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二层楼的地下室，原是德国秘密警察战地派出机构的驻地。有一些德军俘虏正从里面往外抬苏联人的尸体。

有些妇女、老头子、小孩子不顾寒冷，站在哨兵旁边，注视着德国人把尸体放到冻实的土地上。

大部分德国人带着木然的神情，他们慢腾腾地走着，无可奈何地呼吸着死尸的气味。

其中只有一个穿军官大衣的年轻人，用肮脏的手帕裹着鼻子和嘴巴，像马抽搐似的不住摇晃着头，就好像有马蝇在咬。他的眼睛流露着痛苦得快要发疯的神情。

俘虏们把担架放在地上，先不忙着把尸体抬下来，而是要站在旁边思索一会儿。因为一些尸体的胳膊和腿被砍下来了，所以要看看哪一条胳膊或腿是哪一具尸体上的，好把胳膊、腿与身子摆放在一起。大部分死者半裸着身子，穿着内衣，有的穿着军裤。有一具尸体完全光着身子，嘴大张着，好像在叫喊，肚皮贴到脊梁上，阴部有红红的毛，两条腿细细的。

很难设想，这些嘴巴和眼窝都成了大窟窿的尸体不久前还是有名有姓、有家的活人，不久前还在说：“亲爱的，好姑娘，吻吻我吧，你看看我，不要把我忘了。”还盼望能喝到一杯酒，还在抽烟。

显然，只有裹着嘴巴的军官能感觉到这一点。

但偏偏是他让站在地下室门口的妇女们特别气愤，她们都很留心地注视着他，而漫不经心地看着其余的战俘，其中有两个人穿的大衣上还带着撕掉了党卫军标志留下的新鲜印子。

“哼，你还恶心呢。”一个领着小孩子的矮个妇女注视着那名军官，嘟哝说。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感觉到一位苏联妇女那种缓慢而沉重的目光在他身上的压力。仇恨的感情一旦产生，就要寻找而且一定要找到着力点，就好比凝聚在森林上空雷雨云层里的电力，盲目地寻找轰劈的树木，是不会找不到的。

和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抬一副担架的是一名小个子士兵，脖子上缠着方格毛巾，腿上裹着麻袋片，用电话线扎着。

一声不响地站在地下室门口的人的目光是很不和善的，所以德国人一进入黑沉沉的地下室就觉得轻松，而且都不急着走出来，宁愿在黑暗里闻臭气，不愿到新鲜空气里去见阳光，每次德国人带着空担架朝地下室里走去，都能听到他们已经熟悉的俄罗斯人的骂声。

俘虏们在向地下室走的时候，并不加快脚步，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只要一有什么急促的动作，人群就会扑向他们。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叫了起来，哨兵生气地说：

“你这小子，有什么意见，你怎么，要是那个德国佬倒下去，你替他抬吗？”

德国兵在地下室里议论起来：

“挨骂的暂时还只有这位中尉。”

“你可注意那个娘们儿，一个劲儿地看着他呢。”

在地下室的黑暗处有一个声音说：

“中尉，哪怕这一次您就留在地下室里。要不然他们一收拾您，我们也要遭殃。”

中尉用含含糊糊的声音嘟哝说：

“不，不，不能躲，这是最后的审判。”

他又对自己的搭档说：

“走吧，走吧，走吧。”

这一次从地下室里往外走，中尉和他的搭档走得比一般多少快一点儿，因为抬的尸体轻些。他们抬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姑娘。尸体已经蜷缩，干瘪，只有那散乱的亮闪闪的头发保持着青春的小麦色的美，披在死掉的鸟儿般可怕的黑褐色小脸周围。人群轻轻地啊呀了一声。

那个矮矮的娘们儿尖声叫起来，叫声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插进寒冷的空中。

“孩子呀！孩子呀！我的孩子呀！”

这一声声对别人的孩子的呼叫震动了人群。这个妇女梳理起死人头上那尚带有烫发痕迹的头发。她注视着那张脸和僵了的歪嘴唇，她同时看到的又是这可怕的容貌，又是活泼、可爱，曾经在襁褓里对着她笑的那张脸儿，只有当妈妈的才会这样。

这个妇女站起身来。她朝那个德国人走去。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她的眼睛看着他，同时在地上寻找没有跟其他砖头冻在一起的砖头，寻找她那有病痛的、因为干重活儿和被冷水、开水、碱水弄伤了的手拿得起来的砖头。

哨兵感觉到不可避免要出事情，但也无法制止这个妇女的行动，因为她比他和他的自动步枪更刚强有力。德国俘虏们的眼睛也都不能离开她，孩子们也都聚精会神地、急切地看着她。

可是这个妇女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到那个裹着嘴巴的德国人的脸。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带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支配着周围的一切，她自己也受这股力量支配着，在自己的棉袄口袋里摸到昨天一名红军战士给她的一块面包，把面包递给那个德国人，说：

“给你，你拿着，吃吧。”

后来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她要这样。她一生中有过许多受气、绝望、懊恼的时刻：她和诬赖她偷油的邻居吵架，被不愿听她家长里短地告状的区苏维埃主席从办公室里赶出来，儿子结婚后把她从正屋里撵出来，怀孕的儿媳妇骂她老娼妇。每到这种时刻，她总是伤心得不得了，连觉也睡不着。后来有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想起了这个冬天的早晨，也是又伤心又懊恼，心想：“我过去傻，现在还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