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一章中所讲述的很多事都是亨利·b·诺萨普和其他人后来告诉我的。
巴斯写给佩里和帕克的那封信是在1852年8月15日从马克斯维尔的邮局寄出的，两位先生收到这封信的时间是9月上旬。当时，安妮刚刚搬到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卡彭特酒店的厨房掌勺，不干活的时候一直跟孩子们住在一起。
佩里先生和帕克先生一收到那封信就立刻转寄给了安妮。孩子们读了信之后激动万分，马上去仙蒂山找到了亨利·b·诺萨普，请求他的帮助。
诺萨普先生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确认纽约州的法律中有一条关于恢复奴隶之自由身份的法令。这条法令是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标题是《有效保护本州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州长一旦获悉充分的信息，表明本州之任何公民或住民被他人通过不法手段拘于其他州或美国的其他领土范围内并沦为奴隶，或者因为其肤色或根据其他任何法律而被定性为奴隶的，州长应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解救该公民或住民，使其恢复自由身份；为达成该目的，州长有权委派并聘用一名代理人，授予该名代理人足够的资质并给予其足够的指示，促使其完成获委派之任务。该名代理人需搜集合理且足够的证据，证明该公民或住民的自由身份，并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包括开展实地调查及启动法律程序等）促使该公民或住民返回本州。在前述行动中产生的所有开支和费用均由财政部拨款。（参见附录一）
根据这条法令，首先需要做的是向州长提供足够的信息证明以下两点：首先，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其次，我被他人通过不法手段贩卖为奴。第一点比较好办，认识我的年长一点的人都愿意为我作证；第二点只能靠写给佩里先生和帕克先生的那封信来证明，但到底是谁写的信，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曾在“奥尔良”号上亲笔写过一封求救信，可惜那封信早已下落不明。
安妮签署了一封呈交给亨特州长的请愿书，里面写清楚了她和我之间的婚姻关系、我前往华盛顿后不知所踪以及收到求救信的事，同时也强调了我是自由公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跟这封请愿书一同呈交给亨特州长的，还有仙蒂山和爱德华堡的几位德高望重的公民为我签署的宣誓书，证明请愿书所言均属实，同时还提请州长委派亨利·b·诺萨普担任代理人，负责解救我的工作。
州长审阅了请愿书和宣誓书之后，非常重视这件事。1852年11月23日，州长盖章并签发了亨利·b·诺萨普的委任函，确认、委派并指示亨利·b·诺萨普先生作为全权代理，负责解救工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并立刻出发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所涉机构和人员都需给予其便利。（参见附录二）
诺萨普先生当时手头恰好有几件特别紧急的工作，所以到12月才动身。12月14日，他离开仙蒂山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皮埃尔·苏尔阁下、作战部长康拉德阁下和美国最高法院的纳尔逊法官在了解了诺萨普先生的任务并仔细审阅了请愿书和宣誓书的核证副本后，都表示非常重视这件事，一定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协助。
尤其是苏尔阁下，他特别关注这件事，并非常坚定地表示，路易斯安那州的每一个种植园主都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一定要确保我早日恢复自由；他相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联邦公民都会为了我的利益挺身而出。诺萨普先生在得到了这些宝贵的亲笔信之后，先回到巴尔的摩，然后去了匹兹堡。他原先的计划是直接去新奥尔良，华盛顿的友人也是这么建议他的，大家都觉得应该直接去新奥尔良调查一下。结果，如有神助一般，诺萨普先生在到达雷德河口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是他当时真的直接去了新奥尔良，那他就不会碰到巴斯，我也不会那么顺利地被解救出来。
他在雷德河口搭上了当天的第一艘汽船南下，那条小河水流缓慢、蜿蜒曲折，从广袤的原始森林和人迹罕至的沼泽地里穿过。1853年1月1日上午九点左右，他在马克斯维尔下船，然后直接去了当地的法院，那其实就是个离河岸大概四英里远的小村子。
当时他突然改变主意去了马克斯维尔，是因为他想到那封求救信的邮戳是马克斯维尔，所以他推算，我应该就在这附近。他首先拜访了当地的一位知名律师约翰·p·瓦迪尔阁下，他是一位特别有才华也特别高尚的先生。瓦迪尔阁下读了那些信和文件，仔细地向诺萨普先生了解了我被俘为奴的经历，然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件事中。他跟其他极具正义感的人一样，对绑架这种罪行深恶痛绝。尽管他身处蓄奴州，奴隶对于他的亲友和客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但他在奴隶交易方面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诚信，绝对不允许这种不公行为的存在。
如果读者看一下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图，很可能一眼就会看到用斜体字特别标出的“马克斯维尔”，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村里只有一家小酒馆，老板是个特别乐观慷慨的人。当地的法院在不开庭的时候只有牛群和猪群会去光顾。高高的绞刑架上飘着一根随风摇曳的绳子。陌生人总是匆匆走过，不会注意到这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庄。
瓦迪尔先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所罗门·诺萨普”这个名字。他有个黑奴叫汤姆，是个无所不知的家伙，他觉得要是真有人叫这个名字，汤姆肯定知道。于是，他把汤姆叫了过来，但是汤姆也从来都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求救信上的地址写的是贝夫河，所以他们都认为，应该到贝夫河沿岸搜一下。但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贝夫河离马克斯维尔至少二十三英里远，而且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地理范围，起码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两岸都被称为贝夫河沿岸。两岸土地肥沃，到处都是种植园，起码有成千上万个奴隶生活在那里。求救信里并没有写上具体的地址，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他们当时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逐家打听我的下落。瓦迪尔先生的弟弟当时正跟着哥哥做学徒，诺萨普先生打算跟这位弟弟去贝夫河沿岸的每一家种植园都打听一下。瓦迪尔先生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了他们，他们打算星期一早上就出发。
这个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首先，他们不可能跑到地里，把那些奴隶一个一个地看过来。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当时是隐姓埋名的。当地人只知道我叫“普莱特”。就算他们真的找到了埃普斯那里，埃普斯也会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所罗门·诺萨普”。
但是，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暂时这样决定了，一边闲聊一边打发着时间，等到了周一再出发。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纽约州的政治现况。
“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州的那些政治派别到底有什么区别，”瓦迪尔先生说，“我看报上说，分什么温和派和强硬派、保守派和激进派，具体都有哪些区别？”
诺萨普先生往烟斗里塞了点烟草，开始慢慢给他解释这些派别的缘起和区别，然后提到其实还有一个派别叫“废奴派”。他问瓦迪尔先生：“我估计你们这儿没人主张废除奴隶制吧？”
“还真有，我就见过一个。”瓦迪尔先生笑着说，“咱们这儿有个人没事儿就嚷嚷着必须要废除奴隶制，那热情啊，跟你们那些北佬不分上下。这人其实还不错，不讨人厌，就是一直跟其他人观点相左。咱们这儿的人都喜欢跟他争论，可有趣了。他是个木匠，叫巴斯。”
瓦迪尔先生又说了一些那位巴斯先生的奇特之处，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沉默了一阵后，让诺萨普先生把那封求救信再拿出来看一下。
“让我瞧瞧啊，瞧一瞧！”他一边看信一边若有所思，“‘贝夫河8月15日’，邮戳是这儿的。‘这位帮我写信的先生……’巴斯去年夏天在哪儿干活？”他突然扭头问他弟弟。他弟弟不知道，但马上站起身，离开了办公室。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然后告诉他们，巴斯去年夏天在贝夫河沿岸干活。
“他就是写信的人！”瓦迪尔先生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这人肯定知道所罗门·诺萨普在哪里！”
他们立刻派人去找巴斯，但巴斯出门干活去了。他们问了不少人，打听到巴斯是在雷德河附近干活。诺萨普先生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二话不说，立刻飞奔了几英里过去找他。他们刚到那儿，碰巧就看到巴斯正准备离开。真是老天有眼，还好当时就碰上了，不然巴斯会离开那里大半个月。诺萨普先生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就请求巴斯跟他单独谈一谈。他们走到了河边，然后诺萨普先生就开始问他了。
“巴斯先生，请问您去年八月的时候是不是在贝夫河沿岸干活？”
“是的，八月份我确实在那儿。”
“请问您有没有帮一个黑人写过一封信？那封信是寄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跟您没有关系。”巴斯停下脚步，狐疑地看着诺萨普先生。
“很抱歉，巴斯先生，是我唐突了。我知道那封信的日期是8月15日，是从马克斯维尔寄出去的，我现在正在寻找那封信的执笔人。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您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正在找所罗门·诺萨普。如果您知道他在哪里，请您一定要告诉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保密，我不会跟别人透露任何信息。”
巴斯盯着诺萨普先生看了许久，迟迟没有回答。他似乎在思忖，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圈套。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就是那个写信的人，我觉得我做的是该做的事。如果您真的是来救所罗门·诺萨普，那我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现在在哪里？”诺萨普先生急切地问道。
“我一周前见过他，就是圣诞那天。他是埃德温·埃普斯家的奴隶，埃普斯的种植园在贝夫河畔，离霍姆斯维尔很近。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所罗门·诺萨普，大家都叫他普莱特。”
终于拨云见日！整整十二年，我孤独地走在黑暗里，举目唯有乌云密布；如今，真相如一颗明亮的星辰，穿透云层，让我看到了自由之光。巴斯放下了担心和怀疑，两人热切地讨论着，畅所欲言。巴斯告诉诺萨普先生，他已经决意为我奔走到底了，正打算着过几个月亲自去一趟萨拉托加；他早已下定决心，就算仅凭一己之力也要把我解救出来。他仔细地讲述了和我相识的始末，然后饶有兴致地听诺萨普先生讲述我被贩卖为奴之前的生活、我的家人和孩子。临走前，巴斯用红色的粉笔在纸上清楚地画出了埃普斯种植园的位置，并标明了最近的路线。
诺萨普先生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随即返回马克斯维尔。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通过法律程序为我恢复自由。我是原告，诺萨普先生是我的监护人，埃德温·埃普斯则是被告。他们按照“动产收回”的性质办理，向当地司法官提起诉讼，要求司法官在做出最后判决之前暂时把我扣留起来。他们当场拟好了所有的文书，一切就绪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法官住在小镇郊外挺远的地方，这时候去找他签字显然不太合适。所以，他们决定等到周一上午再说。
事情进展到这里都非常顺利，谁料，周日下午却突然发生了意外。瓦迪尔先生匆忙赶去找诺萨普先生，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巴斯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所以非常警觉地把手头的所有工作都交给了别人，还说他会马上离开这个州。可惜，他所托非人。这个人把消息透露了出去，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蛛丝马迹，现在小镇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是这几天住在小镇旅馆里的那位先生跟瓦迪尔律师碰了好几次面，他们正打算去找埃普斯家的一个奴隶。埃普斯经常会过来听审判，所以当地人大多认识他。瓦迪尔先生非常担心，他怕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埃普斯耳朵里，万一他事先把我藏了起来，那他们就只能扑空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担忧，他们决定立刻行动，不再等到周一上午了。他们已经派了人去通知司法官，准备连夜出发；同时也派了人前去联系法官。我必须真挚地感谢马克斯维尔当局，他们所有人都尽心尽力地提供了帮助。
半夜时分，一切就绪，法官的签名也已经拿到了。诺萨普先生和司法官搭上马车离开马克斯维尔，朝着贝夫河飞奔而去。
诺萨普先生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担心埃普斯会对我的自由身份提出质疑，所以他让司法官作为人证，一见面就跟我核实身份，这将在法庭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他们在马车上商量好了，先不要让我跟诺萨普先生直接对话，而是先让司法官核实我的身份，问一下我孩子的名字、我妻子结婚前的姓氏以及我知道哪些北方的地方等等。如果我的回答与他们所掌握的情况相符，那这就是最具决定意义的证据。
我已在前一章中提到，他们的马车驶进埃普斯家的院子时，埃普斯正在大宅里，他打算取了鞭子让我们“热一热身”。他们一进来，就看到我们在地里干活。两位先生先下了车，然后让马车夫把车赶到大宅门口去，并吩咐他千万不要透露任何风声，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的目的，等他们从地里找到我之后再去大宅会合。诺萨普先生和司法官径直朝棉花地里走来。我们早就看到了他们，看着他们一前一后地走了过来，两个人拉开了一段距离。这种情形非常少见，更何况现在天才刚亮，我们非常疑惑，不知道这两位白人为什么会朝我们走过来。老亚伯拉罕和帕希嘟囔了几句，表示非常惊讶。司法官径直走向鲍勃，然后问他：
“谁是普莱特？”
鲍勃赶紧摘下帽子，指着我说，“他就是普莱特，老爷。”
我很纳闷，不知道那位先生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我盯着他，直到他走到我的面前。我在这里已经十年了，远近各处的种植园主我差不多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我见过那位先生，肯定是个从别处来的陌生人。
“你叫普莱特，是吗？”他问我。
“是的，老爷。”我回答道。
他指了指站在几步开外的诺萨普先生，然后问我：“你认识那位先生吗？”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下，当我的目光落到那人的脸上时，脑海中瞬间涌现出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安妮、我亲爱的孩子们、我那已经过世的父亲；童年和年轻时的记忆也排山倒海地涌来——那些亲人朋友，那些快乐时光。记忆不断涌现、不断消失，就像影子一样在我眼前晃过。突然，一个清晰的记忆定格，我认出了那位先生！我激动地高举起双臂，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了起来：
“亨利·b·诺萨普！上帝啊！谢天谢地！”
于是，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我知道自由已近在咫尺。我正准备跑向诺萨普先生，司法官却拦住了我。
“等一下，”他说，“除了普莱特，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我的真名叫所罗门·诺萨普，老爷。”我立刻回答道。
“你有家室吗？”
“有，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朗佐。”
“你妻子在结婚前叫什么名字？”
“安妮·汉普顿。”
“你的主婚人是谁？”
“爱德华堡的蒂莫西·埃迪。”
“这位先生住在哪里？”他指了指一直站在原地的诺萨普先生。
“他住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仙蒂山。”
他还准备问别的问题，但我实在激动得不能自已。我推开了他，一下子跑到诺萨普先生跟前，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索尔，”他终于开口了，“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想开口说话，但一下子哽咽了，双手颤抖不已，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其他的奴隶都站在一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震惊得合不拢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整整十年了，我每天跟他们一起下地劳作、一起回屋休息、一起忍受折磨、一起吃着最粗糙的食物、一起流下最心酸的泪水、一起分享着少之又少的幸福时光。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们对我，从来都未曾有过丝毫的怀疑。
我一直紧握着诺萨普先生的双手，久久没有说话。我望着他，突然心里很害怕，我怕这只是一场梦，醒来发现一切都是幻影。
“把你的麻袋取下来吧，”诺萨普先生沉默了良久之后说，“以后你再也不用摘棉花了。来吧，跟我们去见见你那位老爷。”
我走在他和司法官中间，一起走向大宅。走了好几步之后，我终于不再哽咽，可以开口说话了。我问诺萨普先生，我的家人都还活着吗？他告诉我，他前不久刚见过安妮和两个女儿，她们都很好，阿朗佐也很好；但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了。突如其来的激动过后，我开始觉得浑身无力，走路都走不稳了，司法官一直扶着我。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看到埃普斯正在和马车夫说话。那位年轻的马车夫真是个靠得住的小伙子，埃普斯一再逼问他，但他始终没透露半点消息。他看到了我们三个人，也跟老亚伯拉罕和鲍勃一样，一脸困惑。
他跟司法官握了握手，然后跟诺萨普先生互相认识了一下，就邀请他们进屋，然后命令我去搬点柴来。我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双手几乎连斧头都快握不住了，劈了好久才勉强劈够了一捧柴。我抱着柴火走进大宅的时候，看到桌上摊满了纸，诺萨普先生正拿着一份在读。我故意仔仔细细地把每一根柴都放整齐，希望能在那里多逗留一会儿。我听到诺萨普先生读的那份文件里不断重复着“这位所罗门·诺萨普”、“起誓并陈述”、“纽约州的自由公民”等等，埃普斯夫妇显然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我把每一根柴都摆好了，不能再继续留在屋里了。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埃普斯突然问我：
“普莱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老爷。我认识他几十年了。”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纽约。”
“你以前也住在纽约？”
“是的，老爷。我在纽约出生，也在纽约长大。”
“那你真的是个自由人啊，你这个该死的黑鬼！”他咆哮道，“我当初买下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埃普斯老爷，”我沉着地回答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他，“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我曾经告诉别人，我告诉过当初绑架我的那些人，但他们差点打死我。”
“有人帮你写了封信，是吧？是谁？”他厉声问我，但我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是谁帮你写的信？”他又问。
“或许是我自己写的。”我回答道。
“你不可能半夜溜去马克斯维尔寄信，天亮之前赶不回来的。”
他一再逼问，但我始终没有回答。他恶狠狠地咒骂着帮我写信的人，发誓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往死里抽他。他气疯了，这一封信就让他损失了一大笔财产，他恨不得当场打死写信的人。他告诉诺萨普先生，要是提前收到风声，他一定会把我藏到沼泽地里去，让全世界的人都找不到我，休想把我带回纽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