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一列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维克托在奔驰，一个人在火车里是难以设想家里的宁静的。时间变得紧密了，时间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电话铃声。有一天希沙科夫来到维克托家里，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问起身体健康，一再用开玩笑的亲热口吻解释，希望把过去的一切忘记，那一天似乎已经过去有十年之久了。
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
他现在又听到评价他的著作的许多好话。马林科夫召见了他，带着关切的神情用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维克托感到吃惊的是，马林科夫很了解他的研究情况，专业词汇运用得相当自如。
在告别时马林科夫说的话也使维克托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我们十分懂得：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见过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种不安的、请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里召开会议，不请他施特鲁姆时那种懊恼和受辱的心情，都觉得奇怪。
马尔科夫又是那样和蔼可亲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又说起俏皮话讥讽人了。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里，把维克托抱住，说：
“我多么高兴呀，我多么高兴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4] 。”
火车还在载着他奔驰。
领导人征求维克托的意见，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原有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他还乘专机去过乌拉尔，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员。为他配备了专用小汽车，柳德米拉上配给商店可以坐小汽车，有时还顺便捎上几个星期之前尽量装做不认识她的那些妇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复杂、很麻烦的事，现在办起来非常容易、非常顺手了。
年轻的兰杰斯曼十分感动：科甫琴科往家里给他打电话，杜宾科夫一个钟头的工夫就给他办妥了调入维克托的实验室的手续。
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回来，对维克托说，她的调离手续两天的工夫就办妥了，来到莫斯科，科甫琴科还派小汽车到车站去接她。杜宾科夫书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决定恢复她的工作，并且说，已经和副所长谈妥，缺勤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
新的工作人员每餐都受到款待。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和吃。”可是，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是在这方面。
实验室里安装起来的新设备，在维克托看来已经很不完善了。他想，再过一年，这些设备就会使人感到好笑，就像斯蒂芬森的火车头了。
维克托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时又完全反常。事实上，维克托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褒扬呢？兰杰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员，为什么让她在喀山闲待着呢？
同时维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电话，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称赞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兰杰斯曼尽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会没有事干。
不过要知道，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
维克托以为，许多组织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员，做计划，定购仪器，召集会议，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但小汽车跑得很快，会议时间很短，开会也没有人迟到，他的意愿贯彻得很容易，上午最宝贵的时间他都可以用在实验室里。在这最重要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科学依然是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那位画家的情形。
谁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这一点。“我真正自由了。”他惊讶地想。
维克托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的议论，说军事工厂的原料、电力、机械都能及时得到供应，不存在拖沓问题。
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但是他现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里晚间的闲谈了，就是想起来心里也泰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也不是多么出众、多么聪明的人了。现在他不再老是担心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觉似乎变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维克托过的日子成为常规。维克托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以前过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维克托对以前那种日子渐渐生疏了。阿尔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对吧？
以前他一走进人事处，看到杜宾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气，就要发急。可是杜宾科夫现在却成了一个又热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电话给维克托，常说：
“我是杜宾科夫，想麻烦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打扰您了吧？”
他本来觉得科甫琴科是一个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见到谁害谁的阴谋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规则、丝毫不顾工作真正实质的官僚。谁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他每天都要上维克托的实验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风，常常和安娜·纳乌莫芙娜开开玩笑，见了人都要握手问好，有时和钳工、机械师们聊一聊，说他年轻时候就在车间里做过旋工。
维克托多年来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有一次他应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饭，希沙科夫却原来是一个十分热情好客的人，还是一个美食家，又会说俏皮话和笑话，又有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更主要的，原来他还是维克托的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维克托在心里说。但是他当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胜利，跟他有关系的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再阻碍他，而是帮助起他来，这决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天才或者别的什么本领征服了他们。
不过他总归是高兴的。他胜利了！
几乎每天晚上广播电台都要播送“最新消息”。苏军攻势不断扩展。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变化同战争的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了的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的也是干部的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的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一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一起坐小船在乌拉尔的一些河上游玩。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的，河边的沙子凉丝丝的，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的，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的乐事。等战争结束了，我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的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的方法。原来，他除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以外，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的侦讯长，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了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了不少热爱自由的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的人，准备今后做一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腔调也渐渐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说了说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怎样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化。不久，他的军装发还给他了，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的，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的事了。
可是终于他的劳改营释放证换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证。马上就可以感觉出他想踏上黑格尔的立场：“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他住房，他说起话来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国罪。后来发还了他的勋章。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党龄。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一辆小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添了两个菱形的领章。那天夜里他穿着破烂衣衫、揣着释放证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说使用暴力十分荒唐，这时候才过了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说。
当然，维克托想起这件事，并且对娜佳和柳德米拉说了说，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
一个维克托成为成功的弃儿还是幸运儿，人们的生活不会变化；死于集体化时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维克托得不得勋章和奖章，不会因为马林科夫召见他或者没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请名单而复活。
这一切维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记着。不过在这种理解和记忆中也出现了新东西……他常常对妻子说：
“有多少没出息的人呀！许多人多么怕挺起腰来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屈服，多么容易妥协，多么卑鄙可怜。”
他有一次甚至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契贝任：
“他过分热衷于旅游和爬山运动，正是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他有意识地害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还是有所变化的，他感觉出这一点，但却不明白，究竟变化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