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出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物是特性之承载者，与之相符合的真理在陈述中，在一个主词和谓词之连接的句子中具有其场所。这个答案——已经说过——是完全自然的，其证明也同样如此，只是我们现在还要问：这里“自然的”意味着什么呢？
那种在日常明晰性的范围内立刻就被“不费劲”地理解了的东西，我们称为“自然的”。比如，对于一个意大利工程师来说，他不费劲地就理解了大型轰炸机的内部结构。对于一个从最偏僻的山间村落出来的阿比西尼亚人来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物，但完全或根本不是“自然的”。它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比起这个人及其部落已经日常熟悉的东西来，它并不是不借助任何进一步的帮助就能明白的东西。对于启蒙时期来说，那些按照理性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确定的原则而得到证明和理解的东西就是“自然的”，因此适用于每一个人本身和一般的人。对于中世纪来说，那些其本质和自然都出自于上帝的东西完全是自然的，而按照这种起源，立刻就会受到神的干预（eingriff gottes）并能够以某种形式得到维护。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自然的东西对于其他任何一个解除了束缚的普遍理性本身都是合理的东西，在中世纪的人看来就非常不自然，反过来同样如此，就像经历了法国革命的人所了解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然的”东西完全或根本是不“自然的”，这里就是说，对于随便一个生存着的人来说，自明的东西并不是自然的。“自然的东西”一定是历史性的。
在我们的背后升起了一团疑云：怎么，如果这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然的物之本质规定根本不是自明的话，难道就不是“自然的”了吗？于是，在物的本质还没有以这种方式得到规定之前必须花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再用一段时间来获取关于物的本质规定。确立关于物的这种本质规定，从来都不是绝对地从天而降的，而是本身基于完全确定的前提条件。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可以追踪到对物之本质规定的变化的大致轮廓。情况不仅仅是在发现物的同时，或与物的发现相关，话语本身也被发现，同样，作为依照物而衡量的真理，在话语中拥有其场所。我们通过这些所谓的对真理之本质的“自然的”规定，为物的本质规定的正确性获取某种证据，真理的这种自然的概念，同样也并非立刻就是“自然的”。
因此，我们一直所引用的“自然的世界观”并不是自明的，它非常成问题，这种劳神的“自然的东西”，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是某种历史性的东西。所以很可能是，我们“自然的世界观”被某种千百年来对于物之物性的解释所左右，在此期间，诸物其实完全不同地与我们照面。由于对“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未经思考的，所以我们的过渡性问题：“自然的”意味着什么，就受到了阻碍。问题似乎现在才明确了一些，问题本身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东西。我们根据某种假象，无思想地或貌似客观地接近物，并且说，它们是我们看不到或无法说明的特性之承载者，由此，我们倒不如说是道出了某个古老的历史传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对这种历史听之任之呢？它并没有妨碍我们，我们很方便地就能适应对于物的那种理解。假如情况是，我们对发现和解释物之物性的历史非常熟悉，这对于诸物也丝毫没有改变。有轨电车并不因此就不像以前那样行使，粉笔照样是一支粉笔，玫瑰花还是一朵玫瑰花，猫还是一只猫。
我们在第一节课就强调说：哲学是那种思想，人们不能直接地借助它开始。但或许可以间接地开始，也就是说，在明确的条件下，或在人们不再能够立刻就看出来的道路上开始，这条道路是由哲学所开辟的，也只能由哲学来开辟。
在明确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努力去彻底反思当今自然科学对于无生命和有生命的东西的内在研究状况，如果我们同样地彻底思考机械技术与我们的此在的关系，那么就会明白，这些领域的知识和问题是有限度的，某种比较原初的与诸物的关系其实是缺失的，这种关系只不过通过继续发展和技术的成果来伪装。我们感觉到，动物学和植物学对动物和植物的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它们还是动物或植物吗？它们难道首先不是被设置好了的机器，对于它们人们暗地里可能会承认，它们“比我们还机灵”？
当然，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彻底思考这条道路，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我们“自然地”发现的东西，即坚持人们不再继续思考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无思性用作衡量物的尺度。于是，电车照样继续行使，因为发生或没有发生的决断，并不是通过有轨电车或摩托车而进行的，而是在别处，即在历史性的自由领域内发生的，也就是说，在那里，一个历史性的此在面对自己的根据而进行决断。并朝向他所选择的知识的自由之等级，以及他作为自由所设定的东西而进行决断。
这种决断对于不同的时代，或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是不尽相同的，不可强求。借助当时自由选择的知识之等级，即凭借追问的坚定性，一个民族始终为自己设定了其此在的等级。希腊人在追问能力中看到了其此在的全部高贵；他们的追问能力是以那些不能或不想追问的民族为界来确立标准，他们称之为野蛮人。
关于物的知识的问题我们可以听之任之，并认为某一天它会自动走上正轨。我们可以钦佩当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而无须知道这种成就从何而来。比如说，现代科学只有通过早期的热情追问与古代的知识，与其概念和原则进行争辩才得以可能。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而且可以认为，我们是如此庄严的人，以至于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但同时，我们通过追问的必然性而确信，所有迄今为止思想的广度、深度和确定性都必须超越，因为我们只是成为了通常与其自明性一起转瞬即逝的东西的主人。
决断不是通过空话，而只能通过实际行动做出。我们为追问而决断，为一个非常迂腐和极其乏味的问题而决断，千百年来它仍然只是一个问题。在此期间，另有一些人可能会把他们的真理从容地放到人的上面，尼采在他孤独的思考过程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非凡的思考：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人性而自觉。我们思考，我们反思：我们就走上了伟大的小路！（《强力意志》585）
我们现在走上了一条小路，追问“物是什么”的小问题的小路。结果表明：看似自明的规定却不是“自然的”。我们所给出的答案，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当我们貌似自然或无偏见地追问物，其实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了关于物之物性的某种前见。问题的特性已经道出了历史，因此，我们曾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当我们想要带着充分的理解去追问这个问题时，其中就包含对我们的先行行为的某种明确指示。
如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的“历史性”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我们只能确定：关于物的问题通行的答案源于以前的、过去的时代。我们可以确定，从那时起，即使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对物的讨论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关于物、话语以及物的真理的理论，在千百年的进程中不断涌现。由此可以表明，各种问题和答案，正如人们所言，都具有其历史，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说“物是什么”是历史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意指的恰恰不是过去的事情，因为任何关于过去的报告，可以说关于物的问题的准备阶段，都涉及到某种静止的东西；历史报告的这种形式就是一种明显的历史之定格，而这却又是一个发生的事件。当我们追问仍然还在发生的事情时，就是在历史性地追问，尽管表面上看它已经过去了。我们追问仍然还在发生的事情，追问我们是否还能对付这种事件，这样它才可以自行展开。
因此，我们追问的不是以前出现的关于物的意见、观点或原理，以便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起来，就像把出自各个年代的矛做一个兵器陈列那样。我们根本不是在追问物之本质的公式或定义，这种公式只是历史性的此在在存在者之整体中所拥有或采纳的基本立场的渣滓或沉淀。而凭借这种基本立场，我们追问在其中发生的事件，以及此在正在发生着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看似不再存在，因为已经过去了。但如果运动是不可确定的话，它就不一定非要消失，它也可能处于静止状态。
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发生的事件，即绝对不再存在着的事件，可能是静止的。而且这种静止可以拥有存在和现实之丰盈，最终会本质性地在实际存在的东西（aktuellen）意义上提升现实事物的现实性。
事件的这种静止并不是历史的不在场，而是其在场的一种基本形式。我们通常认为或首先想象的过去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以前“实际存在的东西”，当时引起或设法引起轰动的东西，它们一定属于历史，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单纯过去了的东西无法穷尽曾在的东西，这种存在并活动着而形成其特性的东西，是发生着的事件的一种特殊的静止，其特性再度由已经发生了的东西来确定。静止只是本身维持着的运动，通常比运动本身更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