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讲座中，我们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出发提出一个问题，即：“物（ding）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古老了，但只因它必然一再要被问及，所以本身始终是一个新问题。

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通常在其被正确地提出之前，某些漫无边际的闲谈很可能立刻就已经开始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因为哲学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会处于不利的境况中。科学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于科学来说，日常的表象、判断和思维总已经提供了某种直接的通道和入口。如果人们把日常表象作为衡量一切物的惟一尺度的话，那么哲学一定是某种古怪的东西，思想家立场的这种古怪，只有经过猛烈的冲击才能得到理解。与之相反，科学研究直接就能够从其对象的描述开始，尽管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和困难，也无须抛弃所选择的追问层面。

相反，哲学却在立足点和层面上反复无常，所以，人们在它那里通常会长时间地茫无头绪。但如果确实需要对那种应该被追问的东西进行先行思考的话，这种不可避免的或常常是有益的混乱就并不过分。另一方面，应该被追问的东西本身就伴有危险，人们对于其意义不假思索，就对哲学漫无边际地说三道四。我们将首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只花一个小时来思考我们的计划。 [1]

问题为：“物是什么？”某些思考立刻就会出现，人们可能会说：使用或享用可支配的物，消除不方便的物，设法搞到必需的物，就是这些意思；可是，随着“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丝毫没能开始真正的追问。没错，人们根本没有开始。对于这个问题更大的误解是，人们想要试图去证明，借助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已经开始了某种追问。不，人们借助它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对于我们的问题的这个表述是如此的真，以至于我们甚至必须将之理解为对其本质的一种规定。“物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们借助它什么都不可能开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来无需更多言表。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的古老，就像西方哲学的起源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那样古老，还好有关历史方面的这个问题有简短的记录。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小段历史被流传下来，柏拉图给我们保存在其对话《泰阿泰德篇》中（174a）：

人们这样讲述关于泰勒斯的故事，他在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对此，一个诙谐幽默的色雷斯女仆嘲笑他说，当他想要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中的物的探究上的时候，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起来了。

柏拉图给这段历史记载附加了一句话：

但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据此，我们必须肯定，“物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要遭女仆嘲笑的问题，即使一个十足的女仆，也一定觉得有些可笑。

通过标画关于物的问题，我们已经意外地知道了提出那个问题的哲学的特性，哲学就是那样的一种思考，人们从其出发本质上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并且必然会遭到女仆的嘲笑。

对哲学的这种定义决不是在简单地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深思熟虑的。我们确实会偶尔想起来，我们或许曾经就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掉进井里，好长时间都没有对此追根究底。

人们现在仍然还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但在这里，“形而上学”的这个名称只是暗示出，被讨论的问题居于哲学的核心或中心。与之相反，我们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所意指的，根本不是哲学领域内的，区别于逻辑学或伦理学的一个科目。哲学中没有分科，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专业，它不是专业，因为某种领域内的学院知识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是本质性的，因为在哲学中，特别是诸如分工那类事情立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形而上学”这个名称，从所有历史上附着于它的含义中抽离出来。但这只是给我们标画出了某种先行的东西，人们在那里尤其会遇到掉进井里的危险。根据这些一般性的准备，我们现在就可以进一步描画我们的问题了：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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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讲座的抄本未经作者知晓很快就被复印并在德国之外引起争执，而且没有出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