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一起被俘的司机谢苗诺夫，在靠近前线地区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过了十个星期之后，同一大批被俘的红军在一起，被押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里，他从来没有挨过拳头和枪托子，也没有挨过踢。
集中营里用饥饿惩罚。
水在小河里缓缓流动，哗哗响着，叹息着，拍打着岸边，可是，瞧，水轰轰响起来，狂号起来，翻滚着巨石，冲走大树，就像冲着麦秸一样，当你看到被挤压在狭窄河道里的河水震撼着山崖，当你觉得这好像不是水，而是许许多多沉重的透明铅块活了，站立起来，发起疯来的时候，会心惊胆战。
饥饿像水一样，永远自然地和生命联系着。所以饥饿有时会一下子成为消灭肉体、摧残扭曲灵魂、毁灭千千万万活物的力量。
饲料缺乏、冰封大地、草原和森林干旱、水灾和瘟疫可以使羊群和马群死亡，可以使狼、狐狸、唱歌的鸟儿、野蜂、骆驼、鲈鱼和毒蛇死去。人在自然灾害时候所受的苦难也和动物差不多。
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堤坝人为地、强制性地约束生活，挤压生活，这时候，可怕的饥饿的力量就像狭窄的河道里的河水一样，可以震动、扭曲、摧残和消灭人、部落、民族。
饥饿可以渐渐榨干人体细胞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可以使骨头变软，使孩子们的小腿佝偻和弯曲，可以使人贫血，头晕，使肌肉干瘪，破坏神经组织。饥饿可以重重地压在心上，把欢乐与信心赶走，可以消灭思考的能力，可以使人驯顺、低三下四、残忍、绝望和麻木不仁。
人性有时会完全灭绝，这饥饿的生物就会杀人，会吃死尸，会吃人。
国家能够筑起堤坝，把小麦、黑麦和种小麦、黑麦的人隔开，从而引起可怕的大批死亡，这种死亡类似德军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几十万人的死亡，类似希特勒集中营里几百万战俘的死亡。
吃的呀！吃的东西！粮食！调味的佐料！大吃特吃！少吃点也行！有稀汤，有饭菜！油腻的，滋补的，大鱼大肉！营养搭配的伙食！穷家小户的家常菜！丰盛豪华的宴席，精致的佳肴！简单的，乡村的风味！美味的食物。充饥的食物。吃！吃！……
土豆皮、狗肉、蛤蟆、蜗牛、烂菜叶、发霉的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和寒鸦的肉、腐烂的粮食、皮腰带、皮靴筒、糨糊、从军官食堂里流出来的油糊糊的泔水泡透的泥土——这都是吃的东西。这都是从堤坝里渗透出来的东西。
很多人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东西，分享这些东西，交换这些东西，互相偷窃这些东西。
在路上走到第十一天，当火车停在米海洛夫村车站的时候，押解队把昏迷过去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出去，交给车站当局。
上了年纪的德国警备队长对着这个靠在消防棚墙上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看了一会儿。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要是把他关起来，过一天就会死。枪毙也不值得。”警备队长对翻译官说。
谢苗诺夫爬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户人家不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
门里有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对他说。
他来到第二家门口，敲门敲了很久，没有人应声，也许这一家已经没有人，也许从里面闩住了。
第三家的门半掩着，他走进过道，没有人喊住他。他走进屋子里，一股暖气朝他扑来。他的头发起晕来，躺到门口一条大板凳上。谢苗诺夫重重地、急促地呼吸着，一面打量着白色的墙壁、圣像、桌子、炉子。他在集中营里过了这么久之后，一见到这一切，十分激动。窗外闪过一个人影，一个妇女走进屋子，一看到谢苗诺夫，叫了起来：
“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什么人，那是很清楚的。这一天，不是强大的国家的无情的力量，而是一个人，是赫里斯佳·丘尼娅克老大娘左右着他的生存和命运。
太阳从灰色云块的缝儿里凝望着战火纷飞的大地。在战壕、掩体、集中营的铁丝网、讲坛和特别科之上刮过的风，也来到小屋的窗前低声呼叫。
老大娘给谢苗诺夫端来一茶缸牛奶，他很费劲地、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他喝完牛奶，就呕吐起来。吐得肚子要翻出来，眼睛里流着泪水，他好像快要死一样，哧哧地直往里吸气，吐过了又吐。他拼命压制呕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浑身又脏又臭，老大娘会把他赶出去的。他用发红的眼睛看着老大娘拿来拖把，拖起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打扫，自己来擦洗，只要她不撵他走。但他只是嘟哝了两句，用哆哆嗦嗦的手指头比划了几下。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老大娘一会儿走进来，一会儿又走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找过邻居，请邻居去叫巡逻队或者警察？
老大娘把一铁锅水放到炉膛里。水烧热了，冒起热气。老大娘的脸露出忧愁的、不和善的神气。
谢苗诺夫心想：“她要把我撵走了，等我走了，她可以进行消毒。”
她从箱子里拿出褂子和裤子。她帮助谢苗诺夫把衣服脱了，把他的衣服包起来。他闻到了自己的肮脏身体的气味，闻到了浸过尿、血和屎的衬裤的气味。
她扶着他坐到一个木盆里。她的粗糙有力的手轻轻擦洗着他被虱子咬遍了的身体。热乎乎的肥皂水在他的胸前背后流着。他忽然哽咽起来，浑身哆嗦起来，一面吞着鼻涕，尖声叫起来：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灰色的粗麻布手巾揩干他的流泪的眼睛、头发、肩膀。她搀扶着他坐到板凳上，弯下身子，揩干了他那像麻秆一样细的腿，给他穿上褂子和内裤，扣上用布结成的扣子。
她把盆里的水倒进桶里，把又黑又臭的脏水提出去。
她把一张羊皮筒子铺到炕上，上面蒙上带条纹的麻布，又从床上拿来一个大枕头，放好。
然后她像搀一只小鸡一样，轻轻地把谢苗诺夫搀起来，帮助他爬到炕上去。
谢苗诺夫迷迷糊糊地躺着。他的身体感触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的世界一心想消灭这受尽折腾的牲畜的企图再也不能实现了。
但是不论在集中营里，还是在火车上，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难受。两腿麻木，手指酸痛，骨头疼得厉害，恶心，头脑里乱糟糟的，有时忽然轻飘飘、空荡荡的，发起晕来，眼睛刺疼，不住地打嗝儿，眼皮发痒。有时心里发闷，发慌，胸口说不出的难受，好像就要死了。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下了炕，开始在屋里走动。他感到惊奇的是，好像世界上有许多吃的东西。在集中营里却只有烂甜菜吃。似乎世界上只有稀稀的糊，只有集中营里的发臭的稀汤。
可是现在他看到了小米、土豆、白菜、猪油，他听到了公鸡的叫声。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觉得世界上好像有两个魔术师，一个善良的魔术师，一个凶恶的魔术师，他很怕凶恶的魔术师又把善良的魔术师打败，那样温暖、有饭吃、善良的世界就要消失，他又要用牙齿啃自己的皮腰带。
他摆弄起一盘手推的磨，因为这手磨的工作效率实在太低。磨几把灰灰的粗面，就要弄得满头大汗。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杆打磨光了，又把连接传动杆与磨盘的栓紧了紧。他这个有文化的莫斯科机械师认为该做的，都做了，对乡下木匠做的粗糙的活儿进行了加工，但是在这之后，手磨更不灵活了。
谢苗诺夫躺在炕上，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磨面粉。早晨他又把手磨拆开，使用了轮子和旧挂钟的部分零件。
“赫里斯佳大娘，您来看看！”他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并且指了指他安装的双齿轮传动装置。
他们彼此几乎不说什么话。她没有说过她那死于一九三〇年的丈夫，没有说过失去音信的儿子，也没有说过嫁到普里卢基、忘记了妈妈的女儿。她也没有问他，是怎样被俘的，是什么地方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他怕到外面去。每次在上院子里去之前，先要朝窗外观察半天，而且总是急急忙忙回到屋里。如果关门的响声大了，或者茶缸掉在地上，他就害怕，好像好日子完了，赫里斯佳老大娘再也无能为力了。
有时邻居上赫里斯佳大娘家来，谢苗诺夫就爬到炕上躺着，尽可能不大声喘气，不打喷嚏。不过，邻居不是经常来。
村子里没有驻扎德国兵。他们驻扎在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村里。
他想到周围在进行战争，而自己在这儿过温暖与安宁的日子，并不觉得有愧，他很怕再一次落入集中营和饥饿的世界。
他早晨醒来，很怕马上睁开眼睛，似乎了一夜魔法消失了，他又要看到集中营的铁丝网和警备队，又要听到空饭盒的响声了。
他闭着眼睛躺着，听听赫里斯佳老大娘是不是消失了。
他很少去想不久前的日子，不去回想政委克雷莫夫、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押送俘虏的火车。但是每天夜里他都在梦里哭和叫。
有一天夜里他从炕上爬下来，在地上爬了一会儿，躲到板床底下，在板床底下睡到天亮。早晨起来，他想不起他梦见了什么样可怕的事。
有几次他看到载重汽车载着土豆和粮食从村里道路上经过，有一天他还看到一部小轿车。马达很好，车轮在泥水里也不打滑。
有时他想象着德国巡逻队在过道里叽哩哇啦说起话来，马上就会冲进屋里来，他的心就会打颤。
他向赫里斯佳老大娘问过德国人。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不坏。在我们这儿打仗的时候，我这屋子里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画家。他们常常和孩子们一块儿玩。后来住过一个汽车司机，他还带着一只小猫。他开车回来，小猫就跟他玩儿。小猫好像是从边境上跟他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把小猫抱在怀里。他对我也很好，给我拉来不少木柴，有一次还给我丢下一口袋面粉。可是有些德国人很坏，杀小孩子，杀老头子，不拿我们当人，随便朝人家里跑，在女人面前光着身子。我们乡下的警察也有这样的，对人很凶。”
“咱们可是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接着又问道：“赫里斯佳大娘，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说村子里有很多放回来的俘虏，当然，那都是回自己村子的乌克兰人。不过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嫁到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邻居和街坊，认识了第一天没有让他进门的那个老妇人。他知道，晚上姑娘们常常去车站看电影，每到礼拜六，车站上有乐队演奏，有舞会。他很想知道，德国人在电影院里放什么样的电影。但是上赫里斯佳大娘家里来的只有老年人，他们不看电影。没有人可以问。
邻居一位大娘拿来女儿的来信，女儿是参加招工上德国去的。信里有好几处地方谢苗诺夫不懂，于是别人解释给他听。那姑娘在信中写着：“万尼亚和格里沙飞来了，窗上安上了玻璃……”这就是说，万尼亚和格里沙是在空军服役，苏联空军轰炸了德国的城市。
那姑娘在另外一处写着：“雨下得很厉害，就像巴赫马奇那样。”这也是指飞机轰炸，因为在战争初期，巴赫马奇车站常常受到很强烈的轰炸。
这天晚上，有一个高高的瘦老头子来到赫里斯佳大娘家。他把谢苗诺夫打量了一遍，便用地道的俄语说：
“好汉，你从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头子说：
“我们都是俘虏。”
他在沙皇时代当过炮兵，炮兵的一些号令他还记得很清楚，并且当着谢苗诺夫的面表演起来。他发号令用俄语，用嗄哑的声音，可是报告结果声音却很响亮，像个年轻人一样，并且还带有乌克兰口音，看样子，他是在模仿几十年前长官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
后来他骂起德国佬。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初人们指望德国人解散集体农庄，可是结果德国人想到，集体农庄对他们也是好事情。他们也搞起五户小组、十户小组，和原来的生产小组、生产小队一样。赫里斯佳大娘用长长的、伤心的语调说：
“唉，集体农庄呀，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集体农庄有什么！谁都知道，咱们到处都有集体农庄。”
赫里斯佳大娘说：
“你住嘴。你可知道，外地人怎样成群成群上我们这儿来的吗？一九三〇年，整个乌克兰都在瞎折腾。天天吃荨麻，吃黄土……把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我男人饿死了，我又是受的什么样的罪呀！我浑身浮肿，话也不能说，路也走不动。”
谢苗诺夫听赫里斯佳大娘说她也和他一样挨过饿，十分吃惊。他总觉得，饥饿和瘟疫和这个善良人家的大娘是无缘的。
“也许，你们家是富农吧？”他问道。
“哪儿是什么富农呀！所有的人都遭殃呀，比战争时期还糟。”
“你是乡下人吗？”老头子问。
“不是，”谢苗诺夫回答说，“我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我父亲也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
“是啊，”老头子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如果你那时候也参加了集体化，也会完蛋，城里人嘛，说完蛋就完蛋。为什么我活下来啦？我懂得野生草木。你以为我说的是橡子、椴树叶、荨麻、滨藜吧？这些东西大家一下子就吃光了。可是我知道五十六种能吃的野草。所以我活下来了。春天刚刚来到，还看不到一片叶子，我就在地里挖草根吃。伙计，我什么都认识，每一样根、皮、花儿我都认识，每一棵草我都认识。牛、羊、马全死了，可是我没有死，我比牛、羊、马更会吃草。”
“你是莫斯科人吗？”赫里斯佳大娘慢慢地重问了一遍。“我还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呢。”
老头子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了，可是赫里斯佳大娘用手托着腮坐着，望着黑黑的夜空。那一年是丰收年景。小麦长得密密麻麻，齐齐整整，和她的瓦西里的肩膀一样高，把赫里斯佳连头都遮住。
村里到处可以听到微弱而缓慢的呻吟声，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地上爬着，有气无力地哭着；饿得连喘气也没有劲儿的男子汉拖着水肿的腿在外面晃悠着。妇女们到处找东西吃，什么都吃：荨麻，橡子，椴树叶，掉在外面的马蹄，骨头，牛角，羊角，未加工的羊皮……然而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还在一家一家地转悠着，不管死人，也不管半死不活的人，打开地窖，在棚子里挖坑，拿铁钎子插进地里，寻找和收缴富农藏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里，她的瓦西里死了，停止了呼吸。这时候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又来到屋里，其中有一个蓝眼睛的人，说话带俄罗斯口音，就和谢苗诺夫一样，走到死者跟前，说：
“富农顽抗到底，毫不怜惜自己的命。”
赫里斯佳叹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便去铺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