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坦克军的政委，这个坦克军是在乌拉尔组建的。格特马诺夫在赴任之前，乘飞机飞往乌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里。同志们和乌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不坏。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战前因为新陈代谢不好，特别肥胖，在疏散期间还是没有瘦下来，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儿子显得非常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过了五天。临走前亲友们来送别：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辅人马舒克，保安机关干部；有他的连襟萨盖塔克，乌克兰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干部。
萨盖塔克来时已经十点多钟，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大家说话的声音很小。格特马诺夫说：
“同志们，咱们要不要喝点儿莫斯科酒？”
格特马诺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松的大脑袋，额头十分宽阔，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头粗，肩膀宽厚，脖子粗壮。但是他作为各个粗大部件的组合体，个头儿却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吸引人和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强强从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来。眼睛的颜色不很分明，很难断定主要是灰色还是蓝色。但是那眼睛极其敏锐、灵活，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轻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于是男子们静了下来；不论在农舍里还是在城里的聚会，即将上酒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加林娜就端着托盘回来了。她那一双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打开那么多的罐头，弄来那么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马舒克打量了一下挂着乌克兰花布壁毯的墙壁，看了看宽大的沙发床、一瓶瓶好酒和罐头，说：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我还记得你们家这张沙发床，你们能把这床运出来，真有两下子，可见你们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你别忘了，”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个人！”
“诸位，总不能把这沙发床留给德国人，”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说，“杰敏季已经完全习惯了这张沙发，从州委会一回到家，就在这上面看材料。”
“哪儿是看材料？是睡觉！”萨盖塔克说。她又到厨房里去了，马舒克故弄玄虚地小声对格特马诺夫说：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们的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将认识一位女医生，一位军医。”
“是的，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萨盖塔克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摆，说：
“算啦，你们怎么搞的，我是个病人。”
“当然不是，”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斯克夜里三点钟才回房？”
几位客人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随便然而使劲地盯了内弟一眼。
加林娜走进来，环视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们，说：
“我刚一出门，你们就不知想什么鬼花样欺负起我的可怜的杰敏季来啦。”
格特马诺夫就往酒杯里斟酒，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来吧，同志们，为咱们的父亲干第一杯，咱们祝他永远健康！”
他说这话是用同志式的、有点儿随便的语调。语调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斯大林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为他祝酒，首先是因为爱戴他这样一个朴实、谦逊和关心下属的人。画像上的斯大林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满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丰满的胸脯，似乎在说：“好，同志们，我把烟斗点着，坐到你们跟前来。”
“一点不错，愿我们的父亲永远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我们没有斯大林怎么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边，转头看了看萨盖塔克，看他是不是说点儿什么。但是萨盖塔克看了看画像（好像在说：“父亲呀，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什么都知道嘛。”），就把酒喝干了。大家都把杯干了。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长期跟乌克兰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结婚之后，他在基辅的关系更巩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的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格特马诺夫一生的经历说起来相当简单。他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宪兵没有追捕过他，沙皇的法庭从不曾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在会议和党代会上作报告通常都是念发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顺流畅，而且富于表情，虽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当然，念发言稿很容易，因为都是用大号铅字印的，间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制的红色铅字印出的。他当初是一个精明能干、循规蹈距的小伙子，本想进工学院，但是却被调到保安机关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后来他受到赏识，被送到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先是在区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局。过了一年，他就成为领导干部处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以后，他很快就做了州党委书记，就是说，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农民集体经济、剧院演出的命运。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几位来客谈的主要是格特马诺夫即将担任的新的军事职务。他们知道，格特马诺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党内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旦转到军事岗位，大都会成为集团军军委委员，有的甚至会成为方面军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军政委后，曾经感到不安和懊丧，还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一个朋友打听，上面是不是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
于是格特马诺夫为了自我安慰，开始从好的方面设想这一任命：是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坦克部队都是在主攻方向进攻。派往坦克军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宁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无足轻重的集团军里去任军委委员，也不能派到坦克军里去。这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军装，对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工干部格特马诺夫。”那他是会挺高兴的。
不知为什么，坦克军那位上校军长最使他恼火。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诺维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欢。
同桌共饮的几位亲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谈他的新任命，谈的都是使他高兴的方面。萨盖塔克说，坦克军极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内战时期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见他。不久前这位司令员到过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谈了有两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这样信任的人麾下作战，真是好极了。
后来又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20] 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马诺夫在乌克兰的工作，如果格特马诺夫到赫鲁晓夫同志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鲁晓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来，不是随便派的，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线，不派他又派谁呀？”马舒克说。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说：
“怎么，斯大林同志派我家杰敏季到坦克军里去，就是随便派的吗？”
“算了吧，”格特马诺夫很直率地说，“我到军里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没什么可高兴的。”
“不是的，不是的，”萨盖塔克很严肃地说，“这一任命表现了党的信任。这区委，不是一般的农村的区委，而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区委。军不是一般的军，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将去担任政委的那个坦克军的军长，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没指挥过大部队。这是不久前到乌法来的一位前线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还对我说了一些话呢。”马舒克说。但他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说：“不过，还用得着对您说吗，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您是非常了解他的，也许比他自己更了解呢。”
格特马诺夫把敏锐、精明、本来就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动了两下，说：
“就算更了解吧。”
马舒克脸上闪过几乎觉察不出的冷笑，但桌上的人都发觉了。说来奇怪，虽然马舒克是格特马诺夫家的近亲和自家人，而且在亲戚圈子里是个谦逊、喜欢说笑的人，可是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柔和而委婉的声音，望着他那黑黑的、神情悠闲的眼睛和苍白的长脸，总感到有点儿紧张。格特马诺夫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却不觉得奇怪，他明白，马舒克是有来头的，有时连格特马诺夫都不知道的事情，马舒克却知道。
“这人怎么样？”萨盖塔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回答说：
“噢，是这样的，是战争时期露头角的人，战前没什么突出的表现。”
“担任过重要职务吗？”马舒克笑着问道。
“算啦，什么重要职务，”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不过，这人是有本事的，据说是一名很好的坦克手。军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跟他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见过面。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是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吗？那不用说，先前我在他那儿工作过，后来命运把我们分开了。战前我还跟他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 [21] 的会客室里见过一面。”
“分开是分开了，”萨盖塔克笑着说，“你要辩证地对待，要看到同一性和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时期一切事情都很奇怪：一名上校干起军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却成了他的下属！”
“没有作战经验，只好屈就了。”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还是不服，说：
“笑话，涅乌多布诺夫吗，单是他的威望就够啦！他是革命前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国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时期大家都推测他将担任部委委员呢。”
其余的客人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他们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这会儿用为涅乌多布诺夫抱不平的方式来表示，是非常合适的。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套啦，还是快点儿结束吧。”女主人的弟弟说。
格特马诺夫把张开手指的手掌朝萨盖塔克伸了伸，说：
“您认识莫斯科那个克雷莫夫吧？他在基辅，在中央演讲团做过国际形势报告。”
“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来的吗？那个过激分子？当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
“是的，就是他。我那位军长就准备跟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结婚。”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都感到非常好笑，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跟她结婚的军长。
马舒克说：
“噢，怪不得都说老兄神通广大。连结婚的事都知道啦。”
“可以说，精细人有精细人的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随口说。
“那当然……最高统帅部是不会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咱们的格特马诺夫可不是马大哈。”萨盖塔克随口说。
马舒克就好像一下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谈日常事务的严肃语气说：
“这个克雷莫夫过去也到过基辅，我还记得他，是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牵连。恐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他说得直接而又坦率，就好像针织厂厂长谈自己的工作或者技术学校教师讲课时那样。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直爽只是表象，其实他比谁都知道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格特马诺夫是一个常会以自己的大胆、干脆和坦诚的言谈惊倒四座的人，可他很清楚，在兴高采烈看似随性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没有说出的深层的东西。
通常比别的客人更忙碌、更操心、更严肃的萨盖塔克，不希望轻松气氛遭到破坏，就用快活的语调对格特马诺夫说：
“因为他不怎么可靠，就连老婆都不跟他了。”
“如果因为那样，倒是好呢，”格特马诺夫说，“我听说，我们那位军长要娶的完全是一个乖僻的女人。”
“算啦，你真是瞎操心，”加林娜说，“最要紧的是，夫妻要有爱情。”
“爱情当然是重要的，这是大家都知道，都不会忘记的，”格特马诺夫说，“不过，此外还有些东西，可惜有些苏联人忘记了。”
“这话对，”马舒克说，“不论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忘记。”
“正因为忘记了，于是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党中央不批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这样。自己不珍视党的信任。”
忽然加林娜惊讶不解地拉长声音说：
“听你们谈话都感到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战争，你们关心的只是那位军长要娶的是什么人，他的未来妻子原来的丈夫是谁。杰敏季，你这是准备去跟谁打仗？”
她用嘲笑的目光朝男子们看了看，她那美丽的棕色眼睛都有点儿像丈夫的小眼睛了——大概是那股锐利的神气有点儿像。萨盖塔克用忧伤的口吻说：
“怎么会忘记战争啊……从每一座农舍到克里姆林宫，到处都有我们的兄弟和孩子奔赴战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战斗机飞行员，还有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里作战；我听说，贝利亚同志的儿子也在前线，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兵种。伏龙芝的儿子是一名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里……还有，伊巴露丽的儿子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方，”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叫雅可夫，是炮兵指挥员。确切地说，他是第一个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雅可夫是大儿子。小伙子很不幸，被俘了。”
他忽然觉得他触及了许多年长的同志认为犯禁的东西，就不再说了。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打破沉默局面，用直率和无所顾忌的口吻说：
“顺便说说，德国人还散发彻头彻尾伪造事实的传单呢，说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主动向他们提交了口供。”
但是他周围的气氛更沉闷了。他谈的事情，不论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该提及，是应该回避的。谁要是听到有关斯大林跟妻子的关系的传闻表示气愤，那么，这位好心好意的谣言驳斥者所犯的罪过，决不比谣言传播者小，因为谈这类事情就是不容许的。
格特马诺夫忽然转过脸朝着妻子，说：
“这种事儿我是不操心的，因为情况由斯大林同志掌握着，而且掌握得牢牢的，就让德国人瞎折腾好啦。”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罪的目光接住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不过，自然，这不是一些好斗的人坐到桌上来了；他们聚会，也不会因为偶然出现的尴尬局面而闹出大乱子。
萨盖塔克用和善而友好的语调说了两句，在格特马诺夫面前帮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打圆场：
“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们总是担心，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段上出什么纰漏。”
“还有，不希望胡说八道。”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截了当地责备起来，而不是缄默不语，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于是萨盖塔克和马舒克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件微不足道的错事很快会被忘记的，但不会忘得十分彻底。将来一旦谈起干部情况，谈起提拔，谈起特别重要的任命，在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马舒克、萨盖塔克都会点头的，点头是点头，但在审干人员一再查问时，会微微笑一笑，说：“也许，多少有点儿轻率。”并且用小指头尖儿表示这一点点儿。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关雅可夫的事不会都是德国人胡编乱造的。但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涉及这个话题。
萨盖塔克特别清楚这方面的情形。他在报社工作多年，先是掌管新闻报导科，随后掌管农业科，后来又干了两年某加盟共和国报纸的总编。他认为，他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发布关于各种各样、常常带有偶然性的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如果总编萨盖塔克认为应当避开某一事件，认为不应当报道严重的歉收、思想不縀¯的作品、内容不健康的影片、牲畜瘟疫、地震、战列舰沉没，认为不应当看到一下子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海洋巨浪的力量，不应当看到煤矿的大火，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这些事件就不应耗费读者、记者和作家的精力。有时他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解释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这种解释往往异常大胆、异常奇特，跟平常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觉得，他这位总编的力量、经验、本事就在于他能够使读者接受必要的、可以达到教育目的的观点。
在大规模推行集体化时期，曾经出现极端的冒进现象。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前，萨盖塔克曾写文章说，在大规模开展集体化时期发生饥饿现象，是由于富农蓄意埋藏粮食，不吃粮食，因而浑身浮肿，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并且接着刊登一批材料，报道集体农庄托儿所里的孩子天天喝鸡汤，吃甜饼和米粉肉饼。可是孩子们还是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俄罗斯立国千余年来最残酷、最可怕的一次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里，在经受特别残酷考验的时期，战争毁灭性的火焰照亮了种种事件的真实、可悲的进程，战争决定着一切的命运，甚至党的命运。这一灾难性的时期过去了。于是剧作家考涅楚克立即就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解释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们不能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最高统帅部是永远不会错的。
这天晚上，注定了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经历不愉快的时刻。马舒克在翻看一本皮封面的大纪念册，在一页页硬纸上贴着不少照片。他忽然带着紧张的表情扬起眉毛，大家不由得探过身来看。这是格特马诺夫战前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拍的照片，他坐在宽阔的办公桌边，穿着半军服式样的制服上衣，他的上方悬挂着斯大林肖像，肖像非常大，只有州委书记办公室里才能有这样大的领袖像。肖像上的斯大林的脸被红蓝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上添了深蓝色的小胡子，两个耳朵上还挂着淡蓝色的耳环。
“这孩子真胡闹！”格特马诺夫惊叫起来，像女人一样把两手一拍。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十分慌乱，环视着客人们，一再地说：
“要知道，你们要知道，昨天这孩子在临睡前还说：‘我爱斯大林伯伯，跟爱我爸爸一样。’”
“这是小孩子淘气。”萨盖塔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这是故意捣蛋。”格特马诺夫叹口气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马舒克。他们两个人此刻都想起同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是个工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
他们知道，那个愣头愣脑的学生是瞎胡闹，没有什么政治用心。那位同乡是农机站站长，是个好人，他请求格特马诺夫挽救他的侄子。格特马诺夫在开过州党委常委会议以后，跟马舒克谈起此事。马舒克说：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许明天就有人上报到莫斯科，告到贝利亚同志那儿去，说马舒克纵容姑息枪击伟大领袖斯大林肖像的分子。今天我在这办公室里，明天我就成了集中营里的灰土。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也会有人说您：今天射击肖像，明年射击的就不是肖像了，可是为什么格特马诺夫要同情这个小伙子，他为什么赞成这样的行动呀？怎么样？您敢承担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问马舒克：
“那个射击肖像的学生怎么样啦？”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回答说：
“不值得问啦，原来是个坏蛋，富农的孽子，他在法庭上承认啦。”
于是现在格特马诺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马舒克，又说了一遍：
“不，这不是淘气。”
“算啦，”马舒克说，“这孩子才五岁，还是应该考虑年龄的。”
萨盖塔克说话的口气十分恳切，大家都感觉出他话里的热诚：
“说实在的，我没办法对孩子们讲原则性……应该是应该，可是于心不忍。我望着孩子们，就希望他们都好好儿的……”
大家都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萨盖塔克。他是一个很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在上九年级的时候，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为在饭店里参加流氓活动被警察拘留，父亲只好打电话给内务部副人民委员，了结这件丑事。参加那次流氓活动的有将军和院士等名人的儿子，还有一位作家的女儿和农业部人民委员的女儿。战争时期，萨盖塔克的儿子想以志愿兵身份参军，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维塔利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且有可能随着增补连队被送往前方。
现在维塔利在迫击炮学校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有希望了，但他们总还是有些担心。
萨盖塔克的二儿子叫伊戈尔，两岁的时候害了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残疾人。一双又干又细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拐杖活动。伊戈尔不能到学校去上学，老师们就到家里来教他，他学习很用心，很勤奋。
萨盖塔克夫妇为了伊戈尔的残疾，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托木斯克求遍了神经科名医。凡是国外有关的新药，萨盖塔克都通过商务代办或驻外使馆弄了来。他知道，他可能因为过分溺爱孩子受到责备。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罪过并不是死罪。因为他看到一些州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父子感情，也就认为新派人都是特别钟爱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为伊戈尔用飞机从敖德萨请来巫婆，通过快传邮路把远东一个老神汉的草药弄到基辅来，也都不算什么。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萨盖塔克说，“我就不说斯大林同志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向题上也总是把党摆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
“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前几天对我说……第三书记，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神气的？”
米柯拉本来也可以谈谈自己的孩子的许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萨盖塔克谈儿子的机灵和格特马诺夫谈女儿的机灵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谈自己孩子的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在农村里我们的爹跟孩子们是很随便的。”
“他们总归也是喜欢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也常常打孩子，我挨打挨得厉害，”格特马诺夫说，“我还记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形。他很不简单，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妈妈为他收拾行装，把包脚布和绒衣装到背包里，又装上煮熟的鸡蛋、面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着父亲在黎明时候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子。他给过道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妈妈后来常常提起这些事。”
他看了看手表，说：
“噢呀……”
“就是说，明天要走啦？”萨盖塔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走吗？”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好些，”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身来，“要不然到军用机场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当兵，这都算不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嚷嚷起来，笑起来，还互相拥抱了一阵子，等到客人们穿起大衣，戴上皮帽，来到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当兵的人可以用烟暖和身子，用锥子刮脸。可是跟孩子们分离，就是当兵的也不能习惯。”
从他的声音，从他脸上的表情，从要走的客人们望着他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说笑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