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前就着鸡汤吃饼子。副官放下调羹，叹了一口气，从这口气可以听出来，鸡汤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湿了，他忽然极其强烈地希望就着白菜汤吃一块饼子。

在布幔后面，副官禀报过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听到他已经熟悉的嗄哑的声音，不过这一次那声音不高，克雷莫夫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副官走出来，说：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惊讶地说：

“我没有要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叫我来的。”

副官看着鸡汤，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改变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挥所，顺着一条干沟朝伏尔加岸边走去，军队报纸的编辑部在那儿。

他走着，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因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心里十分懊恼，一面倾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

有一位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朝作战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里说：“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为习惯的惆怅感紧紧收缩起来，他想起叶尼娅。他又同样习惯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萨克小镇上那一夜，想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子。

后来他想起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

这些念头、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恼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旋了很久。有一名军大衣上戴有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从指挥所赶来，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这儿来，这儿来，请吧。”大尉用手指着一座小屋的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经过一道岗哨，朝门口走去。他们走进屋里。屋里有一张办公桌，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说：“对不起，营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们的报告带到左岸，交给托谢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证交出来。”

于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乱地说了已经毫无意义的话：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证，先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后来，等他相信了这毫无来由、毫无道理但又毫无疑问的事，他就说了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说过的话：

“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过，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