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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家约瑟夫·多克斯来说，大名鼎鼎的特纳博士——或者叫雨果·特韦尔夫特里斯·特纳博士，这个读者大众广为熟知的名字——一点也不陌生。公众对声名显赫的特纳博士已经熟知十五年，甚至更久了。最近十年来，他始终是他所创办的那本有名的刊物《阅读·写作和相关艺术双周刊》的精神领袖。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双周刊》的创办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事之一”；另一位评论家指出，若没有这本刊物，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双周刊》是在评论界大致上分裂成两派的时候问世的。其中一派是主张散文体的保守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另一派是主张故作风雅文体的《日晷》。特纳博士和《双周刊》的观点介于这两个刊物之间，扮演着折中者的角色；《双周刊》这个刊物可以极其恰当地归入中间派一类；特纳博士本人可谓全国走中间道路的主要实践者。他最伟大的贡献就体现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固执地争论着特纳博士拥有这个称号的权利。那些评论家对博士开阔、睿智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不信任，相反，他们还感到十分惊慌；他们公开声称在特纳博士的评论见解中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对，应该是危险的——激进主义倾向。这种评价简直滑稽透顶。特纳博士既不过于右倾也不过于左倾，而是“有点中间偏左”。 他本人对这个评语会马上表示赞同；这个措辞会使他高兴。
在特纳博士富有意义的生涯中，曾有一段时期，他的立场比现在保守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使他永远值得赞扬的是，不妨说，随着他年纪的不断增长，他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岁月使他越来越有容忍心，学识越来越深邃，理解力越来越深刻；这个勇敢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成熟了。
从前，在某个场合下，特纳博士曾把几个更倾向于现代派的作家的作品说成是“一群肮脏男孩”的作品。首次使用这个质朴却尖锐的措辞的人就是特纳博士本人，这样说是完全靠得住的，比肯希尔地区的人们读到这个措辞的时候会发出咯咯的笑声，深表赞赏；俱乐部里的绅士们一边用《双周刊》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一边高喊：“好极了！”他们对那个家伙历来都有这种感觉，不过他们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他们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人，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特纳——啊，棒极了，棒极了。很明显，一个无畏、有益的新生力量出现在国内文学界了！
然而，过了不久，特纳博士的那个肮脏的男孩却被人这样形容：“他在户外厕所的墙上乱写脏话，想以此来震惊那些长辈们。”这就更棒了！一个令人开心、形象的比喻就这样深入特纳博士的《双周刊》读者的心灵，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因为对《双周刊》的忠实读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爽快的呢：正当他们打算舒舒服服地解决不可避免的生理问题时，他们可以抬起头，用饶有兴趣、宽容的目光阅读那些为数众多的肮脏男孩涂写在墙上的某些字句。这些男孩包括：阿纳托尔·法郎士、乔治·伯纳德·肖、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和戴·赫·劳伦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使他们感到震惊。
即使特纳不再有别的贡献，他的地位也是稳固的。何况还会有，还会有许多贡献呢。因为即使在最初阶段，特纳博士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才华。他始终能领先于自己手下的评论者和追随者两大步。举例来说，特纳博士首先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性是沉闷的。这个消息起先使《双周刊》的读者们大吃一惊，他们对这种事开始感到惊慌、震惊，全给吓住了，最后被迫发出一阵愤怒的、气急败坏的声音：“这，这种事情，现在；如今，他们竟写这种东西了；这种，这种，哼，这种污秽的东西！这个劳伦斯，哼！”
特纳博士使这些心烦意乱的人得以平静下来。对这些热衷于性描写的作品，特纳博士既没有被吓住，感到震惊，也没有被激怒。他并不气愤。他的做法远比这些更加高明。特纳博士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会觉得有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觉得整部作品无聊透顶的话，他会有这种感受。甚至早在1924年，他在一篇评论戴·赫·劳伦斯最新作品的文章中如下写道：
这种对性的专注——同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偷偷摸摸地在牲口棚一侧胡写乱涂毫无二致——（注意博士早先的丰富想象力是怎样巧妙地表达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会使明智的成年人感兴趣，事实上，如果作者不是把整个作品写得那么沉闷的话，那些成年人都会认为所写的内容都是人们在少不更事的时期曾经经历过、然后忘掉的事情……
起初，《双周刊》的读者会感到吃惊，随后，几乎都被这个观点给迷住了。他们曾经感到沮丧、极其迷惑——但是现在！嗨，啊——哈——哈，那种事情的确很滑稽，不是吗？进入大学二年级之后，他们早就把“那种事情”忘掉了，然而那个家伙却对那种事情极端热衷——要是他把作品写得不那么沉闷的话，这的确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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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会有，还会有很多贡献呢。那个善良的特纳博士，二十年代五花八门、复杂的各种情况他都遇到了。一切都像万花筒似的迅速变化着，各地的人们都感到迷惑。这是一场考验，不具有特纳博士那种勇敢精神的人可能站立不稳，栽倒在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位新的伟大诗人被发现。每一期《双周刊》出版，都会有一部足以同《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长篇新作推荐给世人。每个月，在令入迷惑的时尚潮流中总会有一个引起轰动的新运动出现：查理·卓别林起初根本不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而是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悲剧演员(学问高深的艺术家们力争使国人相信，他合适的角色应该是哈姆雷特)。美国真正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滑稽脱衣舞（科普利、惠斯勒、萨金特、贝洛斯加利之流的作品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唯一真正属于本国并值得保存的戏剧是歌舞杂耍表演。唯一真正的音乐是爵士乐，美国只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吐温；他已经被挫败，只因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如此优秀，只因为他是——美国人，不过，他若不是美国人的话，他原本可以做得——极其优秀的！），除此之外，国内唯一富有价值的作品就是那些广告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才真正地反映了美国人——其他的都做不到这一点，都是没用的垃圾。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这股狂热劲儿不断高涨。随着钟表的不停运转，文化变得越来越混乱。但是特纳博士在思想上站稳了脚跟。特纳的观点很明确，始终坚持走中间道路。对一切事物的发展及其重要性，他都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
诚然，他有一些不足之处。在文化领域，他并不总是站在战线的最前列。但是他能及时赶上。他总能及时赶上。如果有时候他的估计有一些误差的活，他总会及时加以更正；如果他犯了错误，他会像个男子汉似的勇敢地把错误忘掉。
看着他的成长会令人备受鼓舞。譬如说，1923年，他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成是“已经成为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是一部污七八糟的百科全书”；1925年，他更加宽容地把该书说成是“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该书不同于那一本真正的《圣经》，在于它自始至终写得非常沉闷”；1929年(瞧这个人！)，他把该书说成是“惊人的杰作，该书对我们年轻作家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其他作品”；1933年，伍尔西法官宣布了那个著名的决议，允许在合众国内销售《尤利西斯》(决议收在占有《双周刊》整个头版上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编者评论之中)，他把该书说成是“完整艺术性的一个辉煌证明……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它战胜了这个时代文学领域内一直受到严厉批评的各种顽固、褊狭的势力……”
同样地，当威廉·福克纳的一部早期作品刚一出版，特纳博士便发表了一篇编者评论，来阐明他对该作品的看法，标题为“低级趣味的派别”。他在文中写道：
既然脏话和腐败的言论几乎被使用殆尽，再在这方面花费气力只能使已经厌倦的读者失去兴趣。人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作家逐渐对他们自己的畸形作品感到厌烦，转而将其才华运用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上——我们敢于如此希望吗？——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才华运用在正常生活中呢？
然而，几年之后，福克纳先生的《圣殿》出版的时候，博士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把作者同坡[1]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他沉思的想象力……他可怕的死亡意识……他那激起人恐惧和极端恐怖的创作力，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评论结束时，含糊其词地告诉读者：“此人还能走得更远。”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特纳博士偶尔也会步调不一致，但是他总会在军士长发现问题之前纠正步伐。此外，他一旦冲到前面，就会勇敢、令人激动地向读者宣布他的地位，就像在某个初见的、令人难忘的美洲大陆首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海岸的那个瞬间，他自己站在船桅的瞭望台上高喊“啊！陆地”时一样。
这些作家都是博士更加大胆的发现；几位相对保守的追随者对他这样的大胆冒险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们用不着惊慌，因为博士在伸出脖子之前肯定已经安全地戴好了头盔：他对崭新、陌生的领域进行大胆出击之前，总会在两侧部署好防卫部队，始终把自己置于良好的保护之下。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博士会采用大胆的、激励人心的方式，勇往直前。他对乔伊斯、福克纳、艾略特和劳伦斯这类作家的赞扬往往会用稳妥的保留态度掩盖起来；甚至连德莱塞、刘易斯这类作家也给予了适度的抑制；在评价米莱、格拉斯哥、卡贝尔、内森、莫利这类作家时，他就会尽情发挥起来——用句俗话说，博士开始胡言乱语了。
奇怪的是，恰好在特纳博士自己热衷于划分的“安全”区域，他的判断往往很轻率，更容易出错。他的溢美之词往往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在他编者生涯的不同阶段，他曾这样评价过克里斯托弗·莫利：“我可以说，这几乎是继他的匹敌者查尔斯·兰姆之后，最令人愉悦的散文作品了。自蒙田以来，除兰姆之外，没有哪位散文家堪与之相媲美。”至于埃伦·格拉斯哥，他说：“他不仅是当今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自小说问世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谈到那位女作家的诸多作品时，他说：“……从整体来看，简直就是一幅描绘整个社会的画作，形式多样，范围广泛，除了《人间喜剧》之外，再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了。在其完美的形式和风格方面，这些作品达到了无可挑剔的艺术水准，巴尔扎克拙劣的才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把罗伯特·内森作品中的奇思妙想说成“……真正的才华所在。再没有别的字眼可以阐明这种才华了，就连巴里[2]也没有这种才华，这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无与伦比的，或许只有《仲夏夜之梦》中那些描述可爱精灵的蒂塔尼阿和奥伯朗[3]的场景除外”；就卡贝尔先生在他那个世外桃源之地的怪诞游历，他说：“……我们最伟大的讽刺家……最伟大的散文家……或许是我们唯一的纯艺术家”；在谈到那位写了南美洲一座大桥的年轻作家时，他说：“一位伟大的作家……肯定是年轻一代中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家。那本书！啊，多好的书啊！一本值得收藏的书，一本值得珍爱的书，一本值得反复拜读的书；那是一部应该和《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白鲸》《天真汉》共同摆在书架上的书……此外，我们绝大多数年轻作家的作品被沉闷、可耻的现实主义所影响；而这本书却丝毫没有沾染这种习气，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它极具美国特色……就像华盛顿、林肯或者落基山属于美国一样，因为这部作品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两个基本特征：在爱情中求民主，在民主中求爱情……”
有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冷酷无情，需要说明的是：就在这些溢美之词发表多年之后，它们仍原封不动地埋葬在《双周刊》的过刊中，它们和大多数引发这些言论的作品一样掩没在岁月之中。很多年后，它们却被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怀着残酷的乐趣从尘封的刊物中挖掘出来，此事虽令人伤心，但并不会令人吃惊。于是，博士只好假装不知道那些言论，或者只好硬吞下去，在各种形式的食物中，这可是最难下咽、最难吃的了。
不过，总的说来，博士的经历是顺利的。有时候，海上会迎来狂风暴雨，大浪滔天，但是那艘坚固的特纳号却经受住了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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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些人的审美趣味十分保守，因此，他们对博士宽泛的审美情趣深表痛惜。在那些反对他的人中，有些人十分刻薄地说他想扮演一个老好人的角色，还说特纳[4]这个姓对他来说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是必然的，还说他的经历好像一把螺旋形开塞钻，要是拐一下弯，它就会在返回时撞上自己。特纳博士对这两种人作了简单、威严、全面的回答：“在文学这个共和国内，”他说，“我是个卑微的公民。我感到高兴的是，这里没有宗派，没有集团，或者说没有阶级差别。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或许是现存的唯一民主了。只要我荣幸地属于这个共和国，那么无论我的地位多么低微，我都希望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使自己保持开阔的视野，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这番简洁、不失尊严的言论有效地回答了那些批评特纳博士的所有批评者，这要比任何措辞激烈、长篇谩骂有效得多。博士所在编辑部的同事彼得·比尔克——多年来，他用笔名凯尔内姆·迪格发表了自己每周探索曼哈顿、布鲁克林和霍博肯[5]未知角落里的异想天开的经历，以博取《双周刊》读者的好感——人们称他为“老淘气鬼”，他的那些报道也因这个亲切的称呼变成了不朽之作；老淘气鬼根据博士的言论为他起了一个绰号——“臭老九”——这个绰号现在已经在他的熟人和那些最喜爱他的人中间广为流传。
从长相上看，“臭老九”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他的个头比平均身高矮一大截，所以乍一眼看上去，他就像辛格戏班子里的一位身材很高的侏儒。他可能有五英尺四英寸高；他的身体根本算不上魁梧，从肩膀到脚底，浑身上下瘦得出奇——他活像一个开叉的小萝卜，如果有这样的萝卜的话。他的身体就像面包壳，因为他的外表难免使人联想起一片烤得酥脆的烤面包，上面顶着一颗不大不小的脑袋，由于支撑脑袋的身体十分瘦小，所以相形之下，脑袋就显得特别大。从他外表的其他方面来看，他的相貌颇似人们经常在政治漫画中所见的小人物的脸，这种人的脸上透露出“普通人”的标记。人们每天在街头可以上百次见到这种脸，但是事后再也想不起来：那或许是某个银行职员的脸、某个簿记员的脸、某个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脸，或者是一个在五点一刻正赶往普兰菲尔德家的人的脸。
作家多克斯是博士在耽搁了一段时期后才发现的。他的第一部著作《群山之家》不久前刚刚出版。特纳博士当时对它并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双周刊》上的那篇书评是一篇语气温和的否定文章：“毫无疑问，这部作品还说得过去，”特纳说，“不管怎么说，老拉伯雷的作品要好得多。”——这个结论是那个不幸的作家根本无意争辩的。
五年后，多克斯的第二部著作出版了，然而，善良的博士仍然没有下定主意该作怎样的评论。在这部作品全面出售三个星期前，博士的确碰到了多克斯的出版商；他承认已经收到了那部新书的样书，同时古板地补充了一句：“我对多克斯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他用一种不祥的口吻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拿定主意的。”然而，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特纳博士感到了一种起缓和作用的心灵感应——“事情悬而未决的时候，你永远能做出断定”——感应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他的评论终于诞生了，它对该书的赞扬大大超过了多克斯和他的出版商的期望。并非博士被彻底折服了，相反，他采用了一种更加缓和的口吻。他明确指出，那本书“几乎不能算作一部小说”——他并没有费口舌去解释原因——那的确是“一部心灵的自传”；他得出这个响亮的定义之后，他就用心灵和自传的相关术语畅所欲言地谈论了该书，并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特地为多克斯先生这只小鸟精心布置了一个小窝，却丝毫没有侵犯其他树枝上那些更加出色之鸟的警惕区域。
寻求和睦关系的行动就这样温文尔雅地开始了，几个月后，当作者见到博士时，他们相互间的招呼是友好的。
“亲爱的，”特纳博士对他的妻子说，“我想让你见一见多克斯先生。天啊！我的确不大习惯使用‘先生’这个称呼，我就叫你乔吧！”特纳博士大声说着，语气直率而热情。“我认识很多你也认识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听他们叫你乔，似乎没有叫过别的名字。”
多克斯低声说，他对这个称呼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候，特纳夫人仍然握着他的手，面带慵懒、古怪的微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在这种具有催眠效果的注视下，他感到有点儿无助和困惑。
“你，”她终于开口了，语速很慢，语气很果断。“你！是你写了这本书。”她简单地说。
他对这几句话的确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仍然含含糊糊地重复了他刚才说过的话。这位夫人仍然握着作家的手，以此作为她的回答，她用一成不变的微笑紧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她的微笑中似乎包含了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隐蔽的乐趣。
“你，”过了片刻，她又说道，“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你总使我想发笑。我觉得你蛮有意思的。你颇像——颇像——一个小精灵！”
“没错。”特纳博士快速说道，他的目光和多克斯困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随后，他明显用草率解释的语气继续说起来，仿佛在避开众所周知的暗礁：“我妻子对你的这部书特别特别感兴趣。当然了，我们都很感兴趣，”他快速地说着，“事实上，我足足用三个专栏对该书作了评论。”他继续说，微微露出一丝紧张、拘谨的神色，好像他希望这样会使一切进展得更顺利些。“在那篇评论《美国的悲剧》的文章之后，我想这是最长的一篇了。我对此书特别感兴趣，”博士说，他说话的语速快得像伊塞尔河的河水。“你有没有碰巧看过我的那篇评论呢？”他问道，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继续说了起来，“我真的特别感兴趣，我把它称为心灵的自传。”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说，”就在对方张着嘴正欲开口时，他又快速说道，“它的确使我想到了《威廉·迈斯特》[6]，不对。”多克斯又张大了嘴，博士又猛地叫了起来，“那本书还无法反映这部书的全部面貌——当然，书中有一些片段很像《战争与和平》——我记得我曾对特纳夫人说过：‘你知道，他有时候非常像托尔斯泰。’”
“而且还像一个——小精灵，”特纳夫人这时插了一句，她抓着作家的那只手始终没有松开，始终用慵懒、古怪的眼神紧盯着他看，冲他微笑着——“多——像——一个——小精灵。”她说，然后泰然自若地大笑起来。
“当然了，”特纳博士快速附和道，“其中还有《白鲸》的影响。我记得，当时我对我妻子说，这部书的有些片段，有些极其精彩的片段，”特纳博士大声说，“非常像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
“还——像——一个——小精灵！”他的妻子说。
“也非常像《白鲸》！”博士肯定地说。
“还非常，”多克斯的脑筋终于慢慢地开动了，他心想：“啊，非常，非常，像一条鲸鱼！”
就在这时，那位评论家的妻子仍然紧握着他的手，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懒洋洋地微笑着。
这样，经过如此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后，多克斯先生，这个饱经风浪袭击的船只终于抵达了港口。他如果没有和那些巨大的轮船停泊在一起，此刻至少已经锚泊在特纳博士那片安全水域之中了，并且和一些相对较小的船只相邻为伍。
[1]指美国小说家、诗人埃德加·爱伦·坡。
[2]詹姆斯·马修·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
[3]蒂塔尼阿是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奥伯朗是仙王。
[4]特纳（turner）：本身具有“旋转器”“翻拌器”等意义，此处实指博士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5]霍博肯：地名，位于纽约市对面，哈德逊河畔。
[6]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歌德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