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旅英七载(1939—1946),所结交的英国文友中,至今仍对英国文坛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福斯特。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他痛心的是福斯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悉数被焚毁一事。进入了晚年凭记忆,他总说是“八十多封”。而1950年9月10日,当这批信还在他手里时,他在交给外文局人事部门(现存于他最后所属的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自传”中写道:“和他(福斯特)通信讨论他的作品四年之久,积信百多封。”我想应以早年写的为准。所幸其中四十七封留下了打字稿的复印件,由《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全部译出,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1988年第3期)上。萧乾本人不但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的文章。收入文集时,做了删节,题目也简化成《记爱·摩·福斯特》。
福斯特在附于《莫瑞斯》正文后面的“结尾的札记”中写道:“初稿搁笔于1914年。我拿给男男女女几位朋友看过,他(她)们都喜欢此作。然而,让谁看,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的。”萧乾是有幸读到此稿的惟一的中国人。现将福斯特致萧乾的信函中有关《莫瑞斯》的段落摘录如下:
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第28封,1943年1月1日。根据李辉译文,下同)
你也得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打字稿。(第31封,1943年3月10日)
见面时,我有兴趣听听你对《莫瑞斯》的见解,在记忆中它对我显得是典型英国式的,那倒也无伤大雅,只不过此刻我对地道的英国式事物,感到厌倦。(第33封,1943年4月17日)
我亲爱的乾:
今天早上收到你的第二封长信,很高兴《莫瑞斯》能使你感动。至于你在论文中涉及它,我得另作考虑。我愿意你论及它,不过西方人——东方人也许同样——特别荒谬,论及此书会有许多困难,这样一来,被纠缠于困难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我自己了。我再考虑一下,你不必为此而着急,如果不是某些情况,事情本来会好办一些。
同时,请注意另外几点:一,正如你所理解的,这本书和《最漫长的旅程》有着情感上的血缘联系。当然,《最漫长的旅程》是一部更富有诗意的作品,且不太成功。二,《莫瑞斯》把《霍华德庄园》中曾经主张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这一主题,在一特定方面加以表现。三,在把心中这一特殊而又普通的主题表现出来之后,我感到自己自由轻松了,能自如地创作出天地更广阔、个人色彩更少的《印度之行》。
我试图分析一下此书。我相当满意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大部分内容,但对斯卡德却不敢这么说。如果我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把他塑造得更好。他的崇高发展得太快了。不过那犯禁的两章写得还可以,色情描写也还适当——这在书中是既不宜多也不可少。描写敲诈的章节,我曾反复重写过,也使我比较满意。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看一封利顿·斯特雷奇评论此书时写给我的信,其中充满着真知灼见。
很高兴能听到你关于此书的见解,也愿意听听中国文学中是否有类似的内容。据我所知,在英国尚无同样内容的作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严肃的、描写异域的作品准是独一无二的。如你所说,莫瑞斯的一个性格特征是他的成熟,另外一点则是他对幸福的热爱和对自我怜悯的厌恶。如果我以凄哀的情调或悲剧来结束这部小说,那我就根本不会认为此书值得一写。在英国(和法国一样),我们认真研究过许多题目,包括不成熟、令人讨厌的自我怜悯,令人讨厌的目标声明,以及色情——大部分色情文学写得不真切……对这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题材进行坚实的边缘研究,也许是崭新的……(第35封,1943年5月1日)
福斯特曾在“结尾的札记”中写道:“我试图把莫瑞斯塑造成跟我本人(或我心目中的自己)迥然不同的一个人物。”福斯特生前,只有少数朋友知道他是个同性爱者。菲利普·尼古拉斯·费尔班克所著《爱·摩·福斯特传记》(1977年、1978年分两卷由马丁·塞克与沃伯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7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本)问世后,此事才广为人知。然而,萧乾在1943年初读此稿时,就已经知道了福斯特的这段隐私。1984年,英中文化协会邀请萧乾访英,参加英国中国学家年会。我们顺便在萧乾昔日的导师乔治·瑞兰兹的招待下,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小住。这期间,9月12日中午,福斯特研究家玛丽·拉葛请我们在剑桥河畔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她递给萧乾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1941年至1943年间福斯特写给他的四十七封信的打字稿复印件。当年,萧乾把这些信件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订成册,送给了福斯特,戏称作“友谊公报”。前面还加了一页用中英文写的题词。全文如下:
萧乾把maurice一名,译成默丽思,并注明英文含义。默:(silent)quiet、丽:beautiful、思:thoughts。惠:kindly、存:accepts。萧:hsiao、乾:chién。拜:respectfully、赠:presents。王家:king's、学院:college。
1943
to maurice
in token of all the memorable
days of king's,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chién
1943
致莫瑞斯
纪念王家学院所有那些永志难忘的日子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乾谨呈
福斯特的教名是“摩根”,萧乾却以本书主人公的名字“莫瑞斯”称之,表示他知道其实莫瑞斯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二人忘年交(福斯特长萧乾二十九岁)之深。
萧乾去世后,为了纪念中英两位作家之间这段弥足珍贵的友谊,我把《莫瑞斯》翻译出来。就全国而言,十年浩劫中化为灰烬的,岂止区区百多封信!王芝琛在《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中写道:“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就拿这“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来说吧,原件虽已荡然无存,只因为萧乾当年灵机一动,将四十七封信的打字稿交到福斯特手里,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又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月1日是福斯特一百三十岁诞辰,2月11日是萧乾逝世十周年忌辰。二三十年前,我译的《夜声》(井上靖著,1980、1985)和《黑衣》(有吉佐和子著,1979、1989)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累积印数均达八万册。在2009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推出《莫瑞斯》中译本,不禁感慨万端,谨对出版社领导及各位同人,尤其是责编冯涛同志致以谢忱。
文洁若
2009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