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意见当时是而且今天仍然是，德国人民很可以在一个像勃鲁宁那样的领导之下有条件经受住沉重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危机，并避免第三帝国那场毁灭性的实验的。军国主义的、大工业的和大农庄主的利益，紧密地勾结起来作用于兴登堡这个因素，造成了勃鲁宁的倒台。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希特勒的〕实验，真正就像它那极其可悲的结局似乎证明了的那样，绝对是毁灭性的。它是不是毕竟也被更高一级的历史必然性所推动，那确实是必须称之为悲剧，因为它引向了灾难；但它却或许仍提供了比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更多的丰富的观念。——这些观念，即使在它们的宣扬者倒台以后，也还会保留下来一种价值，无论那是出于对一种伟大的英雄意志之历史性的永垂不朽的怀念，还是出于实际上它们本身是以一种新形式的努力而在生存下去。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尽管并不会是整整一千年，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而也许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世纪；但是其中是不是也包含有有价值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在那十二年的迫害 〔1〕 中，始终萦绕在许多反抗斗士的心头。许多当时参与其中的投机者或冒险者，对这个问题是一马当先热心给予肯定的。但是对自己本人和对自己往日有过的理想进行审判，并尽可能不带偏见地检验其中向我们提供的新理想；——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和历史上的良心的责任。和理想一道上升起来的那种地下魔鬼的手段，当然是永远不该忘记的。但是又有什么伟大的、变革现实的新观念，是魔鬼不曾同时作为推动者和受惠者也钻了进来的呢？对我们来说，1535年在德国闵斯特（münster）再洗礼派 〔2〕 所一度力图建立的千年福王国，是何等可怕地在震撼着我们！然而，再洗礼派运动一般地却包含有宗教上的和世界观上的高度富有成果的萌芽。

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在开头说过的事：即，由于在欧洲而尤其是在德国人民大众数量的增长对于一切现状所施加的压力；由此而兴起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大浪潮，即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股浪潮相互交织着，彼此作用着而终于多少是在努力趋向于联合。如果这种联合成功了，很可能从其中成长出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来。腓德烈·瑙曼的那些思想丰富的意图，就是对此所做的最早的原则性的尝试。他失败了，因为他那思想的先决条件在一直是互相斗争着的党派和阶级的庸俗的心理状态和利益上的自私主义的面前瓦解了。但是瑙曼的尝试还是在魏玛共和国的业绩中存留了下来，瑙曼本人对魏玛共和国始终是忠诚的，并奉献出了他自己的最后力量。他的思想确实只是以一种已经削弱了的形式，默默地而毫无光彩地在一个〔魏玛共和国〕暂时的结构中存活了下来，而这个结构又承担着凡尔赛和约的重负。在这上面还有着杂草丛生的那种议会主义的令人抑郁的景象，每次新内阁成立时下级官员的权力斗争，最后还有那些贪污腐化的丑闻，何况这些贪污腐化又被希特勒的宣传过分地夸大其词。勃鲁宁已经着手要通过加强总统的权力而在国家中心创立一个稳固的政府权威。然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却的确只是有助于使他自己倒台。兴登堡在以往的年代里，几乎是不敢冒风险把一个未经议会多数反对的总理解职的。但希特勒显然是对当时的一切弊端和需要，提出了更强有力得多的办法。而那些正在空中荡漾着的伟大观念，——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汇合，——却毫无问题地在他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他在他那时代的这一伟大的客观观念中的地位，是必须坦率地加以认可的。

希特勒想要战胜他那重工业方面的保护人和资助者的资产阶级的、从而是阶级自私的民族主义，以及他所特别激烈攻击着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在断言资产阶级必将消灭。于是，这就形成了如下的思想，即创立一种崭新的、富有成果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可以不需依赖于彼此相互抗衡的各种社会力量之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单方面的胜利；社会的自然构成并不需要全盘加以消灭，而是必须加以引导和教育，使之为一个也包括它们自己在内的整个共同体而服务。希特勒的做法，似乎要比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的新建筑，对于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传统和价值允许有更大的连续性。他就这样收买了广大范围的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则将充满着他们的生产活动所赋予他们的充分自豪感，并从而放弃还是从阶级斗争开始时期所萌生的一切自卑情绪。要培养专业阶层的特殊自豪感，并把他们融化在那个无所不包的共同体之中，——这同一个基本观念也被运用到农民身上。对这两个阶级都缺少不了种种引诱的花样、庆祝活动、节日娱乐，等等。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代，尽管其唤醒个人力量的那种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但对社会本身却过分地放任自流，并听任家庭、道德、社会精神等等古老的伦理纽带松弛下来，而又没有能富有活力地去考虑如何创造新的纽带。社会有沦于混乱无章的危险。青年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却在许多方面被人忽视，而凡尔赛和约废除了军事服役期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的教育影响。这里也正是希特勒的新国家紧紧掌握在手里的地方；而且还在重新实行普遍兵役制以前，希特勒国家就创造了那些青年组织，要给整个新的一代以一种统一的思想，同时并满足青年的自然冲动。

浪漫主义和技术，同时也和这些新的组织成分一道参与了演出。一切人相互之间，都是在技术上合理地加以计算和测定的，目的在于迫使一切人都为这个新国家服务而绝不容许任何偏离它的个人行动。人们就像是一种可以随意塑造的材料那样被人操纵，就像是沙子和石砾那样被人压进水泥而筑成墙壁。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能够这样加以使用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浪漫主义。因为真正的浪漫主义，按它的本性来说，就是非理性的；它确实也认识到并且希望着通过团体精神和民族精神形成个人联系，但那却是通过心灵和幻想的非理性的灵魂力量，并通过一种相当程度的个人自我行动。当人们要求我们培养旧习惯和旧风俗，并突然间用高压来驱使我们从事家庭和祖先的宗谱研究时；这听起来的确是足够浪漫的。但是我们由此而领到的祖先出身证，却只不过是作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反犹太人斗争的工具，作为“贬低”混血杂种的公民身份的工具，以及作为保证北欧种族的纯洁性的工具而已。然而当其涉及到一场为了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时，这个北欧种族又是怎样地可以被人遗忘、被人牺牲，我们已在希特勒和日本缔结的同盟中看到过了。

在北欧种族之中，唯有我们自己这个民族由于其“民族的”思想而特别被神化了，而且看来还显得是被浪漫化了。但是就在这里，我们最初可能倾向于相信那种真诚的、尽管是不成比例地夸大了的感情；但是当我们听到瓦尔特地区 〔3〕 所采取的做法时，我们却会感到迷惘。在那里，那些根据他们的外表和态度可以算作德国人的波兰人，经过一段适当的训练和见习时间以后，就可以升入到德国的种族团体（volksverband）里面来。就连按种族标准可以利用的俄国民族中的某些分子，希姆莱也要把他们带到德国来，像德国人那样地加以教育和训练。这里，人们会回想起古代土耳其的御林军（janitscharen）制度。从无情的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的观点来看，这确乎不是什么不可行的步骤。

我们或许仍然可以认为，“民族的”观念在希特勒倒台以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里，我们就先要区分人们所称之为“民族性”一词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一种和平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斗争的民族性，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权力扩张；——一种是真正德国内部的民族性而另一种则是边疆的民族性；——一种是真诚浪漫主义的民族性，另一种民族性则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因而很容易成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很容易成为不真诚的，正如我们在希特勒主义那里所看到的那样。那种德国内部的、爱好和平的、有文化教养的民族性，最初是赫尔德 〔4〕 所教导的，后来又由雅各布·格林 〔5〕 以一种最真诚的浪漫主义和一种极美妙的诗情给我们做出了典范。它将富有希望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继续存在下去，赐福给我们；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它赐给我们。反之，那种德国边疆—战斗形式的、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民族性，却根本不是什么德国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生活在东欧的中间地带、彼此相互蹂躏的那些民族的共同产物。在那里，每个被压迫民族都以最深厚的权利在保卫自己，并把她们的自卫斗争看成是神圣的。但是有关这些斗争的方法和效果，东欧却与大部分的西欧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同于瑞士、比利时，也不同于威尔士对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关系（爱尔兰多少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外）。在东欧，这些斗争进行得更加惨烈而又不可调和，而其结果便是民族仇恨的巴尔干化、强化和永久化，直到一方多少是成功地彻底消灭了对方为止，——就像目前我们在东方所受到的威胁那样。可惜的是，把德国居民驱逐出从中世纪以来就打着德国烙印的地区这种可怕的行为，却并未能表明我们德国人自己就是无辜的。那是对希特勒的回答，希特勒曾大规模地为征服东方的空间而斗争；而当他1941年和俄国决裂时 〔6〕 ，就把我们投入了那场战斗。他用以推行这一政策的那种德国边疆—民族的观念，并没有使我们得到赐福。应该说明，我们一般地并没有说过反对保卫德国边疆领土的话，反而认为它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但是在东方进行这场战斗的方式，却成了对我们的灾难。于是，我们便又一次想起了格雷尔帕泽尔的话，那是东方的景象迫使他说出的：“人性——民族性——兽性。”

我们探索过了可能成为希特勒的事业中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且也发现了有某些东西是符合我们时代巨大的客观观念和需要的。或许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点什么，但这样就只不过是在擦光一下那个精心布置的橱窗而已，它向顾客展出了便宜的好商品，却并不担保货柜里也真正是这些东西。而商店里边则是阴暗的，而且在它的深处裂开着一道更黑暗得多的深渊；天真的顾客可能意想不到地就陷进那里面去。第三帝国的每一项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制度，背后都屹立着一种特征性的权力意志，——那范围是极其庞大的，而内容却是缺少灵魂的，——多少有点像是在1793年的雅各宾党 〔7〕 或中世纪蒙古王公征服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任何一种狂热主义都会使灵魂枯竭，而“狂热”这个字却是希特勒的历次运动所喜欢用的字眼。这种狂热主义乃是献身于权力本身，而一切思想或貌似思想的东西，都只是用以巧妙地达到目的的工具。然而，所谓为权力本身而追求权力，并不意味着别的，只不过把自己本身置于人生一切的中心点而已。在希特勒，那结局就是对他本人的狂热崇拜，就是对他自己使命的无限信仰，——他便以他那极其自我中心的心情而称之为“天意”。在这里面，我们总是可以识别出其中有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式的意识的某种冲动。“我的确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家而已，”——墨索里尼1934年春天 〔8〕 在威尼斯和希特勒第一次会晤时，曾向希特勒说，——“但您还是一位先知。”如果读一下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论穆罕默德的讲演中所做的简短的性格刻画，我们差不多就可以把它们逐字逐句地引用到希特勒身上。然而我们也不可对他身上的这种预言家式的因素估价过高。因为他并没有以他的种族狂宣告任何真正的宗教，那仅仅是一种非常之实用的权力手段，一旦不能适用，也就随时可以丢开。当我们寻找他那使命信仰的根源时，也许我们首先可以想到他身上那种破了产的艺术家的愤懑。作为一个画家而成名，对他来说是已经失败了。但是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慕尼黑那些灵魂已经动摇了的人们的面前时，他却意识到了通过语言、通过炽热的演讲对他的同胞起作用的那种威力。当时有一位正在为退役军人讲课的慕尼黑教授，曾被一个总是滔滔不绝在演说的兵士所深深打动。此人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的天性中有着太多的庸俗的自我精神，而不能使他被人看作是一个具有高度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那种无限的虚荣心、那种低级趣味的自我美化，最后还有那个丧尽良心的匪帮，他要抓住他那残余的权力，便不惜榨尽他的人民的最后一滴力量来推动那个匪帮，——这些都是加在他意志上面的沉重的抵押品。拿破仑第一，——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以希特勒与之相比较，——也确实具有很庸俗的自我中心的特性。但是他在他那时代的客观观念中的地位，却要大于我们在希特勒身上所能加以识别的。拿破仑作为一个统治者是更有理性的，而且遗留下了许多积极性的创造是被历史所已经证实了的。而希特勒所留给我们今天的，却完全是一片废墟。

注　释

〔1〕 “十二年的迫害”指1933—1945年希特勒政权时期。——译注

〔2〕 再洗礼派（taufer）为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一个异端教派。——译注

〔3〕 warthe河，位于波兰西部。——译注

〔4〕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译注

〔5〕 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译注

〔6〕 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译注

〔7〕 雅各宾党（jakobinern），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译注

〔8〕 希特勒于1934年6月14—15日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会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