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在军部的房屋里朝窗外看了看，在一团灰尘中看到了军长的吉普军，非常高兴。
在他小时候，有一天大人都出门去了，他觉得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管束了，十分高兴，可是，把门一关上，他就觉得好像有贼，好像失火了，于是他从门口到窗口来来回回地走着，呆呆地听着，拿鼻子嗅着，闻闻有没有烟味。
现在他也体验到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过去他管理大事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全用不上。
万一敌人突然来了呢？要知道，从军部到前方也只有六十公里。在这儿不能用撤职来吓唬坦克，不能谴责坦克和阶级敌人有关系。要是坦克一个劲儿地猛冲过来，拿什么来阻挡坦克呢？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却使涅乌多布诺夫感到十分惊讶——国家愤怒的威力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服服帖帖，心惊胆战，现在，在这前线上，在德国人冲过来的时候，竟一钱不值了。德国人不填写履历表，不在大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也不必因为父母在革命前的经历担惊受怕。
他所喜欢、所依靠的一切，他的命运和他的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而威严、他觉得可亲可爱的国家保护之下了。于是他第一次带着不好意思和友好的心情想到诺维科夫。
诺维科夫一走进军部的房子，就说：
“将军同志，我看到了，马卡罗夫是好样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独立地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别的事他不懂。至于卡尔波夫，则是一个慢性子、没有冲劲儿的人，需要督促。”
“是啊，是啊，干部决定一切嘛。要时时考察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又很快地说：“我一直在想，这小镇上有德国间谍，今天早晨一定是这暗藏的坏家伙招引飞机来轰炸咱们军部。”
涅乌多布诺夫在对诺维科夫说起军部的一些事情时，说：
“现在有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的一些指挥官要上咱们这儿来，没什么特别事儿，只是来认识认识，拜访拜访。”
“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谁知道他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便朝自己的住处走去，洗了脸，换换落了许多灰尘的上衣，宽宽的小镇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坑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子，正是诺维科夫的房东老大爷。老人家伸着两条胳膊在弹坑旁边测量着，就好像这弹坑是挖出来派什么用场的。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道：
“老大爷，您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家像当兵的那样行了一个军礼，说：
“首长同志，一九一五年我做过德国人的俘虏，在德国给一个女主人干过活儿。”他指了指弹坑，然后又指了指天空，挤了挤眼睛。“这一定是那一家的少爷，狗崽子，飞来啦，来看我呢。”
诺维科夫大笑起来：
“哎哟，您这老人家！”
他朝格特马诺夫住的房子看了看，看到那面窗子上的护窗还关着。他朝台阶上的岗哨点了点头，忽然想道：“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干他妈的什么？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心中闪过一个惴惴不安的念头：“真是一个伪君子，他怎么能责备别洛夫行为不端呢，他自己就和塔玛拉有事嘛，真是可怕。”
但是诺维科夫马上就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了，他不是生性多疑的。他拐过屋角，看到一块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可能是区兵役局动员的新兵，正在水井旁边休息。
带领这些小伙子的一名士兵，因为走累了，用军帽蒙着脸，睡着了，在他旁边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包裹和提箱。小伙子们显然走了不少路，腿脚累了，有几个小伙子脱光了鞋袜。他们的头还没有剃光，远看很像一群农村的学生，正在课间休息。他们瘦瘦的脸、细细的脖子、淡黄的头发、用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做的带补丁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孩子气。有几个人在玩着孩子们的传统游戏，当年这位军长也玩过的：在远处挖一个小坑，眯起一只眼睛，瞄一瞄，拿铜板朝小坑里扔。其余的小伙子在看着他们玩儿。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着惶惶不安和忧愁的神气。
他们发现了诺维科夫，就朝睡觉的士兵看了看，看样子，是想问问他，在这位军队首长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扔铜板，能不能照样坐着。
“玩吧，小伙子们，玩吧。”诺维科夫用温和的声音说着，并且朝他们招了招手，便走了过去。
他心中涌起一股剧烈的怜悯，这股感情来得异常猛烈，他甚至因此感到张皇失措。大概是这一张张痩瘦的、大眼睛的孩子气的脸，这寒碜的农村服装，一下子干脆了当地说明白了：这都是一些孩子，一些小孩子……在军队里，孩子气和天性往往隐藏在军帽底下，隐藏在军姿中，靴子的吱咯声和经过磨练的动作言语中。现在这一切却赤裸裸地表露在外面。
他走进房里。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一些复杂不安的想法和观感之中，最使他忧虑的是他看到了这些孩子新兵。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自言自语说，“这就叫有生力量呀，有生力量。”
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只知道害怕上级责备他损失技术装备和弹药，责备他延误时机，责备他不爱护机器、马达、燃料，责备他擅自放弃制高点和要道口……还没有见到过上级领导听说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真正动气的。有时候一个领导者把大批的人推到炮火下，为的是免得上级领导发火，并且可以为自己辩护，把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呀，我已经把一半人力用上去，可是还是无法夺取指定的阵地。”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他有几次看到，有些领导把有生力量赶到炮火下，甚至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为了逞雄，固执己见。战争的秘密及其悲剧性，就是一个人有权力叫另一个人去死。这种权力所依靠的基础是：人们为了共同事业，可以赴汤蹈火。
诺维科夫有一个朋友，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指挥员，他在前沿观察所的时候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习惯，每天要喝新鲜牛奶。每天早晨都有第二梯队的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有时德军把送牛奶的士兵打死了，诺维科夫的那个朋友，那个好人，就没有牛奶喝了。到第二天，又派另外的士兵冒着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这个通情达理、关怀下属的好人心安理得地喝他的牛奶，他手下的士兵都称他父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不一会儿，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一面对着小镜子匆忙而细心地梳理头发，一面说：
“将军同志，是啊，战争总归是很可怕的事！把一些小孩子赶来补充兵力了，您看到吗？”
涅乌多布诺夫说：
“是啊，这样的部队太嫩，太年轻了。我把那个带队的兵叫醒了，我说要把他送到惩戒连里去。他也不管管他们。不像什么军队，乱糟糟的，简直是乌合之众。”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有时写道，一个地主新来安家，邻近的地主纷纷前来拜访。天黑时有两部小汽车来到军部门前，主人便出来迎接客人：来客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亲爱的读者，咱们手挽着手，一同去我的芳邻达吉雅娜·鲍里索芙娜的庄园吧…… [18]
诺维科夫已经从前方的一些故事和指挥部的通报中熟悉了上校炮兵师长，甚至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出他的外表：紫红色脸膛，圆圆的脑袋。可是，他原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腰背也佝偻了。
上校那一双愉快的眼睛似乎错误地安到了一张忧郁的脸上。有时他的眼睛笑得那样有神，似乎这双眼睛才是上校的灵魂，而那皱纹、那弯腰弓背本来就不应该和这双眼睛连接在一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不仅可以被看做炮兵师长的儿子，甚至可以被看做他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基德是一个黑脸汉子，翘翘的上嘴唇上有一抹黑黑的小胡子，因为过早地谢顶，额头显得很高，他是一个能说会道、喜欢俏皮话的人。
诺维科夫把客人带进屋里，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
“请尝尝乌拉尔口味。”他指着碟子里的腌蘑菇和醋渍蘑菇说。本来做出很优美的姿势站在餐桌旁的炊事员，一下子红了脸，噢呀一声，便走开了，他觉得难为情。
维尔什科夫凑到诺维科夫耳朵上，指着桌上，小声说：
“来吧，把酒瓶打开。”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比着玻璃杯上四分之一往上一点儿的地方，说：
“无论如何不能再多，我的肝不好。”
“您呢，中校同志？”
“我身体好着呢，斟满吧，没问题。”
“我们的马基德可是好样儿的。”
“少校同志，您的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用手捂着自己的杯子，说：
“谢谢，我不喝酒。”
他把手移开，又说：
“象征性地斟一点点儿吧，咱们好碰杯。”
“洛帕津是学前儿童，喜欢吃糖。”马基德说。
他们祝贺共同作战取得胜利，一齐把杯干了。于是，像常有的场合一样，大家谈起和平时期彼此都相识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同学。
大家又谈到前线的领导，谈到驻扎在秋季寒冷的草原上何等凄凉。
“怎么样，快结婚了吧？”洛帕津问道。
“是要结婚了。”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我们的‘卡秋莎’到哪儿，哪儿就可以举行婚礼。”马基德说。
马基德坚信他指挥的火箭炮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杯酒下肚之后，他流露出一副强者爱护弱者的神气，话里话外嘲讽，怀疑，自视颇高，这令诺维科夫十分反感。
诺维科夫近来常常在心里估量，叶尼娅会怎样看待前方这个人或那个人，他在前方的这个或那个战友如果和叶尼娅在一起，会说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诺维科夫觉得，如果马基德见了叶尼娅，一定会缠住不放，装腔作势，又吹牛，又说笑话。诺维科夫感到不安，感到有妒意，似乎马基德在拼命向叶尼娅卖弄聪明，似乎叶尼娅正在听他的俏皮话。他也想向她显示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说说，了解和认识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事先能判断出他们在战斗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有多么重要。他想说说，对卡尔波夫就需要督促，对别洛夫就需要劝阻，至于马卡罗夫，不论进攻或防守，都是一样地迅速、灵活，应付裕如。
毫无意思的闲谈引起了争论。在不同兵种的指挥官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争论虽然很热烈，不过从实质上说，也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是啊，人需要的是指引和教导，强迫其改变心意是不应该的。”莫罗佐夫说。
“人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应该怕负责任，应该把责任承担起来。”
洛帕津说：
“谁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就根本算不上见过战争。”
“不过，对不起，”马基德反驳说，“斯大林格勒又怎么样？英勇，顽强，坚决，这我不抬杠，抬杠是好笑的！我虽然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说，我见过战争。我是进攻的军官，参加过三次进攻，可以说，我亲自冲锋，亲自冲进突破口。我的火箭炮发挥了威力，不仅超越了步兵，而且超越了坦克，也可以说，超越了空军。”
“哼，中校同志，说什么超越坦克，您算了吧，”诺维科夫恼火地说，“坦克是运动战的主人，这是没有话说的。”
“还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洛帕津说，“在胜利的时候把一切归于自己。在失败的时候把一切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呀，友邻，有一次，步兵部队的一位将军请求我用炮火支援他。‘快，朋友，请向那边的高地发炮。’‘用多大口径的？’他却骂起娘来，说：‘开炮就是了，别管那一套！’后来才了解，原来他既不知道口径，也不知道射程，而且连地图也看不明白，只知道：‘开炮，开炮，打他妈的……’对下属只知道叫喊：‘往前冲，要不然把你的牙打掉，老子枪毙你！’可是却自认为掌握了战争的全部奥妙。这也算友邻部队长官，就请您多多关照吧。而且你还要归他统制呢，他是将军嘛。”
“唉，对不起，您说的话和我们的情况毫不相干，”涅乌多布诺夫说，“在苏联部队里没有这样的指挥官，更没有这样的将军！”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打了一年仗，我遇到的这种自作聪明的人有多少呀，他们只知道拿手枪吓唬人，骂娘，毫无意义地把人赶到炮火下面。就比如不久前，有一位营长简直哭着说：‘我干吗要赶着人去叫机枪扫？’一位将军师长握起拳头对着这位营长吆喝：‘要么你马上带人去冲，要么我把你当狗一样打死。’于是他带着人冲上去，就好像带着牲口上屠宰场。”
“是啊，是啊，这就叫做：为所欲为，”马基德说，“将军们为所欲为不光在这方面，他们随随便便糟蹋电话员姑娘。”
“他们写两个字至少要有五个错误。”洛帕津说。
“就是，就是，”莫罗佐夫没有听清楚就说，“跟他们在一起作战就要多流血。他们的本事就在于不怜惜人。”
莫罗佐夫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同感。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
他忽然说：
“怎么能怜惜人呢？如果一个人怜惜人的话，他就不应该来打仗了。”
今天他看到那些孩子新兵，心里十分难受，他很想说说他们的事。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他的一片好心的话，而是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恼恨和粗暴劲儿又接着说：
“这怎么能怜惜人呢？战争所以是战争，就是不能怜惜自己，也不能怜惜别人，主要的问题是：不等把人训练好就编进军队，就把重要的装备交给他们。请问，该怜惜谁呢？”
涅乌多布诺夫拿眼睛很快地打量了一遍大家的脸。
涅乌多布诺夫曾经毁掉不少好人，就像此刻坐在桌旁的这样的人。诺维科夫忽然产生一种使他吃惊的想法：此人可能制造的不幸，也许不次于在前沿阵地上等待着莫罗佐夫，等待着他诺维科夫，等待着马基德、洛帕津和今天在小镇上休息的农村小伙子们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这不符合斯大林的教导。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是干部，是人，应当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看到，大家听了涅乌多布诺夫的话，露出赞许的表情。他心里想：“这就有意思了。我在他们眼里成了禽兽中的禽兽，涅乌多布诺夫却成了怜惜人的人。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不在这儿，他可是更像一位圣人。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这样。”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已经是非常粗暴、非常恼恨地说：
“咱们的人是很多的，装备却很少。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造人，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要怜惜人的话，就别担任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