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科夫送走谢廖沙和卡佳之后，过了一天，克雷莫夫便在一名士兵护送下，前往被德军围困的著名大楼。

他是在明亮而寒冷的黄昏时候从步兵团团部出发的。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铺了沥青的院子，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更强烈地感觉到死亡的危险。

同时，他的振奋和喜悦依然没有消失。突然收到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密码电报向他证实了，在斯大林格勒这地方，一切都不一样，这里是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对人有另外一种要求。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残废队的残废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作战政委了。危险而困难的任务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在师政委和皮沃瓦罗夫的眼里他又看到了过去党内同志常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神情，感到何等愉快，何等甜蜜。

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沥青地上，炸坏的迫击炮旁边，躺着一名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现在，就在克雷莫夫心里充满了希望，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令他大吃一惊。他见过许多死人，对死人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现在他哆嗦起来——已经僵了的尸体像鸟儿一样软弱无力地躺着，蜷着两条腿，好像怕冷。

一个身穿歪歪扭扭的灰斗篷的政治指导员提着鼓鼓的图囊从旁边跑过，几名红军士兵用帆布裹着防坦克地雷和大面包，拖着往前走。

死人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也不希望收到忠诚的妻子的来信。他并没有因为死就强大起来，他是最弱小的，像一只死麻雀，连小蚊子、小虫儿都不怕他。

在车间的一个墙豁口里，炮兵们正在安置团里的一门炮，并且和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争吵。从争吵者的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吵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儿待了多久啦？你们还在河那边逛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

“真不要脸，你们算什么人！”

空中一声尖啸，一颗炮弹在车间角落里爆炸了。炮弹片打在墙上。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士兵回头看了看，看看政委是不是被炸死了。等到克雷莫夫走到跟前，他说：

“政委同志，您别怕，我们认为，这儿是第二梯队，是大后方。”

过了不长时间，克雷莫夫就明白了，车间墙外的院子确实算是很平安的地方。

他们又跑，又卧倒，把脸埋在地里，然后又跑，又卧倒。他们有两次跳进步兵所在的战壕里，他们在烧毁的房屋中间跑，这一带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钢铁的呼啸与尖叫声……那名士兵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飞机没有轰炸。”但接着又提议说：“来，政委同志，咱们下到这个弹坑里避避。”

克雷莫夫溜进弹坑里，朝上面看了看：蓝天还在头顶上，头也没有掉下来，依然长在肩膀上。只有死神在前后左右，在头顶上啸叫和狞笑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的存在是很奇怪的。

在死神挖出的坑里有一种安全感，也是很奇怪的。那士兵不等他喘息过来，就说：“跟我进去！”他爬进了坑底一个黑咕隆咚的通道口。克雷莫夫跟着他钻进去，低矮的通道口变宽了，顶也变高了，他们进了地道。

在地下可以听到地上大战的隆隆声，穹顶在颤动，隆隆声在地道里滚动着。在铁管特别密集、手臂粗的黑电缆纵横交叉的地方，墙上用红颜料写着“马霍夫是头驴”。那士兵用电筒照了照，说：

“咱们头顶上就是德国佬了。”

一会儿他们拐进一条窄窄的通道，朝着一个隐约可见的灰色光点走去。通道深处的光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亮，传来的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也越来越激烈。

有一小会儿，克雷莫夫觉得他这是朝死刑台走去。但是等他们来到地面上，克雷莫夫看到的首先是一张张人的脸；他觉得这一张张脸像圣像一样安详。

克雷莫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轻松。他甚至感到，这疯狂的战争不像是生与死的可怕关头，而是年轻、强壮、充满生命力的行路人头顶上的雷雨。

他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坚定的自信，相信他现在时来运转了。他好像在这一天的光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志向和布尔什维克的抱负了。

跟这种年轻的豪情壮志交织在一起，他又想起了离他而去的妻子。他觉得她是无比可爱的。

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会跟着他的力量，跟着以前的生活一起回到他这里的。他离不开她。

有个老兵把军帽扣在额头上，站在一堆火旁边，用刺刀翻着在洋铁瓦上烙的土豆饼；土豆饼烙好了，他就放到钢盔里。他一看到这个联络员，很快地问道：“谢廖沙在哪儿？”

联络员一本正经地说：“首长来啦！”

“老爹，多大岁数了？”克雷莫夫问。

“六十了。”老头子回答说，又解释说：“我是从工人民兵里来的。”

他又侧眼看了看联络员。

“谢廖沙在哪儿？”

“他不在团里，看样子，他到友邻部队去了。”

“唉，”老头子懊丧地说，“他要完啦。”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向周围看了看，又去看了地下室里板壁只剩一半的隔间。有一处安放着团里的一门炮，炮口从墙上打的一个窟窿伸出去。

“就像在战列舰上。”克雷莫夫说。

“是的，不过水太少啦。”那个士兵说。

再往前，在石头坑里和夹缝里安放着迫击炮。在地上放着一些带尾巴的地雷。再过去一点儿，防雨布上放着一架手风琴。

“咱们‘6-1’号楼撑住了，没有向法西斯屈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会为这感到高兴。”

大家都没有说话。波里亚科夫老头子把装满土豆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面前。

“关于波里亚科夫怎样烙饼，不会报导吧？”

“你们光知道笑，”波里亚科夫说，“可是我们的谢廖沙被赶走了。”

这个迫击炮手问道：

“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吗？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有一个穿着汗衫、敞着军服上衣的人说：

“有一次伏尔加河那边的重炮朝我们轰，一阵气浪把科洛密采夫打倒，他爬进来就说：‘好啦，同志们，开辟第二战场啦。’”

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说：

“干吗要瞎说，假如没有重炮的话，咱们在这儿也待不住。德国佬早把咱们吃掉啦。”

“可是，指挥员在哪儿呀？”克雷莫夫问。

“那不是，躺在最前沿上呢。”

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正躺在高高的砖堆上，用望远镜在瞭望。

克雷莫夫唤他一声，他很不情愿地转过脸来，带着警告的神气调皮地把一个指头放到嘴上，又用望远镜了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笑了。他从上面爬下来，笑着说：

“比下棋还不如呢。”

他打量了一下克雷莫夫军服上的绿杠和政工人员军星，说：“营政委同志，欢迎光临寒舍。”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里来的吗？”

他的一切——他的目光，他的快动作，他的扁鼻子的大鼻孔——都是很粗野的，本身就是粗野。

“没什么，没什么，我会让你服帖的。”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询问情况。格列科夫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打呵欠，一面四处张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话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回想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要是把您撤掉呢？”克雷莫夫问。

“为什么？”格列科夫回答说。“顶好用小教练机送点儿黄烟来，当然，还要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再弄点酒和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手指头数算着。

“这么说，您不准备离开了？”克雷莫夫生气又不满地端详着格列科夫很不好看的脸，问道。

他们都不说话了，在这短短的沉默时间里，克雷莫夫战胜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楼里的人的心情。

“您写作战日记吗？”他问道。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地方写，而且也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

“您是在一七六步兵团团长领导下呀。”克雷莫夫说。

“是，营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又用冷笑的口吻说：“在这块地段被截断，我在这座楼房里把人和武器集合起来，打退三十次进攻，烧毁八辆坦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领导我。”

“现有人员的准确数字，您知道吗？检查过吗？”

“我用不着检查，我又不申报队列人员名单，又不到行政管理处和补给站领给养。我们有烂土豆吃，有臭水喝就行了。”

“这楼里有女人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是在对我进行审问呀？”

“你们的人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有人被俘。”

“那么，你们的女报话员哪儿去啦？”

格列科夫咬了咬嘴唇，两道眉毛皱到了一起，他回答说：

“那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发展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后来我又把她枪杀了。”他伸直脖子，问道：“您是要我这样回答吗？”又用冷笑的口吻说：“我看出来，这儿有惩戒营的气味了，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头发昏啦。我也被围困过，当时也受过询问。”

他看了看格列科夫，慢慢地说：

“我奉上级的指示，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职务，亲自指挥这批人员。干吗您自己要往叉子上闯，非要我走这一步呢？”

格列科夫没有说话，想了想，侧耳听了听，然后说：

“没有声音了。德国佬停止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