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的考察便引起了一个对我们非常之可怕而严峻的问题：希特勒主义尽管目前已经被打翻在地了，然而会不会由于它那种统治人民的方法的煽动性的优势而终于成为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前面已经在希特勒主义之中寻找过其积极的内容，而且也曾找出过一些东西，即，它那自觉的目标，要把时代的两大潮流（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融为一体，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把社会上流变不定的各个阶层更牢固地形成为一个整体。但是我们对于为此而采用的方法，却有着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习惯于黑格尔式思想的人，可能怀着一种历史哲学的慰藉而对于这些置之不顾；他们认为世界精神（weltgeist） 〔1〕 就只有通过炼狱，——就像是昔日〔日耳曼〕民族大迁移（völkerwanderung）那样，——才能攀登更高一级的新阶段。但是假如这种所谓更高级的阶段导致对良心的一种有系统的镇压的话，那么它就从而又会导向深渊了；而良心乃是我们在自身内外所认识到的一切神圣事物的根源。所以只要良心在统治着人类和各个民族，它就会防范自己免于向着深渊前进。
尽管如此，一个曾从布克哈特那里学习到某些东西的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却仍可以宣称：这种深渊乃是无可避免的。他可能指出西方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中的堕落的征兆，以及那里的人民群众对权力和享乐的追逐方式可能有朝一日会压倒目前依然存在着的思想上和伦理上的那种更为高尚的动机。这一点当然是一件有赖于信念而不是有赖于证明的事。对一个民族目前的道德和非道德的力量二者间做出这样的一种评价或衡量时，往往要取决于天生的气质，无论它是倾向于悲观主义的还是乐观主义的。然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种客观的办法来解答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否目前已被打倒的希特勒主义仍然可能有一个普遍的前途？
导致了希特勒攫取政权的，确实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而且在不小程度上还是各种偶然的原因的遇合。正如我们力图指出的，当兴登堡在希特勒的任命书上签名的时候，并没有一般的迫切必要性在指挥着他的笔。当时存在着有足够多的可以防范它的各种力量。假如兴登堡让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的话，希特勒运动大概就会始终只是一支插曲罢了，——就像往日的汤玛斯·闵采尔 〔2〕 和闵斯特城的再洗礼派 〔3〕 的王国那样。它的普遍前途在当时就会已经宣告破灭了。
然而，我们却没有忽视，这种证明方法并不是完全充分的。有人可以反驳说，一种新思想的最初倡导者往往会倒下去，但是这种思想然后又会通过它所找到的新的传播者而获得胜利。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反问：希特勒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其内容是不是丰富得足以鼓舞新的继起者来取代已经消亡了的上一代呢？下面便是对此作出的答复。凡是可以算得上是希特勒事业中的“思想”的一切东西，根据我们的分析，都被一伙必须被称之为肆无忌惮的骗子们的投机行径深深地遮盖过去了。它是很可以由于有利的因缘巧合而获得成功的。它还很可以准确利用它所熟知的西方列强之厌恶一场新战争而再取得外交政策上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却由于轻率地过高估计了侥幸而过低估计了对方和他们的潜力而被丧失了。这一切都是历史上骗子行业或是在赌桌上孤注一掷的赌徒们的典型阶段。而这整个事业中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性质，就终于在其最后的崩溃中令人震惊地而又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不能不看到这场赌博是输定了，而且也看到他们自身是输定了，所以德国人民也得输定了并且要毫无意义地随他们的领导人一起坠入深渊。这里还有什么“思想”可言呢？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是的，这本是一种“思想”。但是要整个民族自身毫无意义地为此而牺牲，那便是破产者的骗子行径了。
希特勒集团的所作所为的罪行太大了，是不可能博得一席更高一些的历史地位的。一伙罪犯居然能成功地迫使德国人民服从他们的领导达12年之久，并使德国人民大部分都相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这一事实尽管是如此之令人战栗和羞愧，然而其中却也还是有着某种令人安心和慰藉的成分的。德国人民并没有从根本上患有犯罪的情操，只不过是一度遭受它所带来的毒剂的沉重感染而已。如果这种毒剂长期在体内起作用的话，那么情形当然就会成为绝望的。在那12年之中困扰着我的最阴郁的思念就是：〔纳粹〕党可能在继续保持自己当权和对整个继起的下一代人打上她自己那堕落的本性的烙印这两方面获得成功；——但是压倒这一点的却是，我在计算着他们在世界政治中的狂妄目标必然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可怕的终局，而那当然也就是对我们全部的外在生活和我们在以往时代里全部的民族政治成就的可怕的终局。唯有这时候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良心，才能得到又一次的喘息并达到一个新的生命阶段。
这时，我又以这一信念在宽慰着自己：即，德国人民在上了这可怕的一课之后，将会再回到他们那更好的方面来；并且把自己血液中的希特勒主义的寄生虫排除掉。我也永远没有忘记过这个希特勒主义和此前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和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上层资产阶级圈子的那种权力热、他们的非精神化和物质化，以及更古老的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本质的狭隘化和强化；这一切都是和从homo sapiens〔智人〕之转化为homo faber〔强人〕及其摧残灵魂的作用相联系着的。关于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谈得够多了，并且总是又回到这一结论上来，即所有这些邪恶的酵素其本身并不足以引致希特勒精神的产生。因此就必定存在有某种特殊的断裂，把希特勒运动和此前的以及未来以任何形式与之相类似的运动区别开来。它乃是历史生活中的人物之独一无二的和无从估计的权力的重大事例之一，——而在这里则是绝对恶魔式的人物。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谁还能组织这样一伙罪犯来掌握住德国人民并敲骨吸髓呢？这伙先生们即使没有希特勒，也会成为罪犯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希特勒和他对人民群众的魔力时，他们必定会兴高采烈地对自己说：拥戴他为首，我们就能征服全德国了。但是他们之忠于领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大致可以在席勒的《群盗》 〔4〕 一剧里看到。再可以看看罗姆 〔5〕 的例子，或者也可以看看鲁道夫·赫斯 〔6〕 的例子。而且甚至于希姆莱本人在1944年7月20日以后那段最后的时期里，难道是忠于领袖的吗？
因此，人物是独一无二的，环境配合也是独一无二的；唯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侥幸成功地攫取了权力，并在一个有限的时期之内迫使德国人民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条错误的道路所引向的领域，是一个天性正直的人在其中不会长久逗留下去的。然而，由此却唤醒了德国人民重新振作的可能性，以及要清除他们自己所经受的恐怖的那种义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都应当考虑些什么呢？——就让我们来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只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原则性的问题上，而并不试图对德国的重建做出什么正式的规划来。如果我们〔德国人〕彼此之间在原则问题上一旦意见一致了，如果我们相互之间阐明了我们的心意；那么我们就会找到实现它的种种具体方式和方法的。
首先，应该是报道一下在战争期间所曾经尝试过的、但却不幸失败了的一次挽救〔德国〕的办法。
注 释
〔1〕 按，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乃是世界精神的体现。——译注
〔2〕 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90—1525），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起义后不久被害。——译注
〔3〕 再洗礼派是16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参加了德国农民战争，后于1534—1535年成立闵斯特公社，不久失败。——译注
〔4〕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群盗》（die rauber, 1781），是他早年的代表剧作之一。——译注
〔5〕 罗姆（ernst roehm, 1887—1934），纳粹党卫队与冲锋队领袖，1934年6月30日遭希特勒清洗。——译注
〔6〕 赫斯（rudolf hess, 1894—1987），纳粹党副领袖，1941年只身飞英，被拘留，战后被判终身监禁。——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