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在贴满五颜六色的伪装纸条的大剧院附近下了无轨电车，走上库兹涅茨桥，经过美术基金会展览馆，战前这儿曾经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展览过她的作品，可是她现在从这里走过，甚至都没有想起来。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生活就像茨冈人玩的纸牌。一下子就变出了莫斯科。
她老远就看到卢比扬卡那座牢固的大楼，黑灰色花岗岩石墙。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里说。也许克雷莫夫已经感觉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动，却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旧的命运成为她的新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又成为她的未来。
宽敞的新接待室带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现在关闭着，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进肮脏的院子，顺着一面旧墙朝半开着的接待室的门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许多墨水印子，墙边摆着一张张木沙发，带有木板窗台的一个个小窗户，小窗户便是查询处。
似乎那座俯瞰卢比扬卡广场、斯列津巷、福尔卡索夫巷、小卢比扬卡的多层的石头大楼和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联系。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亲人的，多数是妇女，在各个窗口站着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一个老头子戴着厚玻璃眼镜在桌上填写一张表。叶尼娅看着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张张的脸，心想，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如果在电车上、在大街上碰到这样的人，就会猜到是上库兹涅茨桥24号来的。
她向一名年轻的值班人员打听。这人穿着红军服装，不知为什么却不像红军。他问叶尼娅：“你是第一次来吧？”然后指了指墙上开的小窗户。叶尼娅站进队伍，手里拿着身份证，她的手掌和手指头都紧张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圆帽的妇女小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没有，就要去马特罗斯·济什纳，然后去布特尔斯克，不过那里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顺序接待的，然后上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儿来。我寻找儿子找了一个半月了。您上军事检察院去过吗？”
队伍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简短。但是，等到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走到窗口，却停顿了很久。大家小声传说着，值班人员亲自问情况去了，因为在电话里说不详细。那个妇女半侧身朝着队伍站着，眯着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说，她在这儿也不认为自己和这群可怜的被捕者的亲属是平等的。
不一会儿，队伍又动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离开窗口的时候，小声说：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东西。”
旁边一个女子对叶尼娅解释说：
“这就是说，侦讯还没有结束。”
“那能不能见面呢？”叶尼娅问道。
“唉，您怎么啦！”那女子说，并且笑了笑叶尼娅的天真。
叶尼娅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脊背这样善于表情，这样明显地表达出人的精神状态。快要走到窗口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很特别地伸长了脖子，他们的脊背，连同那耸起的肩膀，那绷紧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叶尼娅前面只有六个人了，小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说是休息二十分钟。站队的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母亲，有妻子；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现在在监狱里；有一名女中学生，她的妈妈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处剥夺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邻居领她来的，她是来打听儿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国女子，不大会说俄语，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罗斯老奶奶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还有莫斯科郊区集体农庄的一名女庄员。在桌子上填表的那个老头子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上中学的孙子被捕了，显然是因为在晚会上说错了话。
在这二十分钟里，叶尼娅听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很好……在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一定要送大葱和大蒜——治坏血病……在这里，上星期三有一个人拿到了证件，在布特尔监狱关了他三年，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就放了……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能送好东西；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宁羁押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不久前这儿来过一个妇女，她的老头子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老头子被捕了，原来他在年轻时和一个女子有过短时间的关系，生了个男孩子，他一直付给她孩子的赡养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那孩子，等那孩子长大成人，在前线上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所以设计师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是祖国叛徒的父亲……大部分是依据58-10条定罪进来的。反革命宣传罪，主要是因为瞎扯，随便发表议论……就在五一节前被捕了，一般在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