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沙科夫一看到维克托，就说：
“我已经想打电话给您，提醒您呢。”
维克托看了看表。
“我觉得，我没有迟到呀。”
希沙科夫站在他面前，又肥又大，穿着讲究的灰色西服，满头银发的大脑袋。但是维克托觉得希沙科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冷淡和倨傲的神气了，这是一个读了大仲马和里德的不少小说的小孩子的眼睛。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今天我请您来，有一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笑着说，并且拉住维克托的手，把他拉到椅子跟前，“是一件很重大的、不太愉快的事。”
“站着谈吧，天天坐得太多了。”维克托说着，用烦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位肥大院士的办公室。
“咱们就来谈谈不愉快的事吧。”
“是这样的，”希沙科夫说，“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动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担负着战争的主要重担，可是英国的科学家们并不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却展开了一场极其奇怪的运动，煽动敌视我们国家的情绪。”
他看了看维克托的眼睛，维克托知道那是一种毫无掩饰的、直露的目光，那是有些人要做坏事时的目光。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可是，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份据说是我国被杀害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报道了因为政治问题被镇压者的离奇数字。他们怀着不可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告人的用心，想推翻经过侦查和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夫医生害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罪行。这一切都发表在接近政府人士的一家报纸上。”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一连说了三遍，“还有什么吗？”
“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组织了一个保护他的委员会。”
“希沙科夫同志，”维克托说，“可是，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捕了呀。”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膀。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知道，我没有过问过保安机关的工作。不过，如果他确实被捕了，那显然是因为他犯了罪。你和我总是没有被捕呀。”
这时候巴季因和科甫琴科走进办公室。维克托明白，希沙科夫是在等他们，显然事先他已经和他们商量过了。他甚至没有对刚进来的两个人解释正在谈的是什么，只是说“请吧，请吧，两位同志，请坐”，就又接着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些无稽之谈又传到了美国，刊登到《纽约时报》上，这自然引起苏联知识界的愤慨。”
“当然啦，不可能不愤慨。”科甫琴科用十分亲切的目光看着维克托的眼睛，说。
他那栗色眼睛的眼神是那样亲热，以至于维克托很自然地产生的一种想法也说不出口了：“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看不到《纽约时报》，怎么会愤慨呢？”
维克托耸了耸肩膀，嗯了两声，这些动作可以被理解为他赞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的说法。
“很自然，”希沙科夫说，“在我们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愿望，对这种卑鄙的诽谤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
“哼，你什么也没有起草，是别人起草的。”维克托在心里说。
希沙科夫又说：
“这份文件是用书信的形式。”
这时巴季因小声说：
“我看过这份文件，写得很好，写的都是应该说的话。签名的人不要多，应该是我国最大的一些科学家，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名望的。”
维克托一听到希沙科夫开头的几句话，就明白了谈话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究竟要他干什么：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与发表声明？现在他明白了：要他在公开信上签名。
恶心的感觉向他袭来。他像在那一次要他检讨的会议之前那样，又感觉到自己的可怜而卑贱的实质。
有几百万吨岩石就要朝他的头上压下来……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呀！维克托立即想起《真理报》上报道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控诉这位老医生进行肮脏活动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报纸刊登的事就成了事实。显然，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书，使人们养成了对俄罗斯文字几乎奉若神明的态度。但是终于有一天，维克托清清楚楚看出来，报纸在说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受到了诽谤。
过了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里姆林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并且供认害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
三个人都望着维克托。他们的目光是亲切、和蔼、充满信心的。他是自己人嘛。希沙科夫已经像兄弟般地承认了他的著作的伟大意义。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说：“是的，我对您做的事情原来是很反感的。但是我错了。我不懂。党已经纠正了我的错误。”科甫琴科打开红色公文夹，把打字机打好的公开信递给维克托。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应该告诉您，英国人和美国人发动的这场运动，是直接为法西斯效劳的。可能这是第五纵队的间谍策动的。”
巴季因插话说：
“干吗还要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进行宣传？他和咱们都一样，有一颗苏联爱国者的心。”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科甫琴科说。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
最奇怪的是，这几个人不久前对他又鄙视又不放心，现在却对他又信任又亲热，这种信任和亲热显然极其自然，而且他虽然一直记着他们对他的残酷，却很自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好感情。
就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着他，剥夺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们大声呵斥他，用脚踢他，打他，也许他会大吼起来，会刚强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过电话。现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几个人都记得这一点。
可是，天啊，他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多么可怕呀。这封信关系到多么可怕的事呀。
他实在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大夫会杀害伟大的高尔基。他妈妈来莫斯科的时候找列文看过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儿治病，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细心、很和善的人。诬陷这样两位医生的人，有多么残忍？
这种诬陷是中世纪黑暗的再现。医生竟成了杀人犯！医生竟害死伟大的作家，害死最后一位俄罗斯文学大师。谁需要这种血腥的诬陷？这是迫害异己，是宗教审判的火堆，就像杀害异教徒，又是烟，又是恶臭，像烧开的焦油。这一切怎么能和列宁，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呢？
他拿起公开信的第一页。
希沙科夫问他，站着是不是舒服，光线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谢谢。他看得很慢。把一个一个的字塞进脑子，脑子却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进苹果里。他看到：
“你们袒护人类的败类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医生称号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是在助长法西斯仇恨人类的思想。”
他又看到：
“苏联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进行战斗，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纪的迫害异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审判的火刑、刑讯和拷打。”
我的天啊，怎么能不叫人发疯呀。
他又往下看：
“我们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你们却有意无意地在袒护第五纵队的间谍……”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无比爱护和关怀，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妨碍您吧？”
“不，不，没关系。”维克托说。他心里想：“有些人很幸运，或者能够开开玩笑把事情敷衍过去，或者这会儿正在别墅里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说：
“我听说，斯大林同志知道这封信，很赞成我们科学家的这一行动。”
“所以才要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签名呢……”巴季因说。
维克托感到苦恼，感到厌恶，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
人是多么奇怪、多么令人吃惊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
如果有一只手抚摩你的头，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无敌的手，你再也无力把它推开。
胡说，为什么要诬蔑自己？他要甜饼和冰糖干什么？他对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一直很平淡。他的见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成为有用的、可贵的。这确实就是幸福！
而且，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们都在预审中承认了呀。他们在法庭上也供认了。他们已经承认害死了伟大的作家，怎么能相信他们无罪？
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吗？那就是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可能。怀疑他们招供的真实性吗？就是说，那是强迫的！可是强迫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是雇佣的杀人凶手并因而换得死刑和可耻的名声，只有用拷打的办法。然而，这样的怀疑，即使有一丝一毫，那也是神经错乱。
不过，在这种卑劣的信上签名，那是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回答……
“同志们，我有病，我的冠状动脉痉挛。”
“胡说，想借口生病来逃避呢，您脸上的气色挺好嘛。”
“同志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是在很小的专家圈子里有些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胡说！（听到这个“胡说”十分快活）都知道您，还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没有您的签名，这信就没有意义，也无法让斯大林同志看，他会问：为什么没有施特鲁姆的签名？”
“同志们，我直截了当对你们说吧，我觉得某些说法不够妥当，会给我们整个科学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请，请您提出具体意见，我们很高兴修改您认为不妥当的说法。”
“同志们，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们在这儿写的：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瓦维洛夫院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霍德……不过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有些人认为我精神失常，因为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不够格的，最好还是不提这些人吧，因为这些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要客气吧。您十分善于分析政治问题，您的逻辑性很强，您该记得，有多少次您说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说得何等深刻呀。”
“啊，天呀！你们要知道，我还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难过，再说，也不是非我不可，为什么非要我签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让我的良心享受一点儿安宁吧。”
可是马上又变得软弱无力，不由自主，出现了喂饱了和受宠的牲畜那种驯顺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残，怕又一次担惊受怕。
这是怎么回事儿？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对立面？又要冷清孤单？应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已经得到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他现在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受到无比的关怀与照顾。而且他也没有祈求，没有检讨。他是胜利者！他还要什么呢？斯大林都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呀！
“同志们，这事关系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决定。”他又在心中说。
他马上又想象到：这样他会一夜不眠，痛苦，焦虑，犹豫不决，突然下决心，又因为下了决心而害怕，又犹豫不决，又下决心。这一切折腾起人来，就像凶恶、无情的疟疾。是他自己要把这种折磨延长若干小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吧。
他掏出自来水笔。
他马上看出来，希沙科夫看到他这个顶不随和的人今天这样随和，都惊愕得发了呆。
整整一天维克托没有进行研究。谁也没打搅他，谁也没给他打电话。是他自己不能进行研究。他不能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一天他觉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无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契贝任签名吗？约费签过名吗？克雷洛夫是否签过名？曼德尔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么人背后去。不过，拒绝签名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自杀。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也可以拒绝嘛。不，不，都有道理。因为谁也没有威胁他。如果他是因为像畜生一样害怕而签了名，那倒是轻松些。可是他签名不是因为害怕呀。是因为有一种愚昧、令人恶心的驯顺感情。
维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请她明天把新设备上进行的试验的一组胶片洗出来。
她记下来了，却依然坐着没有走。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认为，言语是表达不出心情的，可是现在我想说说：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为对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对于人们来说，比一切伟大的发明都重要。就因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幸福。您可知道，钳工们、清洁工和门卫人员是怎么说您的？都说您是一个正派人。我多次想上您家里去，可是我怕。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心里就觉得轻松，觉得安宁。谢谢您，就因为有您。您是人！”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她就很快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为他太痛心，太羞愧。不过，痛心和羞愧还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头。快到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
“您听出来了吗？”
天啊，还问他是不是听出来呢。不仅是耳朵，就连握着话筒、顿时紧张起来的手指头也听出这声音了。这是玛利亚又在他最难受的时刻出现了。
“我是在公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利亚说，“我丈夫身体好些了，我现在时间多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八点钟还上那个街心公园来。”
她忽然说：
“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担心呀。有人带着一封公开信上我家来，噢，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我相信，这是您，是您的刚强帮助我丈夫顶住了，我们一切都还平平安安。可是我马上想到，您这一下子要惹出麻烦来了。您性格那样倔强，有时候别人会碰一个疙瘩，您就会碰得粉身碎骨。”
他挂起话筒，用两手把脸捂住。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敌人在残酷地折磨他。是亲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们对他的无比信任。
他回到家里，连大衣也没有脱，就给契贝任打电话。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拨契贝任家的电话号码，他相信，断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师也会因为喜欢他，使他受到无情的创伤。他急急匆匆，甚至来不及对柳德米拉说说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事。天啊，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么快呀。是的，是的，真不应该，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好消息不少，都看到战报，”契贝任说，“不过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噢，今天我和几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场。您可听说一封什么公开信了吗？”
维克托舔了舔发燥的嘴唇，说：
“是的，听说一点点儿。”
“好啦，好啦，我明白，这种事儿不好在电话里说，等您回来之后，咱们见了面再说说吧。”契贝任说。
嗯，好吧，好吧，不过，还有娜佳，她马上也要回来了。天啊，天啊，他干的是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