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离室里过了三个多星期。给他吃得很好，党卫军的医生给他检查过两次，还开了处方，给他注射葡萄糖。

刚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一直等待着传讯，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真不该同伊康尼科夫交谈；一定是那个糊涂老头子，在搜查之前塞给他那几张可能有问题的纸，把他害了。

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传讯他。他思索着同犯人们进行政治谈话的题目，考虑可以吸收什么人参加工作。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为传单打腹稿，挑选营里人交谈用的一些字眼儿，好让各种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易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细告密的情况下可以防止全面失败的一些秘密活动的传统办法。

他很想向叶尔绍夫和奥西波夫问问建立组织的最初几个步骤；他相信能够使奥西波夫消除对叶尔绍夫的偏见。

他觉得，又仇恨布尔什维克又盼望红军胜利的切尔涅佐夫实在可怜。他想到面临的审讯，心里几乎是平静的。

夜里，他的心脏病发作。他躺着，把头抵在墙上，难受得要命，只有在监狱里的快要死的人才会这样难受。他疼得昏迷了一阵子。等他苏醒过来，不怎么疼了，胸膛、脸上、手上都出了一层汗。头脑里也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的清醒状态。

他想到他和意大利神甫议论世界性罪恶的那番话，联想起小时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来，他跑进妈妈做针线活儿的房间时那种幸福感；又联想起当年去叶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湿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联想起面色苍白的捷尔任斯基，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捷尔任斯基问起社会革命党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的下落。捷尔任斯基回答说：“枪毙了。”他想起基里洛夫少校那苦闷的眼睛……想起雪橇拖着的朋友的尸体，用被单盖着。朋友在列宁格勒被围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他的帮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样的乱蓬蓬的头充满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秃头顶贴在粗糙的集中营板墙上。

过了一阵子，遥远的事渐渐远去，越来越淡，渐渐失去色彩。他似乎慢慢沉入凉爽的水里。他睡着了，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听到笛声，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带到浴室里。他很不痛快地吸着气，打量着自己的胳膊和瘪瘪的胸膛。

“是啊，老了。”他想道。

等到带他来洗澡的士兵在手里捏着纸烟走出门去，一个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脸囚犯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叶尔绍夫要我向您报告一个消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军把德国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他要我告诉您，一切情况正常。他要您写传单，下一次洗澡的时候交给我。”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说，他没有铅笔和纸，但这时候一名看守走了进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时候，摸到口袋里有一个纸包。里面有十块糖、一块用破布包着的奶油、一张白纸和一个铅笔头儿。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有的东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无意义地担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绞痛的状态中结束生命了。

他把糖块和铅笔头儿紧紧按在胸口。

夜里，有一名党卫军的士官把他押出来，押着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一阵阵冷风吹在他的脸上。他回头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里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经不那么脆弱，同志们，你们好好儿地睡吧。”

他们走进集中营管理处大门。这里已经闻不到集中营里那种氨水气味，可以闻到冰冷的烟草气息。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地上有一根老大的烟头儿，他真想捡起来。

他们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脚垫上把脚擦干净，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楼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儿尽可能平息一下气喘。

他们顺着铺在走廊里的长条地毯走去。

一盏盏半透明的郁金香形小灯，灯罩里透出柔和、宁静的灯光。他们经过一扇打磨得锃亮的门，门上挂着一个不大的木牌“警备长办公室”，来到另一扇同样富丽堂皇的门前站住，门上的牌子是“党卫军少校利斯办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听到这个名字，这是秘密警察总头子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处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好笑的是，古济将军曾经很生气，因为奥西波夫是利斯亲自审讯的，而审讯他古济的却只是利斯的一名助手。他认为这是对队列指挥人员的轻视。

奥西波夫说过，利斯在审讯他的时候不用翻译，因为他原来是苏联里加市的德国人，精通俄语。

从里面走出一名年轻军官，对押解的士官说了几句话，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进办公室去，门依然开着。

办公室里没有人。铺着地毯，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还有一幅画：树林的边缘，红瓦顶的农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来到屠宰场场主的办公室里了——旁边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内脏在冒热气，屠宰手的身上溅满了血，可是场主这里却这样宁静，地毯这样干净，只有桌上的黑色电话机说明屠宰场和这间办公室是联系着的。

敌人！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儿！又想起切尔涅佐夫的话——人的命运在“狂飙突进运动”时代是多么可怜。不过他是戴着小山羊皮白手套的。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头。

办公室里面的门开了。通向走廊的门也马上吱扭响了一下，看样子，是值班军官看到利斯来到办公室，把门掩上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皱紧眉头站着，等待着。

“您好。”这个灰军服袖子上带着党卫军标志的小个子低声说。

利斯的脸上没有任何狰狞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看到这张脸特别可怕。这是一张鹰钩鼻子的脸，黑灰色眼睛神情专注，宽大的额头，苍白瘦削的两腮，显露出一副恪尽职守、清心寡欲的神气。

利斯等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咳嗽过了，说：

“我想和您谈谈。”

“可是我不想和您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过这话，侧眼朝远处的角落里看了看，估计利斯手下的刽子手们会从那边过来打他的耳光。

“我完全能理解您，”利斯说，“请坐吧。”

他让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乐椅上，自己也紧挨着坐下来。他说的俄语是一种没有特色、没有生活气息的冰冷语言，是科普小册子里使用的语言。

“您身体不大好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派医生给您看了，他对我说过。我深更半夜里打扰您了。不过我实在想和您谈谈。”

“可不是嘛。”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里说。他回答道：

“我是来受审的。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为什么？”利斯问道。“您看着我穿着制服。但我不是生来就穿这制服的。领袖和党分派穿制服，于是就穿上了，成了党的士兵。我一直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对哲学和历史问题很感兴趣，不过我是党员罢了。难道你们内务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赞赏卢比扬卡监狱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利斯的脸。他心里想，这张苍白的、高额头的脸应该画在人类学图表的最低栏内，其进化程度相当于原始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党中央派您去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您能拒绝吗？您只能放下黑格尔的书，去工作。所以我们也放下了黑格尔的书。”

莫斯托夫斯科伊侧眼看了看说话的人，觉得这张肮脏的嘴说出黑格尔的名字，实在很奇怪，简直是亵渎……在拥挤的电车里，一个可怕的、老练的贼走到他跟前，要和他搭话。他听着，一心一意注视着贼的手，只要看到划包的刀片一闪，就照着眼睛打过去。此刻他就是这样的心情。

可是利斯抬起两手，朝手上看了看，说：

“我们的手和你们的手一样，它们喜欢干大事，不怕弄脏。”

莫斯托夫斯科伊眉头紧锁。利斯说出的话连同他的手势，令他觉得难以忍受。

利斯很带劲儿地说起来，说得很快，就好像从前就和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过，现在能够把那次中断的话说完，十分高兴。

“只要坐二十个钟头的飞机，您就可以到苏联的马加丹市，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椅子上了。您在我们这儿，可以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您不走运。你们的宣传机构竟和财阀的宣传机构一块儿丑化我们党的司法，我很痛心。”

他摇了摇头。接着又很快地说起令人吃惊、意外，又可怕又荒唐的话：

“在我们面对面互相看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仇恨的面孔，我们是在照镜子。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难道您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你们自己，看到你们的意志？难道在你们来说，世界不就是你们的意志，难道谁能够使你们动摇，使你们停止？”

利斯的脸凑近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脸。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俄语说得不太好，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您以为，您是在痛恨我们，但这是表象，实际上您是通过恨我们恨你们自己。很可怕，是吗？您明白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打定主意不说话，利斯也不一定要他说话。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会儿觉得，这个盯着他的眼睛的人并不想欺骗他，而是实心实意聚精会神地在说语，挑选着字眼儿。似乎他是在倾诉烦恼，请人帮他弄清使他苦恼的问题。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难受。似乎有一根针在扎他的心。

“您明白吗，明白吗？”利斯很快地说。他已经看不见莫斯托夫斯科伊了，他心里十分慌乱。“我们打你们的军队，但我们也是在打自己。我们的坦克冲击的不光是你们的国境，也是我们的国境，我们的坦克履带辗压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真可怕，简直是梦里自杀。我们有可能失败得很惨。明白吗？如果我们胜利了，又会怎样？我们胜利了，我们就没有了你们，我们就要单独对抗痛恨我们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人的话很容易驳倒。他的眼睛离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一些。但是有一种什么东西比这个老练的党卫军间谍的话更坏、更危险。这个东西有时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里和脑子里活动，并且吱咯吱咯地响，有时畏畏缩缩，有时躁动得很厉害。这是一种很坏的、见不得人的怀疑情绪，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异己者的话里发现的，而是在自己心里发现的。

就好比一个人怕生病，怕恶性肿瘤，却又不找医生，尽量不理会自己的病疼，不和家里人谈自己的病。现在有人对他说：“您瞧，您常常这样疼，一般是在上午，一般是在……是的，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老师？”利斯问道。“有一个德国人，您是非常了解他的判断能力的，他说，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表现了英国精神，而英国正是他的死敌。”

“噢呀，这比打耳光都厉害，”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道，并且在心里说，“他这是说的斯宾格勒 [2] 。”

利斯抽起烟来，并且把烟盒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生硬地说：

“不想抽。”

他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宪兵，不论四十年前审讯过他的那些宪兵，还是现在大谈黑格尔和斯宾格勒的这一个，都使用同样的笨拙办法：请被审讯的人抽烟。他一想到这一点，就比较坦然了。是的，说实话，这都是因为神经紊乱，由于意外：本来以为会挨耳光的，谁知却听到一番荒唐的、令人厌恶的话。不过，有些沙皇时代的宪兵也研究政治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人，有一个人还研究过《资本论》。可是不知道研究马克思的宪兵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突然在内心深处出现这样的念头——也许马克思是对的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宪兵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过，不论怎样，宪兵不会成为革命者。他踩灭自己的怀疑，仍然做宪兵……我也是在踩灭自己的怀疑。不过我是仍然要做革命者。

利斯却没有注意莫斯托夫斯科伊已经拒绝抽烟，还在说：

“是的，是的，请吧，不错，这烟很好。”

他把烟盒合上，并且很难过地说：

“我的话为什么使您这样惊讶？您以为我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吗？难道在你们的卢比扬卡监狱里工作的，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吗？就没有人能够和巴甫洛夫院士，和奥尔登堡院士谈谈吗？不过他们是有目的的。我可没有什么隐秘的目的。我可以向您保证。你们思考的问题，我也在思考。”

他笑了笑，补充说：

“一个盖世太保的保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说话，就是不说话，不和他说什么话，不反驳。”

利斯继续说下去，他又好像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记了。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假如不完全是这样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战争。我们是你们的死敌，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我们打输了，也是打赢了，我们将换一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

为什么这个权势显赫的利斯不去看缴获的电影，不喝酒，不给希姆莱写报告，不看养花的书，不看女儿的来信，不去玩弄刚刚从军列上挑选来的年轻姑娘，不去服用增强新陈代谢的药品，到他那宽敞的卧室里睡觉，却在深更半夜里把这个浑身散发着集中营臭气的苏联老布尔什维克找了来？

他打算干什么？他为什么掩盖自己的目的，他想探问的是什么？

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怕用刑审讯了。可怕的倒是有一种想法：万一这个德国人说的不是假话，而是实在话呢？一个人有时就是想说说话嘛。

有一种使他非常厌恶的想法：他们两个都是病人，两个人害的都是一种病，但是一个人憋不住，说出来了，和别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个人却不说，瞒着，可是听着，听别人说。

利斯好像终于要回答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似的，把桌上放着的公文夹打了开来，带着厌恶的神气用两个手指头把一叠肮脏的纸抽了出来。莫斯托夫斯科伊马上认出来，这就是伊康尼科夫塞给他的那几张纸。

利斯显然以为，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看到伊康尼科夫给他的这几张纸，会惊慌失措的……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惊慌失措。他几乎是很高兴地看着伊康尼科夫写满了字的这几张纸：一切都明朗了，就像警察审讯时常有的情况一样，丝毫不客气，直截了当。

利斯把伊康尼科夫写的字推到桌子边上，后来又拉到自己跟前。他忽然用德语说起来：

“您看，这是从您那儿搜出来的。我看了几个字，就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是您写的，虽然我不认识您的笔迹。”

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话。利斯用一个指头在纸上敲着，请他说话——是很客气地、善意地、一再地请他说话。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话。

“我说错了吗？”利斯惊讶地问道。“不会的！我不会错。你们和我们都十分厌恶这上面写的东西。你们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另一边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指了指伊康尼科夫那几张纸。

“好吧，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急急忙忙地、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就把事情谈谈吧。这几张纸吗？是的，是的，是从我那儿拿来的。您想知道这是谁交给我的吗？您别问这事儿吧。也许，是我写的。也许，是您叫您的走狗暗暗塞到我的褥垫底下的。明白吗？”

有一会儿，似乎利斯就要接受挑战，就要发作起来，叫喊：“我有办法叫您说出来！”莫斯托夫斯科伊非常希望这样，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就好办了。“敌人”是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儿。可是利斯却说：

“这几张破烂的纸算什么？谁写的，还不是一样？我知道：不是您，也不是我。我是多么难过呀。难过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战争，如果我们的集中营里关的不是战俘，这些集中营里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的集中营里关的会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您熟悉的一些人现在就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如果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帝国保安局也会把你们的犯人关进德国的监狱，我们决不会释放的。你们的犯人，也就是我们的犯人。”

他笑了笑，又说：

“我们在集中营里关过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你们在一九三七年也关进了劳改营。叶若夫关他们，帝国首领希姆莱也关他们……老师，您要相信黑格尔的话。”

他朝莫斯托夫斯科伊挤了挤眼睛，又继续说下去：

“我想，外语的用处在你们的集中营里不会比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小些。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你们害怕。也许，明天你们就要采取我们的经验。到后天，我们就会显得很宽松了。我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是一位伟人领我走的。你们也有一位伟人领导着，你们也走过很长、很艰难的路。您相信布哈林是奸细吗？只有伟人能够领导你们走这条路。我也认识勒姆，我相信他。可是就应该枪毙他。我真不懂，你们实行恐怖政策，杀了几百万人，全世界竟只有我们德国人能理解：应该这样！完全正确！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们一样。这次战争想必使你们害怕了。拿破仑本来不应该打英国。”

这一新的说法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十分吃惊。他甚至眯起眼睛，不知是因为眼睛突然受到刺激，还是他想回避这种使人不快的说法。要知道，他的怀疑也许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并不是可鄙的怀疑动摇的表现，不是疲惫和无信心的表现。也许，他这种时强时弱的怀疑正是他的最真诚、最纯洁之处。可是他却拼命压制、排斥、痛恨这种怀疑。也许，这里面就有革命真理的种子？这里面就有自由的炸药！

要想摆脱利斯，摆脱他那又滑又黏的手指头，只要不再痛恨切尔涅佐夫，不再瞧不起傻子伊康尼科夫就行了！不过，不行，还不止这样！还要否定终生的信仰，要批判自己一直在维护、在主张的东西。

可是，不行，还不止这样！不只是批判，而是要全心全意，用全部革命激情痛恨集中营、卢比扬卡监狱，痛恨沾满鲜血的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不过还不够，还要痛恨斯大林和他的专制！

可是，不行，还不止这样！还要批判列宁！直到深谷的边缘！

但那将是利斯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的战争的胜利，而是在这种充满了蛇毒的、不用枪炮的战争中的胜利，这会儿这个秘密警察头目就是在同他进行这种战争。

他似乎马上就要发疯了。可是他忽然轻松愉快地舒了一口气。一时间令他为之恐惧、迷乱的想法化为灰尘，显得可笑又可鄙。他迷惑了几秒钟。可是，他对伟大事业的正确性能够真的怀疑吗，哪怕一秒钟，哪怕一秒的十分之一？利斯看了看他，咬了咬嘴巴，继续说：

“一些人看到我们就害怕，难道看到你们就喜欢，就对你们抱着希望吗？请您相信吧，看到我们害怕的人，看到你们也害怕。”

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什么也不怕了。现在他知道了自己的怀疑的代价。他们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要他到泥淖里去，而是要他进可怕的深谷！

利斯拿起伊康尼科夫那几张纸。

“您为什么要和这些人打交道？这种可恨的战争把什么都搞乱了，混杂了。唉，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话，真想把混乱的东西分分清楚。”

利斯先生，并没有混乱。一切都很清楚，很简单。我们打败你们，用不着联合伊康尼科夫和切尔涅佐夫。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你们，对付他们。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出来，利斯把一切阴暗险恶的东西拉到了一起。垃圾坑的气味是一样的，所有的残屑、木片、碎瓦全都一样。不应该在垃圾里寻找区别或相似，而应当在建筑者的构思、在他的意图中去找。

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愤恨起来，不仅愤恨利斯和希特勒，而且愤恨那个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的浅色眼睛的英国军官，愤恨独眼龙孟什维克的可恶言论，愤恨窝窝囊囊、却做了警察内线的神甫。这些浑蛋怎么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帝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只有这个秘密警察头目利斯才看得上他们的烂货。这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了解法西斯与其代言人的真正联系。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斯大林的天才是否就在于此：在痛恨和消灭这一类人的时候，只有他看到法西斯和伪善者、虚伪的自由的宣扬者之间的秘密联盟。他觉得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他真想对利斯说一说，说明他的理论的荒谬性。但他只是笑了笑，他是老练的，他可不像傻瓜戈尔登别尔那样，跟高等法院检察长胡乱谈民意党的事。

他用眼睛直盯着利斯，大声说（大概站在门口的警卫也能听到他的声音）：

“我劝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快把我枪毙，或者马上把我勒死，把我杀了吧。”

利斯赶紧说：

“谁也不想杀您。请放心吧。”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快活地说，“我不想操心什么。”

“应该，应该操心！让我的失眠变成您的失眠吧。我们相互为敌的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希特勒不是元首，是斯廷内斯和克虏伯 [3] 家的仆人？你们没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吗？你们的工厂和银行是属于人民吗？你们是国际主义者，而我们鼓吹民族仇恨吗？是我们放了火，你们在千方百计灭火吗？全人类都在仇恨我们，都在用期望的目光望着你们的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是这样说吗？胡说！瞎扯！全是胡诌出来的。咱们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统治的国家。我们的资本家不是主人。国家给他们计划和规格。国家征收他们的产品和利润。他们留下百分之六的利润作为他们的工资。你们的党领导的国家也制订计划、要点，征收产品。你们叫做主人的工人，也从你们的党的国家手里领取工资。”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利斯，心里想：“难道就是这种卑劣的胡扯曾经使我困惑过一阵子吗？难道我会在这种又毒又臭的泥水中呛死吗？”

利斯失望地摇了摇手。

“你们的人民的国家打的是工人的红旗，我们也号召建立民族功绩和劳动功绩，号召团结，我们也说……党代表着德国工人的理想。’你们也说：‘民族性。劳动。’你们和我们一样，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是时代灵魂。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

“我认为咱们没有理由互相为敌。但是德国人民的天才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德国母亲们的最好的朋友、最伟大和最英明的统帅发动了这场战争。不过我相信希特勒！我相信，你们的斯大林的头脑也并没有因为愤怒和头疼而糊涂了。他能够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炮火看到真理。他了解自己的敌人是谁。他了解，很了解，即便他正在和敌人讨论应对我们的战略，在为敌人的健康干杯。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和我们的领袖。是他们的意志产生了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

“我认为，同你们联合，比起为了东方的辽阔土地而进行的战争更为重要。我们在建筑两座楼，两座楼应当在一起。老师，我希望您单独平静地生活一些时候，希望您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下一次咱们再谈。”

“干什么？瞎扯！无聊！荒谬！”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干吗要这种莫名其妙的称呼‘老师’？”

“噢，这称呼可不是莫名其妙的，您和我应该明白：未来的命运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您是了解列宁的。他创立了新型的党。是他第一个懂得了，只有党和领袖能反映民族的动机，所以取消了立宪会议。不过，就像麦克斯韦在物理上推翻牛顿力学的时候，他想的还是证实牛顿力学，列宁在创立二十世纪伟大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却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的创造者。后来斯大林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为了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取消农民种地和做买卖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消灭了几百万农民。我们的希特勒看出来：妨碍我们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是犹太人。于是他决定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不过希特勒不只是学生，他是天才！你们在一九三七年的清党，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勒姆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没有手软……您应该相信我。我在说话，您却不作声，不过我知道，我对您来说是外科手术上的镜子。”

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镜子？你说的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我不想降低我的身份，驳斥你这些肮脏、发臭的无耻谰言。你是镜子吗？怎么，一点没有知觉吗？斯大林格勒会叫你恢复知觉的。”

利斯站起身来，莫斯托夫斯科伊慌乱、欣喜、愤恨地想：“这一下他要枪毙我了……完了！”

但是利斯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似的，毕恭毕敬地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老师，”他说，“你们时时刻刻教导我们，也时时刻刻向我们学习。咱们所想的会完全一致的。”

他的脸是忧伤和严肃的，眼睛却在笑着。又好像有一根很毒的针扎了一下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利斯看了看表。

“时间不会白白过去的，”他按了按铃，低声说，“如果您需要的话，就把这写的东西拿去吧。咱们不久还要见面的。再见。”

莫斯托夫斯科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桌上的纸，塞进口袋里。他被带出了管理处的大楼。他吸了一口冷空气。在这湿乎乎的夜晚，离开秘密警察头目的办公室，不再听国家社会主义党理论家那低沉的声音，听着晨曦中的汽笛声，心里多么舒畅呀。

他被带到隔离室跟前，有一辆带紫色车灯的小汽车从肮脏的柏油路上开过。莫斯托夫斯科伊明白，这是利斯回去休息了。他又感到十分苦恼。押解兵把他送进隔离室，把门锁上。

他坐在铺上，心想：“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话，就可以断定，这个可怕的交谈者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就因为我怀疑。”

他睡不着。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他背靠在粗糙的杉木板墙上，看起了伊康尼科夫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