恶地张大鼻孔。他没有看她，兀自忙着弄早餐。他掰碎一些面包放在碗里，倒上热牛奶。他煮上咖啡，摆好餐具。

终于坐在早餐前，他严厉地看着波西亚：“吃过早饭了吗？”

“我不想吃早饭。”她说。

“你得吃点，如果你今天想上班的话。”

“我不去上班。”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不想盘问下去。他盯着那碗牛奶，哆哆嗦嗦地拿着勺子喝。吃完，他抬头看着她头顶上的墙：“你的舌头打结了？”

“我会告诉你。你会听到的。我能开口的时候会立刻告诉你。”

波西亚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慢慢从一个墙角移到另一个墙角。她的胳膊软绵绵地耷拉着，两条腿松垮地缠绕在一起。扭过脸不再看她时，他有一种危险的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他知道这种感觉很快就会破碎，所以它反倒更强烈了。他在火里添了些柴，烤了烤手，然后卷了一支烟。厨房一尘不染，干净极了。挂在墙上的深平底锅被炉火照亮，每只锅下面有一个圆形的黑影。

“是关于威利的。”

“我知道。”他小心翼翼地在手掌间卷着烟，眼睛肆无忌惮地扫视四周，贪求最后一点甜蜜的快乐。

“我跟你提到过，那个巴斯特·约翰逊也在监狱，和威利在一起。我们以前认识他。昨天他被送回家了。”

“所以呢？”

“巴斯特终身残疾了。”

他的头在抖。他把手按在下巴上，让自己稳住别动，但倔强的颤抖很难控制。

“昨天晚上，有几个朋友来到我家，说巴斯特回来了，有威利的消息要告诉我。我一路跑过去，这就是他说的话。”

“嗯。”

“他们有三个人。威利、巴斯特，还有一个男孩。他们是朋友。然后麻烦就来了。”波西亚停了一下，用舌头舔了一下手指，又用手指润湿干燥的嘴唇，“那个白人看守老刁难他们，这事就跟这个有关。有一天，他们在外面修路，巴斯特顶撞了他几句，另一个男孩想往树林里跑。他们抓住了他们仨，把他们带到营地，关进冰冷的屋子。”

他又“嗯”了一声。但他的头颤抖着，这个词听起来像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

“大概是六个星期前，”波西亚说，“你还记得那场寒流吧？他们把威利和这两个男孩关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

波西亚的声音很低，词语间既不做停顿，脸上的悲伤也没有缓和。仿佛轻声唱着一首歌。她说着话，他听不懂。耳朵听得很清楚，但那些声音没有形状，也没有意义。他的头就像船头，声音像水，拍击在他身上，而后流过。他觉得必须向后看，才能找到已经说过的话。

“……他们的脚都肿了，躺在那儿，在地上挣扎，大声喊叫。没有人来。他们喊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来。”

“我聋了。”科普兰医生说，“我听不明白。”

“他们把我们家威利和这两个男孩关在这个冰冷的屋子里。他们还把这些男孩的鞋子脱掉，将他们的脚绑在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上。威利他们躺在地板上，脚吊在半空中。他们的脚都肿了，在地板上挣扎，大喊大叫。屋子里冰冷，他们的脚冻僵了。他们的脚都肿了，他们喊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来。”

科普兰医生双手按着头，但头依然抖个不停：“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他们终于来了，立刻把威利他们送到病房。他们的腿肿了，冻坏了。坏疽。他们锯掉了我们家威利的双脚。巴斯特·约翰逊失去了一只脚，另一个男孩后来好了。可是我们家威利——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两只脚都被锯掉了。”

话说完了，波西亚俯下身，用头撞桌子。她没有哭泣，也没有悲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头去撞用力擦洗干净的桌面。碗和勺子碰在一起叮当作响，他把它们拿到水槽里。那些话语散落在他的脑子里，但他没有试图把它们汇集起来。他把碗和勺子烫洗了一下，把洗碗布也洗干净了。他从地板上捡起个东西，放到某处。

“残疾？”他问，“威廉？”

波西亚用头撞桌子，撞击声仿佛缓慢的鼓点，他的心脏也跟着这个节奏跳动。那些词语悄悄地活过来了，组合成了意义，他明白了。

“他们什么时候送他回家？”

波西亚把头垂在手臂上。“巴斯特也不知道。那之后没多久，他们几个就被分开了，送到不同的地方。他们把巴斯特送到另一个营地。威利只剩下几个月的刑期了，巴斯特认为他很快就能回家了。”

他们喝着咖啡，坐了很久，凝视着彼此的眼睛。他的杯子碰到牙齿，咯咯作响。她把咖啡倒进杯托，有几滴洒在腿上。

“威廉——”科普兰医生说。念这个名字时，他的牙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疼得他动了动下巴。他们坐了好一会儿。波西亚抓着他的手。暗淡的晨光让窗户变成了灰色。外面还在下雨。

“要是我打算上班，最好现在就走。”波西亚说。

他跟着她穿过门厅，在衣帽架前停下，穿上外套，戴上围巾。门开了，放进来一股湿冷的空气。赫保埃坐在街边，把一张湿报纸举在头上挡雨。人行道旁有一排栅栏。波西亚靠着栅栏走。科普兰医生跟在她身后，相隔几步远，为了脚步平稳，手也扶着栅栏。赫保埃跟在他们后面。

他等待那种黑暗可怕的愤怒，就像等待黑夜里蹿出一头野兽。但它没有来。他的肚肠里像是灌了铅，他慢腾腾地走，靠着路边的栅栏和建筑物湿冷的墙壁磨蹭。坠落到深处，直到下面再也没有深渊。他触到了绝望坚实的底部，在那里安下心来。

他从中体会到了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喜悦。受迫害者的笑声，黑奴在鞭子下对他愤慨的灵魂歌唱。现在他心里有一首歌——虽然不是音乐，只是一首歌的感觉。湿漉漉沉甸甸的安宁压迫着他的四肢，他只能凭借强大且真正的目的挪动脚步。他为什么要继续走呢？为什么不就在这终极屈辱的底部休息一下，享受片刻的满足呢？

但他仍继续往前走。

“叔叔，”米克说，“你认为喝点热咖啡会好受些吗？”

科普兰医生看着她的脸，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听见了她说的话。他们穿过小镇，最后来到凯利家后面的小巷。波西亚先进去了，他跟在后面。赫保埃留在外面的台阶上。米克和她的两个弟弟已经在厨房里了。波西亚讲了威廉的事。科普兰医生没听她说的话，但她的声音有一种节奏——有开始、中间和结束。说完，她又从头开始。其他人进房间里听。

科普兰医生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他的外套和围巾搭在炉旁的椅背上，冒着热气。他把帽子放在膝头，又长又黑的手紧张地绕着破旧的帽檐来回转，黄色的手心潮乎乎的，他不时用手帕擦一下。他的头在抖，为了让头不动，他浑身肌肉僵硬。

辛格先生走进来。科普兰医生抬起脸，看着他。“你听说了？”他问。辛格先生点了点头。他的眼中，没有恐惧，没有怜悯，也没有仇恨。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当中，只有他的眼睛没有表达这些反应。因为只有他明白这事。

米克低声问波西亚：“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叫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

米克弯下腰凑近科普兰医生，冲着他的脸大声喊，仿佛他是个聋子：“本尼迪克特，你不觉得喝点热咖啡会让你感觉好些吗？”

科普兰医生吓了一跳。

“别大喊大叫。”波西亚说，“他和你一样听得清清楚楚。”

“哦。”米克说。她把壶里的咖啡渣倒出来，又把咖啡放在炉子上煮。

哑巴还在门口徘徊。科普兰医生依旧看着他的脸：“你听说了？”

“他们会怎么处理那几个监狱看守？”米克问道。

“亲爱的，我不知道，”波西亚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做点什么。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我们做什么都没用。最好闭上嘴巴。”

“他们怎么对威利，我们就怎么对他们，而且更狠。我希望能叫上几个人，亲手杀了那几个人。”

“这可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波西亚说，“我会安心等待，早晚撒旦会用干草叉把他们剁碎，永远把他们放在油锅里煎炸。”

“不管怎么说，威利还能吹口琴。”

“两只脚都锯掉了，他也只能干这个了。”

房子里充满了噪声和不安。厨房上面的房间里有人在挪家具。餐厅里挤满了房客。凯利太太在早餐桌和厨房间来回穿梭。凯利先生穿着浴袍和一条松垮垮的裤子走来走去。凯利家的小孩子们在厨房里狼吞虎咽。门砰砰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说话声。米克递给科普兰医生一杯兑了淡牛奶的咖啡。牛奶让这杯饮料泛着灰蓝色的光泽。有些咖啡洒在杯托上，他先用手帕把杯托和杯沿擦干。他根本不想喝咖啡。

“我希望我能杀死他们。”米克说。

屋子里安静下来。餐厅里的人出去上班了。米克和乔治去上学，婴儿被关在一间前屋里。凯利太太头上裹了条毛巾，拿着一把扫帚上了楼。

哑巴依然站在门口。科普兰医生抬头盯着他的脸。“你知道这事了？”他又问了一遍。声音没发出来——哽在喉咙里，但他的眼睛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后来，哑巴走了。只剩下科普兰医生和波西亚。他在角落里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最后，他起身要走。

“你坐下，父亲。今天上午我们待在一起。我炸点鱼，中午吃鸡蛋面包和土豆。你留在这儿，我想给你做一顿热乎的好饭。”

“你知道我要出诊。”

“就今天这一天。求求你了，父亲。我觉得我真的要崩溃了。再有，我也不希望你自己在街上乱转。”

他犹豫了一下，摸了摸大衣领子，很潮。“女儿，很抱歉。你知道我要出诊。”

波西亚把他的围巾举到炉子上方，直到羊毛变热。她给他扣好外套，竖起衣领。他清了清嗓子，朝随时揣在口袋里的一张纸上吐了口痰，然后把纸片扔到炉子里烧掉。出门的路上，他停下来，跟台阶上的赫保埃说了几句。他建议赫保埃留下来陪波西亚，如果他能想办法请个假。

空气寒冷刺骨。低沉昏暗的天上不断落下毛毛细雨。雨水渗进垃圾桶，巷子里有一股湿垃圾的臭味。他扶着栅栏走路，黑眼睛一直看着地面。

他去给非看不可的病人看了病。中午到下午两点，他给门诊病人看了病。之后，他坐在办公桌前，握紧双拳。但努力思考这事也没用。

他希望再也看不到一张人脸。但同时他又不能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穿上大衣，再次走上湿冷的街道。他口袋里装着几张要交给药房的处方。但他不想和马歇尔·尼克尔斯说话。他走进药房，把处方放在柜台上。正在称药粉的药剂师转过身，伸出双手。他的厚嘴唇无声地动了几下，然后才镇静下来。

“医生，”他的语气很正式，“你一定要知道，我和我所有的同事，还有我的会友和教友们——我们都记挂着你最大的悲痛，并希望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科普兰医生立刻转身，一声没吭就走了。太微不足道了。需要更多的东西。强大且真正的目标，正义的意志。他身体僵硬，双臂紧贴身体两侧，向主街走去。他想过了，但一无所获。他想不出整个镇上有哪个有权有势的白人既勇敢又公正。他把他知道名字的律师、法官和官员想了个遍——但想到每个白人都让他心中充满仇恨。最后，他决定去找高等法院的法官。到了法院，他没有犹豫，快步走了进去，决定当天下午就去见法官。

宽敞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闲人在通向两侧办公室的门口转悠。他不知道法官办公室在哪儿，于是在大楼里瞎转，不停看着门上的牌子。最后，他来到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中间，三个白人站在那儿聊天，挡住了去路。他靠墙走，想过去，一个人转过身拦住他。

“你有什么事？”

“你能告诉我法官办公室在哪儿吗？”

那个白人用大拇指指了一下走廊尽头。科普兰医生认出他是副警长。他们见过几十次面，但这位副警长不记得他。在黑人看来，所有白人长得都很像，但黑人会仔细区分他们。而在白人眼中，所有黑人长得都差不多，但白人通常不会费心记住一张黑人的脸。于是，这个白人说：“你有什么事，牧师？”

这个熟悉的戏称惹恼了他。“我不是牧师，”他说，“我是医师，我是一名医生。我的名字叫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我有急事，希望立刻见到法官。”

那个副警长和其他白人一样，听到如此明晰的表达就抓狂。“是这样吗？”他嘲讽道，并朝朋友们使了个眼色，“我是副警长，我叫威尔逊，我告诉你，法官很忙。你改天再来吧。”

“我必须见到法官。”科普兰医生说，“我在这儿等着。”

走廊入口处有一条长凳，他坐了下来。三个白人继续聊天，但他知道那个副警长在观察他。他决定不走。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几个白人在走廊里自由自在地来回走。他知道那个副警长在看他，他僵硬地坐着，双手夹在两膝间。他的谨慎感叫他离开，下午等警长不在的时候再回来。这辈子跟这种人打交道时，他都很谨慎。但此刻，他心里有某种东西不让他退缩。

“过来，你！”副警长最后说。

“什么事？”他的头在抖，起身时，脚步不稳。

“你说你找法官有什么事来着？”

“我没说有什么事，”科普兰医生说，“我只是说，我找他有急事。”

“你看你都站不直。喝酒了吧？我闻到你身上有酒气。”

“胡说，”科普兰医生慢吞吞地说，“我没……”

副警长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倒在墙上。两个白人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下台阶，拖到一楼。他没有反抗。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麻烦，”副警长说，“有他这种该死的傲慢的黑鬼。”

他一言不发，随便他们怎么对他。他等待那可怕的愤怒，他感觉它正从心头涌起。愤怒使他虚弱无力，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他们把他推进囚车，两个人看着他。他们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关进了监狱。他们走进监狱时，他的愤怒才化作力量。他突然挣脱他们的手。他被逼到一个角落里。他们用警棍击打他的头部和肩膀。他内心有一种光荣的力量，他听见自己反抗时哈哈大笑。他一边抽泣，一边大笑。他疯狂地用脚踹他们，用拳头打他们，甚至用头去撞他们。然后，他被抓得牢牢的，动弹不得。他们拖着他一步步走过监狱的走廊。一扇牢门开了。后面有人朝他的裆部踢了一脚，他跪倒在地。

狭窄的小牢房里，还有五名犯人——三个黑人和两个白人。其中一个白人很老，喝醉了，坐在地上给自己抓痒。另一个白人囚犯是个男孩，顶多十五岁。三个黑人都很年轻。科普兰医生躺在床铺上，抬头看他们的脸时，他认出了其中一个。

“你怎么在这儿？”年轻人问，“你不是科普兰医生吗？”

他说是。

“我叫达里·怀特。去年你为我妹妹切除了扁桃体。”

冰冷的牢房里弥漫着恶臭。角落里有一只桶，里面装满了尿。蟑螂在墙上爬。他闭上眼睛，想必立刻就睡着了，因为当他再次抬头看时，小铁窗黑了，走廊里亮着一盏明亮的灯。地上放着四个空的马口铁盘子。他的晚饭——卷心菜和玉米面包，放在他旁边。

他坐在床铺上，打了几个大喷嚏。他一呼吸，痰就在胸腔里呼哧呼哧响。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白人男孩也打起了喷嚏。科普兰医生的纸片用完了，只能从口袋里的笔记本上撕纸。白人男孩伏在角落里的尿桶上，或者干脆让鼻涕流到前襟上。他睁大眼睛，白皙的双颊变得通红。他蜷缩在床铺边上，呻吟着。

很快，他们被带到外面的厕所，回来后，他们准备睡觉。六个人占四个铺位。老人躺在地板上打呼噜。达里和另一个男孩挤在一个床铺上。

时间漫长。走廊里的灯光很刺眼，牢房里的臭味使每次呼吸都不舒服。他没法保暖。他冷得牙齿打战，浑身哆嗦。他坐起来，身上裹着脏毯子，来回摇晃。白人男孩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把胳膊伸到被子外面，他给男孩盖了两次被。他双手捧着头摇晃，喉咙里发出唱歌般的呻吟。他不能想威廉，甚至不能思考那个强大而真正的目标，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只能感觉到内在的痛苦。

那股热潮又回来了。温暖传遍全身。他躺在那儿，似乎沉入了一个温暖的、红色的、充满安慰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这个奇怪的南方的冬天结束了。科普兰医生获释了。一小群人在监狱外面等他。辛格先生来了。波西亚、赫保埃和马歇尔·尼克尔斯也在。他们面带困惑，他看不清他们。太阳很亮。

“父亲，你难道不知道这帮不了我们家威利吗，在白人的法院里瞎逛？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闭上嘴巴等待。”

她响亮的声音令人厌烦地回荡在他耳边。他们钻进一辆廉价出租车，然后他回到了家，他的脸贴着清新的白枕头。

11

米克整夜睡不着。埃塔病了，她不得不睡在客厅。沙发太窄太短。她做了噩梦，梦见威利。自从波西亚给她讲述威利的遭遇，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她还是忘不了。夜里她做了两次这样的噩梦，在地板上醒来时，额头上肿了个包。六点，她听见比尔进厨房弄早餐。天已经亮了，但百叶窗放下来，房间里半明半暗。在客厅醒来的感觉很奇怪。她不喜欢。床单扭作一团，一半在沙发上，一半在地板上。枕头在屋子中间。她站起身，打开通向走廊的门。楼梯上没有人。她穿着睡衣跑向后屋。

“你往那边点，乔治。”

那孩子躺在床的正中间。夜里很暖和，他脱得赤条条的。他的拳头紧攥着，即使睡觉时。他也眯着眼，仿佛在琢磨什么很难搞懂的事情。他的嘴张着，枕头上湿了一小片。她推他。

“等等——”他在睡梦中说。

“你往那边挪点。”

“等等——让我把这个梦做完——这个——”

她把他拽到他那边，然后挨着他躺下。再次睁开眼时，天已经晚了，阳光从后窗照进来。乔治走了。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说话声和流水声。埃塔和黑兹尔在中间的屋子聊天。穿衣服的时候，她突然有个想法。她在门口听，但听不太清她们在说什么。她猛地推开门，吓了她们一跳。

她们在看一本电影杂志。埃塔还在床上。她的手半遮着一个男演员的照片。“这儿往上，你不觉得他特别像那个男孩吗，跟某个人约过会的——”

“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埃塔？”米克问。她往床下看，她的私密盒子还在原处。

“你可真够操心的。”埃塔说。

“你没必要挑起争斗吧。”

埃塔面容憔悴，腹部疼得厉害，她的卵巢生病了，这和来月经有关。医生说必须立即切除卵巢，但父亲说再等一等。这会儿家里没钱。

“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米克说，“我问你一个礼貌的问题，你却唠叨我。我觉得我应该为你难过，因为你病了，但你并不领情。我当然会生气了。”她把刘海儿向上推了推，凑近了照镜子。“哎呀！看我头上鼓的这个包！我敢打赌，我的头摔破了。夜里，我掉下来两次，我好像撞到沙发旁边的桌子了。我不能睡客厅。那沙发太窄了，我根本躺不下。”

“嘘，别大声嚷嚷。”黑兹尔说。

米克跪在地板上，拉出那个大盒子，仔细看了看系在上面的绳子：“喂，你们谁碰过这东西？”

“呸！”埃塔说，“我们动你那破玩意干吗？”

“最好别碰。谁要是乱动我的东西，我就杀了他。”

“听着，”黑兹尔说，“米克·凯利，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私的人。这个世界上你谁都不在乎，除了——”

“啊，放屁！”她砰的一声关上门。她恨她们俩。这么想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爸爸和波西亚在厨房里。他穿着浴衣，喝着咖啡。他的眼白都红了，杯子碰到杯托咯咯响。他绕着餐桌走来走去。

“现在几点了？辛格先生走了吗？”

“走了，亲爱的，”波西亚说，“现在都快十点钟了。”

“十点！天哪！我从来没起这么晚过。”

“你那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大帽盒里装的是什么？”

米克把手伸进烤箱，拿出半打饼干：“不问我问题，我就不跟你说谎。打听私事的人没有好下场。”

“如果还有一点多余的牛奶，我会泡点碎面包吃，”爸爸说，“这种墓地汤没准能减轻我的胃痛。”

米克掰开饼干，夹了几片煎白肉。她坐在屋后的台阶上吃早餐。上午温暖明亮。小排骨和祖克尔在后院跟乔治玩。祖克尔穿着日光服，另外两个孩子脱得只剩短裤。他们拿着软管互相喷水。阳光下，水流闪闪发光。风吹出水雾，雾中有彩虹的颜色。一排衣物在风中摆动——白床单、拉尔夫的蓝衣服、一件红上衣，还有睡袍——潮湿、清新，被风吹出不同的形状。天气几乎像夏天一样。毛茸茸的小黄蜂绕着小巷篱笆上的忍冬嗡嗡飞。

“看我把它举过头顶！”乔治大声喊道，“看水怎么流下来。”

她充满活力，根本坐不住。乔治在一个面口袋里装满土，把它挂在一根树枝上，当沙袋用。她开始打这个沙袋。砰！乓！她跟着醒来就在脑子里的那首歌的节奏出拳。乔治把一块锋利的石头掺在土里，石头弄伤了她的指关节。

“啊呀！你把水喷进我耳朵了。弄破了我的耳膜。我都听不见了。”

“给我。我也来喷点水。”

水雾吹到她脸上，孩子们还把水管对准她的腿。她担心盒子淋湿，抱着它穿过小巷，向前廊走去。哈利正坐在他家的台阶上看报纸。她打开盒子，拿出笔记本。但她很难把心思放在她想写的那首歌上。哈利正朝她这边看，她没法思考。

最近，她和哈利聊了很多。几乎每天放学后，他们都一起走回家。他们谈到了上帝。有时候，夜里醒来，想到他们说的话，她浑身战栗。哈利是个泛神论者。那也是一种宗教，和浸礼会教友、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一样。哈利相信，人长眠地下后会变成植物、火、土、云和水。这要花几千年的时间，最后，你会成为全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觉得这比单单做一个天使要好。反正比什么都不是好。

哈利把报纸扔进他家门厅，走了过来。“热得像夏天，”他说，“这才三月。”

“是啊。我希望能去游泳。”

“有地方的话，我们就去。”

“没什么地方可去，除了那个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

“我真想做点什么——出去走走，去个什么地方。”

“我也是，”她说，“等一等！我知道一个地方。在乡下，离这儿大概有十五英里。在一片树林里，那儿有一条又深又宽的小河。女童子军夏天在那儿有个营地。去年，韦尔斯太太带我、乔治、皮特和祖克尔去那儿游过一次泳。”

“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弄到自行车，我们明天去。每个月我有一个礼拜天的假。”

“我们骑车出去，中午在外面野餐。”米克说。

“好的，我去借自行车。”

他上班的时间到了。她看着他走在街上，甩动双臂。街区的半路上有一棵枝杈低矮的月桂树。哈利跑了几步，纵身一跳，抓住一根主树枝，做起了引体向上。她心头涌起一种幸福感，他们确实是真正的好朋友。而且，他很帅。明天她要借来黑兹尔的蓝项链，穿丝绸裙子。他们会带上果冻三明治和果味汽水做午餐。没准哈利会带什么古怪的东西，因为他们家吃正统的犹太餐。她一直目送他转过街角。他确实长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乡下的哈利，和坐在屋后台阶上看报纸、想着希特勒的哈利不一样。他们一早就出发了。他借的是那种男孩骑的自行车——两腿之间有根横档。他们把午餐和游泳衣捆在挡泥板上，九点前就动身了。早上很热，阳光明媚。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远离了小镇，来到一条红土路上。田野明亮青翠，空气中有浓郁的松树味。哈利很兴奋地说着话。暖风吹在他们脸上。她口干肚饿。

“看到山上那栋房子了吗？我们停下来，弄口水喝。”

“不，还是等一等吧。喝井水会得伤寒的。”

“我得过伤寒。我还得过肺炎，断过腿，一只脚还感染过。”

“我记得。”

“是啊，”米克说，“得伤寒的时候，我和比尔待在前屋，皮特·韦尔斯捏着鼻子跑过人行道，抬头望着窗户。比尔很尴尬。那会儿我的头发全掉光了，是个秃子。”

“我敢打赌，我们离镇子至少有十英里了。我们骑了一个半小时了——而且骑得很快。”

“我好渴，”米克说，“肚子还饿。你那个袋子里装着什么吃的？”

“冷猪肝布丁、鸡肉沙拉三明治，还有馅饼。”

“好棒的野餐。”她为自己带的东西感到羞愧，“我带了两个煮鸡蛋，塞了馅儿的，还有两小包分开放的盐和胡椒。还有三明治——黑莓果冻加黄油的。都用吸油纸包着。还有餐巾纸。”

“我就没打算让你带东西，”哈利说，“我母亲准备了我们俩的午餐。我只是邀请你出来玩。马上就会看到商店，我们进去买点冷饮。”

他们又骑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加油站的商店。哈利支好自行车，她先进了商店。外面阳光灿烂，店里显得很暗。货架上堆满了一块块白肉、一罐罐油和一袋袋玉米粉。苍蝇围着柜台上一大罐黏糊糊的散装糖果嗡嗡叫。

“你们有什么饮料？”哈利问。

店员报上名字。米克打开冰箱，往里看。手摸着冰水的感觉好舒服。“我想要一瓶巧克力果味汽水。你们有吗？”

“我也一样，”哈利说，“来两瓶。”

“不，等一下。这儿有冰镇啤酒。我想要一瓶啤酒，如果你能请我喝这么贵的东西。”

哈利也给自己要了一瓶。他认为二十岁以下的人喝啤酒是一种罪过，但或许他只是突然想表现得够朋友。咽下第一口后，他做了个痛苦的表情。他们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米克的腿太累了，肌肉一跳一跳的。她用手擦了擦瓶颈，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啤酒。马路对面有一大片空旷的草地，再过去是一排松树。树的绿色各有不同——从明亮的黄绿，到近乎黑色的墨绿。天空是炽热的蓝色。

“我喜欢啤酒。”她说，“我过去经常拿面包蘸着爸爸喝剩下的几滴啤酒吃。我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舔手里的盐。这是我喝过的完全属于我的第二瓶啤酒。”

“喝第一口是酸的，但后来的味道还不错。”

店员说这里距小镇有十二英里。他们还有四英里的路要走。哈利付了钱，他们再次来到炎热的阳光下。哈利大声说话，一直无缘无故地大笑。

“天哪，啤酒，加上这火辣辣的太阳，搞得我晕乎乎的，但我确实感觉很好。”他说。

“我等不及了，现在就想游泳。”

路上有沙子，他们不得不把全部体重放在脚蹬子上，以免陷进去。哈利出了一身汗，衬衫贴在后背上。他还在不停地说。路变成了红土的，沙子在他们后面。她心里有一首黑人慢歌——波西亚的哥哥过去经常用口琴吹这首歌。她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蹬自行车。

终于到了她一直想去的地方。“就是这儿！看到那个写着‘私人领地’的牌子了吗？我们要翻过那道铁丝网，然后沿着那条小路走——看哪！”

林子里很静。地上铺着光滑的松针。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小河边。水是棕色的，水流很急。凉爽。只能听到水声和微风在高高的松树间吟唱。仿佛静谧的深林让他们心生胆怯，他们沿着河岸轻轻地走。

“是不是很漂亮？”

哈利笑了：“你干吗小声说话？听我的！”他用手拍着嘴，发出一声长长的印第安人那种“呜啊呜啊”的喊叫，声音在林子里回响。“来吧。我们跳进水里，凉快一下。”

“你不饿吗？”

“好吧，我们先吃点东西。先吃一半午餐，上岸后再吃另一半。”

她打开果冻三明治。吃完，哈利把包装纸整齐地团成一个球，塞进一个树洞。他拿着短裤，沿小路走。她在灌木丛后面脱下衣服，艰难地穿上黑兹尔的泳衣。泳衣太小，大腿根勒得慌。

“你准备好了吗？”哈利喊道。

她听到扑通一声，等她走到岸边，哈利已经游起来了。“你先别跳水，我看看有没有树桩、水浅的地方什么的。”他说。她只是看着他的头在水里上下动。反正她也没打算跳水，她连游泳都不会。她这辈子只游过几次泳——每次都戴着浮袖，而且从不去水没过头顶的地方。不过，把这个告诉哈利太女孩子气了。她很尴尬。突然，她编了个故事：

“我再也不跳水了。过去跳，高台跳水，经常跳。但是有一次，我把头撞破了，后来就不跳了。”她想了一会儿，“我跳的是屈体两周。浮上来的时候，水里全是血。但我什么都没想，开始做花样游泳的动作。那些人对我大喊大叫，我才发现水里的血是从哪儿流出来的。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游不好了。”

哈利爬上岸：“天哪！我从来没听说过。”

她本想添油加醋，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合理，但她只是看着哈利。他的皮肤是浅棕色的，水使皮肤闪闪发光。他的胸前和腿上有毛。穿紧身泳裤的他看上去一丝不挂。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的脸更宽，也更英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湿湿的。他看着她，突然，他们不好意思起来。

“水大约有十英尺深，除了对岸，那边的水很浅。”

“我们去游泳吧。我敢打赌，在冷水里的感觉很好。”

她并不害怕。她感觉就像困在很高的树顶上，没别的法子，只能以她最好的方式——镇静地爬下来。她慢慢离开岸边，走进冰冷的水里。她抓住一个树根，直到树根断在她手里，她才游了起来。有一次，她呛了一口水，沉了下去，但她继续向前，没丢脸。她游啊游，游到了能触到河底的对岸。她感觉很好。她用拳头击水，为了听到回声，喊着疯话。

哈利摇摇晃晃爬上一棵又高又细的小树。树干柔软，爬到树顶时，树和他一起向下弯。他掉到水里。

“我也要！看我的！”

“那是棵小树。”

她和那个街区的所有人一样，也是爬树能手。她完全照他的样子做了一遍，啪的一声掉到水里。她也会游泳。现在她游得还行。

他们玩“跟我来”的游戏，在岸上跑来跑去，跳到冰冷、棕色的水里。他们喊叫、跳跃、攀爬，玩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们站在岸上，面面相觑，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事可做了。突然，她问：“你裸泳过吗？”

林子里静悄悄的，有那么一分钟，他没有回答。他很冷，ru头变得又硬又紫。他嘴唇发紫，牙齿打战。“我——我想没有。”

她很兴奋，说出了本没打算说的话：“你要是裸泳，我就裸泳。我猜你不敢。”

哈利把湿漉漉的黑刘海儿抿到耳后：“好吧。”

他们都脱掉了泳衣。哈利背对着她。他犹豫了一下，耳朵都红了。然后，他们转过身，面向彼此。他们站在那儿，也许站了半个小时——也许还不到一分钟。

哈利从树上揪下一片叶子，撕成碎片：“我们还是把衣服穿上吧。”

吃野餐时，两个人都没说话。他们把午餐铺在地上。哈利把每样东西对半分成两份。有夏天午后那种炎热的、昏昏入睡的感觉。树林深处，他们只听到缓缓的流水声和鸟儿的鸣叫。哈利举着他那个酿鸡蛋，用拇指碾压蛋黄。这让她想起了什么？她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他抬头看着她的肩膀后面：“听我说，我觉得你很漂亮，米克。我以前没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我以前觉得你很丑——我是说——”

她往水里丢了一枚松果：“要是想天黑前赶到家，也许最好现在就往回走。”

“不，”他说，“我们躺下来吧，就躺一会儿。”

他弄来几捧松针、树叶和灰色的苔藓。她吮着膝盖，看着他。她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仿佛浑身肌肉紧绷。

“我们可以睡一觉，这样回家的路上就有精神了。”

他们躺在柔软的床上，抬头看着蓝天下墨绿的松树丛。一只鸟唱着一首她从没听过的悲伤而清脆的歌。一个高音像双簧管的声音，接着降了五个调，又唱了起来。这首歌悲伤得像一个无以言表的问题。

“我喜欢那只鸟，”哈利说，“我觉得它是绿鹃。”

“我希望我们在海边。在海滩上，看着远处海上的船。有一年夏天你去过海边——海到底什么样？”

他的声音粗哑低沉：“哦——有海浪。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像玻璃一样透明。在沙滩上，你可以捡小贝壳。我们用雪茄盒带回来的那种。海上有白色的海鸥。我们去的是墨西哥湾——凉爽的微风吹个不停，从来不像这儿这么火烧火燎的。总是——”

“雪。”米克说，“我想看雪。图画里那种寒冷的白色的雪堆。暴风雪。白白的冷冷的雪花轻柔地飘下，下啊下，下一整个冬天。阿拉斯加那样的雪。”

他们同时转过身。他们紧紧挨在一起。她感觉到他在颤抖，她的拳头都快攥裂了。“噢，上帝。”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她的头像是和躯干分离，被丢掉了。她直直地盯着炫目的太阳，心里盘算着什么。然后，就这样了。

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推着车子沿着马路慢慢走。哈利垂着头，塌着肩。尘土飞扬的路上，他们的影子又长又黑，此时已近傍晚。

“听着。”他说。

“嗯。”

“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件事。必须。你是否……”

“不知道。我认为没有。”

“你听我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们坐下来吧。”

他们放下自行车，坐在路边的水沟旁。他们离得很远。傍晚的阳光照在他们头上，四周都是棕色的、松软的蚂蚁窝。

“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件事。”哈利说。

他哭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泪水从白皙的脸上滚落。她没法思考他为什么哭。一只蚂蚁在蜇她的脚踝，她把它捏起来，仔细看。

“是这样，”他说，“我从没吻过女孩。”

“我也是。我从没吻过男孩，家人之外的。”

“我过去满脑子想的都是——吻这个女孩。上学的时候计划这件事，夜里还会梦到。然后，她答应跟我约会。我能看出她想让我吻她。我只是在黑暗中看着她，却做不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吻她——机会来了，我却做不到。”

她用手指在地上挖了个洞，把死蚂蚁埋了。

“都是我的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通奸都是严重的罪过。你比我小两岁，还是个孩子。”

“不，我不是。我不是什么孩子。不过，现在我倒希望我是。”

“你听我说，要是你认为应该的话，我们可以偷偷结婚，或者用其他任何方式。”

米克摇了摇头：“我不喜欢那样。我绝不会和任何男孩结婚。”

“我也永远不会结婚。我知道。不只是嘴上说说——这是真的。”

他的脸吓了她一跳。他鼻翼翕动，下唇咬出斑斑血迹。他的眼睛明亮、潮湿、阴郁。他的脸比她记忆中任何一张脸都白。她扭过头不看他。如果他不说话就好了。她的眼睛慢慢环顾周围——看着沟里红白相间的泥土，看着一个破威士忌酒瓶，看着对面一棵松树上挂着一块竞选县执法官的广告牌。她想安静地坐很久，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

“我要离开这个镇子。我是一名优秀的机修工，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如果我待在家里，母亲一定能从我眼中看出这事。”

“告诉我。你看着我，能看出什么不同吗？”

哈利盯着她的脸看了很长时间，点了点头，表示他看出来了。然后，他说：“还有一个事。过一两个月，我会把我的地址寄给你，你写信告诉我你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她慢悠悠地问。

他跟她解释：“你只要写ok，我就知道了。”

他们又推着车，往家走。他们在路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哈利弯着腰，像个老乞丐，不停用袖子擦鼻子。太阳落到树林后面之前，有那么一会儿，明亮的金光照耀着万物，他们前面路上的影子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很老，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心上。她已经长大了，不管她愿不愿意。

他们走了十六英里，来到家旁边黑暗的小巷。她看到厨房的黄光。哈利家黑咕隆咚的——他母亲还没回家，她在一条小街上的一个裁缝铺工作。有时礼拜天她也上班。透过窗户，你能看见她趴在后面的缝纫机上，或者手拿长针，缝制厚重的衣物。你注视她时，她从不抬头。晚上，她给哈利和自己烹煮正统的犹太菜。

“听我说——”他说。

她在黑暗中等待，但他没把话说完。他们握了握手，哈利走进两栋房子中间黑漆漆的小巷。走到人行道上时，他回头看身后。一束光照在他脸上，苍白、严酷。然后，他就不见了。

“我有个谜语。”乔治说。

“我听着呢。”

“两个印第安人走在一条小路上。前面那人是后面那人的儿子，但后面那人不是前面那人的父亲。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想想，是他继父。”

乔治咧着嘴对波西亚笑，露出蓝色的小方牙。

“那就是他叔叔。”

“你猜不出来。是他母亲。诀窍是，你想不到印第安人是女人。”

她站在屋子外面，看着他们。门口把厨房框成一幅画。里面舒适干净。只有水槽旁的灯开着，房间里有阴影。比尔和黑兹尔在桌上玩21点，把火柴当钱用。黑兹尔用她胖乎乎粉嘟嘟的手摸弄着辫子，比尔嘬着腮帮子，非常严肃地发牌。水槽旁，波西亚正用一条干净的格子毛巾擦盘子。她看上去很瘦，皮肤是金黄色的，抹了油的黑发梳得光滑整齐。拉尔夫安静地坐在地板上，乔治正试穿用旧的圣诞金属箔做成的小铠甲。

“我这儿还有一个谜语，波西亚。如果时针指着两点半——”

她走进房间。她以为他们看到她会自动退后，围成一圈看着她。但他们只是瞥了她一眼。她在桌旁坐下，等待。

“大家都吃完晚饭了，你才溜达过来，好像我从来不用下班似的。”

没有人注意她。她吃了一大盘卷心菜和三文鱼，吃光了凝酪。她在想妈妈。门开了，妈妈走进来，告诉波西亚，布朗小姐说她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只臭虫，让她把汽油拿出来。

“别老这么皱着眉头，米克。你已经到了应该打扮的年龄，尽量把自己收拾得漂亮些。等一下——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别插嘴——我的意思是说，拉尔夫上床睡觉之前，你用海绵好好给他洗个澡，把他的鼻子和耳朵洗干净。”

拉尔夫柔软的头发上粘着黏糊糊的燕麦粥。她用洗碗布擦了擦他的脸，在水槽边给他洗了脸和手。比尔和黑兹尔做完游戏了。比尔的长指甲刮着桌面，拿起火柴。乔治抱着拉尔夫上床睡觉去了。厨房里只剩下她和波西亚。

“听着！看着我。你发现什么不同了吗？”

“我当然注意到了，亲爱的。”

波西亚戴上她的红帽子，换了鞋。

“哦？”

“你去拿点牛油，擦在脸上。你的鼻子爆皮爆得厉害。据说，牛油对治疗严重晒伤效果最好。”

她独自站在黑乎乎的后院里，用指甲从橡树上抠下一片片树皮。这样更糟糕。如果他们能看着她，告诉她，或许她会感觉好一点。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爸爸从屋后的台阶上叫她：“米克！哦，米克！”

“是，先生。”

“电话。”

乔治凑过来，想听电话里说什么，但她把他推开了。米诺维茨太太嗓门很大，很激动。

“我家哈利这会儿应该到家了呀。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夫人。”

“他说你们俩骑车出去玩。他会在哪儿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夫人。”米克又说。

12

天又热起来了，明媚南方游乐场里总是人潮拥挤。三月的风静了。树上长满赭绿色的叶子。天空蔚蓝无云，光线越来越强。空气湿热。杰克·布朗特讨厌这种天气。他头昏眼花地想着前面漫长灼热的夏月。他感觉不舒服。最近头痛开始不停地折磨他。他胖了，长出了小肚腩，裤子最上面的扣子系不上。他知道这是酒精性脂肪，但他照喝不误。酒精有助缓解头痛。喝一小杯就会感觉舒服些。如今，对他来说，一杯和一夸脱是一样的。并不是那一刻酒精带给他的刺激——而是第一口酒对几个月来渗透到血液里的所有酒精的反应。一匙啤酒有助缓解头部抽痛，但他喝一夸脱威士忌也不会醉。

他彻底把酒给戒了。这几天他只喝水和橙汁。疼痛就像在脑子里爬行的虫子。漫长的下午和晚上，他疲倦地工作。他睡不着觉，试图读书是极大的痛苦。房间里的潮湿和酸臭令他愤怒。他烦躁不安地躺在床上，终于睡着时，天也亮了。

他经常做同一个梦。第一次做这个梦是在四个月前。他惊恐地醒来，奇怪的是，他总记不住梦的内容。只是睁开眼时，那种感觉还在。每次醒来时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他毫不怀疑，做的是同一个梦。他经常做梦，酒后怪诞的噩梦带他沉入疯子混乱的国度，但晨光总会驱散噩梦的影响，醒了就忘了。

这个茫然隐秘的梦性质不同。醒来后，什么也记不住，但有一种威胁感久久不去。一天早上，他再次怀着这种恐惧醒来，但他隐约记得身后的黑暗。他走在人群中，怀里抱着个东西。他只清楚地记得这个。他偷东西了吗？他试图抢救某种财产？周围那些人是在追捕他吗？他不这么认为。越是研究这个简单的梦，他就越糊涂。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他没做这个梦。

他遇到去年十一月他看见的那行粉笔字的作者了。从他们见面的第一天起，那个老人就像一个邪恶的天才缠着他不放。他的名字叫西姆斯，他在人行道上布道。冬天的寒冷把他赶到室内，但一到春天，他整天都在街上。他柔软蓬乱的白发垂在肩上，拎一个很大的女式丝绸手袋，里面装满了粉笔和耶稣的广告，他的眼睛明亮而疯狂。西姆斯试图劝他皈依。

“不幸的孩子，我闻到你呼出罪恶的啤酒的臭味。你还抽烟。如果上帝想让我们抽烟，他会写在《圣经》上。你的额头有撒旦的印记。我看到了。忏悔吧。让我指给你光明。”

杰克翻了个白眼，对着空中缓慢地做了个虔诚的手势，然后张开油乎乎的手。“我只向你透露这件事。”他用低沉的舞台腔说。西姆斯低头看着他掌心的伤疤。杰克凑过来，轻声说：“还有一个印记。你知道的那个印记。我生来就有。”

西姆斯背靠着篱笆，女里女气地把前额的一绺银发抿到脑后。他紧张地用舌头舔了舔嘴角。杰克哈哈大笑。

“亵渎者！”西姆斯尖叫道，“上帝会征服你。你和你那伙人。上帝会记住嘲笑者。他眷顾我。上帝守护每一个人，但他最眷顾我。就像他对摩西那样。上帝夜里会告诉我一些事情。上帝会征服你。”

他把西姆斯带到街角的一家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花生酱饼干。西姆斯又开始做他的工作。他去游乐场的路上，西姆斯跟在他身后跑。

“今晚七点，到这个街角来。耶稣有一个神示要给你。”

四月的头几天，多风且暖和。白云飘过蓝天。风里有河流的味道，还有镇外田野清新的气息。每天从下午四点到午夜，游乐场里挤满了人。这群人很难对付。随着新春到来，他感觉到潜在的麻烦。

一天晚上，他正在研究秋千的机械装置，正在思考的他突然被愤怒的声音惊醒。他很快挤进人群，看到一个白人女孩正和一个黑人女孩在旋转木马的售票亭旁打架。他把她们拉开，她们还够着打。看热闹的人各有偏袒，嘈杂声一片。白人女孩是个罗锅，手里攥着个东西。

“我看见你了，”黑人女孩喊道，“我还要把你背上的罗锅打下来。”

“闭嘴，你个黑鬼！”

“下等的工厂贱货。我给钱了，我有权坐。白人，你让她把我的票还给我。”

“黑婊子！”

杰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人群又往前挤。双方都咕哝着不同的意见。

“我看见卢莉的票掉在地上，我还看到这位白人女士把票捡了起来。这就是事实。”一个黑人男孩说。

“黑鬼不许动手打白人女孩——”

“你别推我。即使你的皮肤是白色的，我也会还手。”

杰克粗暴地推开拥挤的人群，挤了进去。“好啦！”他喊道，“往前走——散开。每一个该死的人。”他的大拳头很有威力，人们闷闷不乐地散去了。杰克转过身，面对两个女孩。

“事情是这样的。”黑人女孩说，“我一直忙活到周五晚上才攒了五十美分，我敢打赌，这里我这样的人没几个。这个星期，我熨了双倍的衣服。她手里拿的那张票是我花五分钱买的。现在我要骑木马。”

杰克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罗锅留着那张有争议的票，又给了黑人女孩一张票。那个晚上接下来的时间，再也没有人争吵。但杰克警觉地穿过人群，内心苦恼不安。

除了他，游乐场还有五名员工——两个男的操作秋千、检票，三个女孩负责售票处。这还不包括帕特森。游乐场的老板大部分时间在他的拖车里自己玩牌。他目光呆滞，瞳孔缩小，脖子上耷拉着一层层松软的黄皮。这几个月，杰克涨了两次工资。午夜时分，他向帕特森汇报工作，把晚上的收入交给他。有的时候，他已经在拖车里待了几分钟，帕特森才注意到他，帕特森盯着纸牌，精神恍惚。拖车里充斥着食物和大麻卷烟的味道。帕特森把手放在肚子上，仿佛在保护它不受伤害。他总是非常仔细地核对账目。

杰克和那两个操作工吵过一架。他们以前都是工厂的落纱工。起初，他试图和他们交谈，帮助他们了解真相。有一次，他邀请他们去台球厅喝一杯。但他们太蠢了，他帮不了他们。没过多久，他偶然听到他们的对话，于是引发了麻烦。那是一个礼拜天的凌晨，快两点钟，他和帕特森对了账。他从拖车里走出来时，游乐场里似乎空无一人。明月当空。他想着辛格和即将到来的休息日。走过秋千时，他听到有人说他的名字。两个操作工干完活，正在一起抽烟。杰克听他们说。

“如果有什么比黑鬼更让我觉得讨厌，那就是赤色分子。”

“他可真逗。我不理他。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矬子。他有多高，你估计？”

“五英尺(22)吧，但他认为他必须跟所有人说那么多话。他就该待在监狱里。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赤色的布尔什维克。”

“他真好笑。看见他，我就想笑。”

“他没必要对我那么趾高气扬的。”

杰克看着他们走上通往韦弗斯巷的小路。他的第一反应是冲出去跟他们对峙，然而有什么东西让他退缩了。他生了好几天闷气。一天夜里，下班后，他跟着那两个人走了几个街区，他们转过一个街角时，他快走几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听见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碰巧听到了你们上周六晚上说的每一句话。没错，我是赤色分子。至少我认为我是。可你们又是什么？”他们站在街灯下。那两个人向后退。街上空无一人。“你们这两个面色苍白、内脏萎缩、得了软骨病的小耗子！我伸手就能掐住你们的小细脖——一手掐一个。不管我是不是小矬子，我都能把你们撂倒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得不用铁锹把你们铲起来。”

那两个人吓坏了，面面相觑，想继续往前走。但杰克不让他们过去。他跟着他们的步子，倒退着走，脸上带着愤怒的讥笑。

“我要说的是：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将来，只要你们觉得有必要评论一下我的身高、体重、口音、举止或者意识形态，你们就来找我。谈最后那个问题，我也无所谓——以免你们不知道。我们一起讨论。”

此后，杰克带着愤怒的蔑视对待这两个人。他们在背后嘲笑他。一天下午，他发现秋千的发动机被人故意破坏了，他不得不加三个小时的班修理它。他总觉得有人在嘲笑他。每次听到女孩们一起聊天，他都会挺直腰板，漫不经心地独自发笑，好像想起了什么私底下开的笑话。

从墨西哥湾吹来的暖和的西南风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白天越来越长，阳光明媚。懒洋洋的温暖令他情绪低落。他又喝起酒来。干完活他就回家，躺倒在床上。有时，他会待在那儿，衣服也不脱，一动不动地躺十二三个小时。几个月前导致他啜泣和啃指甲的不安似乎消失了。然而，在惰性下面，杰克依然感觉到熟悉的紧张。他去过那么多地方，数这个镇子最孤独。或者说，没有辛格的话，这是最孤独的小镇。只有他和辛格了解真相。他知道，但无法让不知道的人明白。这就像试图对抗黑暗、炎热和空气中的恶臭。他愁眉苦脸地盯着窗外。角落里，一棵被烟熏黑的矮树长出了胆汁绿的新叶。天空总是刺目地深蓝。一条腐臭的小河流过这部分城区，从那里飞来的蚊子在屋子里嗡嗡叫。

他被蚊子叮得浑身痒。每天早上，他把硫黄和猪油混合在一起，涂抹在身上，身上都挠破了，似乎也不解痒。一天晚上，他终于爆发了。他独坐了好几个小时。他把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兑在一起喝，喝得酩酊大醉。快到早晨了。他从窗口探出身子，看着黑暗寂静的街道。他想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睡觉。那些不知道的人。突然，他高声痛骂：“这是事实！你们这些浑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整条街的人愤怒地醒来。灯亮了，有人迷迷糊糊地骂他。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冲着他的房门叽里呱啦骂个不停。街对面一家妓院的姑娘们把头伸出窗外。

“你们这些蠢蠢蠢蠢杂种，你们这些蠢蠢蠢蠢——”

“闭嘴！闭嘴！”

走廊里有几个家伙在推门：“你这头喝醉的公牛！等我们教训你一顿，你就更愚蠢可笑了。”

“外面有几个人？”杰克怒吼道。他把一个空瓶子在窗台上磕碎。“来吧，都来吧。来一个，全来。我一次干掉你们三个。”

“没错，亲爱的。”一个妓女叫道。

门被撞开了。杰克从窗口跳了下去，跑过旁边的小巷。“咿嗬！咿嗬！”他醉醺醺地叫着。他光着脚，光着膀子。一个小时后，他踉踉跄跄进了辛格的房间。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笑着笑着睡着了。

四月的一个早晨，他发现了一具被谋杀的男人的尸体。一个年轻的黑人。杰克是在离游乐场大约三十码远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他的。黑人的喉咙被割开了，头部向后晃荡着。火热的太阳照在他睁开的、呆滞的眼睛上，苍蝇绕着他覆盖着干血的胸口盘旋。死者拿着一根红黄相间带穗儿的手杖，游乐场的汉堡摊上卖的那种。杰克阴郁地盯着那具尸体看了一会儿。然后报了警。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两天后，死者家属在停尸间认领了尸体。

明媚南方游乐场里，经常有人吵嘴打架。有时候，两个朋友手挽手来了，边说笑，边喝酒——离开前却气呼呼地扭打在一起。杰克总是很警觉。这个地方花里胡哨，一派欢乐的气氛，灯光明亮，笑声慵懒，但他感觉到底下潜伏着某种阴沉且危险的东西。

这几个星期茫然杂乱，西姆斯一直纠缠不休。老人喜欢带着一个临时演讲台和一本《圣经》，站到人群中间布道。他谈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说世界末日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他会指出几个醉汉，用他粗哑疲倦的声音对他们喊叫。他兴奋得口沫四溅，说话时发出一种湿润的、汩汩的声音。只要他溜进来，摆好演讲台，任何理由都不会让他屈服。他送给了杰克一本《圣经》，让他每晚跪着祷告一个小时，把别人给他的啤酒和香烟统统丢掉。

他们隔着围墙和栅栏争吵。杰克也开始揣着粉笔到处走。他写下简短的句子。他字斟句酌，这样过路人就会停下来琢磨这些话的意义。这样人们就会疑惑。这样人们就会思考。他还写小册子，分发给路人。

杰克知道，要不是有辛格，他肯定会离开这个小镇。只有星期天，他和朋友在一起时，他才感觉内心宁静。有时候，他们一起散步，下下棋什么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在辛格的房间里安静地过一天。他想说话的时候，辛格总会认真听。如果他愁眉不展地坐一整天，哑巴也明白他的感受，并不感到惊讶。他觉得现在只有辛格能帮他了。

一个星期天，他上楼梯时，看到辛格的房门开着。屋里没人。他独自坐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楼梯上响起辛格的脚步声。

“我正纳闷呢。你去哪儿了？”

辛格对他笑了一下，用手帕掸了掸帽子，把它收好。然后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银色的铅笔，伏在壁炉架上写字条。

“你什么意思？”读了哑巴写的话，杰克问，“谁的腿被锯掉了？”

辛格拿回便条，又写了几句。

“哈！”杰克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他看着那张纸，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揉成团。一个月来的精神萎靡不见了，他感到紧张不安。“哈！”他又说。

辛格煮上一壶咖啡，拿出棋盘。杰克把字条撕碎，攥在出汗的手心里，揉着碎纸片。

“不过，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

辛格点了点头，其实心里没什么把握。

“我想见见那个男孩，听听整个故事。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

辛格考虑了一下，然后在便笺簿上写道：“今晚。”

杰克捂着嘴，在屋子里不安地转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3

杰克和辛格在前廊上等。他们按了门铃，但房子里漆黑一片，门铃没响。杰克不耐烦地敲门，鼻子贴在纱门上。辛格木木地站在他身边，面带微笑，脸颊上两团红晕，因为他们一起喝了一瓶杜松子酒。夜晚安静黑暗。杰克看见一束黄光轻柔地透过走廊。波西亚给他们开了门。

“你们没等太久吧。来的人太多，我们觉得拆掉门铃是明智的。先生们，把帽子给我吧——父亲病得很厉害。”

杰克踮起脚尖笨拙地跟在辛格身后，穿过光秃狭窄的走廊。在厨房门口，他突然停下。屋子里又挤又热。柴火炉里烧着火，窗户紧闭。烟味和黑人味混在一起。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光亮。刚才他在走廊听到的愤怒的声音沉寂下来。

“两位白人先生来看望父亲。”波西亚说，“我想，他也许能见你们，但我最好先进去看看，帮他准备一下。”

杰克摸着厚厚的下嘴唇。纱门在他的鼻尖上硌出一块网格印。“我们不是为这个来的，”他说，“我想和你哥哥谈谈。”

屋子里的黑人都站着。辛格示意他们坐下。两个头发斑白的老人在火炉旁的长凳上坐下来。一个四肢柔软灵活的黑白混血儿懒洋洋地靠在窗户上。墙角的一张行军床上躺着一个没有腿的男孩，卷起的裤腿用别针固定在残肢下面。

“晚上好，”杰克笨拙地说，“你的名字是科普兰？”

男孩把手放在残肢上，身子向后缩靠到墙上：“我叫威利。”

“亲爱的，没什么可担心的，”波西亚说，“这位是辛格先生，你听父亲谈起过他。另一位白人先生是布朗特先生，他是辛格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只是好心来看望我们。”她转向杰克，指了指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靠在窗上的那个男孩也是我哥哥，叫巴迪。炉旁这两位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马歇尔·尼克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我想，应该让你们知道屋子里都有谁。”

“谢谢。”杰克说完又转向威利，“我只是想让你跟我说说，我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威利说，“我的脚还在疼。脚指头疼得厉害。可是，疼的是我的脚该在的地方，如果它们还在我的腿——腿——腿上。疼的不是我的脚这会儿所在的地方。真是搞不懂。我的脚一直疼得要命，我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他们一直没把脚还给我。它们在离这儿一百多英——英里的什——什么地方吧。”

“我的意思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杰克说。

威利不安地抬头看他的妹妹：“我记得——不太清楚。”

“你当然记得，亲爱的。你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

“好吧——”男孩的声音胆怯且阴郁，“我们都在马路上，这个巴斯特对看守说了句什么。那个白——白人就拿棍子打他。然后，另一个男孩试图逃跑。我就跟着他。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记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回了营地，然后——”

“后来的事我知道，”杰克说，“你把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和地址给我。告诉我那个看守的名字。”

“听着，白人，我觉得你好像想给我惹麻烦。”

“麻烦！”杰克粗鲁地说，“你觉得你现在没麻烦吗？”

“大家静一静，”波西亚紧张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布朗特先生。威利的刑期还没满，他们就让他离开了劳改营。但他们也让他记住，不要——我相信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威利当然很害怕。我们当然要小心，因为我们最好这样。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看守们怎么样了？”

“那几个白——白人被解雇了。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现在你的朋友们在哪儿？”

“什么朋友？”

“哎呀，那两个男孩。”

“他们不——不是我的朋友，”威利说，“我们闹翻了。”

“你什么意思？”

波西亚扯着耳环，耳垂像橡胶一样拉伸。“威利是这个意思。你看，他们疼得厉害那三天，开始吵架。威利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父亲和威廉争论过这事儿。这个巴斯特——”

“巴斯特安了条木头腿，”窗边的男孩说，“今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了。”

“这个巴斯特没有亲人，父亲想让他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父亲想把所有男孩都聚在一起。他怎么会认为我们能养活他们，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什么好主意。再说了，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威利用强壮的黑手摸着残肢，“我只想知道我的脚——脚——脚在哪儿。我主要担心的是这个。医生一直没把它们还给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它们在哪儿。”

杰克茫然恍惚、醉眼蒙眬地环顾四周。一切似乎都那么不清楚，那么陌生。厨房里的热气令他头晕，说话声在他耳边回响。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开了，但灯泡外面裹着报纸，亮度减弱了，大部分光从火炉的裂缝间射出来。他周围黝黑的面孔上都有红光。他感到不安和孤独。辛格离开厨房去看波西亚的父亲了。杰克想让他回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走了。他笨拙地走过地板，坐在长凳上，坐在马歇尔·尼克尔斯和约翰·罗伯茨中间。

“波西亚的父亲在哪儿？”他问。

“科普兰医生在前屋，先生。”罗伯茨说。

“他是医生？”

“是的，先生。他是一名医生。”

外面的台阶上有拖着脚快步走的声音，后门开了。一阵温暖清新的微风缓和了屋内沉重的气氛。先进来的是个高个子男孩，穿着亚麻西装和镀金鞋子，怀里抱着个袋子。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大约十七岁。

“嗨，赫保埃。嗨，兰西。”威利说，“你们给我带什么来了？”

赫保埃煞有介事地给杰克鞠了一躬，把两个装着葡萄酒的密封罐放在桌子上。兰西在他们旁边放了个盘子，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白餐巾。

“酒是协会送的，”赫保埃说，“兰西的母亲送了些桃子松饼。”

“医生怎么样，波西亚小姐？”兰西问。

“亲爱的，他最近病得很重。他那么强壮，这才是我担心的。一个人病成他那样，突然变得这么强壮，这是个坏兆头。”波西亚转向杰克，“你不认为这是个坏兆头吗，布朗特先生？”

杰克呆呆地盯着她：“我不知道。”

兰西阴郁地看了一眼杰克，往下抻了抻因为长高而缩短的袖口：“我们全家人问医生好。”

“非常感谢，”波西亚说，“父亲前两天还说你呢。他有一本书要送给你。稍等，我去把那本书拿来，再把盘子洗出来，还给你母亲。她这么做真是太好了。”

马歇尔·尼克尔斯凑近杰克，好像想跟他说话。老人穿着细条纹裤子和晨礼服，钮孔里插了一朵花。他清了清嗓子，说：“请原谅，先生——我们无意中听到了你和威廉谈话的部分内容，关于他所处的困境，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已经考虑了应当采取的最佳做法。”

“你是他的亲戚，还是他那个教会的牧师？”

“不，我是一名药剂师。你左手边的约翰·罗伯茨供职于政府邮政部门。”

“邮递员。”约翰·罗伯茨重复道。

“请允许我——”马歇尔·尼克尔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黄色的丝绸手帕，小心翼翼地擤了擤鼻涕，“当然，我们广泛讨论过此事。毫无疑问，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作为有色人种的成员，我们都盼望为拓展友好关系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们总是希望做正确的事情。”约翰·罗伯茨说。

“我们在努力的同时应当保持谨慎，不要危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然后情况就会逐步改善。”

杰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我好像听不懂你们说的话。”他热得喘不过气来。他想出去。他的眼球上似乎蒙了一层薄膜，周围的面孔全都模糊了。

威利在屋子那头吹口琴。巴迪和赫保埃在听。曲调深沉哀伤。吹完这首歌，威利用前襟擦了擦口琴。“我好饿，口又渴，口水都把旋律打湿了。我当然很愿意尝试一下布基伍基(23)。只有喝点好酒才能让我忘记这种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脚——脚在哪儿，每天晚上再喝一杯杜松子酒，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了。”

“别发愁，亲爱的，你这就有酒喝了。”波西亚说，“布朗特先生，你想吃点桃子松饼，喝杯葡萄酒吗？”

“谢谢，”杰克说，“那太好了。”

波西亚立刻铺了块桌布，摆好一个盘子和一把叉子，倒了一大杯葡萄酒：“请随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去招呼其他人。”

密封罐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赫保埃在把罐子传给威利之前，借来波西亚的口红，在罐子上面画了条红色的边界线。屋子里有汩汩声和笑声。杰克吃完他那块松饼，端着杯子回到原先的座位，两个老男人中间。家酿的葡萄酒像白兰地一样醇厚浓烈。威利吹起一首低沉忧伤的曲子。波西亚打着响指，拖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杰克转向马歇尔·尼克尔斯：“你说波西亚的父亲是医生？”

“是的，先生。是的，确实如此。医术高超。”

“他怎么了？”

那两个黑人警惕地对视了一眼。

“他出了点意外。”约翰·罗伯茨说。

“什么样的意外？”

“不好的意外。悲惨的意外。”

马歇尔·尼克尔斯把他的丝绸手帕叠上又展开：“正如我们刚才说的那样，重要的是，不要损害这些友好的关系，而要在各方面尽可能真诚地加以促进。我们这些有色人种的成员必须以各种方式努力提升我们的公民素质。那边那位医生就做出过各种努力。但有时，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种族和情况的某些因素。”

杰克不耐烦地吞下最后几口酒：“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简单点说，我完全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马歇尔·尼克尔斯和约翰·罗伯茨交换了一个受伤的表情。屋子那头，威利还坐在那儿吹口琴。他的嘴唇像肥肥皱皱的毛毛虫在口琴的方孔上爬来爬去。他的肩膀宽阔强壮。残肢随着音乐的节拍抽动着。赫保埃跳起了舞，巴迪和波西亚有节奏地拍手。

杰克站起身，刚一站起来，他就意识到自己喝醉了。他摇摇晃晃，充满恶意地环顾四周，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辛格在哪儿？”他口齿不清地问波西亚。

音乐声停了。“哎呀，布朗特先生，我以为你知道他走了。你坐在桌旁吃桃子松饼的时候，他走到门口，伸出胳膊，给我们看手表，示意他该走了。你直直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也许我正在想别的事。”他转向威利，气呼呼地对他说，“我甚至没告诉你我到这儿干啥来，我来不是要你做什么。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这个。你和其他男孩为发生的事情做证，我来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是唯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你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到处走，你把你的故事告诉我，然后我来解释为什么。也许这会有点意义。也许——”

他觉得他们在嘲笑他。困惑导致他忘了想说的话。房间里充满了黝黑陌生的面孔，空气太浑浊，令人无法呼吸。他看见一扇门，然后摇摇晃晃走了过去。他走进一个有药味的黑漆漆的储物间，然后他转动另一个门把手。

他站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门口，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个柜子和两把椅子。床上躺着他在辛格家的楼梯上遇到的那个可怕的黑人。在硬邦邦的白枕头的衬托下，他的脸很黑。黑眼睛里喷着怒火，发蓝的厚嘴唇却是镇静的。他的脸一动不动，仿佛一张黑色的面具，只有鼻孔随着每一次呼吸张大翕动。

“滚出去。”黑人说。

“等——等——”杰克无助地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我家。”

杰克无法将视线从黑人那张可怕的脸上移开：“可是为什么？”

“你是白人，陌生人。”

杰克并没有离开。他小心笨拙地走到一把白色直背椅跟前，坐了下来。黑人的手在床罩上动来动去。他的黑眼睛因为发烧闪闪发光。杰克看着他。他们等待着。房间里，有一种感觉，紧张得像阴谋，又像爆炸前的死寂。

时间早已过了午夜。春天清晨温暖阴暗的空气搅动着房间里一层层蓝色的烟雾。地板上有几个揉皱的纸团和一个半空的杜松子酒瓶。床罩上散落着烟灰。科普兰医生紧张地把头埋在枕头里。他脱下了晨衣，白棉布睡衣的袖子卷到肘部。杰克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他的领带松开了，汗水把衣领浸得软塌塌的。这几个小时，他们的对话很漫长，且令人疲惫不堪。这时，他们停顿了一下。

“这么说，时候到了——”杰克开口道。

但科普兰医生打断了他。“现在也许我们有必要——”他嘶哑地咕哝着。他们停下，直视对方，等待着。“请原谅。”科普兰医生说。

“对不起，”杰克说，“你继续说。”

“不，你继续。”

“好吧——”杰克说，“刚才想说的话我就不说了。相反，我们要给南方下个定论。被遏制的南方。被荒废的南方。被奴役的南方。”

“还有黑人。”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杰克从身边的地板上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火辣辣的酒，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到储物间，拿起一个便宜的当镇纸用的小地球仪，握在手中，慢慢地转动着。“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卑鄙和邪恶。哈！四分之三的世界处于战争或压迫状态。骗子和魔鬼联起手来，知道的人孤立无援。但是！但是，如果你让我指出全球范围内最不文明的地方，我会指这儿——”

“看仔细点，”科普兰医生说，“你指到海上去了。”

杰克再次转动地球仪，粗短肮脏的拇指压着一个精心挑选的地点。“这儿。这十三个州。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读书，我到处走。这十三个州，我他妈每个都去过。我在每个州都干过活儿。我这么想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里很富足，可以让每个男人、女人或孩子免于贫困。此外，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一个原本伟大且正确的原则基础上——自由、平等和每个人的权利。哈！这个开端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几十万人却没饭吃。这十三个州对人类的剥削严重到了——你得亲眼去看看。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令人发狂的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南方人，他们的生存和死亡的境况并不比欧洲法西斯国家最低贱的农民强。一个佃户农场的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只有七十三美元。请注意，这是平均值！佃农的工资从三十五到九十美元不等。一年三十五美元意味着，工作一整天只赚大约十美分。糙皮病、钩虫病和贫血症随处可见。还有彻底的、纯粹的饥饿。但是！”杰克握起拳头，用脏兮兮的指关节蹭着嘴唇，额头沁出汗珠。“但是！”他重复道，“这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邪恶。其他的事情更糟。我说的是，他们隐瞒真相，不让人们知道。人们被告知的事情让他们看不到真相。有毒的谎言。所以，他们不被允许知道。”

“还有黑人。”科普兰医生说，“要想了解我们的遭遇，你必须——”

杰克粗暴地打断他：“拥有南方的是谁？北方公司拥有整个南方的四分之三。他们说老奶牛四处吃草——在南方、在西部、在北方、在东部。但她只在一个地方挤奶。涨奶的时候，她的老奶头只在一个地方摇晃。她到处吃草，只在纽约挤奶。比方说我们的棉纺厂，我们的纸浆厂，我们的马具厂，我们的床垫厂。北方拥有它们。然后呢？”杰克气得胡子乱颤，“这是一个例子。地点，一个依据美国工业伟大的父系制度建立起来的工业村。不在所有权。村里有一家巨大的砖厂，还有大概四五百间简陋的棚屋。这些房子不适合人类居住。此外，这些房子最初是作为贫民窟建起来的。这些棚屋只有两三间屋子，加上一个厕所——事先的计划远不如牛棚。建造时对需求的关注远不如猪圈。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猪是有价值的，人没有。你不能用骨瘦如柴的工人家的小孩制作带骨猪排和香肠。目前只能卖一半的人。但一头猪——”

“等一等！”科普兰医生说，“你跑题了。而且，你也没有关注非常独立的黑人问题。我根本插不上话。我们经历过这一切，但倘若把我们黑人排除在外，就不可能看到全貌。”

“我们回到工厂村这个话题。”杰克说，“一个年轻的棉纺工一开始上班一个星期能赚八到十美元，这个收入还不错，这是在他能找到工作的时候。他结了婚。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人也得去工厂上班。他们都有工作的时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大概是每周十八美元。哈！他们拿出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支付工厂提供的棚屋的租金。他们在一家公司所有或控制的商店里购买食物和衣服。每件商品，商店都会多收钱。有了三四个小孩后，他们就被控制住了，就像被套上了枷锁。这就是农奴制的整体性原则。然而在美国，我们却说自己是自由的。可笑的是，这种理念被反复强行灌输给佃农、棉纺工和其他所有人，他们还真相信了。但为了让他们不知道真相得撒无数个谎。”

“只有一条出路——”科普兰医生说。

“两条路。只有两条路。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段扩张时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机会。哈！但那个时期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不到一百家公司吞并了一切，只剩下一点残渣。这些企业吸干了人们的血，让百姓变成了软骨头。过去扩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整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腐朽堕落。前方只剩下两条路：一、法西斯主义；二、最具革命性和永久性的改革。”

“还有黑人。不要忘了黑人。就我和我的同胞而言，现在南方推行的就是法西斯主义，而且一直都是。”

“是的。”

“纳粹分子剥夺了犹太人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这里的黑人从来就没享受过这些生活。如果这里没像德国那样发生大规模的戏剧性的抢夺财物的事件，那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让黑人积累财富。”

“制度就是这样。”杰克说。

“犹太人和黑人。”科普兰医生痛苦地说，“我的同胞的历史可以和犹太人漫长的历史相提并论——只是更血腥、更暴力。就像某种海鸥，你抓住一只鸟，把一根红绳绑在它腿上，其余的鸟就会把它啄死。”

科普兰医生摘下眼镜，用一根金属丝把断裂的铰链缠了缠，又用睡衣擦了擦镜片。他的手激动地哆嗦着：“辛格先生是犹太人。”

“不，你错了。”

“但我敢肯定他就是犹太人。他的名字，辛格。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认出了他的种族。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哎呀，他不可能这么说，”杰克坚持道，“他是纯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我见过的话。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

“可是——”

“我敢肯定。绝对没错。”

“好吧，”科普兰医生说，“我们不要吵。”

外面，黑暗的空气凉了下来，房间里有了寒意。天快亮了。清晨的天空呈现出丝绸般的深蓝，月亮从银变白。万籁俱寂。外面的黑暗中唯有一只春鸟清晰而寂寞的歌声。尽管有一阵微风从窗口吹进来，房间里的空气依然有一股酸味，令人窒息，感觉既紧张又疲惫。科普兰医生从枕头上探起身子，眼睛里布满血丝，双手紧紧抓着床罩。睡衣的领口滑落到瘦骨嶙峋的肩上。杰克的脚后跟搭在椅子的横档上，两只巨手交叉，夹在膝盖间，一副孩子气的等待姿态。他眼圈深黑，头发蓬乱。他们看着彼此，等待着。随着沉默的时间增长，他们之间的气氛越发紧张。

最后，科普兰医生清了清嗓子，说：“我敢肯定，你没事不会上门。我确信，我们讨论了一整夜这些话题，绝非毫无目的。我们什么都聊了，除了最关键的话题——出路。必须怎样做。”

他们仍注视着彼此，等待着。每个人都一脸期待。科普兰医生笔直地靠在枕头上。杰克手托着腮，俯身向前。沉默仍在继续。接着，他们吞吞吐吐地同时开口。

“对不起，”杰克说，“你说。”

“不，你说。你先说的。”

“继续说吧。”

“哎呀！”科普兰医生说，“你继续说。”

杰克用迷茫神秘的眼神盯着他：“是这样。我是这么看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人们知道。一旦知道真相，他们就不能再被压迫了。只要有一半的人知道，就能赢得整个战斗。”

“是啊，一旦他们了解了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可你打算怎么告诉他们？”

“听我说，”杰克说，“你想想连锁信。如果一个人把一封信寄给十个人，那十个人中的每个人再给十个人寄信——你听懂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来写信，但理念是一样的。我只是到处宣讲。如果在一个城镇，我能让十个不知道的人看到真相，我觉得我就做了点好事。明白吗？”

科普兰医生惊奇地看着杰克，然后哼了一声：“别这么幼稚！你不可能这么到处宣讲。还什么连锁信！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

杰克的嘴唇哆嗦着，暴怒令他蹙起眉头：“好吧，你有什么建议？”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以前我的感觉和你类似。但我已经明白了，这种态度大错特错。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以为有耐心才是明智的。”

“我没说要有耐心。”

“面对残暴，我曾经很谨慎。面对不公，我曾经保持缄默。为了假想的整体利益，我牺牲了很多东西。我曾经相信舌头，而不是拳头。我曾教导人们把忍耐和相信人类灵魂当作反抗压迫的精神武器。现在我知道自己错得太离谱了。我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我的同胞。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迅速行动起来。以诈抗诈，以暴制暴。”

“可是怎么做？”杰克问，“怎么做？”

“哎呀，走出去，做事啊。把人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去示威！”

“哈！最后那句‘让他们去示威’露馅了。如果他们不知道，你让他们去抗议有什么用？你简直是通过猪屁眼喂猪。”

“这种粗俗的表达方式让我很生气。”科普兰医生一本正经地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才不在乎你生不生气。”

科普兰医生抬起手。“不要太激动。”他说，“我们尽量达成一致意见。”

“正合我意。我不想跟你打架。”

他们沉默了。科普兰医生的目光从天花板的一角移到另一角。好几次他润了润嘴唇想开口，但每次话语都半半拉拉的，没说出口。最后，他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不要试图孤立自己。”

“可是——”

“可是，没什么可是。”科普兰医生一副说教的口吻，“一个人能做的最致命的事就是试图孤立自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科普兰医生把滑落到瘦削的肩膀上的睡衣的领口往上拽，紧紧裹住脖子：“你相信我的同胞为他们的人权所做的斗争吗？”

医生的鼓动和他温和沙哑的问题突然令杰克热泪盈眶。他心中迅速涌起一股爱流，他抓住床罩上那只瘦削的黑手，抓得紧紧的。

“当然。”他说。

“我们的极度贫困？”

“是的。”

“正义缺席？严重的不平等？”

科普兰医生咳嗽起来，拿出一张放在枕头下面的纸片，吐在上面。“我有一个计划，一个非常简单、集中的计划。我打算专注于一个目标。今年八月，我计划带领本县一千多名黑人游行示威。向华盛顿进发。我们所有人凝聚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你去那边的储物间就会看到一摞信，我这个星期写的，我会亲自交到他们手上。”科普兰医生的手紧张地在窄床两侧上下滑动，“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吗？你会记得，我对你唯一的忠告是：不要试图孤立自己。”

“我明白了。”杰克说。

“但是，你一旦加入，就必须全力以赴。这是最重要的。从现在到永远，你要一直努力下去。你必须毫无保留地献出整个自我，不奢望任何回报，永不休息，也别指望能休息。”

“为了南方黑人的权利。”

“南方的，还有本县的黑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是，要么否。”

科普兰医生向后靠在枕头上。似乎只有他的眼睛是活的。它们在他脸上如火炭般燃烧。他的颧骨被烧成可怕的紫色。杰克满面愁容，用指节压住柔软、宽大、颤抖的嘴唇。他的脸腾地红了。外面，淡淡的晨曦初现。黎明中，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发出丑陋刺目的光。

杰克站起身，僵硬地站在床脚。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这根本不是正确的角度。我敢肯定这不是。首先，你根本出不了这个镇子。他们会驱散你们，说这是在威胁公共健康——或者捏造一个类似的理由。他们会逮捕你，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即使奇迹出现了，你们到了华盛顿，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哎呀，整个想法太疯狂了。”

科普兰医生的喉咙里响起呼哧呼哧刺耳的痰声。他的声音很严厉：“既然你这么快就嘲笑谴责，你又有什么好建议呢？”

“我没嘲笑，”杰克说，“我只是说，你的计划很疯狂。我今晚是带着想法来的，比你这个好多了。我希望你儿子——威利，和另外两个男孩坐在车上，我推着他们到处走。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我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换句话说，我要做个演讲，谈谈资本主义辩证法——揭穿它的全部谎言。我会给大家解释，让所有人都明白男孩们的脚为什么被锯掉。让每一个看到他们的人都知道。”

“呸！呸呸！”科普兰医生气愤地说，“我不认为你有良好的判断力。如果我觉得这事值得一笑，我肯定会为此发笑。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耳听到这种胡言乱语。”

他们极度失望愤怒地盯着对方。外面的街道上传来手推车的嘎嘎声。杰克强忍着，咬着嘴唇。“哈！”他最后说，“你是唯一疯狂的人。你在开倒车。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黑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些州一千五百万名黑人男子全部阉割掉。”

“你夸夸其谈什么正义，其实心里怀有这样的想法。”

“我没说应该这么做。我只是说，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杰克缓慢且煞费苦心地说，“工作必须从底层做起。打破旧传统，创建新秩序。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要让人第一次成为社会性动物，生活在一个有序且受控的社会中，他不会为了生存被迫做不公正的事。有了这样的社会传统——”

科普兰医生讽刺地拍起巴掌。“很好，”他说，“但在布织出来之前必须先摘棉花。你和你那些想入非非的无为理论只能——”

“嘘！谁在乎你和你那一千个黑人是不是溜达到一个叫华盛顿的臭粪坑？那能改变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不可饶恕的谎言的基础上。那么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几千个人，黑人，白人，好人或坏人？”

“一切！”科普兰医生气喘吁吁地说，“关系到一切！一切！”

“一点都不重要！”

“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即使是这个地球上最卑鄙、最邪恶的人的灵魂，它的价值也超过——”

“哦，见鬼去吧！”杰克说，“胡说！”

“渎神者！”科普兰医生尖叫道，“肮脏无耻的渎神者！”

杰克摇动床上的铁条，额上青筋暴起，满脸愠怒：“目光短浅的顽固分子！”

“白——”科普兰医生的声音慢慢消失了。他挣扎着，就是发不出声。最后，他终于说出一声恼怒的低语：“恶魔。”

窗外是明黄的早晨。科普兰医生倒在枕头上，脖子扭成一个断掉的角度，嘴上有血沫。杰克猛烈抽泣着，看了他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房间。

14

现在她没法待在“里屋”了。身边总得有人。时时刻刻都要做点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她就数数或者算算术。她数了客厅壁纸上所有的玫瑰花。她算出了整栋房子的体积。她数了后院的每片草叶和一丛灌木的每片叶子。因为倘若不想着数字，那种可怕的恐惧感就会向她袭来。五月的这些下午，她放学后走回家，走着走着，她就得立刻想点什么。一个好东西——很好的东西。也许她会想起一段快节奏的爵士乐。或者她到家时冰箱里的一碗果冻。或者计划在煤库后面抽根烟。也许她老早就开始打算什么时候去北方看雪，甚至去外国的某个地方旅行。然而，这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想法并不持久。果冻五分钟就吃光了，烟也抽完了。这之后有什么呢？数字在她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雪和外国还早着呢。这之后有什么？

只有辛格先生。他去哪儿，她就想跟到哪儿。早上，她注视着他走下门前的台阶去上班，她跟着他走半个街区。每天下午，一放学，她就在他工作的珠宝店附近的街角闲逛。四点，他出来喝瓶可口可乐。她看着他穿过街道，走进杂货店，再看着他出来。她跟着他下班回家，有时，就连他出去散步，她也跟着他。她总是远远地跟在他后面。他并不知道。

她会去楼上他的房间看他。她先把脸和手擦洗干净，再在裙子的前摆上洒点香草精。现在她一周只去看他两次，她不想让他厌烦她。她推开门时，他经常坐在奇怪漂亮的象棋前。然后她就和他待在一起。

“辛格先生，你有没有在冬天下雪的地方生活过？”

他把椅子向后倾斜靠在墙上，点了点头。

“你去过一个和这儿不同的国家——去过外国？”

他又点了点头，拿起银色的铅笔在便笺簿上写了起来。他到过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底特律河对岸。加拿大在遥远的北方，白雪一直堆到房顶。那里有著名的五胞胎和圣劳伦斯河。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互相说着法语。遥远的北部有幽深的森林和白色的冰屋。北极地区有美丽的北极光。

“你在加拿大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弄点新鲜的雪，跟奶油和糖拌在一起吃？我在书上读到过，据说特别好吃。”

他把头转向一边，没听懂。她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她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很傻。她只是看着他，等待。他的头在身后的墙上投下一个很大的黑影。电扇让浑浊闷热的空气变得凉爽起来。一切都很安静。他们仿佛等着告诉对方以前从未说过的事。她要说的事很可怕，很吓人。但他要告诉她的事那么真实，会让一切都好起来。也许这是一个无法说出口，也无法写下来的东西。也许他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让她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她和他在一起的感觉。

“我只是问问加拿大的事——没别的意思，辛格先生。”

楼下自家的房间里有很多烦心事。埃塔仍然病得很重，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她睡不着觉。百叶窗拉下来，黑乎乎的房间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难闻的气味。埃塔的饭碗丢了，这意味着，除了医疗费，每周还少了八美元的收入。后来有一天，拉尔夫在厨房里溜达，热炉子把他烫伤了。缠着绷带的手很痒，随时得有人看着他，不然他会把水疱挠破。乔治生日那天，他们给他买了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车把上有铃铛，还有车筐。每个人都凑钱给他。但埃塔丢掉工作后，他们就付不起了，分期付款拖欠两次后，商店就派一个人过来把车骑走了。乔治看着那个人把自行车骑下门廊，经过他身边时，乔治踢了一脚后挡泥板，然后走进煤库，关上门。

永远是钱，钱，钱。他们欠食品杂货店的钱，欠家具的尾款。现在他们失去了房子，还欠着房钱。房子里的六个房间一直被占用着，但没有人按时交房租。

有一段时间，父亲每天都出去找工作。他干不了木匠活了，离地面十英尺，他就胆战心惊。他应聘了很多份工作，但没有人雇用他。最后，他有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广告，米克。”他说，“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眼下对我的修表生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广告。我必须推销自己。我得走出去，让人们知道我会修表，价廉物美。你只要记住我的话。我要把生意做大，这样在我的余生就能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只能通过做广告实现。”

他带回家一打铁皮和一些红油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很忙。他好像觉得这个主意好得不得了。前屋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广告牌。他趴在地上，非常用心地涂写每个字母。干活时，他吹着口哨，晃着脑袋。他好几个月没这么开心过了。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不时穿上漂亮的西装，去街角喝杯啤酒。最开始，他在广告牌上写道：

威尔伯·凯利

修表

价格低廉，专业水准

“米克，我希望这几个字特别打眼。无论你在哪儿看到它们，它们都很显眼。”

她帮他干活，他给了她三枚五分硬币。起初，广告牌看着还不错。后来他不断添枝加叶，就给搞砸了。他总想添点东西——在边角上，在顶部和底部。还没完工，广告牌上就涂满了“价格低廉”“速来”和“你给我什么表，我都能让它走起来”。

“广告牌上写的东西太多，人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她告诉他。

他又弄回来一些铁皮，让她做设计。她设计得非常简单朴素，用大大的印刷体字母书写广告语，还在上面画了一个时钟。很快，他就有了一大堆广告牌。他认识的一个人开车带他去乡下，他把广告牌钉在树上和篱笆桩上。他在街区两端各立了一块广告牌，一只黑手指向这栋房子。前门上方也有一块招牌。

弄完广告的第二天，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系着领带，在前屋等。什么事也没发生。珠宝商派人送来两口钟，那儿的活儿干不完就拿给他做，他只收半价。仅此而已。他深受打击。他再也不出去找工作了，但每时每刻都在家里忙活。他把门拆下来，给合页上了油——不管是否需要。他帮波西亚搅拌了人造黄油，擦洗了楼上的地板。他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冰箱的水可以通过厨房的窗户排出去。他给拉尔夫刻了一些漂亮的字母积木，发明了一个小小的穿针器。就那么几块要修的手表，他在上面下了很多功夫。

米克还在跟踪辛格先生。但她不想这样。她好像觉得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成天跟着他不大对头。她逃了两三天课。他去上班的时候，她走在他身后，一整天，她都在他工作的店铺附近的街角转悠。他在布兰农先生那儿吃午饭的时候，她走进咖啡馆，花五分钱买袋花生。到了晚上，她跟着他在黑暗中长时间散步。她走在街对面，和他相隔一个街区。他停，她也停——他走得快，她就跑几步跟上去。只要能看见他，离他不远，她就很开心。但有的时候，她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她知道这事做得不对。所以，她尽量让自己在家里忙活。

她现在有一点跟爸爸很像，总得摆弄点什么。她时刻关注家里和附近发生的一切。小排骨他大姐在电影院的摸彩活动中赢了五十美元。芭比·威尔森头上的绷带拆了，但头发剪得很短，像个小小子。她今年不能在晚会上跳舞了，母亲带她去看演出，人家正跳着舞，芭比开始大喊大叫大哭大闹，人家只好把她拖出剧院。在人行道上，威尔森太太为了让她规矩点，只好动手打了她。威尔森太太也哭了。乔治讨厌芭比。她从门前经过时，他就捂住鼻子，堵住耳朵。皮特·韦尔斯离家出走了，消失了三个星期。他回来的时候，光着脚，饿得够呛。他吹牛，说一直走到了新奥尔良。

因为埃塔，米克仍睡在客厅里。短沙发挤得她难受，她只能在学校的自习室里补觉。每隔一个晚上，他和比尔交换地方，她和乔治睡。后来，他们的生活有了幸运的转变。楼上有个房客搬走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报纸上登的广告没有人理会，妈妈告诉比尔，他可以搬到空房间去住。比尔很高兴远离家人，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她搬去和乔治一起睡。他睡觉时像只温暖的小猫，呼吸很轻。

她又认识了夜晚的时光。但和去年夏天不同，那时她独自走在黑暗中，听着音乐，制订计划。她现在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夜晚。她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一种古怪的恐惧感涌上心头。天花板仿佛慢慢地朝她的脸上压下来。房子万一塌了怎么办？爸爸曾经说过，整个地方都应受到谴责。难道他的意思是，某个晚上，他们熟睡时，墙体会开裂，房子会倒塌？把他们埋在灰泥、碎玻璃和砸烂的家具下面？他们动弹不了，也无法呼吸？她躺在那儿，醒着，肌肉僵硬。夜里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有人在走路吗——除了她，还有人醒着——辛格先生？

她从没想过哈利。她决心忘掉他，她确实把他给忘了。他写信说，他在伯明翰的一家汽车修理厂找到了工作。她回了一张明信片，按照他们的计划在上面写了“ok”。他每周给母亲寄三美元。距离他们一起去那个树林，时间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

白天，她在“外屋”忙活。但到了晚上，她独自在黑暗中，光做算术是不够的。她需要某个人。她试图让乔治醒着。“不睡觉，在黑暗中聊天很好玩儿。我们说会儿话吧。”

他睡意蒙眬地回答了一句。

“你看窗外的星星。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小星星中的每一颗都是和地球一样大的行星。”

“他们怎么知道的？”

“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有测量方法。这是科学。”

“我不信。”

她想鼓动他争吵，这样他就会生气，就睡不着了。而他只是任凭她说下去，似乎没有专心听。过一会儿，他说：“看哪，米克！你看见那根树枝了吗？像不像一个移民祖先，躺在那儿，手里拿把枪？”

“还真像。一模一样。看那边书桌上。那个瓶子像不像一个滑稽演员，头上还戴了顶帽子？”

“不像，”乔治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她从地板上拿起一杯水，喝了一口：“我跟你玩个游戏吧——名字游戏。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随便什么。你可以选择。”

他把两个小拳头放在脸上，呼吸平静而均匀，因为他睡着了。

“等一等，乔治！”她说，“这个游戏很好玩。我是一个名字以m打头的人，你猜我是谁。”

乔治叹了口气，声音很疲惫：“你是哈勃·马克斯(24)？”

“不是，我不是演电影的。”

“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我的名字以m打头，我住在意大利。你应该能猜到。”

乔治翻了个身，蜷成一团。他没有回答。

“我的名字以m打头，但有的时候，人们以d打头的名字称呼我。在意大利。你能猜到。”

房间安静、黑暗，乔治睡着了。她掐了他一把，拧了一下他的耳朵。他哼哼了几声，但没有醒来。她紧紧挨着他，把脸贴在他赤裸的小肩膀上。她做小数题时，他会睡一整夜。

楼上的辛格先生还醒着吗？天花板嘎吱嘎吱响，是不是因为他在轻轻踱步，喝着冷橙汁，研究摆在桌上的棋子？他体会过这种可怕的恐惧吗？不，他从没做过什么错事。他从没做错过，夜里，他的心很平静。但同时他会理解这种感受。

她要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就好了。她考虑了一下如何开口。辛格先生——我认识这个女孩，她的年龄并不比我大——辛格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这种事——辛格先生。辛格先生。她一遍遍说着他的名字。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家人，甚至超过乔治和爸爸。这是一种不同的爱。这和她以前感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早晨，她和乔治一起穿衣服、聊天。有时候，她特别想紧紧挨着乔治。他长高了，苍白，消瘦。他柔软微红的头发乱蓬蓬地盖在小耳朵尖上。他锐利的眼睛总是眯缝着，看上去一脸紧张。他的恒齿长出来了，但它们是蓝色的，和他从前的乳牙一样稀疏。他的下巴经常歪着，因为刚长出来的新牙很痛，他总用舌头去舔它们。

“听着，乔治，”她说，“你爱我吗？”

“当然。我爱你啊。”

学年的最后一周，一个天气炎热、阳光明媚的早晨。乔治穿好衣服，躺在地板上做算术题。他的小脏手捏着铅笔，老把铅笔芯弄断。他做完作业，她抓住他的肩膀，仔细凝视他的脸。“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很爱我，特别特别爱我。”

“放开我。我当然爱你。你不是我姐姐吗？”

“我知道。但假设我不是你姐姐，你还会爱我吗？”

乔治向后退。他没有干净的衬衫了，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毛衣。他的手腕很细，露出青筋。毛衣的袖子抻得很长，松垂着，显得他的手很小。

“如果你不是我姐，我可能就不认识你了。所以，我不能爱你。”

“如果你认识我，我又不是你姐呢。”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你，你又不能证明。”

“哎呀，你就当你认识我，假装认识我好啦。”

“我想我会喜欢你的。但我还是要说，你没法证明——”

“证明！你迷上这个词了。证明和骗局。一切要么是骗局，要么必须证明。我真是受不了你，乔治·凯利。我讨厌你。”

“好吧，那我也不喜欢你。”

他爬到床底下找东西。

“你在那下面找什么呢？最好别碰我的东西。要是让我抓到你乱动我的私密盒子，我就把你的头往墙上撞，撞破你的脑袋。我会这么做的。我会用脚跺你的脑子。”

乔治从床底下出来了，手里拿着他的拼写课本。他脏兮兮的小爪子伸进床垫上的一个洞，他的弹子球藏在那里。这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惊慌。他不慌不忙地挑了三个棕色的玛瑙纹弹子带在身上。“哦，呸，米克。”他回答她。乔治太小，也太强悍。爱他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他懂的东西比她还少。

学校放假了，她每门课都考过了——有的得了a+，有的将将及格。白天漫长炎热。她终于又可以认真钻研音乐了。她开始写几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她还写歌。脑子里时刻有音乐。她听辛格先生的收音机，在房子附近转悠，想着听过的节目。

“米克怎么了？”波西亚问，“她的舌头被什么猫叼走了吗？走来走去，一句话也不说。她都不像从前那么贪婪了。这些天她要变成一个十足的淑女了。”

她好像在以某种方式等待——但等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白热刺眼的阳光炙烤着街道。白天她要么认真钻研音乐，要么和孩子们厮混，还有等待。有时，她迅速环顾四周，那种恐慌感再次袭来。六月末，突然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改变了一切。

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外面的门廊上。暮色朦胧柔和。晚饭快准备好了，卷心菜的味道从敞开的门厅飘过来。所有人都在，除了黑兹尔，她还没下班，还有埃塔，仍卧病在床。爸爸仰坐在椅子上，穿袜子的脚搭在栏杆上。比尔和孩子们在台阶上。妈妈坐在秋千上，用报纸扇风。街对面，一个新搬来的女孩穿着旱冰鞋在人行道上滑来滑去。街灯刚亮，远处有个男人在喊什么人。

黑兹尔回来了。她踩着高跟鞋笃笃走上台阶，然后懒洋洋地靠在栏杆上。半明半暗中，她捋着辫子，肥肥软软的手特别白。“我真希望埃塔能工作，”她说，“我今天发现了这份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爸爸问，“我能干吗，还是只适合女孩子？”

“只适合女孩。伍尔沃斯的一个店员下礼拜要结婚。”

“小杂货店——”米克说。

“你感兴趣？”

听到这个问题，她吃了一惊。她一直想着前一天在那儿买的一袋薄荷糖。她又热又紧张。她把额头的刘海儿掀上去，数着最早出来的几颗星星。

父亲把烟头弹到人行道上。“不，”他说，“我们不想让米克在这个年龄承担太多责任。让她正常地成长吧。不管怎样，至少让她完全长大。”

“我同意你的说法，”黑兹尔说，“我真的认为让米克有固定工作是错的。我认为那样不对。”

比尔把拉尔夫从腿上抱下来，两只脚在台阶上拖来拖去：“十六岁之前任何人都不该工作。米克应该还有两年时间，读完职业学校——如果我们能让她读完。”

“即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房子，搬到工厂镇去，”妈妈说，“我也想让米克在家里多待一阵子。”

有那么一会儿，她吓坏了，以为他们会强迫她接受这份工作。真要是那样，她会说她要离家出走。但他们的态度感动了她。她很兴奋。他们都在谈论她——以友善亲切的方式。她为最初的恐惧感到羞愧。突然，她感觉自己爱着全家人，她的喉咙发紧。

“在那儿能赚多少钱？”她问。

“十美元。”

“一个星期十美元？”

“当然了，”黑兹尔说，“你以为一个月才十美元？”

“波西亚都赚不了那么多。”

“哦，有色人——”黑兹尔说。

米克用拳头蹭了蹭头顶：“那可是一大笔钱呢。真不少。”

“你都笑得合不拢嘴了，用不着这样，”比尔说，“我也赚这么多。”

米克口干舌燥。她把舌头在嘴里转来转去，聚集足够多的唾液好说话：“一周十美元可以买大约十五只炸鸡。或者五双鞋，五条裙子。或者分期付款买台收音机。”她想的是一架钢琴，但没说出口。

“这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妈妈说，“不过，我还是想让米克在家里多待一阵子。等埃塔——”

“等等！”她觉得燥热又鲁莽，“我想接受这份工作。我能保得住。我知道我能。”

“听小米克说。”比尔说。

爸爸用一根火柴棍剔牙，把脚从栏杆上拿下来：“不要操之过急。我希望米克慢慢来，把这事想清楚。她不上班，我们也能想办法生活下去。我打算让我的修表量增加百分之六十，只要——”

“我忘了，”黑兹尔说，“我想，每年还有圣诞节奖金。”

米克皱起眉头：“可那个时候我不能工作。我在学校。我只想在假期工作，然后回学校。”

“当然。”黑兹尔马上说。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如果我被录用的话，我就接受这份工作。”

全家人巨大的忧虑和紧张似乎消失了。黑暗中，他们开始说说笑笑。爸爸用一根火柴和一块手帕给乔治变了个戏法。他给了这孩子五十美分，让他去街角的商店买可口可乐，晚饭后喝。门厅里，卷心菜的味道更浓了，锅上煎着猪排。波西亚喊他们吃饭。房客们已等在桌旁。米克在餐厅吃晚饭。她盘子里的卷心菜的叶子又软又黄，没法吃。她伸手够面包时，弄翻了桌上的一罐冰茶。

稍后，她独自在前廊上等辛格先生回家。她不顾一切地想见到他。一小时前的兴奋感逐渐平息下来，她有点恶心。她要去杂货店上班了，她不想在那儿工作。她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这不只是一份暑期工——要干很长时间，长得看不到尽头。一旦他们习惯有收入，就再也不能没有钱了。事情就是这样。她站在黑暗中，紧紧抓着栏杆。时间过去了很久，辛格先生还没来。十一点时，她出去看能否找到他。但黑暗中，她突然害怕起来，跑回了家。

早上，她洗了澡，精心打扮了一番。黑兹尔和埃塔借给她衣服穿，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黑兹尔的绿色真丝裙，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穿上长筒袜和高跟鞋。她们给她涂了胭脂，抹了口红，还给她修了眉毛。修饰装扮一番后，她看上去至少有十六岁。

这会儿打退堂鼓已经太晚了。她真的长大了，准备谋生了。但是，如果她去找爸爸，告诉他她的感受，他会让她再等一年。即使是现在，黑兹尔、埃塔、比尔和妈妈也会说她不必去。但她不能这么做。她不能丢脸。她上楼去看辛格先生，话冲口而出：“你听我说——我相信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你觉得怎么样？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你认为现在就辍学打工可以吗？你认为这样好吗？”

一开始他没明白。他灰色的眼睛半闭着，站在那儿，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们等着告诉对方以前从未说过的事。她现在要说的话并不多。但他要告诉她的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他说那份工作听着还不错，她会感觉好些。她慢慢地重复刚才的话，等待着。

“你觉得好吗？”

辛格先生考虑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她得到了那份工作。经理把她和黑兹尔带到后面一个小办公室，和她们谈了谈。后来，她不记得经理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她被雇用了，往外走的路上，她买了十美分的巧克力，还给乔治买了一小套橡皮泥。六月五号，她就要上班了。她在辛格先生工作的珠宝店的橱窗前站了很久。然后，她在街角徘徊。

15

辛格又要去看望安东尼帕罗斯了。旅途漫长。尽管他们之间相隔不到二百英里，但火车蜿蜒迂回，绕了远路，夜里还在几个车站停了好几个小时。辛格下午离开小镇，坐一宿车，次日清晨方能抵达。一如往常，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计划，这次探望朋友，要待整整一个星期。他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了，帽子楦过了，行李也收拾好了。他要带去的礼物用彩色棉纸包好了——此外，还有一个用玻璃纸包好的豪华果篮和一箱刚运来的草莓。离开前的那个早上，辛格打扫了房间。他在冰柜里发现了一点吃剩的鹅肝，拿到巷子里喂了邻居家的猫。他在门上钉了一张和从前一样的字条，说要出差几天。做这些准备工作时，他悠闲地走来走去，颧骨上挂着两团鲜艳的红晕，表情十分严肃。

终于，马上就要出发了。他站在站台上，手里拎着手提箱和礼物，看着火车进站。他在硬座车厢找了个座位，举起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车厢里挤满了人，大部分是母亲带着孩子。绿色毛绒座椅有一股脏味。车窗很脏，向某对新人撒的大米散落在地上。辛格亲切地对旅伴们笑了笑，靠坐在座位上。他闭上眼睛，睫毛在双颊凹陷处上方投下弧形暗影。他的右手紧张地在口袋里动来动去。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思绪徘徊在身后的小镇。他看见了米克、科普兰医生、杰克·布朗特和比夫·布兰农。这些面孔从暗处向他涌来，他感到窒息。他想到布朗特和那个黑人的争吵。那场争吵的性质是什么，他一头雾水，但他们有好几次长篇大论地攻击对方，那个不在场的人。他轮流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尽管他不知道他们希望他认可什么。还有米克——她的神情很急迫，说了很多话，他一句都没听懂。接下来，还有纽约咖啡馆的比夫·布兰农，下巴铁青、目光警觉的布兰农，还有街上跟着他到处走，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拉着他聊个没完的陌生人。亚麻店的那个土耳其人，在他面前比比画画，含糊不清、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他的口形和舌位都是辛格从未想象过的。一个工头和一个黑人老妇。主街上的一个商人和一个拉着士兵逛河边妓院的顽童。辛格不安地扭了扭肩。火车随着平稳轻松的运动摇晃着。他的头靠在肩上，一点一点的，过了一小会儿，他就睡着了。

再次睁开眼时，小镇已被远远抛在身后。小镇被遗忘了。脏兮兮的车窗外是明媚仲夏的乡村。强烈的古铜色的阳光斜照在绿油油的新棉花田上。这里有大片的烟草田，茂密的绿色植物像某种可怕的丛林杂草。桃园里，过于矮小的树上沉甸甸地缀满了美味多汁的果实。这里有绵延数英里的牧场和绵延数十英里的荒地，如今这片被洪水冲蚀的土地上恣意生长着更耐寒的野草。火车穿过深绿色的松林，地面上覆盖着光滑的棕色松针，纯洁的树梢向上伸展，高高插入云霄。更远处，小镇南边很远的地方有柏树沼泽——疙疙瘩瘩的树根向下扭动，插入咸水，破烂的灰色苔藓从树枝上垂下，热带水生花在阴暗潮湿中开放。火车驶出沼泽，再次进入开阔地，抬眼又是阳光和靛蓝的天。

辛格坐在那儿，严肃、羞怯，脸完全扭向窗口。空间的快速移动和浓烈的原色几乎令他眼花缭乱。这万花筒般多样的景色，这丰富的植物和颜色，不知怎么的，似乎和他的朋友有某种联系。他的思想和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重聚的狂喜几乎令他窒息。他鼻孔收缩，微微张开嘴巴，呼吸急速且短促。

安东尼帕罗斯会很高兴见到他。他会喜欢新鲜水果和礼物。现在他应该离开病房了，可以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去他第一次探望时他们吃晚饭的那家酒店。辛格给安东尼帕罗斯写了许多信，但没有寄出去。他任凭自己不停地想念朋友。

自从上次和他在一起，已经过去半年了，时间似乎不长也不短。他醒着的每一刻背后都有他的朋友。这种与安东尼帕罗斯沉浸式的交流发展并变化，他们似乎血肉相连。想到安东尼帕罗斯，有时他心怀敬畏和自卑，有时带着骄傲——但始终充满不受批评约束、不被意志左右的爱。晚上做梦时，朋友的脸总在他眼前，巨大且温和。在他醒着的思绪中，他们永远在一起。

夏天的夜晚来得很慢。太阳落到远处一排参差不齐的树后面，天空暗了下来。暮色慵懒而温柔。天上有一轮白色的满月，紫色的低云悬浮在地平线上。大地、树木、没有粉刷的农舍缓缓变暗。每隔一段时间，温和的夏日闪电在空中颤抖几下。辛格专注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夜幕终于降临，他自己的脸映在面前的玻璃上。

孩子们在车厢的过道上蹒跚来去，手里的纸杯往外滴水。一个坐在辛格面前的老人穿着工装裤，时不时地拿起可乐瓶喝威士忌，每喝完一口就小心翼翼地用一个纸团把瓶口塞好。右边一个小女孩用一个黏糊糊的红色棒棒糖梳头。鞋盒似的小屋打开，一盘盘晚餐从餐车里端出来。辛格没吃。他靠在座位上，漫无目的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车厢终于安静下来了。孩子们躺在宽大的长毛绒座椅上睡着了，男人和女人们枕着枕头，蜷着身子，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休息。

辛格没睡。他把脸紧贴在玻璃上，使劲注视着黑夜。黑暗沉重，如天鹅绒般柔软。有时能看到一片月光，或者沿路的某个房子的窗口闪烁的灯光。从月亮的位置判断，原本向南开的火车向东驶去。他的渴望如此热切，鼻子收缩得让他透不过气来，两颊绯红。夜旅漫长，大部分时间，他就坐在那里，脸紧贴着冰凉乌黑的窗玻璃。

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时早已是清新明媚的夏日早晨。辛格立刻去了酒店，他预订了一家很好的酒店。他打开袋子，把要送给安东尼帕罗斯的礼物摆在床上。根据侍者拿来的菜单，他选了一份豪华早餐：烤青鱼、玉米粥、法式吐司和热的黑咖啡。早饭后，他穿着内衣，吹着电扇休息。中午，他开始洗漱。他洗了澡，刮了脸，摊开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他最好的泡泡纱西装。医院三点以后允许探视。那是七月十八日，星期二。

到了疯人院，辛格先去从前关禁安东尼帕罗斯的病房找他。但刚到病房门口，他就发现朋友不在。接着，他穿过走廊，去了上次他被带到的那间办公室。他已经把问题写在随身带的一张卡片上了。办公桌后面不是上次那个人了。这回是个小伙子，几乎是个孩子，一张稚嫩的脸还没长开，一头稀疏平直的头发乱蓬蓬的。辛格递上名片，静静地站着，怀里抱着大包小包，身体重心放在脚后跟上。

小伙子摇了摇头。他趴在桌上，不慌不忙地在一个便笺簿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辛格读后，颧骨上的红晕立刻消失了。他盯着那张字条看了很久，眼睛斜着，耷拉着头。纸上写着安东尼帕罗斯死了。

回酒店的路上，他非常小心，生怕压坏带来的水果。他把包裹拿到楼上的房间，又溜达到楼下的大堂。一棵盆栽棕榈树后面有一台老虎机。他塞进一枚五分硬币，但当他试图拉操纵杆时，发现机器卡住了。因为这事，他大闹了一场。他把职员逼得走投无路，愤怒地演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他面如死灰，完全失控，眼泪顺着鼻梁滚落下来。他胡乱挥手，甚至用他细长优雅穿鞋的脚跺了一下毛绒地毯。硬币退还给他了，他还是不满意，要求立刻退房。他收拾好包，费了好大劲才把行李箱合上。因为除了他带来的物品，他还拿走了三条毛巾、两块肥皂、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一卷手纸和一本《圣经》。他付了房费，走到火车站，寄存了行李。火车要晚上九点才开，他有一下午的空闲时间。

这个镇子比他生活的那个还小。商业街交叉成十字架的形状。商店看着很土气，一半橱窗里摆放着马具和一袋袋饲料。辛格无精打采地走在人行道上。他的嗓子肿了，咽唾沫都费劲。为了缓解这种窒息感，他在一家杂货店买了瓶饮料。他在理发店闲混了一会儿，又在一个小杂货铺买了点小玩意。他不直视任何人的脸，脑袋耷拉到一边，像一只生病的动物。

下午快结束时，辛格碰上一件怪事。他正沿着路边慢吞吞七扭八歪地走。天色阴沉，空气潮湿。辛格没有抬头，但经过台球厅时，他斜眼瞥见某个令他不安的东西。他走过台球厅，在路中间停下。他无精打采地沿原路返回，站在台球厅敞开的门前。里面有三个哑巴，正用手语交谈。他们三个都没穿外套，戴着圆顶礼帽，打着鲜艳的领带。每人左手拿着一杯啤酒。他们长得很像，大概是兄弟吧。

辛格走了进去。他费了会儿工夫才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他笨拙地做了一个问候的手势。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点了杯冷饮。他们围住他，不停打着手语，问题连珠炮似的向他射来。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和他居住的小镇的名字。这之后，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问他们认不认识斯皮诺斯·安东尼帕罗斯。他们不认识。辛格站在那儿，两只手悬垂着。他的头仍歪向一边，目光是斜的。他是如此倦怠冷漠，三个戴圆顶硬礼帽的哑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不理他了。他们付了几巡啤酒钱，准备离开时都没提议他跟着一起走。

辛格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天，差点误了火车。他不清楚怎么会这样，也不清楚之前那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火车开动前两分钟，他才赶到车站，将将有时间把行李拖上车，找到座位。他选的那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安顿好后，他打开那箱草莓，精挑细选起来。草莓个头很大，有核桃那么大，已经熟透了。颜色艳丽的果子顶端的绿叶像一束束小花。辛格把一颗草莓放到嘴里，尽管果汁的味道美极了，甜极了，但已经有了淡淡的腐坏的味道。他一直吃到味觉迟钝，才重新把箱子包好，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午夜时分，他拉上窗帘，躺在座位上。他蜷成一团，拉起外套，遮住脸和头。他以这个姿势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一直晕晕乎乎，半梦半醒。到站时，列车长不得不把他摇醒。

辛格把行李扔在车站大厅中央，向珠宝店走去。他转过头，无精打采地跟老板打了个招呼。出门时，他的口袋里多了样沉甸甸的东西。他垂着头在街上游荡了一会儿。但直射的灿烂的阳光，潮湿的闷热，令他心情沉重。他肿着眼睛，头很痛，回到房间。休息过后，他喝了杯冰咖啡，抽了支烟。洗完烟灰缸和杯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将一枚子弹射进了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