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认识了一些新朋友，都是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的人。他们常常问她：

“您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光是听别人劝吿，自己也说说：

“您不要担心。也许，他在医院里呢。在医院里挺好，都想离开牢房上医院里去呢。”

她已经打听到克雷莫夫就在内部监狱里。他们不肯收她送的东西，不过她没有灰心丧气，因为在库兹涅茨桥常常是这样，一次不收，两次不收，到后来他们突然会自己提出来：

“把东西交给我吧。”

她上克雷莫夫原来的房子里去过，女邻居对她说，两个多月前有两名军人和房屋管理员来过，把房门打开，拿走了很多文件和书，把门封起来，就走了。叶尼娅看着带有绳子状小尾巴的火漆印，站在旁边的女邻居说：

“不过，您行行好，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等她把叶尼娅送到门口，又鼓了鼓勇气，小声说：

“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呀，他是自愿上前方的。”

她在莫斯科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的心里很乱！又是怜惜，又是爱，又是后悔，又为前方的胜利高兴，又为诺维科夫担心，觉得对不起他，怕永远失掉他，又因为无可奈何感到痛苦……不久之前她还在古比雪夫，准备到前方去找诺维科夫，她觉得她和他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法拆散的，就像命中注定了的。但叶尼娅怕的是，永远和诺维科夫联系在一起，就将永远和克雷莫夫分开。诺维科夫的一切有时使她觉得很陌生。她觉得他所操心的事、指望的事、他的朋友圈子全是陌生的。她觉得为他招待客人，接待朋友，和将军夫人、上校夫人们交往，是不可思议的。

她想起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主教》和《没意思的故事》都不感兴趣。他倒是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那些带有倾向性的小说。可是现在，当她明白她和诺维科夫的分手已成定局，她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她却觉得她在爱着他，常常想起他是怎样百依百顺，不论她说什么，他都连忙表示赞同。叶尼娅感到很痛苦：难道他的手永远不再抚摩她的肩膀，她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了吗？

她从来没遇到过刚强、决绝与人性、胆怯这样奇怪地结合到一起。她是那样爱他，他一点也没有那种残酷的狂热，他有一种特别的、通情达理和朴素的男子汉的善良。她一想到她和亲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阴暗的、不纯洁的成分，马上就觉得惶惶不安。保安机关怎么知道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呢？……她和克雷莫夫的关系是不可轻视的，她和他过的一段生活无法一笔勾销。

她要跟克雷莫夫一起走。就算他不原谅她，她该当永远受他的责备，但是他是需要她的，他在监狱里一直想着她。

诺维科夫和她分离会感到痛苦，但是他能撑得住。可是她却不明白，究竟怎样她心里才能平静。要是知道他已经不再爱她，已经安下心来，已经原谅了她，她心里就平静了吗？还是相反，知道他还爱她，还十分苦恼，还不原谅她，她心里就平静吗？而且对她自己来说，究竟怎样更好呢？是知道他们已永远分手，还是在内心深处相信他们还会在一起？

她给亲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呀。难道这一切她不是为了别人幸福，而是因为自己古怪，是为了自己吗？真是个精神变态的疯子！

晚上，当维克托、柳德米拉、娜佳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叶尼娅看着姐姐，忽然问道：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吗？”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并且自己声明说：“我是一条小狗，女性的。”

“是小母狗吗？”娜佳快活地说。

“是的，是的，就是的。”叶尼娅回答说。

忽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虽然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笑。

“你们听我说，”叶尼娅说，“在古比雪夫有一回里蒙诺夫到我那儿来，对我说过婚外情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在一起过长久了，他就会发生精神饥饿，就像老牛缺乏盐，或者像极地工作人员几年见不到蔬菜。妻子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专横、强硬的人，于是丈夫就开始盼望有一个亲切、温柔、百依百顺、羞涩的女子。”

“你那个里蒙诺夫是浑蛋。”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缺乏a、b、c、d这几种维生素，又会怎样呢？”娜佳问道。

后来，等大家都已经准备睡觉的时候，维克托说：

“叶尼娅，我们常常讥笑知识分子像哈姆雷特一样充满矛盾，讥笑知识分子多疑，不坚定。我在年轻时也很鄙视这些特点。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之所以能有伟大的发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就因为他们不坚定和怀疑，他们做的事情不比那些宁折不弯的人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赴汤蹈火，也会到枪林弹雨之下，一点也不比那些刚强的、宁折不弯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维克托，你这是说的小母狗吗？”

“就是。”维克托说。他很想对叶尼娅说一些开心的话。

“叶尼娅，我又看了看你的画，”他说，“我喜欢的是，画里有感情，要不然就会像那些左派画家一样，画里只有勇敢和革新，而没有灵魂了。”

“哦，还感情呢，”柳德米拉说，“绿色的男子，蓝色的房子。完全脱离了实际。”

“你可知道，”叶尼娅说，“马蒂斯说：‘我用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青草；我用蓝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天空。’颜色表现的是画家的内心感情。”

尽管维克托一心想对叶尼娅说说开心的话，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用取笑的口吻插话说：

“可是埃克尔曼却说：‘如果歌德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他还是把草创造成绿的，把天空创造成蓝的。’这话我听说过很多遍了，可是我对我用来创造世界的物质另有一种态度……是的，所以我知道，既没有颜色，又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

但是这一类的谈话是不多的，大部分谈的是战争、检察机关……

这是很难过的日子。叶尼娅准备回古比雪夫。她的假期快完了。

她很怕向领导解释。因为她是擅自上莫斯科来的，接连好几天她天天上监狱去，而且向检察机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害怕官场，害怕写呈文，每次在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提心吊胆。可是近来似乎命运强迫她只能和公安局、检察机关打交道，只能和户口簿、身份证、传票、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有一种很不自然的安静气氛。

维克托不去上班了，经常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柳德米拉从配给商店回来，总是心情很坏，很难过，说一些熟人的家属不和她打招呼了。

叶尼娅看出来，维克托的神经十分紧张。他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哆嗦，急忙抓起话筒。在吃午饭或吃晚饭的时候常常突然打断别人的话，说：“别作声，别作声，我好像听到有人按门铃。”他便去开门，回来时很不自然地笑着。姐妹俩心里明白，为什么他总是紧张地等待着门铃响——他是怕逮捕。

“迫害恐惧症就是这样害起来的，”柳德米拉说，“在一九三七年精神病医院里住满了这样的人。”

叶尼娅看到维克托天天这样提心吊胆，所以他对她的态度就特别使她感动。有一次他说：

“叶尼娅，你记住，你住在我家，为被捕的人操心，不管人家怎么想，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家！”

晚上，叶尼娅很喜欢和娜佳谈谈。

“你太聪明了，”叶尼娅对娜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是像以前的苦役政治犯秘密团体的一名成员。”

“不是以前，而是未来的，”维克托说，“你大概常常和你那位中尉谈政治了。”

“谈又怎样？”娜佳说。

“顶好还是光接接吻。”叶尼娅说。

“我也是这样说，”维克托说，“这样总要安全些。”

娜佳确实老是想谈谈一些尖锐的问题。有时她忽然问起布哈林，有时问，列宁是不是真的很看重托洛茨基，列宁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是不是很不愿意见斯大林，是不是列宁有一份遗嘱被斯大林隐藏起来，不让人民知道。当叶尼娅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问起洛莫夫中尉的事。

但是，从娜佳谈政治、谈战争、谈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谈自己和同伴们的聚会和谈话，叶尼娅了解了洛莫夫以及娜佳和他的关系，比柳德米拉了解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一个很尖刻的小伙子，性格孤僻，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论的事抱嘲笑态度。他显然自己在写诗，所以娜佳受他的影响，嘲讽和蔑视别德内依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肖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显然，有时娜佳耸着肩膀说的就是他的话：“革命者要么是愚蠢，要么是欺骗人。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嘛……”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小姨，你可知道，老一代的人一定需要信仰一点儿什么：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干活儿的人，可是我们新一代认为这都是愚蠢的。总的说，信仰就是愚蠢。应当过没有信仰的生活。”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你的中尉的哲学吗？”

娜佳的回答使她吃了一惊：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上前线了。从生到死——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

叶尼娅和娜佳谈着谈着，不觉想起了斯大林格勒。薇拉就是这样和她谈心，薇拉就是这样谈起恋爱。可是薇拉那种单纯而分明的感情和娜佳的怅惘多么不同啊。叶尼娅那时候的生活和她今天的情形多么不同啊。那时候关于战争的一些想法和今天在胜利的日子里的一些想法多么不同啊。可是，战局变化了，娜佳说的“从生到死”并没有变化。至于一个人以前是不是喜欢弹着吉他唱歌，是不是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相信共产主义的远景，是不是读过阿年斯基的诗，不相信虚幻的后代的幸福，对于战争都无关紧要。

有一天，娜佳拿出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给叶尼娅看。

歌里说到寒冷的船舱，说到大洋上怒吼的风涛，说到“犯人们在轮船上颠簸，紧紧拥抱，好像亲兄弟”，说到迷雾中出现了马加丹——“科雷马地区首府”。

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娜佳一谈起这一类的话题，维克托就很生气，不叫她说下去。

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很多变化。现在他常常按捺不住，就当着娜佳的面说，看到那些歌功颂德的祝贺信，简直恶心，什么“伟大的导师，体育工作者的好朋友，英明的父亲，雄才巨擘，光辉的天才”，还有那些话，又是谦虚的，又是关心群众的，又是慈祥的，又是体察民情的。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斯大林在耕地，炼钢，在托儿所用羹匙喂小孩子，拿机枪作战，而工人、士兵、学生和学者们只要向他祈祷就行了，并且，假如没有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

有一天维克托数了数，斯大林的名字在这一天的《真理报》上被提到八十六次，第二天他看到一篇社论中就有十八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非法的逮捕，抱怨没有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没有什么文化而有党证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科学家和作家们，有权评价他们的高低，教导他们。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对于国家发怒的歼灭性力量，他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感到孤独、可怜，像小鸡一样软弱无力，感到大祸临头，因而有时产生一种绝望，一种生死由命、听之任之的心情。

早晨，维克托跑到柳德米拉的房间里，柳德米拉看到他脸上那种兴奋和欢喜的表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他脸上出现这种表情太不平常了。

“柳德米拉，叶尼娅，咱们又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了，刚才广播的！”

下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回来，维克托看了看她的脸，就像早晨柳德米拉问他那样向她问道：“怎么啦？”

“把东西收下了，把东西收下了！”叶尼娅连说了两遍。

就连柳德米拉也明白，转交的东西和叶尼娅附上的信对于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要复活了。”她说。接着又说：“恐怕，你还是爱他的，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眼神。”

“你要知道，我大概是疯了，”叶尼娅小声对姐姐说，“要知道我这样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克雷莫夫能够收到我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今天我明白了：诺维科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干卑鄙的事情。你懂吗？”

柳德米拉十分生气，说：

“你不是疯了，你比疯了还坏。”

“维克托，我求求你，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恳求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但是现在他不推却，拿来乐谱，给叶尼娅看了看，问：

“就这一支，好吗？”

柳德米拉和娜佳一向不喜欢听音乐，便上厨房里去了，维克托就弹起来。叶尼娅听着。他弹了很久。弹完一曲，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叶尼娅，后来又弹起另一支乐曲。有时候她觉得，维克托在哭泣，可是她看不到他的脸。门忽然一下子开了，娜佳叫道：

“快打开收音机，有命令！”

钢琴声停了，响起钢铁般洪亮的声音，此刻正是播音员列维坦在播音：“我军发动强攻，收复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站……”然后列举了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出色的一些将军和部队，列举的第一个名字是集团军司令托尔布欣。列维坦那兴奋的声音忽然说：“还有诺维科夫上校统率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啊”了一声，后来，等到播音员用深沉而动情的声音说“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她已经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