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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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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到机场,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许多加油车在夏天的田野上东奔西跑,机场维修营的机械师和发动机修理工围着停在掩护玻璃罩下的飞机忙活着。平时一声不响的电台发动机又清楚又起劲地嗒嗒响着。

“坏了。”维克托罗夫心里说着,加快了脚步。

马上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腮上带着红色烫伤疤痕的上尉索洛马津一见到他就说:

“有命令,咱们要出发了。”

“上前方吗?”维克托罗夫问。

“不上前方,上哪儿去?”索洛马津说过这话,便朝村子走去。

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坏,他和女房东的关系不同一般,现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给老娘们儿,老牛自己带着。”维克托罗夫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叶列玛中尉,从小路上走来,他常常跟维克托罗夫搭档飞行。

“叶列玛,调咱们上哪儿?”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是西北战线要反攻了。师长乘着‘艾尔-5’来了。我有一个驾驶‘道格拉斯’的朋友在空军军部里,可以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好问的,不问也会知道。”

不仅团部的人和机场的飞行员们紧张起来,村子里也开始惶惶不安。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罗尔少尉捧着浆洗熨好的衣服从街上走来,衣服上面还放着小甜饼和一包果干。

科罗尔的女房东是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常常给他做甜饼吃,大家都拿他开玩笑。每次他出来执行任务,两位老奶奶都要来机场,在半路上迎他。一个高高的,身子笔直,另一个是驼背,他走在她们中间,又生气,又难为情,像一个娇惯的孩子。飞行员们说,科罗尔跟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走在一起。

飞行大队长万尼亚·马尔丁诺夫穿了军大衣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拎着提箱,另一只手拿着崭新的制帽,他怕弄皱了,没有放到提箱里。房东的红头发女儿没戴头巾,披着一头自己卷的卷发,在后面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他,见到这种目光,再猜测她和他的关系,就是多余的了。

一个有点儿瘸腿的男孩子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导员戈卢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诺伊已经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在几天以前才搬到这一家来。在这之前,他和戈卢普住在一个很坏的女人家里。那女人额头凸起,一双黄眼睛鼓鼓的。谁看到这双眼睛,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不让他们住下去,她往屋子里放浓烟,有一天还偷偷地往他们的茶里撒灰。戈卢普劝维克托罗夫把这个女人的事写成报告递到团政委,但是维克托罗夫不愿写报告。

“让她害霍乱死掉。”戈卢普骂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们搬到另一家,觉得这一家简直是天堂。可是这天堂他们却不能久住了。

维克托罗夫很快也背着背包,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一座座足有二层楼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过。瘸腿的男孩子在旁边蹦跳着,拿维克托罗夫送给他的战利品手枪皮套朝母鸡瞄准,朝盘旋在森林上空的飞机瞄准。他从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过,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个坏女人的一动不动的脸。每次她挑着两桶水从井上回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搭理她。她没有牛,也没有羊,屋顶下也没有燕子。戈卢普打听过她的情况,想弄清她的富农阶级根源,谁知她却出身贫苦家庭。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后好像是疯了。有一次在深秋天凉的时候,她跑到湖里,在水里呆了一昼夜。几个男子汉把她硬拖了上来。可是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爱说话。

这会儿维克托罗夫走在这个林区村庄的街道上,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飞走,永远离开这儿了。这飒飒响的森林,村庄,麋鹿常常光临的菜园,还有这蕨草,金黄的松脂,杜鹃,他都看不到了。这些老头儿、小姑娘他也再见不到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讲当年怎样实行集体化的事,没有人给他讲狗熊抢夺妇女们的马林果篮子,还有小孩子用光脚板踩蛇头的故事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然后飞机又要着陆,转眼间又要出现新的机场,出现农村或者工人村,出现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和开心事,有受伤而秃了鼻子的猫,又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叙述往事,叙述全面实行集体化的事,又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津到了新的环境里,又会在闲暇时间戴起漂亮的军帽,在大街上溜达,弹着吉他唱歌儿,叫姑娘们心醉。

团长萨卡布卢卡少校,一张古铜色的脸,白头顶刚刚剃过,胸前晃着五颗红旗勋章,倒换着两条弯弯的腿,向飞行员们宣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说,今晚在掩蔽所里过夜,出发次序在起飞前在机场上宣布。

然后他又说,指挥部命令不准离开机场的掩蔽所,违反军令,严惩不贷。

“不能在天上睡觉,所以要在起飞前好好睡一觉。”他解释说。

团政委别尔曼接着讲话。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欢他,虽然对于飞行上的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处理飞行员穆欣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就特别讨厌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电报员丽达沃伊诺娃谈恋爱。大家都很赞成他们这段恋情:一有空他们就相会,上河边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一块儿。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们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这一说法出自丽达之口,是她对一位女友说的,又由女友传遍了全团: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穆欣强奸了她,还曾经拿手枪威胁她。

别尔曼听到这桩事以后,暴跳如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穆欣被法庭审问了十天,并且被判了死刑。

在执行枪决之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列克谢耶夫空军少将来到团里,开始调查穆欣的案情。丽达弄得将军非常难为情;她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相信,有关穆欣一案全是胡编乱造。

她对他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会儿吻,后来她睡着了,穆欣要跟她开开玩笑,悄悄把手枪伸到她的两个膝盖中间,朝土里开了一枪。她惊醒了,叫了起来,于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来。她把这事儿对女友说了,可是从女友嘴里往外一传,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这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爱情是极其纯真的。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判决取消了,穆欣调到了另一个团里。

从那时起,大家就更不喜欢别尔曼了。

有一次索洛马津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有一个飞行员,好像是莫尔恰诺夫,说所有的民族中都会有坏人。

“就比如科罗尔,是犹太人,跟他搭档飞行就很好。在执行任务时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后面,心里就觉得踏实。”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尔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津说。“科罗尔是咱们的小伙子,我在飞行中对他比对自己都信得过。他在勒热夫把紧跟在我后面的一架德国飞机扫掉了。多亏波里亚·科罗尔,我有两次甩脱盯住我的该死的敌机。你知道,我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大家都笑起来。索洛马津说:

“好啦,穆欣被别尔曼安上枪毙罪名的时候,他才不觉得好笑呢。”

这时候科罗尔走进食堂,有一个飞行员很同情地问他说:

“我问你,波里亚,你是犹太人吗?”

科罗尔有点儿难为情,回答说:

“是的,是犹太人。”

“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

“行过割礼吗?”

“滚你的蛋。”科罗尔回答说。大家又笑起来。

等飞行员们从机场回村子去,索洛马津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马津说,“你不该说那话。我在肥皂厂工作的时候,找碴儿整人的人不少,一个个都是领导。我看够了那些家伙。”

“你啰唆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膀,“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人吗?”

别尔曼说,飞行员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这些话不用他说大家也明白,但大家还是注意听着,听听他的话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本团是不是还留在西北战线,是调到勒热夫一带,还是调到西线或南线?

别尔曼说:

“所以,战斗飞行员必须具备的第一点素质,是熟悉装备,熟悉得能够操纵自如;第二点,热爱自己的飞机,要像爱母亲、爱姐妹一样;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热的心加冷静的头脑;第四,要有同志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培养出来的;第五,在战斗中要有献身精神!成功就在于编队飞行技能!要紧跟机长!一个好的飞行员,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战斗:‘嗯,这样会好些!嗯,不该那样!’”

飞行员们装做很感兴趣地看着政委,一面小声说着话儿。

“也许,是叫咱们护送运输机往列宁格勒送吃的东西?”索洛马津说。他有女朋友在列宁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尔恰诺夫说。他家里的人都在昆采沃。

“也许,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维克托罗夫说。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诺伊说。

他们团上哪儿,对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家的人都在敌占区乌克兰。

“波里亚,你想上哪儿去?”索洛马津问道。“是不是上你们犹太人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科罗尔那双黑黑的眼睛气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来,他很清楚地骂了一句娘。

“科罗尔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声……”

其实科罗尔已经不作声了。

换做是萨卡布卢卡少校,他本来就是一个骂娘的行家,遇到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不会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对自己的通信员叫喊:“马秋金……你他妈的……”然后和和气气地说:“把手巾给我拿来。”

可是,团长知道政委那善于罗织罪名的作风,所以不敢马上把科罗尔放过。如果放过了,别尔曼会写报吿,说萨卡布卢卡在全体飞行员面前不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威信。别尔曼已经向政治部写过报告,说萨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期间干私活儿,和团部里的人一起喝酒,和当地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团长绕着弯子开始了。他很威严地嗄声喝道:

“科罗尔少尉,怎么站的?上前两步走!干吗那么吊儿郎当?”

接着他继续虚张声势。

“戈卢普指导员,您向政委汇报一下,为什么科罗尔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他是和索洛马津争吵,至于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来汇报。不是向我!向政委汇报!”

“政委同志,让我汇报吗?”

“汇报吧。”别尔曼点了点头,对索洛马津连看也没看。他感觉出来,团长还是在坚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萨卡布卢卡不论在地上还是在空中,都特别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谁都快地判断出敌人的目的和战术,以诡诈战胜敌人的诡诈。在地上,他懂得领导强中有弱,下属弱中有强。如有必要,他可以装装样子,装成一个憨大,听到蠢人说的很蠢的俏皮话也可以凑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们掌握在手心里。

在担任预备队期间,萨卡布卢卡对农业,主要是对饲养家畜家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马林果制果子露酒,腌蘑菇,晒蘑菇。他做的饭菜出了名,有许多团长喜欢在空闲时间驾飞机上他这儿来,又吃又喝。但这位少校不认为这是白慷慨。

别尔曼知道这位少校还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特点,那就是:尽管他又精明,又谨慎,又狡猾,然而同时又几乎是个疯子,一旦硬干起来,连命都不顾。

“跟领导争论,简直就像……跟风作战。”他对别尔曼说。他会忽然不顾一切地干起有损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叹气。

有时两个人情绪都很好,他们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挤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真是个精明汉子。”萨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真棒。”别尔曼说。

萨卡布卢卡不喜欢政委那种假殷勤,不喜欢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话都要写进报告的那股积极劲儿。他嘲笑别尔曼见了漂亮姑娘就眼馋,嘲笑他喜欢吃炖鸡而不喜欢喝酒。别尔曼对别人的生活条件漠不关心,却善于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他就更加不满。他佩服别尔曼的聪明,佩服他为了事业敢于同领导冲突,佩服他的勇气——有时候似乎别尔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很轻易地丢掉性命。

这会儿,这两个人在准备率领空军集团军奔赴前线的时候,彼此侧眼看着,听着索洛马津上尉陈述:

“政委同志,我应该直说,科罗尔破坏纪律,这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着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

“您对他说什么来着,您向政委说说。”萨卡布卢卡打断他的话。

“刚才同志们都在猜,咱们团上哪儿去,上哪条战线去,我就对科罗尔说:你想不想上你们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飞行员们都看着别尔曼。

“我不懂,上什么首府?”

别尔曼说过这话,忽然明白了。

他有点儿难为情,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团长特别吃惊的是,这事儿竟出在一个像剃刀刃一样锐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惊讶的事儿还有呢。

“这是怎么搞的?”别尔曼说。“科罗尔,大家都知道,索洛马津是新鲁扎区多罗霍沃村人。如果您对索洛马津说,他想上多罗霍沃村作战,他就该因为这样打您的嘴巴吗?这真是很奇怪的乡土道德标准,跟共青团员称号很不相称。”

他总是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大家都明白,索洛马津是想逗科罗尔生气,科罗尔果然生气了,可是别尔曼却满有把握地向飞行员们解释,是科罗尔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偏见,他的行为是藐视各民族友谊,说科罗尔不应当忘记,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义偏见为所欲为。

别尔曼说的话本身是正确的。他这会儿用激动的语调说的思想,来自革命,来自民主。但这会儿别尔曼的着力点,不是他为了思想,而是让思想为他,为他今天颇有问题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你们看,”政委说,“哪儿思想不正确,哪儿就没有纪律。今天科罗尔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在政委把科罗尔的行动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萨卡布卢卡自然是不能干预的。萨卡布卢卡知道,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

“同志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尔曼说。为了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说下去:“出现这种不成体统的事,责任在犯错误的本人,但我这个团政委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尔清除思想上的落后的、丑恶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严重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处罚科罗尔的违纪行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罗尔少尉的任务承担下来。”

大家动了动,坐舒服些,都觉得事情过去了。科罗尔看了看别尔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别尔曼一看到这种神情,皱了皱眉头,抖了抖肩膀,并且转过脸去。晚上,索洛马津对维克托罗夫说:

“你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个多么深奥呀。这事儿要是出在你或者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身上,肯定被别尔曼送到惩戒分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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