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　美军登陆罗宋岛。

四月一日　美军登陆冲绳本岛。

五月七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

六月十三日　大政翼赞会等解散。

七月二十六日　《波茨坦宣言》发表。

八月六日　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八月八日　苏联发布对日宣战公告。

八月九日　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八月十五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九月二日　在“密苏里号”舰上，签署日本投降文书。

九月十日　麦克阿瑟元帅发表管理日本方针。

九月十一日　发布对战犯嫌疑者第一次逮捕令。

九月二十日　颁布《波茨坦宣言》实施敕令。

十月四日　释放政治犯，废止思想警察等。

十月十二日　废止《治安维持法》等。

十一月二日　日本社会党成立。

十一月六日　总司令部颁布财阀解体指令。

十一月九日　日本自由党成立。

十一月十六日　日本进步党成立。

十一月三十日　废止海军省建制。

十二月一日　日本共产党重建，第四次党大会召开。

十二月九日　总司令部颁布农地改革的指令。

十二月十五日　《改正选举法》成立。第一次农地改革。停战时的内阁以东久弥宫稔彦[398]为总理大臣。

对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莫大的鼓舞，从而越发蛮横肆虐，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相对于德意法西斯之举国全民运动的性质，日本军国主义则是其大本营日本军阀，以及其温床财阀的独占运动。因此，在“满洲问题”发生之前，有“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实际上是把青年将校推到前台的一场军部叛乱：二月二十七日，东京发布戒严令；二十九日，叛乱部队投降），以陆军为首的军阀极尽暴虐之能事。“帷幄上奏”[399]应该说是明治宪法的一大缺陷，然而军部却以之为后盾，滥用种种权力，排斥政党政治，剥夺言论自由，弹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军阀之手掌控了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所有机构。同时，对中国，则将侵略主义付诸实施。而与之同调的，是民间右翼团体，他们扮演了国粹主义急先锋的角色。曾经的日本陆军，事实上把日本全国的机构都纳入掌中，进而把战略野心扩展到了整个东亚。结果，由于中国方面的善战，“九一八”事变不仅比预期大大拖延，而且日军的行动无法获得民主主义诸国承认，导致美国等列国对日本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蔓延发展到中日全面战争的阶段，不仅陆军当初预想的六个月到一年，至迟一年半中国必投降的构想完全落空，而且自身陷入困境，特别是由于对中国的长期战事呈胶着状态，日本直面巨大的危机。为破局计，遂于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对珍珠港发动了出其不意的攻击。

因系突然偷袭，貌似首战告捷。但浅薄的日本国民却不明就里，因了这个大东亚战争的开局而完全信任军部，全体国民开始一根筋地聒噪起“胜战”来。而这个时期，日本宗教家、学者、文化人的态度，实在是脆弱得可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发表反对的声明。日本的指导机关、日本第一大报软骨头、怯懦到了何种程度，毕露无遗。毕竟日中已鏖战四年，日本国力减退，凭此实力，居然还与英美武力相向，发动太平洋战争，实乃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式的方向转换。以日本这样的小国，无论如何不堪长期战，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然而，却还是进了长期战的泥淖。自从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中途岛战役失利后，海上运输变得日益困难，败色也越发浓厚起来。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塞班岛失陷，来自南方的战略物资运输断绝，联合国军的海上封锁效果显著，国内已呈中空状态。国民因粮食不足，完全是饥饿战并发的状态。塞班岛失陷后，日本本土遭空袭，在b-29轰炸机持续不断的轰炸下，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太平洋诸岛接连被攻占，小笠原群岛失陷，联合国军逼近日本本土。在欧洲，先是意大利投降，接着是德国，一切好像是沿着一条顺理成章的道路在行进。菲律宾海一战，日本海军全军覆没，处于一无所能的状态，国内逾六十个都市，化作惨不忍睹的废墟。琉球被夺走，派遣到大陆的百万陆军成了无援的孤军。五月七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八月六日，世界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投下，三十万生命陨落，整座城市化作燃烧的荒原。八月八日，苏联发表对日宣战布告，向“满洲”大举派兵，瞬间袭来。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但由于种种原因，受害程度不及广岛。值此之际，日本政府召开了乱作一团的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受降条款，于八月十五日，声明无条件投降，并于九月二日签署了受降文书。至此，器小而偏执的军国主义日本，命运的大幕终于落下。

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美、英、中三国代表对日宣言如下：

（一）褫夺战争指导者的权力；

（二）联合国军占领日本；

（三）日本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其附属岛屿；

（四）日本军队彻底解除武装；

（五）惩罚战争罪犯；

（六）确立民主主义；

（七）本宣言中的各项目标达成后，占领军撤退。

对接受此宣言的日本来说，帝国解体是第一步。在占领军抵达的同时，解体旧日本的诸项措施，得到迅速而严格的推进和执行。其内容主要为以下诸点：

（一）剥夺殖民地；

（二）陆海军解除武装并解体；

（三）战争罪犯嫌疑人的逮捕、审判、处刑；

（四）褫夺军国主义者、超国家主义者、战争指导者的公职、教职；

（五）释放政治犯。废止政治、思想警察及舆论弹压诸法令；

（六）禁止右翼结社；

（七）财阀解体；

（八）农地改革；

（九）承认劳动组合运动；

（十）学制改革；

（十一）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男女同权等。

到底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全民皆处于虚脱状态。

内山完造六十岁。我尝对内人说，我的生活过于平坦，但肯定会有突遭劫难的时候。这不，今年刚好是我六十岁的还历[400]之年，劫难果然接踵而至：每逢大事必一起商量，三十年如一日对我真心付出的妻子，弃我去了天国。我除了哭泣，简直没别的出路，哭得脸都浮肿了，妻子再也不复回到我的身边。于是，我开始了回忆。她年纪轻轻时便不得已而走进了一种不幸的生活，不知不觉间，犯下了很多无知之罪。但当她终于在某一天觉醒后，遂在基督教会，在几位充满爱心的热忱的牧师和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撑下，开始了信仰的追寻。可不承想，迫害的黑手数度伸了过来。但是，人一旦对耶稣基督觉醒，也是很强大的，面对种种逼迫，她无所畏惧，奋起抗争。就在她一次又一次地战胜迫害，信仰虽温和却也坚如磐石的时候，我们结婚了。于是在上海，我们两人开始了家庭生活。这些事由我自己来表白，大约听上去总不免有些怪怪的。但我们两人祈祷，发誓要竭尽全力，构筑作为信主之人无愧于信仰的生活和与信仰者名实相符的家庭。但毕竟脆弱如我等者，思虑虽多，但真正达成的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只有时时回首，并含泪祈祷，可每每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我的恩典够你用的。”[401]在不屈不挠的奋斗和不懈的祈祷中，以及师长的帮助下，她终于从狭小的甬道中走出，开了一爿微不足道的小书店。接下来是创业的奋斗。从难以适应的邮政包裹通关到配送、包裹解捆，从进货到销售登记，事无巨细，她都以一人之力，从容应对。有几次，连我看着都觉得怪可怜的，可她却毫无退意，兀自忙碌着。我们出于自己的信仰，立足于对顾客的信任，无论是谁，都不拒绝借书，甭管是远方的来客，还是外国的顾客，一律借贷无商量。为此，虽然有相当为难的时候，也会有难言之苦，可这项制度却一路延续了下来。而她的一番奋斗，实效也是明摆着的，且日新月异地彰显出来。当然，教友们的支持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一点是今天不能忘记的。我常说，这个书店的一个特色，就是有非常多的祈祷在背后支撑着，这也是我们二人时时铭感五内之所在。然而，她的奋斗到底是有极限的：上海事变之后，她的健康受损，被诊断为心脏瓣膜症，就此从一线退了下来。而这时的内山书店已是合资公司的阵容。只要健康条件允许，她总会坚持来店，哪怕操持一些端茶倒水的杂务。可病情不待，逐渐发展，终于到了不能活动的地步。之后，待被告知去闲地静养之时，战祸已波及上海。她一度避难亲友家中，可仍不见停火的迹象，遂乘第一次民团指定的避难船回国，暂且落脚于京都郊外其双亲的家中。在那里，好歹专心疗养了一段时日，但饱受那种京都特有的、被称为“京都名物”的寒气之苦，遂于长崎八坂町赁屋而居，抱着半是玩儿的心态，又开了一爿中国方面的专门书店——长崎内山书店。她一心疗养，也托了待人亲切有加的高桥博士的福，竟然恢复了，简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遂把前后开了三年的（长崎）内山书店打理关张，复回到上海。可毕竟身体已不能吃力，便在家中继续调养。其间，中日战争发展至大东亚战争，内山书店也被责令纳入敌产管理。刚进入位于南京路一六〇号的中美图书公司，内地出版界的大变革便波及上海，数间零售书店被统合，她呕心沥血的内山书店旋即被并入上海图书有限公司，这间素有“上海名物”之誉的内山书店的看板终于消失了。可即使在这瞬息万变的境况下，她仍然状态良好地生活着，然而却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宿疾突然发作。而且，这次据说是心脏性哮喘，连横躺一会儿都不成，只能昼夜坐着，持续性的呼吸困难。但她每天仍坦然地与病痛搏斗。恶疾日复一日地折磨着她，她似乎已有所觉悟，遂对将来之事，开始一一交代。在艰难的呼吸中所交代的每一件事，实际上都是她的遗言。闺蜜藤卷夫人每天来一趟为她按摩背部，成了她唯一的乐趣。而对其他访客，则一律闭门不见。病情发展很快，我遂于一月九日离店，在家看护。每天，须藤医师前来探诊，有时注射，有时则无。九日，刚好是我们结婚三十年纪念日，我提笔给见证我们结合并培养我们信仰的亲人——牧野先生、伊藤先生夫妇、福永先生，以及孕育我们的教会——京都教会等友人们，各写了一封感谢信。我特意烹制了萝卜泥和豆腐汁，有一种久违了的美味与喜乐合一的感觉。十一日是我的生日，我煮了红豆饭庆生。夜里见她很难受，便用沾了茄子泥的湿布为她做了七分钟的背部热敷，她显得很受用，说“要是早让你敷就好了”，好歹算是睡了个好觉。这个病最怕夜间，到了早晨就会好得多。十二日的早晨，她状态不错，我把前一天晚上剩的红豆饭加烧饼煮成粥让她喝了，她说竟然有种过小年的感觉，结果又盛了一碗吃。可中饭和晚餐都说难受，筷子刚动一下就放下了。我感觉病情不容忽视大意，遂打了一两通电报知会友人。但她仍然在艰难的呼吸中，对我一一交代，我也跟她说了一些话。入夜，早一些就弄了茄子泥湿布给她做热敷，但几乎没什么效果。她最大的痛苦是在排尿时，那种苦看着真是受罪，但她却一次都没有因失误而排在床上。我抚摸着她的背，她对我说：“十二时，我会昏睡而去。”边看时钟，边说“还有一个小时”，就闭上了眼睛。待会儿眼又睁开，说“还有三十分钟”。可到了十二点，她却没能陷入昏睡，继而痛苦加剧。她说有些冷，遂为她披了两枚披肩，又盖了两层，但她还是觉得脖子冷。可相反的是，心脏部位却汗流不止，简直能让毛巾拧出水来。她说让在心脏部位涂一点薄荷油，我便取来薄荷油。伸手一摸，大吃一惊，她的胸部简直像着了火似的发烫。当时我便直觉这是分分钟逼近的死亡与生命在搏斗，一时间甚至忘了她的痛苦。直到今天，我的手上还分明留着她手的冰凉和胸部的灼热。她真不是一般的痛苦。十三日上午九时，她额头抵着我的手掌说道：“再过四个小时，就全解脱了。”

九时四十二分，她呼吸越发深重，发出呼呼的喘息声。她不再回应我的呼唤，终于结束了惨烈的搏斗，回到了她所笃信的主的怀抱。她的前额像活着时一样，透着寂静，丝毫看不出痛苦挣扎的痕迹。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一半也随之而去的悲哀。上帝所赋予的，上帝复收回——至此，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杢阿弥[402]。啊，不不，未被赋予之前的我，和已然被赋予、今又被收回的我的关系，并非杢阿弥式的。即使上帝先赋予我妻子，复又收回，发妻所给予我凡三十年的真心，亦必会长驻吾身——那是已经刻印在我肉身上的东西，而我的余生必从此起步。吾将何为？我正等待着主的昭示。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却也令我感到莫大的满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结婚之际，面对证婚牧师关于夫妻双方在婚姻生活中自我牺牲的要求，二人共同承诺的誓言总算得以兑现。记得我在她离世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与信仰一道耕耘的三十年”，且当场就记在了她的一张照片的背面。此后整整十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在思索今后的道路应该如何走。乃至后来听说，一干友人知己非常担心我的状况，真是对他们过意不去——当然，现在说这话，为时已晚。

十天来，我还思考了日本应采取的态度问题，且有了一个想法。一天，太田卯之助君从苏州过来，我初次对他说出了我的思路：“日本应该马上委托苏联调停。我想苏联肯定会接受，当然也许会有附加条件。但总之，当前应即刻着手委托苏联调停。除此之外，日本已无路可走。”太田君当即附和道：“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理应早日终结战争。这样下去，日本会亡的。”以此为由头，我一到店里，便对众人说苏联会充当战争调停人，可谁都没觉出我的话里有话：我的真意自然是委托苏联做调停者，可我又不能那样说，只好说苏联会充当这个角色，一般人自然是不解其意。

海军系统中有个叫万和的特殊机关，其中有一位o氏，在小笠原群岛失陷后不久，特意过来问我对坊间盛传的美军登陆说的看法。事实上，那个时候，认为美军将登陆大陆的看法似乎是军部的综合意见。为此，不惜从上海运兵至福建，在上海周边挖壕堑、拉铁丝网、组织竹枪部队、从战壕中用灌满汽油的啤酒瓶袭击坦克，很是玩了一阵子小孩子打仗的把戏。对o氏的问题，我径直答道：“美军登陆大陆云云，是断无可能的。倒是会有一场占领琉球的战争。美军肯定会从牺牲少得多、占领胜算更大的琉球登陆。”“可是，外界都在说大陆登陆是必然的……”o氏说。于是我又答道：“不不，只要控制了琉球，派遣到大陆的日军便会在敌方的阵地陷于孤立，美军进而将控制南方和日本的海上通道。这样一来，日本本土和大陆派遣军就像被挂在天平的两端，各自孤立。美军从琉球登陆是必然的。”果不其然，琉球战役旋即展开，o氏再度来访，禁不住叹息道：“到底还是您说的样子。”继而，大陆的日本军队果真成了孤立无援的存在。不仅日本与中国的联系完全断掉，日本与朝鲜的联络也被切断。

后来才知道，到了七月，日本才委托苏联充当调停方，或者说才准备委托——真是一群反应迟钝的家伙。《波茨坦宣言》出台，是在德国投降之后。而德国投降之前和之后，时机大不同。如果照我当初考虑的时机及时应对（指委托苏联调停）的话，日本城市将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空袭，而广岛、长崎应该也会免于原子弹的袭击。即使是无条件投降，日本本土的安全将改善何止千百倍！然而，委托硬是拖到了七月，已然是德国投降之后。事已至此，谁还会接受斡旋的请求呢？美英完全可以把在欧洲的战力移师东洋。塞班岛失陷后，日本节节败退，美英的绝对优势是明摆着的。苏联则在寻找时机，对日本的请托不屑一顾，不仅如此，反而闪电般地对日宣战。

八月十一日，我在上海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中国人无处不在的重见天日般的喜悦中，我往返于南京路、静安寺路和愚园路之间，想到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内心却有种臊得慌的感觉。我有个小小的期许，便给内山书店出资的职员，根据每个人的出资额，分别寄去了店中收购的纸张，并附一信，上写“形势很快就会明朗”。同时，对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的股东，则将全部出资额予以返还。接着，对所有日本和中国店员，公开书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交代：洋纸一百五十连[403]赠予鲁迅夫人，其他物品请大家分取，我自己什么都不要。众人听罢大惊，而我只管顾自交代。日本店员均表示分文不取，中国店员则没什么主意。如果大家都没什么好主意的话，我来分倒是也可以。只是对我来说，在这种节骨眼上，不想那样做。于是，我采取放任的态度，让大家自由分配。到了第三天，终于有了个方案，即每人分相当于一百四十五万元的物品，说是已经分好了，让我去看一下。而我则干脆看也不看，任由众人自行分配。结果，说是每人分得一百四十五万元，但并非按同一种商品来分配，而是由各种物品构成。于是，大家决定抽签分配。有趣的是我的包车夫，此人很有意思，非常喜欢读报纸杂志。十一日那天，他走在欢天喜地的人群中，逢人便说：“傻瓜，居然还高兴？难道你不知道中国将面临被分裂的局面吗？你真以为中国这样下去会平安无事吗？傻瓜一个……”唯其这汉子只是一介车夫，我才觉得他倒是个人物。平时对店中的掌柜、店员，他压根儿不拿正眼看。可恰恰是这位包车夫，抽签抽中了最好的东西，令大家羡慕不已。这件事尘埃落定后，我的预想竟完全言中：八月十五日正午，“玉音放送”传来，日本终于决定无条件投降。紧接着，中国方面决定，对在日资银行、公司、商店、工厂等机构工作的所有人，日资方需向每人支付四百五十万元遣散费。我的书店和上海图书公司均收到对每名员工支付这笔遣散费的要求，否则我甚至有被监禁的可能。多亏了塚本君等人的尽力，终未至最坏的地步。在我为人均四百五十万元必付的遣散费而抓瞎时，还是塚本君和青山君承担了下来，问题终于圆满解决。对这件事，我必须要感谢这二位。我决计有朝一日再度来沪时，哪怕其他什么都不管，也一定要把这笔钱还上。总而言之，我非常早就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也比较早解决了问题，这是我所要感谢的。

此先按下不表。另一方面，投降决定既出，大使馆事务所、总领事馆、居留民团等悉数解散，十万居留民熙来攘往，乱做一团。说起来，日本人作为封建性生活的民众，居然沦落到这个分儿上，确实够悲惨，也说明那些日本人的指导者实在是一群没出息的家伙。平时净说逞强之言，而一朝有事，那些刚还在聒噪“将以身保护居留民”什么的主儿，话音还未落，人却争相开溜——我们的指导者，原来竟是如此不堪的一群。我想这一层，日本国内的人大约是不会了解的，这些指导者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口实，让自己的家族亲属优先逃难。说起来，还有一则令指导者们颇忌惮的“流言蜚语”，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们自己。关于那件事，我曾在停战前写过文章，发表在《大陆新报》上。在指导者那里，会有来自日本内地的各种命令或者情报，基本上都是那些有特殊关系的内地指导者发来的内报（内部报告）。而上海的指导者得到这种内报之后，又会以内报的形式对与他有特殊关系者传达。所谓特殊关系者，最初只是一两个人，人数极少，但每次只传达给一两个人的内报，每经一轮，传达范围便会倍增，且呈几何级数倍增，不久就会变成不得不取缔的“流言蜚语”。在日本人社会，这可以说是指导者的通病，其病根在于利己主义。虽说无人不利己，可日本人做事总是一根筋，所谓“一支枪”“一刀流”的玩法，其实是不懂得对利己心加以适当调节。对内报也照例是“一支枪”的玩法，最初是对自家人传内报，然后得到内报的自家人，又向他们的自家人传达，接着是亲友，亲友的自家人，等等。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利己心膨胀的岛国根性使然。对此，我已经见识了太多。战败确定后，要解决十万人的撤退问题，中国方面任命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作为军民混成部队的负责人。松井中将说军方的事，自己来应对，而民间之事，则已委托大使馆前事务所所长、公使土田丰氏和日本人自治会长。于是，公使身边的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先搞一个自治会，然后由民间人来运营，一群长老被推举为自治会干部，记得有船津、山田、小川、西川、内山等人。可是，正当以这一干人为骨干的自治会进入运作、尚未成形之时，却遭到暴力恐吓，说什么船津那个家伙如果参加自治会的话，就揍死他云云。这样一来，船津氏就不好出头了。而就在种种周旋之际，町内会又插进来一杠子。结果计划不仅被取消，町内会一干人又说要搞起来（即自治会），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结果，出台的一个拼凑方案是：组织一个代表委员会，以土田氏为会长。而那时，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将军为首长，以王公汉中将为局长，以邹任之少将为副处长的日侨管理处，已然在日侨中实行了保甲制度，即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以虹口为最，其他多集中于杨树浦、中心区、狄思威路等区域。保成区、狄思威路方面为第一区，吴淞路方面为二区、三区，中心方面为四区，杨树浦方面为五区，各区均设区长。代表委员共三十人，中间的五位区长当然是委员，其余二十五名经普通选举选出。选举从确立候选人开始，鄙人也忝列其中。我原本只是作为候选人参选而已，对选举事务基本抱着自由放任的态度，可投票结果一出来，我却以一万七千数百票的最高票当选。当选者中还有两三名妇女。如此，由代表委员会决定诸事项，始进入运作。仅上海就有十万人要归国，加上又接收了从边远内地过来的十数万人，如何能让这些人顺利回国，成了目前最大的课题。如果没有日本接收船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从内陆乘火车来沪、准备归国的滞华日本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饭食，成了当务之急，只能让当局尽全力应对。终于，“明优丸”作为第一艘接收船靠港，日侨管理处下达了准备回国的命令。于是，我们开始招募归国者。归国者呈满员状态，行李被严格限制，每人只限：货币一千元、衣物三十公斤、被褥一套、食器厨具一套，外加随身物品。除此之外，一律禁止携带。不过，日本投降的决定刚一发表，汤恩伯将军便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日本人全部向虹口集结待命。于是，住在西边、南边的人上下一通骚动，纷纷移居至虹口地区。中间忽传有瘪三抢劫，恐慌再起，人群又一次骚乱，这次更厉害。接着，又让住在北四川路西侧的人全部转移到东侧——又是一波骚动。一般说来，日本人的住所多为众多日人扎堆的集团住宅，一旦被要求迁居，或对所携物品有所限制的话，人们为了每天的生活，便会出卖各类生活用品，乃至施高塔路一带露天摊点骤增，一时间成了大集市，卖家都是日本人，买家全部是中国人。熙熙攘攘，乌泱乌泱，可真是有看头：孩子的糖果店、点心店、寿司店、面包店、牡丹饼店，等等。自治会本部设在日本人俱乐部内，每日召开代表委员会，斡旋处理侨民的归国事务。对众多失学儿童的问题，决定暂且在各地设立寺子屋[404]式的补习班，并由学校的老师分担指导。而在这项应急措施成立之前，西林、加藤两位青年特意在迁移学龄儿童比较集中的场所，开设主日学校，教孩子们唱歌，边讲故事边带孩子们散步——此乃特别值得书写的行动。可是，这寺子屋式补习班到底是如何指导孩子学习的呢？日侨管理处实施对日本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检查，进行了各种删节。虽然自治会中有文化部，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最后全部黄掉了。其间，我组织了一个八人讲演班，分别在不同的地区，针对当地的干部巡回讲演，主题是“日本人今后当如何自处”。我主张：“日本人今后所走的道路，应该且只能以瑞士为榜样，即建设绝对和平的日本——唯此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还给各地的孩子们讲故事，用童话来愉悦他们的心灵。在每天召开的代表委员会上，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归国者与日俱增。根据汤恩伯的命令，第一批归国者被要求携带行李在旧日本小学集合——这自然没有问题。可行李被严格检查不说，行囊里的新东西竟然被从一头抽走，令众人气恼。不过，尽管如此，第一船到底还是启航了。说第二船、第三船也会很快靠港，结果却迟等不来。待船的当儿，在从各地来沪的归国者的收容所里，大家说还想听点什么，于是我又在各个收容所之间巡回演讲了一圈儿——这既是对归国者们的安慰，也是对今后日本国家道路的思考。如此一番忙乱之间，便迎来了一九四五年的岁暮。

停战时，我的家里还住着丰田纺织的塚本一家四口和浦东的山岸多嘉子。伊藤澄子因盲肠炎做了手术。栗本德三不久就死了。宇评夫人也在一月死了。一俟停战，上海的日本人商店悉数被查封。只有内山书店，在十月二十三日正式被接收之前，各店铺仍继续营业。待接收的封条被打上之后，我们马上组织了内山书店互助会，日本人店员联手，通过露天摊位和巡商来维持商业活动，从医院的医疗费用到人的后事处理，一律包办，日常生活倒是也没受多大影响。作为日本战败的结果，我们在上海总共经历了两回接收，前后加起来，公私两方面被接收的资产总额为二十五亿元（储备券）上下。先是内山书店的创立者于一月去了天国，旋即书店被接收，至此，内山书店这一幕终于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