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

上个世纪六○年代中期，流亡日本的胡兰成老师应邀在名古屋讲《心经》，之后，一九六六年从二月到六月，以日文写成书，这是胡老师的第一本日文书。

一九五○年胡老师离开大陆，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静冈清水市池田笃纪家暂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里，开始学日文。因池田的安排，每月给《每日新闻》写三篇稿，又去各地演讲，都是由池田翻译。

这段期间，流亡如新。就像宋亡有志士东渡日本乞兵，终知难为，削发入寺。而明末朱舜水，得到德川家族水户藩第二代藩主礼遇，水户儒学的尊王思想，两百年后成为反幕府的精神指导，遂致大政奉还，明治维新。

十五年后，胡老师讲经，那图像，不是讲坛华幔，不是五彩旌幡，却血骑凭陵杂风雨。他讲经站在那里，寂然如水，好似苏轼遥寄诸葛亮在五丈原挥师北伐，万骑出汉巴，说是“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檛”，是那种寂。此所以胡老师才会说：“比起佛僧，志士更亲近般若心经。”

当年这本由“筑波山梅田开拓筵”印行的精装匣册，年年再版，我手上这本是三版，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九月印制，装帧优质得可以传家，赏心悦目像一件手工逸品。我听过石刻家山田光造说：“胡先生的日文写作很特别，常常不合文法，却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饰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么似的。”

多年来，喜爱胡老师中文着作的读者，一直渴望能阅读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书《心经随喜》，有人索性在网上征求译者，几年之间，有慈济大学东方语文系的教授欲译未成，又有佛光艺术研究所的老师尝试译了开头，也不成。结果一位不相干的大陆年轻人小北，竟叫他给译了出来。

初时，只知小北是胡迷，发愿以胡老师的日文着作为读本来精进日文，而就执笔径自译起来，译完一章寄给网友们一章。我每次辗转获得译文，并不当真，也看也不看，唯对小北这股热劲傻劲，说是感佩，想想还是咋舌的成份多一些。这样，一本书译完了。无人当真的，竟也出版社闻风来接洽了。没有可能之事，谁知都成了可能。

所以请我母亲刘慕沙出山，自五月至六月，将译文逐字逐句校订后，寄给杜至伟修正完，再重头顺一次，斟酌确认，定稿时已是七月盛暑。本来大陆简体字版已付梓在即的，但最终，仍然是，繁体字版先出了。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朱天文

這是志士的胡蘭成，以他流亡的生命體會，為我們講述的心經。

1966年胡蘭成亡命日本，應邀在名古屋講述心經，這段期間，流亡如新，生命亦彷彿在蕭條之境中，才更能體會創造的生機。所以胡蘭成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胡蘭成講《心經》，彷彿是在聊生活、談時局、說歷史、觀賞藝術，但談著聊著，卻又印證了佛法不離人生。

．般若心經的「心」亦好比是草的「芯」。現在已是春天，草長出了芽。你看那樣柔弱的東西，卻能破土而出，是因其生命之芯無比堅強。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五蘊皆空的修行就是佛教的「戒」、儒家的「節」、道教的「損」（減少），還像日本神道的「祓」，字雖不同，卻是同一件事。

．若能從因果律中解脫出來，則當下即可以擺脫宿命。人類的智慧與風流的極致，照《易經》所說的，就是要依從和擺脫因果律之事。最後在因果律不可抵達的地方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幸運。

．色即是造形，空依造形而表現。空是被創造之物，非自然界的空間。書法與篆刻不只是因布白（線與線之間）而生空，線條本身即是空。

．寂滅是物之始，是尚未發生喜怒哀樂之前的境地，潛伏著創造性。

．無得亦可說是「大得」。我們文明中的「得」字不同於佔有。無求，則物主動向我而來，因此獲得富貴亦是歡喜之事。我們不是要佔有物，而是與物保持良好關係的共存。

．不知「無」的境地，不能使用正形正色正音，而費盡心思扭曲使之成為一種趣味，只能說是無明的作為。這本書孕育了胡蘭成之後寫作《禪是一枝花》的思想核心。

保田与重郎

学问的喜乐在于学而时习之。这是我们那个时代以圣贤之言所领受的教诲。到得迟暮之年犹能深深感受昔日所受的教诲，可以说是无上的喜乐。尤其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份乐趣，不知是否人人都有过同我一样的经验？如若有此经验，就让我们铭感于人生的美好与现世的珍贵福分而忘我罢。

保田与重郎是日本浪曼派重要作家，与川端康成、尾崎士郎并称为昭和三文人。一九六六年胡兰成在日本筑波山梅田开拓筵讲学时，保田与重郎亦同任讲师。

为此，结识胡兰成先生，乃是我此生最具意义的一桩事。先生自青春年少起历经革命建国动乱，度过颠沛流离的半生。大东亚战争结束后，他摆脱国内剧烈的动荡局面，只身亡命我国。我只听说先生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后来才亲自体会到先生特殊的学问，高贵的思想，和知识之渊博。而我所认得的胡兰成先生，乃是当代无双的诗人和文人，于东洋文明了解之广之深，在现代可说是第一流的存在。

自我国明治维新以后，东洋曾出现过几位耀眼的思想家，我深信百年战乱时代的人世道义全靠这些人得以维持；而今，我愿将这份信赖寄托在胡兰成先生身上。先生宣扬东洋文明的真谛，也解说我国古神道的本质，对我国国体之道有一番深刻的说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教示了本国人士所未曾觉察，甚至先人亦未曾涉足的见解。

这或许来自先生渊博的知识与大格局的历史观，而我认为更该是源自他宏伟的英雄式世界观。于先生，世界观并非观念上的慰藉与游戏，而是作为一种信念，展现在立足于道义去处理现实世界的历史、现势以及未来。孤独的亡命英雄因以建国气魄为生命，内心得以常保洁净丰饶。

无论任何时代，每一中国伟人的观念里都保有世界一统的思想。我认为应称作世界主义的这种想法，与我神武天皇开国诏书所提的八纮为宇有一脉相通之处。那并非侵略统治的欲望，而是宏扬文明的一种思维。

胡兰成先生于其政治论述上，展现了他超越现代政治观念的广大无边的构想。例如过往某立春之日所记述的大东亚构想，即远远超越现代的地缘政治学，毫无领土旧观念，乃至近代的国家主义。盖先生所论说，圣人政事，王道思想，无不立足于文明与道义，根底上与我天皇示以天下的那种宏谟是相同的。我是惊讶于国际间通认相当大胆的这种论说之前，先就为当今之世居然存在着能够作此发想的伟人这事而赞叹良久。关于文明的思考，在本质上东西方可说截然不同，我们势难被彼方所理解。但我这份悲哀依然灿亮如火焰，丝毫不凄惨。而我这种感慨，前人也曾不止一次的重述过。

胡兰成先生思考东洋文明，为了用今天的时间地点来解说，遂专心一志于这方面的着述。知悉先生的态度一如史上圣贤对待自己着述的态度，我深受感动。此《心经》

的解说，乃是根据先生以日语讲解的笔记而成。先生的日语讲解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乃因为先生所讲解的，多源自先生渊博的思想和独自的历史观。先生的发想较诸日本人，更加透彻的教示了我们日本历史的理想与精神。我由衷的高兴先生亡命到日本来，我亦对先生的发想倍感亲近，不时有心灵相契的神奇感受，且屡屡体会到较诸日本同胞更为贴切的一体感。

在此，我明白了“同文同种”的真义，也领悟到那是对的；它以维护同一文明作为贯彻终身的悲壮宏愿，是文明同种的一种共鸣。

领略到胡兰成先生常时平静温和的外貌底下所蕴含的激烈、勇气与果断，我感到敬畏。

虽说还无能尽知先生其人之大，但以他的诗文，乃至作为思想家来看，却屡屡让我实感到先生乃当今世界最好的。对于认识邻国的这位人士，且能与他心灵相契、胜似本国同胞的今生这份不可思议的奇缘，我实在无以言说，那就像是想都无法想的一股欢悦。大东亚风云格外惨烈严酷的那个时代，竟然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便是证明了将来是不容你预测的。我是从先生身上始领悟到一名英雄于历史定位上的难以预测。至今我仍认为能给人带来心动冀望的英雄，今日东洋唯先生一人而已。

自序

温庭筠的词：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花间集》

印度的佛法与中国的黄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后两面镜。对中国人来说，佛法与日本的神道，亦是两面镜。如能因我这本着作，让印度人将日本和中国视如东方诸佛世界，则真是可感激的。

我们中国与日本自有黄老、神道，亦尚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传入仍可谓功德无量。如果说文明在于它自身的展现，那么佛教已然展现了我们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来日本，有幸聆听夫人弹奏古琴。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静下来，赞叹再三。他们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禅师所作的《普安咒》。中国的音乐里有道调，有黄老的仙乐，也有儒教的雅乐。有谓道调仙意飘渺，雅乐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普安咒》异于印度原本的梵音，确实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黄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种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无反射之音亦无回音，是一种沉色素朴、踏实的慈悲之音。

中国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兴盛，革新了中国文明的表现，但后来日渐衰微，佛教遂脱却其原来的造形，成为白居易与苏东坡诗歌的悟境，之后，《西游记》产生，遂以中国的新造形展现了有关佛教事物的种种。明朝以来中国民间对观音菩萨和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便是来自《西游记》，我认为那是再可喜不过了。《西游记》的快活里透着一份沉色素朴，让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种情操。

同一时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带来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语》。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或许也不会有《平家物语》和芭蕉的俳句。

《平家物语》之悲犹有佛教色彩生鲜之处，到了芭蕉诗歌那种沉色素朴的况味，可以说并非佛教影响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佛教之于日本人，与其说是盂兰盆舞，或是街坊常见的临济宗，乃至某教派之类的信仰，毋宁说是全然在无所觉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全世界无可追随的和服那种沉色，是很佛教化的。而印度少了这股沉色的况味。日本神道除了红、白、茄紫三色之外，还又多了淡茶沉色，这对日本文明来说，着实是值得庆幸。

相对于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传入中国，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及至明朝，神父再度东来，虽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之于情操却是毫无影响。清初，尽管康熙瓷曾采用西洋彩绘，乃至太平天国兵乱甚至使用过天主教的称号，也都船过水无痕，对中国人的情操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中日两国诗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却无一人成为诗人。

纵使洛阳和大同的佛寺佛像营造逐渐衰疲，奈良与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过去，佛教仍以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来，并且日新又新的生发出新的造形。相形之下，现今西式的大楼和公寓之类的建造，绝无可能成为我们的新情操，这种营造的风气一旦过去，在我们的人生显然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作为美术造形，我们中国和日本几乎从不采用印度的建筑。老挝和泰国的佛寺保有印度的原貌，日本、朝鲜和中国却各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唯独佛像雕刻曾经模仿过印度，却也没有持续多久。对于佛教教义的深入钻研，亦没有长久坚持下去。要说各宗派的分歧在于教义，不如说是各自的风格形成所造成的歧异。

如此看来，原原本本仿效现今西洋的造形，只会造成情操上的空白。制度也是一种造形。我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务必与我们日本的房屋与庭园，与我们中国的天坛和皇城相称才好。不过，现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倒也透露出毛泽东对皇城的一丝浪漫遐思。

中国自秦汉时代便已与希腊、罗马交通往来，洛阳酒女还把罗马的玉珠当耳坠，却也没有自彼方引入任何哲学上的东西或其他什么，其态度是无所禁忌的顺其自然。而今我们对于西洋，当然更不该有一味仿效的执着。对于外来之物，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选择标准亦不甚高明。

其实，只要无心虚怀以对，自然就可以分辨出会留存的或会流逝的。

只要无心虚怀，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来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经》就是说的这种明白与肯定，也把人世的风景说了出来。

我曾经发愿，中国战乱平复以后，立即要邀请高僧，于杭州西湖的昭庆寺举行一场大法事，不分敌友恩仇，无差别的去超度这三十年来民间因战乱而流离死亡者。也就是说，要对死者的亡灵说明白他们生前做过什么，为何而死，天道悠悠，是非平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当受到祀奉，希望他们能够无悔无恨，且对我们先人的作为予以肯定。可说如此化解亡者之怨，乃是对生者有益。可惜举行大法事的夙愿至今未遂，只得先以此讲经的功德为亡者祈福。

我这本着作是经ジャ─ナル日报社水野氏提议，加上于名古屋市讲经时结下的善缘，才执笔开写的。因有梅田美保女士为我润笔和誊写，我才敢于用日文书写，要说是两人合作而成，我亦欢喜。再就是写作此书时，有一股请保田与重郎先生过目的渴望。

自今春丙午年二月开始，至八月的今日，终于写完这本书，正值作此序文的阶段。刚才暂时搁笔，往筑波山神社的参道上散步，只觉山也因暑气而沉静。途中，头上一阵雷鸣，我遂想起道教的一则故事：某名山石窟里藏有一册秘经，由于天机不可泄露，白云和雷电乃禁止携出此经。我笑笑，倒是喜爱这一声强而有力的雷鸣。

胡兰成昭和四十一年（1966）八月十四日梅田美保，筑波山梅田开拓筵筵主。梅田开拓筵筵是梅田女士的父亲梅田伊和麿创办的一个古神道系的宗教组织。因其创始之初便有意成为一所学校，故又称梅田学筵。胡兰成、保田与重郎，以及冈洁是三位主要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