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收拾好了房间，心想：“好了，行了。”就好像这一下子房间也洁净了，床也铺平整了，枕头也不打皱了，她的心也不乱了。但是等到床头边再也没有烟灰，最后一个烟头儿也从小架子边上捡走之后，叶尼娅明白了，她一直是想欺骗自己，明白了在这世界上她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诺维科夫。她真想把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对索菲亚·列文顿说说，就要对她说，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为什么她想把这事对索菲亚说说。

“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顿尼哈。”叶尼娅把心里想的说出声来。

后来她想到，玛露霞已经不在了。她明白，没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她拿手拼命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她说：“算了，我谁也不需要！”她说过这话，却又在诺维科夫挂军大衣的地方跪下来，说：“你要活下去啊！”

然后她心里想：“真是虚伪，我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她故意折磨起自己，不出声地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假托一个又鄙俗又尖刻的人之口，不知是女人还是男人：“哼，这个女人没有男人就受不住，风流惯了，又是在这风风雨雨的年月……已经扔掉一个啦，当然，她怎么会看得起克雷莫夫，他连党内都待不稳。这会儿她要做军长夫人啦。又是那样魁伟的男子汉！哪一个女人都会想的，当然了……他不用花什么力气，她已经什么都给他了，不是吗？不用说，这会儿夜里该睡不着觉了，又担心他被打死，又担心他找上一个十九岁的电话员姑娘。”那个鄙俗而下流的人似乎窥见了连叶尼娅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个念头，就又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很快可以跑去找他嘛。”

她真不懂，为什么她不爱克雷莫夫了。不过这会儿也不需要懂了——她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忽然间，她不由得想起，是克雷莫夫阻碍着她的幸福。他一直站在她和诺维科夫中间，是他使她快活不起来。他还在毁坏她的生活。为什么她就应当永远痛苦，为什么还要受良心责备？有什么办法，不爱就是不爱！他究竟要她怎样，为什么他要一个劲儿地跟着她？她有权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有权爱她爱的男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是个没办法、没主意、孤孤单单的人？他并不多么软弱！并不多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愤恨起来。她决不拿自己的幸福给他做牺牲，决不，决不……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的人，是一个顽固的狂热分子。她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态度。这和她，和她妈妈、爸爸多么不同啊……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馑中痛苦死去的时候，他竟说：“富农不值得怜惜。”在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时候，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有一次妈妈说，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曾经用大船把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送到伏尔加河心里，把他们淹死，其中就有玛露霞在中学里的同学，有米纳耶夫家、戈尔布诺夫家、卡萨特金家、萨波什尼科夫家，克雷莫夫听了后，却很激烈地说：“对待这些仇恨革命的人，您说该怎么办？拿甜饼喂他们吗？”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就应该痛苦，应该怜惜一个从来不怜惜弱者的人？

但是在她的心的深处，在她痛恨和发狠的同时，她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

她脱下她在古比雪夫集市上换来的厚裙子，穿起她自己夏季穿的裙子，这是斯大林格勒大火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条裙子和诺维科夫一起站在斯大林格勒滨河大街霍尔祖诺夫纪念碑前的。

在亨利逊老奶奶被送走前不久，叶尼娅问她，过去是不是爱过什么人。

老人家很不好意思，说：

“是的，爱过一个黄鬈发、蓝眼睛的男孩子。他穿的是丝绒夹克，衬衣领子雪白雪白的。那年我十一岁，我和他不认识。”

这会儿那个穿丝绒夹克的鬈发男孩子在哪儿呢？亨利逊老人家又在哪儿呢？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一般在这个时候沙尔戈罗茨基都要到她这儿来的。啊，她今天可不想听什么高深的谈论。

她很快地穿起大衣，扎好头巾。已经没意思了——军车早已开走了。

在车站的墙脚下，许许多多的人坐在提箱和包裹上。叶尼娅在车站的小巷道里漫步走着，有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用餐券，另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凭证……有些人迷迷糊糊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有一列货车很沉重地从第一道线路开过，车站的墙抖动着，站房的窗玻璃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似乎她的心也在打颤。擦着车站栏杆滑过的是一台台平板货车，上面是一辆辆的坦克。

她忽然充满了幸福感。一辆又一辆坦克滑过，还有雕塑一样坐在坦克上的一个个头戴盔形帽、斜挎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她像小孩子一样挥着手臂，朝家里走去。她把大衣敞开，看着自己夏季穿的裙子。夕阳忽然把一条条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寒冷阴沉、破破烂烂、尘土飞扬的冬季即将降临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呈现出鲜亮的玫瑰色。她走进楼房，居民小组长加林娜因为今天在过道里见过前来找叶尼娅的上校，所以露出一副巴结的神气，笑着说：

“有您的信。”

“噢，是我时来运转啦。”叶尼娅心里想着，把信封打了开来。信是从喀山来的，是妈妈写来的。她看过前面几行，就小声叫了起来，惊慌地唤道：

“托里亚呀，托里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