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中尉别捷尔·巴赫因为肩部被子弹打伤，进了军医院。他的伤势不重，送他上救护车的同伴们祝贺他走运。

巴赫怀着一种幸福感，同时疼得哼哼着，由卫生员搀扶着前去洗澡。

一接触到热水，真是说不出的快活。

“比在战壕里舒服吧？”卫生员问道。他希望对伤员说点儿快活的，就又说：“等您出院的时候，大概那儿全都收拾好了。”他朝那个方向指了指，那边不停地传来响成一片的轰隆声。

“您来这儿不久吧？”巴赫问。

卫生员用树皮擦子给中尉擦了几下脊背之后，说：

“您为什么断定我来这儿不久？”

“这儿已经没有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这儿的人都认为战事很快结束不了。”

卫生员看了看澡盆里光着身子的中尉。巴赫想起来，军医院工作人员有责任汇报伤员的思想，而他的话流露出他对德军威力的不信任。于是他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是啊，卫生员同志，这事怎样结束，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呢。”他为什么把这句危险的话重说一遍？这是只有生活在极权制帝国的人才能明白的。他重说一遍，是因为他很生气，不该在说过第一遍之后就害怕了。他重说一遍，也带有防备的目的——想骗骗他所设想的这个告密者，表示自己有口无心。

过了一会儿，他为了消除有关自己的反对立场的不好印象，又说：

“我们在这里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可能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还不曾有过。请相信我的话，卫生员同志。”

后来他厌烦了这种又复杂又伤脑筋的把戏，一心一意玩起儿童游戏：把浸透了肥皂水的海绵攥在手里，使劲攥，那肥皂水一会儿射到澡盆沿上，一会儿射到巴赫自己的脸上。

“喷火器就是这样喷射。”他对卫生员说。

他痩了多少啊！他看着自己光光的两臂和胸膛，想起两天以前吻他的那个俄罗斯年轻女子。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会跟一个俄罗斯女子有这样一段艳史？当然，这还很难叫做艳史。只不过是偶然的战地艳遇。那是一种很不平常、难以想象的环境，他们在地下室里相遇，他在一片瓦砾中向她走去，一阵阵爆炸的火光映照在他身上。那在小说中也是一种十分精彩的场面。昨天他应该去找她的。她大概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他康复后，一定还要去找她。真想知道，是谁填补了他的位子呢？自然界是不兴留空缺的呀……

洗过澡以后，很快把他带到x光室，医师让他站到x光透视机前。

“中尉，那边不好过吧？”

“俄国人比我们更不好过。”巴赫回答说。他想给医生一点儿好印象，希望得到很好的诊断，动起手术也会轻快些，少受点罪。

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两位医生看了看巴赫的内脏，可以看清已经在胸腔里钙化了的过去的各种病灶。

外科医生抓住巴赫的胳膊，把他转来转去，一会儿拉着他贴到荧光屏上，一会儿把他拉远一点儿。他注意的是弹片伤，至于伤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是无关紧要的情况。

两位医生说起话来，夹杂着拉丁语和开玩笑的德国粗话，于是巴赫明白了，他的伤情不严重，胳膊还能保得住。

“请你们准备给中尉做手术，”外科医生说，“我还要在这儿看一个复杂的病例，是颅部重伤。”

卫生员脱去巴赫的伤员服，一名外科护士叫他坐到凳子上。

“见鬼，”巴赫苦笑着说，并且因为自己光着身子感到不好意思，“小姐，应该先把凳子弄暖和一点儿，再让斯大林格勒大战参加者的光屁股坐到上面。”

她连笑也没笑，回答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

她说过这话，便把手术用具从玻璃橱里一样一样往外拿，巴赫一看到就觉得害怕。可是摘除弹片的手术进行得又快又轻松。巴赫甚至生起医生的气，认为医生是在向伤员散布瞧不起小手术的思想。

那位外科护士问巴赫，要不要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我自己能走。”他说。

“您在我们这儿不会待很久的。”她用安慰的语调说。

“太好啦，”他说，“我已经开始无聊了。”

她笑了。

这位护士显然是按照报纸通讯来想象伤员的。作家和记者们在通讯里写的伤员，总是偷偷地从军医院跑出去，跑回自己的营里和连里；他们一定要向敌人开枪开炮，不这样就不能过日子。

也许，记者们在军医院里也碰见过这样的人，不过当巴赫躺在铺了干净被单的床上，吃了一碗米饭，又抽了一支烟（在病房里严禁抽烟），和邻床的人聊起来的时候，他可是感到快活得不得了。

病房里有四名伤员：三名是前方下来的军官，第四名是文官，凹进去的胸脯，凸出来的肚子，是从后方来办公事，在古姆拉克地区遭遇车祸。在他仰面躺着，把两手放在肚子上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和这位大叔开玩笑，往他的被窝里塞了一个足球。

显然，他就是因为这种伤得了个外号“守门员”。

守门员在所有的人当中，是唯一表示遗憾的，因为受伤不能报效国家。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谈起祖国、军队、天职，说他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受伤感到光荣。

为民族流过血的前方军官们，常常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其中有一位侦察连长克拉普，因为屁股受伤，天天趴在床上，苍白的脸，厚嘴唇，棕色的凸眼睛，他对守门员说：

“看样子，您这样的守门员不仅能把球挡回去，也会把球踢进去。”

这位侦察连长是个色情狂，他主要谈的是两性关系。守门员想讽刺一下对方，问道：

“为什么您没有晒黑呀？您大概是在办公室工作吧？”

克拉普可没在办公室工作过。

“我是夜里的鸟儿，”他说，“我打食儿都是在夜里。我跟娘们儿睡觉是在白天，和您不一样。”

在病房里常常骂官僚，他们一到晚上就坐小汽车从柏林上别墅去；骂那些军需官，他们得勋章比作战的人都便当；谈作战的官兵家庭的贫困，不少人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毁了；骂后方的浪荡子勾引军人的妻子；骂前方的小货摊光卖香水和刮脸刀片。

睡在巴赫旁边的是耶内中尉。巴赫原以为他是贵族出身，谁知他却是个农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变中涌现的人物之一。他担任一个团的副参谋长，在夜晚空袭中被弹片炸伤。

守门员被送去做手术的时候，躺在角落里的憨厚的上尉弗列谢尔说：

“我从一九三九年就打仗，可是我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爱国主义。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我就打仗。没有什么道理好说。”

巴赫说：“不对，不能那样说。打过仗的人嘲笑守门员的虚伪，这里面就有自己的道理。”

“是这样啊！”耶内说。“请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

他那很不和善的眼神，巴赫早就习惯了。他感觉到，耶内恨那些希特勒上台以前的知识分子。巴赫耳闻目睹许多言论，说旧知识分子倾慕美国财阀，暗地倾向犹太旧教和犹太观念，在绘画和文学方面喜欢犹太风格。巴赫感到非常气愤。现在，当他愿意向这些新势力的粗暴低头的时候，为什么还拿阴沉的、像狼那样的怀疑目光看他呢？难道他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挨过虱子咬，挨过冻吗？他们竟不把他这个前沿阵地的军官当成德国人！巴赫闭上眼睛，转身朝着墙。

“你为什么问得这样恶毒？”他在心里生气地说。

耶内会带着鄙夷和优越的笑容说：

“您好像没有明白吧？”

他会被这话激怒，说：“我跟你讲过，我是没有明白。”然后补充说：“我要想想。”

耶内当然笑了。

“你怀疑我阳一套阴一套？”他高声喊道。

“就是，就是阳一套阴一套！”耶内的声音显得很快活。

“精神阳痿？”

这时候弗雷塞尔会哈哈大笑起来。克拉普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非常不客气地看看巴赫。

“你们这群退化的败类，”巴赫会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喊道，“耶内，您已经是介乎猴子和人之间了……咱们说真的。”

他恨得打了一个寒颤，闭紧了本来就阖上的眼睑，在心里继续说：

“你们只要就任何小问题写出一个小册子，马上就仇恨起为德国科学奠定基础和砌墙的人。你们只要写进一本薄薄的小说，马上就瞧不起有光荣传统的德国文学。你们是否以为科学和艺术有点儿像官场，老一辈的官员妨碍你们晋升？你们和你们的书越来越没有出路了，科赫、能斯特、普朗克和凯勒曼已经在挡你们的路了……科学和艺术不是官场，是无垠的天空下的帕耳纳斯山，永远是宽阔的，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天才在那儿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生存，只是容不得你们和你们的恶果。不是没有地方，只是那儿不是你们待的。可是你们还在忙着清除场地。你们那可怜的、吹不起来的汽球不会因此就升高一点儿。你们赶走爱因斯坦，你们永远不能填补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他当然是犹太人，不过，对不起，他确实是天才。世界上还没有那样大的权力，能够帮助你们接替他的位置。你们想想吧，值不值得花那样大的力量来消灭那些人，那些人的位置是永远无法填补的。如果你们不够格，不能走希特勒开辟的道路，那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恼恨够格的人。在文化方面动用警察，煽动仇恨，这种办法是毫无用处的！你们瞧，希特勒和戈培尔对这一点认识得多么深刻？他们以身作则在教导我们。他们在对待德国科学、绘画、文学方面表现得多么喜爱，多有耐心，多有策略。就要学他们的样子，走团结的道路，不能给我们德国的共同事业造成分裂！”

巴赫不出声地说完这番话，睁开眼睛。旁边的人都还躺在被窝里。

弗雷塞尔说：“伙计们，往这儿看！”

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枕头底下抽出一瓶意大利白兰地。耶内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只有真正的酒徒，而且只有农村里的真正酒徒看到酒瓶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他这人不坏嘛，从各方面看，他不坏。”巴赫想道。并且为自己没有说出的歇斯底里的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弗雷塞尔用一条腿蹦着，往几个床头小柜上的玻璃杯里斟酒。

“您真是野兽。”侦察连长笑着说。

“这可是能征惯战的中尉。”耶内说。

弗雷塞尔说：“有个医官发现了我的酒瓶，问：‘您这报纸里包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一直带着不离身。’”

他举起杯，说：“来吧，中尉弗雷塞尔向你们致敬！”

大家一饮而尽。

耶内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说：

“噢，应该还要留一杯给守门员呀。”

“守门员去他妈的吧，你说是吗，中尉？”克拉普问道。

“让他为祖国效劳吧，咱们喝咱们的。”弗雷塞尔说。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嘛。”

“我现在来劲儿了，”侦察连长说，“这会儿顶好再来一个不胖不瘦的娘们儿。”

大家都轻松、快活起来。

“好，再来一杯。”耶内举起杯来。

大家又喝干了。

“咱们能住到一个病房里，太好啦。”

“我一看，马上就断定：‘这才是真正的伙伴，都是上过火线的。’”

“可是说实话，我怀疑过巴赫，”耶内说，“我心想：‘哼，这是党里的人。’”

“不，我不是党里的。”

他们掀开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起来。谈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尔原来在右翼，在奥卡托夫镇一带作战。

“谁他妈的知道，”他说，“苏联人简直不会打进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们还停在那儿。我们八月里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举杯祝贺：‘但愿战后不要失去联系，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的本领不算差，”在工厂区作过战的侦察连长说，“他们不会固守。他们只要把我们从楼房里打出来，就马上要么睡觉，要么吃起东西。俄国军官就爱喝酒。”

“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弗雷塞尔说着，挤了挤眼睛，“我们在这些斯大林格勒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整个欧洲耗费的还要多。”

“不光是耗费钢铁，”巴赫说，“在我们团里有一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像公鸡一样扯开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还不能解决，”耶内说，“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样打来打去，毫无意思。”

侦察连长小声说：

“我告诉你们，咱们正准备在工厂区发动攻势，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近几天就要打响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们都可以跟萨拉托夫的姑娘们睡觉了。”

在挂了窗帘的窗户外面响起低沉的隆隆炮声和夜袭的飞机的轰轰声。

“苏联飞机出动了，”巴赫说，“他们的飞机在这时候进行轰炸。有些人管它们叫‘锯神经的锯子’。”

“在我们团部里管它们叫‘值班士官’。”耶内说。

“别作声！”侦察连长竖起一个手指头。“你们听，这是重型炮！”

“可是我们却在轻伤员病房里喝酒呢。”弗雷塞尔说。

于是他们在这一天里第三次快活起来。

他们谈起苏联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谈的。巴赫一向不喜欢谈这些事。

但是在军医院的这天晚上，巴赫却说起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的季娜，说得很带劲儿，大家都在笑。

卫生员走进来，打量了一下一张张笑脸，就动手收拾守门员床上的被单。

“这个柏林来的祖国的卫士出院了吧？受伤是装的吧？”弗雷塞尔问。

“卫生员，你怎么不说话？”耶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嘛，他要是有什么情况，就对我们说说。”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肌麻痹。”

“你们瞧，满嘴爱国主义，落了个这样的结果。”耶内说。

巴赫说：“这样说死人，可不大好。他并不是说假话，他用不着在咱们面前说假话。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伙计们，这样不好。”

“哦，”耶内说，“怪不得我觉得这位中尉是奉党的命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