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中的派别斗争，杜因作为附录还引用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里的一段精彩的描述作为对照。经历过所谓“文化大革命”那段最黑暗的日子的人们会发现，一千多年前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荒唐而又残暴的事件，一千多年后这种人为挑起的派别斗争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竟又重演，只是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原文系英文，见伯里编订本（bury's edition）第四卷，第220页以次。

“君士坦丁堡从古罗马那里接受过来的是荒唐的行为，却不是美德；使竞技场动荡不安的那些派别在赛马场以加倍的疯狂兴风作浪。在安那斯塔西乌斯当政时期，民众的这种疯狂是由宗教的热情激发起来的；绿派背信弃义地把石块和匕首藏在水果筐子下面，这样他们便在一次庄严的节日里屠杀了他们的对手蓝派三千人。这种恶行蔓延到东方的行省和城市，而在比赛上两种颜色的划分竟然造成了两个强大的、势不两立的派别，这是动摇了一个不稳固的政府当局的基础的两个派别。民众当中基于最严重的利害关系或宗教要求的分歧也几乎难以同这种荒诞的分歧的顽固性相比：它破坏了家庭的和睦，使朋友和兄弟之间出现不和并且诱使很少出现在竞技场上的女性站到她们的情人的一面去或者同自己丈夫的意愿发生矛盾。每一项法律，无论是人间的还是神圣的，都受到践踏，而只要是派别能取胜，这一派受到蒙蔽的成员便不把个人的不幸或公众的灾难放在心上。不顾民主体制的自由的胡作非为在安提奥克和君士坦丁堡死灰复燃，而每一个想在政府或教会担任官职的人都必须拥护一个派别。暗中依附安那斯塔西乌斯家族或派别的人们被认为是绿派；蓝派则是正教和优斯提尼安的事业的热心拥护者，他们所感戴的保护人对这一派所造成的动乱包庇了五年多，他们应时掀起的骚动竟使宫廷、元老院和东方的都城看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