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来谈希特勒主义和基督教这个题目。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两者都扬弃基督教，并寻求用一种对行将到来的现世幸福的新信仰来代替它。但马克思主义是公开地而坚决地在这样做，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像它的纲领所允诺的那样，却扮出一副“站在积极的基督教立场上”的姿态。随后他当了权，就开始愈来愈限制基督教教会的生存空间了；起初是审慎而隐蔽地，通过他的内部教程，然后是通过无数微细的行政措施，通过各种手法来打击勇敢的神职人员，并通过把一些古老的教堂转化为民族纪念堂等等方式，不一而足。有人怀疑，他就这样在使人们准备好有一天将要宣布新的希特勒教，到那时已经长期在领袖言论中所宣扬着的新的上帝信仰就会获得它的至高无上的献礼了。人们不是也曾想到过，——就像在党的圈子里所窃窃私语的那样，——要在最后胜利之后，在玛里安堡组织这样一场庆祝会吗？然而希特勒相信，在适当的场合还是要关心“我的上帝”和“天意”的，以便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就像是用一根线把它们都吊在舞台上，好满足他那些习惯于基督教的美妙词句的听众们。

希特勒与基督教彼此之间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呢？基督教，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那些以基督徒自命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曾经能使自己适应于各种各样极不相同的政治态度，而且甚至于对最值得怀疑的政治体制也给予教会的祝福。这时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要在新教教会的基础上，把一种“德国基督教”推上舞台并为它创设一位“帝国主教”；但由于为此而训练的人员精神准备不足，而彻底可悲地失败了。希特勒本人撤销了那位主教，而未对此做任何公开的解释。这可能要归咎于他那过分的妄自尊大，和要作为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而为他那先知的角色最后进行加冕。关于他所理解的“宗教”，据我听说是他已经写出了一本小册子的，后来却又被谨慎地禁止发行了；它大致符合于我们在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所读到的内容。尼采著名的反对基督教的奴隶精神的控诉书，或许就成为了即将宣布的北欧民族新的主人宗教（herrenreligion）的背景。

然而希特勒对基督教的深仇大恨，在我们看来，还涉及另外某些东西。那就是基督教中所活跃着的有一个独立的、只对上帝负责的良心这一观念，要服从上帝更甚于服从人这一诫令以及要承认一个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并要服从在国家社会主义所承认的法律之外的法律，——所有这些都使希特勒正确地认识到，在这里面澎湃着反抗极权主义对内心生活和外表生活一刀切的最深厚的根源。至于对基督教的那些教条，他一点也不想要和尼穆勒 〔1〕 牧师争吵。这些，按他的意见，都可以平平静静地继续宣传而不致损害他本人。但是有关独立的宗教良心的检验这一权利以及反对良心迫害，他就不能原谅这位勇敢的牧师和前潜艇司令官了。

尼穆勒本人在开始时曾寄希望于希特勒。但是那些非基督的和反基督的特点一旦在希特勒的意志之中迸发出来，尼穆勒的良心义务也就粉碎了他以往的幻觉；于是他就成了抗议者的布道师，人们从全柏林的四面八方都蜂拥到他在达勒姆（dahlem）的讲坛前面来。因此，希特勒就把他送进了大烧（dachau）集中营，从1937年秋 〔2〕 起直到希特勒本人权力的结束。

不过，尼穆勒代表着远比他那教会的教义更多的东西，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两千年基督教西方的全部传统都屹立在他身上，并在向篡夺了这一传统的人喊道：“主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你们想建立的国乃是撒旦的国。” 〔3〕

我们必须以一种极其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反抗希特勒的这一传统之基督教的性格。自由主义和民主制，这二者都是希特勒所炽热仇恨着的；它们正确地加以理解时，也是属于这个传统的，而且它们只有在基督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阶段化与世俗化才能够历史地发展起来。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在良心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上有着基督教的根源。北美罗得岛的那些民主派的清教徒， 〔4〕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们的宪法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以积极信仰的基督教为一方和以阶段化和世俗化的基督教为另一方，双方之间一直有着不断的争执和斗争。人道主义共济会 〔5〕 和天主教会二者之间的鸿沟，显得是何等的深刻啊！可是现在这两个一度似乎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却在同一条战斗的防线上一起反对着另一种新异教的兴起了。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在反对一种新的而且是全然另一种的世俗化。因为在这上面，那条迄今为止把世俗化和教条的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的最后纽带破裂了：那条纽带就是永恒诫律的宣告者，也就是要承认我们的每一个对手作为人的尊严，即使是他完全属于一个异族。道德的约束也存在于民族斗争和种族斗争中间。它们在历史的实践当中，确实也曾往往在较狭隘的意义上或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被我们看作是基督教西方的苗裔的那些人所尽情践踏。但是在这些民族中，良知的激动始终是活跃着的；而且继任情恣纵而来的，则照例是对道德的基本诫律的某种重新回忆。人们是不敢把它们根本废弃的。

希特勒和他的人却敢于这样做，但也不全是沿着这条路线走，因为那就会导致无政府和混乱了。他们为了“人民的福利”（volks wohlfahrt）也曾通过某种同胞友爱之类的东西做过许多事，而有些部分也并不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民族的自私主义把这种福利事业基本上只限于自己的民族，而在自己的民族之内又只限于既不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而且看来在政治上又没有危险的那部分人。对于其他一切人，首先是万恶的犹太人，就不再存在着什么道德的约束或是承认人权和人的尊严了。这一点并不公开说出来，而且出于策略的原因，有时候还可以弹出别的调子来。但是在集中营煤气室里面，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人性的最后一息就终于消灭了。

第三帝国的新大厦就以恐怖主义对良心的迫害而开始，这种迫害通过无数的渠道浸没了、或者是轻轻地而不断地渗透到全民族每一个个人的生活里面去。在它那里，我们就看到了第三帝国最强有力和最恶毒的手段及其自己的原罪。因为这种良心迫害比起任何追求统治地位的宗教、或者甚至于任何追求统治地位的舆论对人们所可能采用的方式来，都要更为不同而又狂妄。追求统治地位的宗教，不仅是出于追求统治地位，而且我们可以说，还是出于一种夸大了的良心感和对灵魂得救的热忱，也就是出于精神的狭隘性。公共舆论当它使用压力时，也是受到约束的，而且还由于一种半伦理性的信念而受到这样一条规律的约束，即一个正直的人就必须是这样地在想而不是其他的想法。但是〔纳粹〕党在取得统治权之后，对人民所采用的那种良心迫害却全然是由于那些采用这种迫害的人没有良心所致。这种良心迫害乃是要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手段，以便镇压人民反抗党的压迫的任何萌芽。

下面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正如以上引的投票数字所表明的，党在获得权力时，它的背后明显地并没有人民的多数。而且1933年春天，在它的压力和恐怖之下所选出的国会里，他们甚至自行把胡根堡领导的德国民族党也计算在内时，还是未能达到为改变宪法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因此改变宪法的授权法 〔6〕 ，——根据它希特勒就具有了一切权力，而且处于一种可以造成最大危害的地位，——是只有靠进行反希特勒政权斗争的那些党的投票支持才能通过的。事情确实就是这样发生的。国会里的中央党和少数几个民主党人在1933年3月23日投票赞成他们所特别痛恨的授权法。对进一步在增长着的恐怖主义的忧惧，已经埋没了他们身上政治良心的声音。投票的前一天，我问一个我熟悉的中央党负责人：“你一定会投反对票的吧？”他耸了耸肩回答道：“那样，事情就会更糟了。”

由于忧惧而产生的、并且是违背自己良心的这类行动或者同意，败坏了一个民族的道德，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败坏了我们德国人的道德。一个老朋友在早些年曾咬牙切齿地向我说：“今天有一半德国人被教育成蛮横无礼，另一半则被教育成懦夫。”但，这就意味着那些肆无忌惮地使用着这种镇压良心的办法的人们，他们本身的良心已经死去了，——那种最后的道德束缚、那种基督教精神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三帝国不仅仅是德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所遭受的最大不幸，也是他们的最大耻辱。

注　释

〔1〕 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德国福音会牧师。——译注

〔2〕 尼穆勒于1937年7月1日被捕入集中营，战后被释放。——译注

〔3〕 语出《圣经·新约》。——译注

〔4〕 指美国革命前英国在北美洲的移民。——译注

〔5〕 共济会（freimaurer，即英文的freemason），西方基督教的秘密团体。——译注

〔6〕 授权法于1933年3月23日由德国国会两院通过，赋给纳粹党以专政权；随后并取消一切其他党派。同年7月14日宣布纳粹党为德国唯一的政党。——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