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有这样一种理论：中国人神秘莫测，奇思怪想多，西方人理解不了。也许，在中国再多看看，多走走，我也会这样看。但就我在这里工作这段时日所历而言，我觉得上述看法没有依据。我怎样跟英国人说话，就怎样跟中国人交谈。他们回答我的方式，跟英国人对有知识、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说话方式是一样的。我不相信“摸不透的东方人”这种神话。我相信，如果让英国人或美国人跟中国人玩一个互骗游戏，十有八九是前者赢。但因为中国人多，又相对贫穷，在跟富裕白人打交道时，这种游戏一般是一方赢定。所以，毫无疑问，白人上了当，被骗走了钱。但话又说回来，到过伦敦的中国大官寥寥无几，他们在那儿受没受过骗，没几个人知道。
中国人最不凡的一点是，有本事讨得外国人的喜欢。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不论他们是以游客身份来中国旅游，还是在中国定居多年，都是这样的看法。虽然英日结有同盟，我几乎想不出来有哪个到过远东的英国人像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在中国人中间生活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学会他们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的人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恶”印象深刻。这些恶包括：中国叫花子多，生活困窘不堪，疾疫盛行，政治腐败，混乱无纪。刚开始，每一个热心肠的西方人都有强烈愿望纠正这些“恶”。而且这些恶也必须得到纠正。
轿子
人力车
但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受天灾、一时走了霉运的人，看到外国人一腔热情，也还是消极以待，无动于衷。他们坐等霉运消失，以为倒霉事终究会像苏打水那样走了气。这让那些来中国走走看看的外国人感到摸不着头脑。渐渐地，他们会感到犹豫动摇，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气愤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深信不疑的所有箴言警句。时刻防备着将来不走霉运是否明智？老是想着以后哪天有灾、搞得现在心神不宁欢乐全无是否就叫谨慎？建了一座豪宅，却根本没有闲心住在那里，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这样应不应该？
中国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忍受贫穷、疾病、混乱无纪。但为了弥补这些恶，他们留住了工业化国家已经丧失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享受闲暇，播撒欢笑，沐浴阳光，懂得雅致之乐、思辨之趣。我没有见过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爱笑。不论什么事，他们都能从中找出欢乐，讲一个笑话就能化解纷争。
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在任何一个把事前算计妥当看成美德的国家，那里的人都会不断抱怨天热难熬，为的是多得几个小费。我们欧洲人会用这段时间给自己添愁，害怕汽车找不对路，不等我们。而在中国，家境优渥的人也许已经开始讨论宇宙是按圆圈移动，还是直线行进。或者，他们开始思考，至德之人会不会舍弃一己的心思计虑，或是在有些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那些错认为中国还没有开化的白人。这些人完全忘掉了构成文明的要素是什么。不错，北京还不通电车，电灯昏黄不明。不错，中国有一些地方风景殊胜，但欧洲人心急难熬，想在那里挖煤，破坏美景。不错，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擅诗能作，但记不好《惠特克年鉴》列举的事实。欧洲人在给别人推荐房子的时候，会说这里地势好，坐火车上哪儿都成。在他们心目中，好地段应该是四通八达。但中国人不会提火车的事，要是问他们，他们也答不对。但他们会告诉你，这里有一座宫殿，古时候皇帝让建的；还有一座湖心亭，唐朝一位大诗人给修的，供学者避世去愁。就是这种看法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野蛮不开化。
中国人不分高低贵贱，都镇定自若，沉静端重。欧洲教育一般不会损毁这种气质。中国人不会自矜自夸，小到个人是这样，大到国家也一样。他们有一种豪气，感觉不用自己夸自己。他们承认，跟外国一比，中国军事不强，但他们不认为杀人杀得又快又好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品质。我觉得中国人从心底里觉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最精深的文明。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人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完全不同。但渐渐地，我们会感觉到，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不算那么荒唐。实际上，自我坚持某种价值观标准，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尽可能促成多种变化，改变自己所在的环境。典型的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多地体会恬淡雅致之乐。这就是中国和英语世界最为根本的不同。
我们西方人执迷于“进步”，并把“进步”当作伦理道德，掩盖我们希望促成变化的欲望。比如，如果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真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会觉得这种问题愚不可及。机器当然促成了伟大变化，当然推动了伟大“进步”。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爱慕进步，实际上十有八九是爱慕权力，享受那种“大令一下、情况变化”的快感。为了追逐这种快感，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会拼着性命去工作，一心要集财百万。等到梦想成真，他却得了消化不良，不得不吃面包喝清水，在款待客人的盛宴上变成看客。但他这样安慰自己：我还可以操控政治，可以视投资盈亏与否，煽起烽火，阻止战争。正是这种气禀让西方国家“进步”。
当然，中国也有野心勃勃的人。但这样的人比他们的西方同类要少。而且他们的野心呈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虽然这种形式不比我们的更好，但他们更看重愉悦，而不是权力。这种偏好自然而然导致这些中国人普遍贪财。金钱能带来愉悦，所以要好好求财。对西方人来说，金钱主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西方政客不求多财但求大权，有了权就算清贫也很满足。而在中国，督军握有实权，常常把权力当作积攒财富的唯一手段。他们心里打算的是，时机一到就逃到日本，靠手中掳掠的东西在日本不声不息享受下半辈子。如果逃跑的过程中失掉了权力，他们也不会太可惜。很明显，这些政客虽然造成破坏动荡，但也只是局限在受他们管制的省份，远比西方政客造成的损坏小。我们的政客为了赢得一次选举，不惜毁掉整块大陆。
中国政治腐败、混乱无纪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而且，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这种乱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西方的“高效”政府造成的小得多。现代政府所开展活动的百分之九十都会造成损害，所以，这种政府效能越低越好。目前，北洋政府怠惰腐败、愚蠢无知，反而能让中国人享受一点个人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
中国法律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糟糕。有时候，北洋政府迫于外国压力，会把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人关进监狱，这跟英美情况一样。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般情况是，政府很少干预，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1]。中国人不必亦步亦趋随大流，就像1914年以来的欧洲、1917年以来的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仍然可以为自己思考，想出结论后也不用害怕说给别人听。强调个人可大有作为的思想已经在西方消失不见，但在中国依然可以找得见，这可以算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在中国，每一个苦力工人都可能做到自尊自重。但在西方，只有少数财大气粗的金融家才能做到自尊自重。
在华外籍人士常常觉得“顾面子”这件事很是荒唐。但“顾面子”只是对社交行为领域的个人尊严表示尊重。每个人都有“面子”，连最卑贱的乞丐也不例外，如果你不愿触犯中国伦理规范，就不要侮辱乞丐。如果你跟中国人说话的措辞方式不符这一规范，他们就会发笑。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愿怪罪你，就必须把你说的话当成玩笑，一笑了之。
有一次在课上，我觉得学生不用心听课，就跟他们说了相同情况下应该跟英国学生说的话。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学生们都在笑，面露尴尬。刚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才弄明白原因。中国人，即便是最讲时髦的那些，也远远比我们西方人更注重礼貌得体。对这方面的关注当然有损效率，也影响个人交往，而且后者造成的影响更严重。不看重礼貌得体形式的人会觉得对方不够真诚，不爱讲实话。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希望这种风气淡一些。但对那些受够西方残忍暴戾的人而言，看到中国人温文尔雅，会觉得很舒心。不过，如果要作整体权衡，比较一下中国人的这种温文尔雅跟我们西方人的直率坦诚，哪个好，哪个坏，我不敢妄下判断。
中国人让人想起英国人也爱妥协折中，习惯顺从公众舆论。在中国发生的纷争最终很少会发展成残忍暴力事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如何对待清朝末代皇帝看出来。西方国家建立共和制时，一般会废黜君王，还砍下他的头。就算不砍头，也不会让他在这个国家待下去。但中国人让皇帝保留了称号，留下了他住的美丽宫殿，给他成群的太监使唤，每年还给他几百万美元。末代皇帝现年16岁，安稳地住在紫禁城里。有一次内战期间，他还名义上掌权，又当了十几天的皇帝。此后再次见黜，但没有遭到任何惩罚。
公众舆论在中国力量很大，一旦搅起来，会真的发挥作用。根据各方面消息，1920年夏天安福党倒台就是因为舆论不容。安福党亲日，当时正从日本筹借款子。中国人最恨日本人，反日政治浪潮波及最广。学生们慷慨陈词，公众为之感染。起初，安福党以军事实力见强，但手下士兵渐渐看明白了让自己打仗的原因，就萌生退意，走散了不少。最后，反对安福党的人开进北京，几乎没有费一枪一炮就把政府换了一套。
公众舆论在教师罢工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离开北京时，教师罢工问题即将得到解决。北洋政府腐败不堪，资金拮据，捉襟见肘，很多个月不给教师开工资。最后，教师罢工，要求发薪，并组成代表团，由学生陪着去政府讨说法。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师生多人受重伤，激起讨伐声一片，因为中国人一向尊师重教。各大报纸呼吁革命。而北洋政府刚刚向赏光莅临北京城的三个督军支付了900万美元通融贿赂款，再也找不出动听的借口，不给教师发放区区几十万的工资，因此不得不屈服，陷入慌乱之中。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白人国家，教师利益受损时，都不可能激起这么强烈的公众情绪。
最让欧洲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耐心。中国有识之士非常清楚外国的险恶用心。他们敏锐察觉到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做了什么。他们知道，在港英国人使尽全力不让中国人在南方建立广州军政府，实施善政。他们还知道，列强无一例外都贪婪地盯着中国尚未开发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手段残忍，穷兵黩武，贯彻铁一般的纪律，创制反动宗教，让那些“文明开化”的工业国家乖乖听命，抑制贪欲。但中国人既不复制日本经验，也不愿束手就擒，听任外国人主导局面。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是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屹立不倒。用不了几代人的工夫，那些侵略者都会比自己的臣民更像是中国人。
满洲地广人稀，有的是空间做殖民地。日本人说自己需要殖民地容纳多余人口，但中国迁入满洲的居民百倍于日本人。不管满洲暂时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碰着日本陷入困境的时候，就能收复回来。中国有4亿人口。这4亿人吃苦耐劳，善于消极抵抗，尽管有连年内战，仍然团结紧密，其他民族难以企及。他们鄙视兵戎相见那一套，会一直等到侵略者忙于内讧，最后精疲力竭。
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从古延续至今的唯一文明。从孔子时代起，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先后消亡，但中国不断改变，存续至今。中国曾经受到外国影响，先是有佛教，现在是西方科学。但在过去，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将来，西方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在中国遇到的人了解的西方学问一点不输于英国任何一个教授，但他们没有顾此失彼，失去与本民族人的联系。西方人坏就坏在：残忍暴戾，躁动不安，欺诈弱者，耽于物质。中国人看到了这些坏东西，不愿吸收。他们希望吸收的是西方的好东西，尤其是科学。
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中国人
算命摊儿
大街上的公开审判
中国本土旧文化老朽衰败，艺术文学已经变样，儒学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即便是中国人，也觉得儒学难当此任。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需要一种新元素激活本土传统，应向西方文明寻找滋养。但他们不愿构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文明。正是这种愿望里蕴含着最好的希望。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唆使而变成崇武好战一族，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完全崭新的文明，比西方人一直努力创造的所有文明类型都要好。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说了中国人品格中好的一面。但中国人当然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坏的一面。中国人对我彬彬有礼，淳厚善良，我本应该只说好，不说坏，但为了中国好，也为了真理计，把不那么让人佩服称道的东西隐藏起来是不对的。我只想请读者记住一点：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民族之一。我也准备写一份声讨书，措辞比这本书更严厉，对每个强国都谴责一番。在我离开中国之际，中国一位著名作家问我，中国人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我有点不太情愿，列举了这三个：贪财、胆小、麻木。奇怪的是，问我这话的人非但没有生气，还认为我批评得很公道，接着又和我讨论了可能的补救办法。他这种思想上的诚实恳挚是中国多种至善美德的明证。
中国人的麻木让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惊讶。人道主义的冲动让我们西方人投入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减少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恶行。比如，我们一直禁止奥地利跟德国结盟，移民德国，从德国获得工业原材料。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维也纳人受饥饿煎熬，只有那些请求我们发善心者才能活下来。中国人虽然没有这种精力让维也纳人忍饥挨饿，但也不会发善心让有些人活命。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上百万中国人在饥馑荒年奄奄一息，甚至有男人把自家孩子卖奴作役，只为换回几美元，如果连这笔钱都得不到，还会把孩子一杀了之。赈灾工作大部分是白人做的，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而且就连那小小的善举也受腐败沾染。但我们必须说，白人大多是因为良心不安，才有此善举，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只要中国维持当前的出生率，不变革当下采用的农业生产办法，饥荒就免不了周期性发作。那些在一次荒年中得到好心人救助活下来的人，很可能捱不过下一次。
中国要想永久避免饥荒，只能改良农业，辅之以大面积搬迁，或大规模实施节育政策。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眼下受灾饥民无动于衷。中国人之所以麻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问题太大，不好解决。但也有一个现象解释不通。如果一条狗让汽车碾压，伤得很重，十有八九的过路人都会停下来，听着那条狗哀哀嚎叫而发笑。一般中国人看到这种苦难，不会感同身受，生出怜悯，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苦难没有什么大不了。从中国历史，以及辛亥革命以前的刑法典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乏主动施暴行为，但我自己并没有在中国亲眼看到过。而且必须这样说，所有大国都曾主动施暴，只不过我们西方人虚伪，有意隐瞒一部分罢了。
乍一看，胆小也是中国人的缺陷。但我不敢肯定，中国人是否真的勇气不足。有一个事实的确不假：两派督军交战时，双方都会从战场上逃走，谁先逃，谁得胜。不过，这也只能证明中国士兵很理智。战争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军队里全是雇佣兵。但遇到重大事项，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据说中国人很善战，有良将带兵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跟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一比，我不认为中国人能称得上是勇敢不惧的民族，只能说后者在消极忍耐上有一套。中国人可以受住折磨，不惧死亡，所持动机——比如，为了不让人知道抢来的东西藏在哪里——让那些凶猛彪悍的民族摸不着头脑。虽然相对而言，中国人不会积极主动示勇显强，但他们没有我们那样怕死，从他们不畏自杀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我要说贪财是中国人最大的缺陷。生活艰辛，财不易得。为了求财，除了极少数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外，其他中国人都有受贿行贿求财之嫌。为了赚得小小的几便士，几乎所有苦力都会拼着命去求，哪怕马上死去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打日本为什么会那么难？主要就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会拒绝接受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中国人有贪财这个缺陷很可能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不过，经济条件改善后，情况应该能变好一点。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会比18世纪的欧洲更糟糕。我没有听说过哪个中国将领能比英国马尔堡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过哪个政治家能比法国枢机纪尧姆·杜布瓦道德更败坏。因此，中国工业发展起来后，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变得和我们西方人一样诚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就比中国人诚实得多。
前面我一直在说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看来思维敏捷，凡事存有怀疑，但也有点疏懒，不是那么太有激情。不过，他们也有另外一面。他们也会激动兴奋得发狂，群情激昂是常事。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我毫不怀疑这是事实。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例。对欧洲影响最深的就是那件事。但中国历史中这样的骚乱比比皆是。正是中国人品格中的这一元素让他们看起来难以捉摸。中国人未来会发生什么，几乎难以猜测。我们可以想象，有一部分中国人会狂热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人反抗日本人，有人变成基督徒，有人会效忠某一领袖并最终立他为皇。我猜想，正是中国人品格中的这一元素让一向慎重的他们变成全世界最鲁莽的赌徒。而且，中国很多皇帝因为迷醉红颜、贪恋爱情丢掉了皇位。但西方人远远不像中国人那样鄙视爱情。
要对中国人的品格作出概括总结并不容易。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中国人跟他们很不一样，多半仅仅是因为中国维系了一份古老文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观。因为中国人受到了日本人和欧美金融家的压力。中国艺术逐渐消亡，被粗劣仿制的二流西洋画取代。很多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完全没有能力欣赏本土绘画之美，仅仅因为中国画不遵循透视法则就心怀鄙视。
游客一到中国就为之倾心的那种东西不会留存下来，肯定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消失殆尽。但也许，有些东西会留存下来。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这些品质中我最看重的是心气平和，以理服人，不以武力相迫。西方会不会让这种心气继续留在中国？还是逼着中国人自卫，变得像日本人那样穷兵黩武？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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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让外国人很恼火。他们本来打算在上海建立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关于这方面情况，参见董显光《上海出版事宜章程》，刊载于1922年4月15日期《远东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