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生涯。决定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则是一个急切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我的同事中间也没有人关心过这个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却是如何作出诊断，或者如何去描述病人的症状，编写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也就是个性，根本无关紧要。相反，医生带长长的、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和详尽记录的症状看病。病人们被定了性，诊断书盖上了橡皮印章，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到此就算解决了。不管怎么说，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他的观点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我依然能非常清楚地回想起那时的一个病例，它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一个年轻妇女患上了“忧郁症”，遂被这家医院收治。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测又做了体检。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收治到了我所在的部门。开始，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我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此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让我觉得很是奇怪。这跟精神分裂症无关，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决心使用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开始与病人联手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的梦境。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没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阴暗凄惨的故事。

这个妇女结婚之前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子弟，邻近地区的姑娘们都对他感兴趣。由于那女子面容姣好，便认为很有机会将他追到手。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追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的时候，某个人——您那位先生（那个富有的企业家之子）——却相当吃惊。”就在那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孩子洗澡，先是她四岁的女儿，接着是她两岁的儿子。她住在乡下，水源不太卫生；饮用的是纯净的泉水，但洗澡、洗衣服用的却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吮吸海绵，却没有阻止她，她甚至还给小儿子一杯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潜意识的，或者只是半意识的。因为她的意识已经受到了初期抑郁症的影响。

没过多久，在这种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后，她女儿就因伤寒病倒了，接着便去世了。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却没有感染。这时，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于是这位妇女被送到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得出了结论：她是一个谋杀犯，而我又知道了太多关于她秘密的细节。突然间真相大白了，这就是她患抑郁症的充分理由。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错乱，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又该采用何种治疗措施呢？直到此时，这位妇女一直注射麻醉剂，来与失眠症作斗争，同时还有人监护着她，防止她采取自杀的行为。但在其他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从生理上看，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讲明呢？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吗？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职责上的矛盾。在良知方面，我有一个难题需要回答，并且需要独自解决。要是请求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提醒我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说呀。这只会使她疯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效果可能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不存在明确的准则。一个问题既可以这样解答又可以那样解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考虑到了潜意识的因素。当然，我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个人风险：要是病人的病情加重，我同样也会陷入麻烦！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这种治疗，虽然结果很难说。我把通过联想试验所发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不难想象，这样做是多么的艰难。断然指控一个人是杀人犯绝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并接受这一指控的病人来说，也是悲痛万分的。结果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她可以出院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进过精神病医院。

在这个病历上，我对同事守口如瓶其实还有别的原因。我担心他们对此大加评论，甚至有可能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了，他们倒拿不出对病人不利的证据，然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一场讨论或许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命运的惩罚已经够受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赎罪。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她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出了院。她是不得已才承受这一负担的呀。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很可怕了，而她的救赎在患抑郁症，在医院监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病人来就诊时都隐瞒了某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只有对这个完全私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使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隐秘的故事，就掌握了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探索意识材料还远远不够。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能够为诊断开辟出路，对梦的解析，或对长期耐心地接触病人也有裨益。在治疗上，永远要从病人的整体而绝非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一待就是四年。随后在1909年，我在工作上获得越级提升，便因此离了职。在这几年间，我私下里看过很多病人，日常的工作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继续留任教授，直至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础课程以及原始人心理学。这就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前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催眠术，也讲珍妮特和弗劳内伊。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常常对病人（给学生做示范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明显带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当时已经五十八岁了，拄着拐棍来的，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受尽了折磨。我让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要求她讲一下自己的病史。她开始给我讲了起来，那病史真是可怕极了——她把整个长长的病史和盘托出，细节详尽。最后，我打断了她：“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催眠吧。”

这句话几乎还没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进入深深的睡眠之中——一点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迷惑不解，但却没有打扰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而且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境，这些梦代表了潜意识的相当深刻的体验。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狂热的状态。这种情境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正要向他们演示催眠术！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想要再次把这位病人唤醒，可是她怎么也醒不过来。我惊呆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可能已经无意识地深入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唤醒。与此同时，我不敢让学生们看出我神经紧张。当这位中年妇女醒过来之后，她觉得头晕、迷糊。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喊出声来：“啊，我的病可算好了！”一把扔掉拐棍走了起来。我尴尬得满脸通红，却向学生们说道：“现在你们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厉害了吧！”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很多经历促使我想要放弃催眠术，对中年妇女的诊疗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痊愈了，而且精神抖擞地走了。我请求她告知我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过不了二十四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暑假那个学期，当我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后背剧痛难忍，据她说，这在最近才发生。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发生过任何事情，也丝毫不能解释发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后背疼痛的那天，正好从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搞不懂，她的病怎么就神奇般地治愈了呢？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发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痛就消失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部门里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他是她唯一的孩子。自然地，她本希望儿子才华出众，事业有成，没想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精神病，这对她来说绝对是可怕的一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那时的我，代表了她对儿子的所有希冀。她热切盼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她认我做了干儿子，并四处传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名誉，实际上得归功于她，也正是因为她四处宣传这一神迹奇事，我才得到了第一批私人病人。我的心理疗法竟然始于一位母亲，我还取代了她精神病儿子的地位！自然，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事件，包括所有的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快便接受了我的阐述，而她的病也再没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治疗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与那位年长妇女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感激，因为我曾认真地接待了她，并对她和她儿子的命运颇为关切。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一开始在进行私人诊疗的时候，我也采用催眠的方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你从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疗的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工作，我总是感到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自作主张命令病人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得知，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向何方。为了弄个明白，我认为有必要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并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来几个学生帮忙，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联想）的调研。弗朗兹·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万格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有关的联想实验”，而我也在写我的论文《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例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和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使我于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而与此同时，他们还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很快，美国的许多病人便找我来治疗。在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美国同事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该病人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症”，预后是“无法治愈”。那位同行怕我的治疗不起作用，便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专家那里看看，算是以防万一。患者前来就诊了，我与他谈了片刻便发现，这个人患的是一般性神经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起因他却守口如瓶。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遭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所带来的影响。他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当然这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酗酒，而喝酒则是他极力麻醉自己的方式，好忘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帮助。

他母亲拥有一家大公司，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在公司里占据领导职位。他确实早应从附属于母亲的压迫性地位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抛弃这一优越的职位。因此，他便一直受制于母亲，受制于把他安置在公司里的母亲。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时，或不得不屈从于她对他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意识中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把酒戒了，也觉得自己痊愈了。但我告诉他：“如果您回到以前的情况，我不敢保证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他一回到家中，重新处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便又开始喝酒。因此，他母亲在瑞典停留的时候，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力女魔头”。我明白了她儿子必须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根本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他的身体也十分羸弱，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了一张医疗证明，说她儿子因酗酒而无法完成工作上的种种要求，建议她把儿子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而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在医生看来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利益，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的病情有何进展呢？自从脱离了母亲，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拥有了光辉的职业生涯——也许正是因为我给他开了一服烈性药的缘故。他妻子对我十分感激，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毛病，而且还开拓了他自己的道路。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一直有种良知上的负罪感，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事实确实如此，他一解脱出来，他的神经症就消失了。

在我行医期间，人的精神对潜意识犯罪的反应方式不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竟，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是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一种状态，好像是一种对罪恶极有意识的表现。

我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使我永生难忘的病例。一位女士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无关紧要，因为她只想就一次诊。很明显，她属于上流社会。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她的忏悔：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想嫁给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只要谋杀不被发现，她就会继续安宁的日子。她要嫁给这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她的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她确实跟这个男人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就死了，当时还相对年轻。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就设法离开了她。她女儿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然后就从她眼前消失了，与她的感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这位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一切联系。

这位夫人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钟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骑行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把她甩下身去。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那以后，她转而养起了狗。她拥有一只非常喜欢又出奇漂亮的猎狼犬。而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么得了瘫痪症，好像命中注定的一般。现在可以说，没有比她再不幸的了；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完全崩溃了。她需要忏悔，于是她来到我这里。她是个杀人犯，但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凡是犯谋杀罪的人都毁灭了自己的灵魂。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如果某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又被抓住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如果他是暗中所为，没有道德上的意识，也一直没被发现，惩罚却依旧会降临在他的头上，就如病例中显示的一样。这种情形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

由于杀了人，这个女人便陷入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都开始疏远她。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他人了解她的秘密。她是得找个无罪的人来分担心头的秘密。她想找到一个人，不加偏见地接受她的忏悔，因为这样一来，她会再次获得某种感受，就像和人类建立关系那样。而这个人应该是个医生而不是一个职业司祭。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倾听自己忏悔的律师心生怀疑，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是非。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任何更深的谴责。

我一直没能查出她的身份，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有时候我问自己，她怎么能有如此下场。因为她的忏悔并不是她生命的终点呀。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她如何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给医生指引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故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遭受的痛苦，而只有这时，医生的治疗才开始发挥作用。有一个病例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房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概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之久。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为什么会住院，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掉了。只有一位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依稀记得这位病人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已经不会说话了，只靠流质和半流质的营养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让粘在手上的食物慢慢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喝一杯牛奶差不多要花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胳膊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白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程度我还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被当作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种紧张性精神病案例，但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含义，因为这种话根本没法帮我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因何而起，又是什么意义。

这一病例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成为助理医师时，我觉得，自己对精神病学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特别不自在，因为他们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因为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病人的头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在这里从事着助理医师的职业，可我却对此一点也不在行！

一天深夜，当我走过病房时，我看到那位老人仍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又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到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总是这样。“是的，”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于是我再次翻阅了她那发黄的病历，确信无疑，上面表示她有做鞋子的习惯。过去，鞋匠习惯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以这样的动作精准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如今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便去世了，她的弟弟前来参加葬礼。我问他：“您姐姐怎么得的精神失常呢？”他告诉我说，她爱上了一个鞋匠，但鞋匠出于某种原因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拒绝她时，她便“发作”了。鞋匠的动作暗示着她与恋人的认同，一直持续到去世之前。这个病例给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那时起，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有意义的种种关联。

另一个病人的故事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毫无意义”的妄想。从这个病例中，我第一次能够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病人名叫巴贝特，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进行了有关她的讲座。

她出生在苏黎世旧城，在贫困、狭窄、肮脏的街道出生，在卑贱的环境中长大。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带有典型性夸大狂特征。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住院二十年了。医生将她当作教学课的客体，向数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不可思议的过程。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说些毫无意义的、最疯癫的话。我竭尽全力想要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她会说：“我就是罗蕾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当医生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总是会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她会放声痛哭：“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我发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她也会突然说出荒唐的话，比如“我是两个工艺学校不可取代的人”“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希亚特别甜的黄油”“我和那不勒斯必须为世界供应面条”，这些话都意味着她对自我评估的提升，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我对巴贝特和其他类似病例的迷恋使我相信，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狂。我不止一次地看出，即使在这种病人的背后也存在着所谓的正常人格。也就是说，这种人格在袖手旁观。这种人格偶尔也会——通常是以声音或梦的方式——提出完全理智的评论和异议。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前景中来，使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为我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对她表示关心。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到他治愈不了的病人，对于这种病人，医生只能使他通往失望的道路变得平坦。她听见了分散于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对她说：“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说这番话时，我都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非常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能够更好地对待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于是她带来一本很破旧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每次巡房时，我都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接下来，我又对她进行了这种考验。我一连考验了她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这项功课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保持在活跃的状态，因此她就不会在精神分裂的梦境中越陷越深。结果证明六年以后，原本活跃在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已经退回到左半部分，而右半部的声音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倍增，而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了。因此，我得出结论，这个病人痊愈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效果。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偏执狂患者的思想和幻觉有那么一点含义。在精神病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不了解他们是我们的错。这时我第一次渐渐明白，人格的一般性心理，是潜藏在精神病当中，甚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远古的人类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冷漠，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活跃着，思想中有意义的东西也比看起来要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一无所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本性的根基。

一直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费心思去理解幻想的含义，或者想要询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遭受了基督会信徒的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这些情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对这种问题一点也没兴趣。这些幻想只是以一般的名义，例如“受迫害幻想”被堆砌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了。在本世纪之初，我已经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不是刚刚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人们开始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则经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还在诊所工作时，我医治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可能被人指责，说我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如果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病人患的并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看望我，我把巴贝特的例子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肯定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您到底怎么能忍受这个面容丑陋的女人，并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呢？”我很可能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精灵，因为她竟有如此可爱的妄想，又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的时候，人性还是会从怪诞荒谬的浓云中透射出来。从治疗来看，巴贝特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人格的关怀，能够产生长久的疗效。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悲惨的毁灭，但背向我们的、心灵的另一面，却是我们极少能看到的。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那时只有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遭受哥哥诱奸，后又受到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退避到孤独之中。她与众人疏远，到了最后她所剩下仅有的感情维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绝食，变得完全沉默了（就是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性精神症中。

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渐渐说服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重重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最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将她放到了月亮下的一个住处，里面还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和妻子。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女人和孩子们，月亮上的人便受到了灭绝的威胁。而原因就在于，月亮下面居住着占人口半数的女人。

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点什么，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在塔楼的平台上等到了吸血鬼，这个塔楼是专门为它而建的。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黑色的大鸟，扇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一把藏在长袍底下，作祭祀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来临，突然之间，它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对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她想一探究竟，看看吸血鬼的真正面容。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男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带翅膀双臂像铁钳一样紧紧夹住了她，使她再也无法挥动长刀。总之，她完全被吸血鬼的容貌迷惑住了，因此总是无法向它发起攻击。结果它把她从平台上抓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经过这一番披露，她又能无拘无束地说话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凸显出来了。看起来我好像制止了她返回月球的欲望，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那里的生活也是满含意义的。不久之后，她的紧张性精神症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进了一所疗养院。有好一阵子，她简直处于极端疯癫的状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我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她渐渐地明白过来，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便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结果又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房里看望她，对她说：“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任何好处，您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沉默不语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漠然极了。这一次，她在里面待了不久就出院了，后来奔赴自己的前程去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当了一段时间护士。有一次，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略微粗暴地斥责了她，结果她用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幸运的是，那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个事件表明，她总会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拿了一把上了膛的来复枪。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是在那次治疗结束以后，她把枪交给了我。我惊愕地问她要干什么，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

当这次枪击事件的激动心情平复下来以后，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结了婚，还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幸存了下来，旧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些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便有了乱伦关系，这让她感觉在世人眼里受尽屈辱，但在幻想的王国却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国度，因为乱伦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只有王室和众神才拥有的特权。结果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并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凡脱俗”，她也失去了与人类的联系。她陷入遥远的宇宙距离当中，进入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长着翅膀的魔鬼。依循着此事的规律，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我自然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可能会劝她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她为我讲述她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出卖了魔鬼，并让自己依附在了一个世人身上。这样，她就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甚至结婚生子。

从此之后，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有多么丰富、多么重要。

我经常对自己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这一问题我无法作出明确的解答。病例不同，疗法也就不同。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而我对他的疗效产生了怀疑。有一个文献资料，涉及了很多有关病人抵抗的内容，好像医生是在想方设法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治疗应该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形成。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因人而异。我将接治的每一个病患都尽可能区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向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通用的法则，适用起来也该有所保留。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它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别人来说有可能刚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他所谓的“方法”。但他必须小心，以防落入特定的、常规的方法之中。一般而言，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有所谨慎。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就有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对立面。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作用。我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做法，是相当刻意的。在我看来，与每一个个体打交道，只有了解他们才会起到作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学派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面对每一个病人，都是采取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对话。分析师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那么单单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还远远不够。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技能。早在1909年，我就意识到，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象征含义，我就无法治疗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和高智商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所要掌握的，不应只局限于专业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清楚，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便会激起病人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悟到自己是一个个体。然而这一点如果不参照集体性的观点，则无法做到。对于这一点，医生必须有所涉猎。因此，仅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心灵包罗万象，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是半边世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它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处理的则是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看得更加清楚，威胁着所有人的险境，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自己，来自个体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失常便是危险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正常运作。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将爆炸。

然而，心理治疗师不仅需要了解病人，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必要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如何应对自己，并处理他本人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心灵并严肃地对待它。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病人就不会学着去做，他将失去自己那部分心灵，就像医生不加理解便失去了自己的心灵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就能掌握的一种方法。如果学习者在自己的训练性分析中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必将为未来的失败付出沉重的代价。

虽然有种叫作“附属心理疗法”的治疗方法，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的整个人格都要发挥作用。有许多病例，没有医生的介入根本无法治愈。事关重大，医生是否把自己看成这出戏的一部分，或者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会大相径庭。当生命处于严重危险之时，当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来临之时，玩点小把戏，给一点点建议，则一点忙也帮不上。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人格便受到了挑战。

治疗医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自己对待病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自己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的潜意识如何体验到这种情景？”因此，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自己的梦境，密切关注和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小心对待病人一样。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下面我举例来说明。

我看过一个病人，她是个智商很高的女人，但出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畅，但没过多久，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正确解析她的梦境，还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因此我决定就这个问题与我的病人好好聊一聊，当然她也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这个梦。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沿着穿过一座山谷的公路走着。我的右面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一个女人正在一根栏杆上坐着。为了看清楚她，我只好拼命地把头往后仰。一从梦中醒来，我就感到脖子后部产生了痉挛。甚至在梦里，我便认出那女人就是我的病人。

梦的解析突然间变得豁然开朗。如果在梦中我是以仰着头的方式看我的病人，那么在实际中我可能是俯身去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我对梦的解析告诉了她。她的情境立即发生了改变，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问自己，病人正在传递给我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毫无意义可言，那我就无法打开突破口进行医治。医生只有自己在感情上受到感染，才会发挥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治。”但是要是医生的个性像铁甲一般刚硬，治疗也起不了作用。我对病人认真对待。我也许也会遇到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病人恰好是医治医生痛处的一服良药，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医生也会遭遇困境——或者说，这种困境是医生的专利。

每个治疗医师都应该拥有由第三方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欣然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也有一位忏悔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找个男忏悔师前辈，或找个女忏悔师前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有着独特的天赋。她们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和犀利的批判性洞见，可以看出男人心里的秘密，有时甚至还能看穿男人们灵魂的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看不到的某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超人！

不难理解，一个人要是得了精神病，他就应该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但是他如果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他去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有过一些令人震惊的体验。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是我的老同事介绍来的，随身还带着这位同事写的评价颇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医师，后来便接替了他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正常出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小镇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里，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成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着了解您自己。您本人就是治病的工具。要是您出了问题，您怎么可能把病人矫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自己，又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货真价实。否则，就求上帝帮帮您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的。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马上又说了一句，“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跟您说呀。”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了。我说道：“很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境吧。”“我不做梦啊。”他说道。“您很快就会做梦的。”我回答道。任何人在那天晚上大概都会做梦，但是他却回忆不起任何一个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而我却开始对整个事件感到相当不痛快。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讲述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了解梦境有多么的重要。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列火车在行驶两小时后停靠在某个城市的车站。他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又想浏览一番，于是出发向市中心走去。在那里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随后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游荡着，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间，房间四壁悬挂着各种古画和精美的壁毯，珍贵的古董随处可见。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太阳也早就落山了。于是他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找不到出口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发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连一个人影也没见着。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好不容易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吧。他打开门，发现自己原来跌跌撞撞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他连墙对面都看不清。梦中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的房间，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房间的正中央，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两岁左右的白痴小孩。小孩坐在一个夜壶上，夜壶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吓出一身冷汗。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必须承认，当我试图把他引出梦境的时候，我都满头大汗。我不得不跟他解释说这没什么害处，并掩盖了所有有害的细节。

这个梦的大致意思如下：他动身出发开始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候的样子。小孩子不讲卫生的行为倒是有点不寻常，不过依然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有颜色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受到严加看管的孩子很容易对这种错误感到羞愧。

但做梦的人，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梦的意象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就是对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差一点点就要变成显性的了。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另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对于结束训练性分析，我们俩都很高兴。我并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致命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危险的疯子追赶。在这之后他立刻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去刺激自己的潜意识了。他典型的正常性揭示了一种人格，在现实中不会发展，只有在遭遇潜意识时才被击得粉碎。精神治疗医师不喜欢这些隐性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往往很难以被确诊。

由于这个案例，我们得聊聊外行人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赞同由非医学人士研究心理疗法并进行诊断，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赞成由外行人来做一个分析的工作，但必须要在职业性医师作的指导下进行。只要外行人察觉到哪怕一点点不确定，就应该向自己的导师咨询。即使对医生来讲，要确认并医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容易；对于外行人来说更是如此了。但我曾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门外汉，都很精明能干。此外，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还远远不够。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掌握很少有人拥有的广博的学识。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在潜意识上或多或少的认同，能够导致灵学现象。我频繁地遇到这种情形。有这样一个病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帮助这位患者摆脱了精神性抑郁症。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并不喜欢他的妻子。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她丈夫倒对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由于我对她丈夫产生了影响，因而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情况频频出现，那些并不真心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心存妒忌，而且还要破坏其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希望要丈夫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嫉妒的症结便是缺乏爱情。

病患妻子的态度给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的他，旧病复发了，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我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便事先作好了安排，他只要一感到精神沮丧，便立刻与我取得联系。由于他的妻子总是嘲笑他萎靡不振的状态，他竟然忘了与我联系。因而，我对他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

就在那时，我去b市办了一场讲座。回到旅馆时已接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朋友们坐下聊了会儿天，接着就上床睡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在两点钟左右——我一定是刚刚睡着——我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甚至在我的印象中，门是被匆匆忙忙打开的。我立刻打开了灯，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想，大概是有人走错门了吧，接着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确实是有人进过这屋啊！”然后我试着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之间我才发现，自己是被隐隐的疼痛唤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击打了我的额头，然后又在后脑勺敲了一下。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开枪自杀。后来我才知道，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留在了后脑勺部位的颅骨里。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步发生的现象，当它与一种原型性情境（这一次是死亡）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便会经常发现这种现象。通过潜意识中时空的相关性，我很有可能已觉察出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万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这个案例中，我的潜意识了解病人的状况。实际上在那天，我一整晚都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与不安，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状态截然相反。

我从不试图改变病人的信仰，也绝不强加任何命令。病人应该获得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治疗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还是犹太教徒，一切遵循命运的安排。

一个犹太妇女的病例令我记忆犹新，她是个丢失了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找我看病。她大概向我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正当她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我根本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想到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

第二天，我的预约门诊一直忙到了下午四点。这时一位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时尚，智商很高。她已经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移情于她，最后只好恳求她再也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她一来，便意味着破坏了他的婚姻。

这位姑娘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症的折磨，而她那次心理分析的经历，自然加重了她的病情。我从既往病史入手，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适应性极强，已然西化了的犹太人，是个彻彻底底的文明人。起初，我并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我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做过的梦，于是想道：“天哪，原来她就是我梦境中的小姑娘。”但是由于我仍然无法从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蛛丝马迹，便开始询问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类似病例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要求她谈一谈自己的祖父，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犹太教教士并且隶属于一个犹太教派。“您是说‘哈西德派’吗？”我问道。她说：“是的。”我继续就此提问：“要是他是犹太教教士，那他有过机会当圣徒吗？”“有过，”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而且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也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我向她解释：“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件您有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背叛了犹太教，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得了精神病，因为您对上帝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这席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般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在举行招待会，天哪，这个姑娘也在场！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雨下得正大呢。”我真的找来了一把雨伞，乱摸一通想把它打开。正当我要把伞给她时，我竟然跪了下来，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一周以后，她的精神病痊愈了。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肤浅的小姑娘，而是在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话观念，因此她天性中这一最本质的特征便无法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她所有有意识的活动便被引到卖弄风情、穿衣打扮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在实际上，她却是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要完成她那秘密的意愿。我要唤醒她身上的神学和宗教意识，因为精神活动对她来说不可或缺。这样以来，她的生活便会呈现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随即消失了。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用任何“方法”，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内在指导力量”。我向她解释这种力量，她的病便痊愈了。方法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我常常看到有人因为满足于对人生问题片面或错误的回答，从而患上了精神病。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和金钱，虽然他们获得了寻求的一切，可生活仍然不幸福，自己还得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极为狭窄的精神视野中。他们的生活缺乏内容和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个性丰富多样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因此，发展的观念向来对我意义重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来找我医治的患者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这个时代，信徒仍然有机会在教堂里过着“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其他许多方面的体验，便会一目了然。但是信徒必须首先参与其中，才能体验这些象征，并生活在这些象征里面。现今的人们却往往缺乏这种参与。在精神病人当中，实际上更是一直缺乏这种参与。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便需要观察，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带来种种象征，来取代所缺乏的东西。但直到此时，有一个问题还是尚待解决：一个拥有象征性梦境或幻象的人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含义，承担起随之而来的后果。

比如说，我曾在《集体潜意识原型》中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一个梦，而这个梦境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树木茂密的山谷美景尽收眼底。在梦里他知道，树林的中央有一个湖泊；他还知道，迄今为止，某种东西一直在阻止他走向那里。但这一回他却想付诸这一计划。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起来；突然之间，一阵微风掠过湖面，湖水泛起了昏暗的涟漪。他便在惊叫声中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本应记得这个被一阵微风拂动水面的“池塘”，而这个池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塞斯达水塘。一位天使降临人间触碰了水面，因此，这个池塘的水便有治病的功能。那阵微风就是随处吹拂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做梦的人。这暗示了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旦现身却吓得人浑身发抖。这个做梦的人却不愿接受“贝塞斯达水塘”的联想。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却跟心理学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中提到圣灵自然很好——但这并不是一种能够体验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梦者应该克服他的害怕与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踏上为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会把问题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那种肤浅的假设，认为病人只是由于普通的反抗才受到了阻碍。反抗，特别是顽固的反抗，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往往是不可小觑的警告。治疗可以通过药物进行，并非每个人都可服用，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每当触及内心最深处的体验，触及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会惊慌失措，而许多人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病例就是如此。我当然知道，比起其他人来，神学家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他们更接近宗教，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教会和教规的更多束缚。内心体验的冒险以及灵魂的冒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如果这种体验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是“历史性的”根基，一切就会变得十分顺利。那么心灵上的东西呢？如果直面这一问题，病人往往会对心灵怀有一种毫不怀疑但却藐视的态度。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精神治疗医师应该“顺着”病人和病人的情感。我倒觉得，采取何种方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的确需要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

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我这里诊治，她习惯用巴掌扇仆人——甚至连她的医生也不放过。她患了强迫性精神病，一直在一家疗养院里治疗。自然地，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一记义务性的耳光。在她看来，医生只不过是个高级跟班而已。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便把她送到了另一家医院，而到了那里，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得到医生温和的关怀，于是那位倒霉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端庄威严的女人，足有六英尺高——我敢跟你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力气可真不小！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畅快。然而，终于到了对她说点难听话的时候了。她听了暴跳如雷，一跃而起，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女士，女士优先！不过一会儿我可要还手的！”我是说真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眼前一下子泄了气。“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她抗议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初见成效了。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个病例中，要是“顺着”病人，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比无所作为更糟。她之所以有强迫性精神病，就是因为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对这类人就要施加其他的约束力——于是产生了强迫症状来实现这一目的。

多年以前，我曾经统计过自己的治疗结果。虽然回忆不起准确的数字，但保守估计，我的病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本质上的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以判断的，因为许多事情直到多年以后病人才意识到，才能理解，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挥作用。我以前的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治疗过去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确实有几个病人中断了在我这里的治疗，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送来了积极的反馈。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对治疗结果成功与否下结论。

当然了，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也会遇到几个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无论好人坏人，他们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要经受些空前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才华横溢，技艺超群，也许会刺激另一个人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先天便具有古怪的、不受欢迎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天才，还是发展不平衡。当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而怒放，但在社会的平原上，我们却从未见其踪影。要建立密切的联系，心理疗法才能有所成效，密切到医生不应对人的各种疾苦，无论惨烈还是深切，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比较和相互理解，在于辩证地看待两种对立的精神现实。若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撞出火花，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便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依然不见好转。除非医生和病人相互产生关系，否则没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在别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谓的许多精神病人便不会患病；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正是因为人格分裂的缘故。如果人们通过神话能与祖先的世界取得联系，并且从本质上而非外在体验到这种联系的话，如果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个世界的话，他们本可以免除自身的人格分裂。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无法忍受神话遗失的人，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既无法达到一个纯粹的外部世界、一个由科学审视的世界，同时又不满足于玩弄文字，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与智慧毫不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受害者都只是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一旦跨越了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他们明显的病态便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感触的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避免心理学家沾沾自喜的通病。医生若不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原型的圣秘，在其医治病人时就难以避免消极性的疗效。他将会高估或低估原型的圣秘，因为他只持有理智的观点而非经验准则。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用理智来主宰一切。这就实现了两个隐秘性的目的：其一，将医生和病人与本源性作用以及实际经验远远隔离开来；其二，用明显安全、人为、纯粹二维的观念世界取代心理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的清晰概念完全掩盖。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空有的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观念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它承诺保护人类免受经验的伤害。精神并不存在于观念里，而是存在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尽管如此，这种徒劳的做法却反反复复无穷无尽。

因此据我的经验而言，除了说谎成性的人，最难对付、最忘恩负义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理智和情感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养成了一种“分隔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任何事情都可以靠理智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分子仍然要遭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及种种心灵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展现在我面前）的接触中，我学到了极其丰富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洞悉自我本性的能力。我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也学到了不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她们往往以卓越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配合着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新的途径。

一些病人变成了我感情真挚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与他们建立的友谊经受住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洞见了人生现实，我也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本质性的东西。对我来说，与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种类庞杂的心理水平相比，同名人们只言片语的交谈简直是微不足道。与默默无闻之人的谈话成了我一生中的最美好、最有意义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