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创造——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基础——希尔德布兰德教皇——十字军东征——行吟诗人——《尼伯龙根之歌》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人类更为粗野的一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粗野的状态下，人用怎样的智慧来抓住送到他面前的知识与文化。由于我们已经在旧世界梳理了我们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它在新世界的情形如何。我们首先在希腊，其次在罗马考察了多神论和异教体系。现在，我们有一段同样长的历史时期需要考察，那就是现代世纪，即基督降生以来的大约一千八百年时间。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基督降生以前的时期，和基督降生至今的时间差不多长短。因此，我将从我们称之为“过渡时期”或者说人类现代生活的形成时期开始考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信仰和总的生存方式开始形成。人们通常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未开化的、野蛮的时代，一位作家甚至称之为“长达一千年的黑暗”，但现在众所周知不能这么说。在中世纪的早期——动荡、残酷的时期，只有罗马人才能成为作家。那些野蛮人虽然踏上了征服者的舞台，但并不喜欢写作。因此，这些作家对入侵者极尽侮辱、悲悯之能事，以极度的恐惧和愤怒，叙述其罗马帝国的倾覆。因而，在他们看来，野蛮人就是坏和低级的代名词。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用“哥特人”来称呼那些征服者的后代。然而，野蛮人入侵以及他们在罗马建立统治的时期，的确是一个伟大、欣欣向荣的时期。我在歌德的作品中找到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必须注意的是，“信仰和无信仰是人类本性中两个极端对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的主题，依我们所见，就是这两个原则的斗争”。他继续说道：“凡是信仰占统治地位，信仰是主导因素，信仰是行动的激发力的时代，都充满了重大的、震撼人心的、丰富多彩的事件，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相反，当无信仰占上风时，那个时代就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本质上平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缺乏精神食粮，没有精神上的营养可以汲取。”这是迄今为止最富有创造性的段落之一，我们在对中世纪这一阶段进行专题讨论时，应该把这段话牢记在心，因为我们看到在中世纪，信仰战胜了无信仰这样一个伟大的现象。而且这段话完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以两种方式给整个世界历史带来了光明，因为信仰既是事实本身，又是其他事实的根由。信仰只出现在心智健全的人心中，它既是心智健全的暗示，又是心智健全的根由。因为尽管为了思考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怀疑精神，但怀疑毕竟是理智的一种病态情形、一个中间过渡，说那种思考的结果是怀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正如我所说的，怀疑是一种病态，是心智的瘫痪状态，即精神的极度痛苦状态。这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别无良策，就一定要将其彻底摒弃，它除了给人带来心理负担之外，没有别的好处。因此，信仰是心智健全的反映，也是心智健全的根由。当整个社会都有信仰时，我们确信这个社会能说到做到。我们上面引述了歌德的话，歌德注重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智，毕竟，情感是最有影响力的。我们有关物理学的知识，有关科学进步的见解，都依赖于每个人的理解以及自己心目中对它的想象。

因而，在中世纪，与事实和现实交流，与真理和本性对话，不只是和道听途说以及无用的公式打交道，而是在心里感受真理的存在，这才是这个时代伟大的事实——信仰！它独立于那些教义之外。同样，在真正的异教徒时代，在诸多的荒谬与责难中，我们也看到许多有成就的东西。这其中也有一种信仰，这是基于他们的诸多意见而做的自我调整所达到的。不管是否用语言表达出来，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辨认出了“命运”的存在。若不是意识到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就不会有此发现。毫无疑问，这些冲突和矛盾起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不过他们调整自我去逐渐适应。然而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中有这样一种东西——相信自己！他们认识到了人是什么，即人被赋予多么高贵、多么崇高的品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后期，那时旧的信仰已经消亡，其精神成果只保留在哲学家身上。比如，特别是保留在于罗马盛行一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身上，保留在后期罗马人的信仰方式所遵循的一切上。

人们在他们的观点中发现了一条伟大的真理，但被极度夸大了。例如，那种大胆的断言认为，在一切理性与事实面前，痛苦与快乐是一样的，人类对二者都漠然视之。人是世界的主宰，没有什么可以征服人类！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断言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斯多葛派哲学特征，斯多葛派是一群犬儒主义哲学家。很少有比第欧根尼 ㊟1 更引人注目的了，他接受了斯多葛的信条，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声称已将个人凌驾于贫困、耻辱这些偶然情况之上。他把经历这些情形看作是一种学习、一门要学的课程，而且要做到最好。达朗贝尔 ㊟2 称第欧根尼是古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尽管他做事情的思维方式与达朗贝尔截然不同。比如，体面对他毫无意义可言。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那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看起来很滑稽：一个是世界的征服者，集骄傲、荣耀、辉煌于一身；另一个是穷光蛋，除了自己的身体、灵魂以外一无所有。第欧根尼言辞尖酸刻薄，在会见中亚历山大问能否给他些什么。“你往一边走一走，别挡着阳光。”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能给予第欧根尼的一切！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回答，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太阳对人类来说已经足够了。不过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基督教，考察一下这种让人类的生活及人类的本性变得高贵的宗教，我们确实会发现这样一点也在其中，即相信自己，这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但在这种信仰中还有好多没有表达出来的人类本性，这些本性不是表现为傲慢的轻蔑和对他人的轻视、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蔑视他们的无足轻重，而是通过从内心深处完全摒除骄傲、忍受不幸和深重的灾难表现出来的。在犬儒主义哲学创立初期，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黑暗与苦难。我们看到犬儒主义哲学在创立大约七十年后，对塔西佗——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影响。犬儒主义的历史表象与其内在含义是一致的，它的宗旨不是鼓励骄傲，而是要将其彻底摒弃。歌德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说犬儒主义哲学是“对苦难的崇拜”，称它的信条是“苦难的庇护所”。歌德继续说道（着眼于它世俗的一面，而不去看它独特的信仰派别，只是把它作为最神圣的东西来看待），它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苦难和堕落——现实生活中人们最憎恶的东西——具有一种超乎其他一切美好东西的美感。探讨神圣的事物不是我们的事情，但如果对基督教没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很可能就发现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意义。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世纪存在于人类身上的来世观的反映。人类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此时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从创世纪之初就存在了，我此时所讲的话从底比斯的卡德摩斯 ㊟3 ，或从伟大的亚当家族其他古老的成员起就有了，而且将来还会无限绵延下去！

每一个人都会真诚地说他是在一个不朽的时代出生的，在一个不朽的时代出生后，他要看一看他能做什么不朽的事情。尽管人的一生和永恒相比如此之短，这种想法赋予短暂的人生以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人生就会没有意义。因此，人生是个无限大的舞台，无穷的精彩在那里上演，不光要认识到人的行为的意义，而且还应该认识到人生的哲理，并且要不断地认识下去，在这种无尽的绵延中留下自己的人生痕迹。

不论我们对基督教教义持有什么观点，或者我们是否对它保持神圣的沉默，我们必须在基督教及其信仰中找到真理——它与其他理论有所不同——因为没有基督教，真理就不会被揭示，设想一个比它带来的世界更有意义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设想，当入侵的野蛮人那未开化的大脑与世界上的伟大永恒相碰撞的时候，他们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这时，世界对他们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那些被征服和混战冲昏了头脑的野蛮德国人，停下来没有任何争议地全盘接纳了基督教义。我相信争议是没有的，他们完全深信不疑，基督教义征服了他们的灵魂，由此产生了古代欧洲与现代欧洲明显的分界，不仅如此，它也是欧洲与整个世界的分界。

歌德曾经非常正确地说过，我们都能够创造，并注定要去创造，而且一旦创造出来，便不能再退回去，这是一个进步。对此，也许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谬见，有正确和错误的思索，但是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上帝神圣的教义，并不断地阐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一点一点地被全部阐释出来。这只需要一颗纯净的心，即便其他的一切都毁灭了，即便没有了《圣经》，只要保持原来的传统和曾经取得的进步，我们就不应该往后退。日耳曼人是北方人，最适宜接受信仰并坚持它、发展它，赋予它最伟大的本质、最深刻的情感。如果我们在这崇高的进程中加进日耳曼人的特点，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叠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中世纪两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伟大国家自我建设的可能性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来源于这些国家的可能性。由此看来，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下去就很有意思，在北方人入侵南方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也就是从阿拉里克 ㊟4 起，一切都平静有序地往前发展。公允地说，每件事情都有了自己新的特点，并且都显示出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用我们开头所讲的话来说，标志着社会在野蛮状态下的理性努力。

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称之为忠诚的东西。事实上，那种人对人的依恋和人自身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早期的国王和头领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比如阿喀琉斯有他的忠实追随者密耳弥多涅人 ㊟5 。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就一定会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同时，这种情感的呈现方式到了现代欧洲国家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在现代欧洲国家，生活着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他们有着最深厚的情感，浸润着神圣的基督教教义。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多伟大和崇高的品质，当然还有我们所说的忠诚这种情感。到了现代的时候，忠诚不再呈现为显性的形式，甚至不怎么受到推崇。很多人会把它看作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人们更看重的是独立以及被视作伟大的美德等诸如此类的品质。这类品质才是最正确的，最适合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强求人们忠诚于那些不值得忠诚的坏事物，是很不能忍受的，也是这个世界所摒弃的。虽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更优秀的思想家会认为忠诚是人性中永恒的准则，从现实、世俗的观点来看，它揭示了人性的最高信条。除了忠诚，没有别的方式能够更安全地构建人类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伟大的人物受到那些能够尊敬别人的人的尊敬。因此在中世纪，这是最高贵的现象，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阶段。忠诚是国家的根基。

另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即所有其他事物依附的枢纽，是教堂，它是一个旨在使宗教神圣的光芒永远闪亮的机构。无疑，那时的人们有许多荒唐的信条，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构成信仰的信条并不都是科学的，构成信仰全部价值的是心的赤诚。当然，中世纪人们的很多信条是荒唐的、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当作与神学无关的东西去分析，就会对其重要性视而不见。追溯早期基督教教堂如何在忽略和漠视中发展这一现象，是令人惊奇的。在上一讲中，我引用了塔西陀那段有名的话，除此之外，我们下面还要引用另一篇奇文，那就是普林尼写给图拉真 ㊟6 皇帝关于卑斯尼亚 ㊟7 基督徒的著名信件。这封信写于公元100年之前，但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在那样一个黑暗笼罩大地的年代，能看到一点光亮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普林尼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价值。他写道：“他们中的个别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一些人说他们两三年前是，但那之后就不是了。”不过有一些人确实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普林尼继续说，他们还远不会撒谎，也没有什么恶习（邪恶的行为）。他们告诉他，为了规避所有的恶念，他们选择一些日子（无疑是安息日），在太阳升起之前，聚集在一起互相劝诫讲道，然后友好地聚餐（无疑这就是宗教团体）。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罪恶，而他们却远离了，也没有沾染上世人指控他们的罪恶。他建议对这些人应该另当别论，他们不应该受到迫害，因为他认为他们不会长久那样，他们已经同意放弃聚会，避免一切犯罪的事情。他接着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他认为他们可能会继续坚持他们的做法，但不会给国教带来危险，而他最近一直在忙于修复此前几乎被废弃的教堂，看到到这儿来的人比以前增多了。简而言之，旧的精神又回来了，一切都将恢复。这就是到第一个世纪末教会的特点，从那时起，教会开始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不断召开宗教会议，每个教会都有主教。教会的主要权利在罗马这一点也毫无疑问，那时大主教所在的城市在主教的心目中无比重要，到了大格列高利 ㊟8 时期，罗马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建立起来。

那时，大主教的名字不是教皇(pope)，而是大主教(primate)。大主教从罗马把他的指令发向信仰基督教的各个地方，他把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位僧侣一块派到英国，把我们的撒克逊祖先变成了基督徒。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基督教内部有没完没了的矛盾与不和，但我们还是应该往好处想。

基督教最鼎盛的时期是希尔德布兰德教皇任职的1070年前后 ㊟9 ，或者说是在威廉征服英国之后不久 ㊟10 ，那是最完美的时代。整个欧洲在信仰上非常坚定，牢不可破。到处是教堂、僧侣和女修道院，人们在那里静修研道，过着理想的修道生活。那是教师和牧师的时代，他们被派往世界各地去传经布道，把异教徒变成基督徒。当时构成人类社会的是教会，人类与永恒天国形成对照的也是教会。尽管不能肯定，希尔德布兰德似乎是托斯卡纳人的一位农家子弟，他是个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家，由于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他很小就进了修道院，成为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在那儿他很快以自己超人的悟道能力而闻名，连续受到重用，被好几个教皇委以重任，最后他自己成了教皇。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什么，一些新教徒说他是最可恶的人，可是我希望我们在今天能够超越那些看法。他认识到教会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并决心把教会置于整个世界之上，激励人们的精神，给人以重要的引导。他首先颁布了让僧侣禁欲独身的教令，彻底摈除他们和世俗事务之间的联系，不过在神圣的事业中他们应该像战士那样劳作。

希尔德布兰德还提出过另外一个主张，虽然这一主张以前引起过争论，但他确实提出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教皇、主教、牧师的圣所不能接受德意志皇帝或任何一位世俗恩主的赞助。但是一旦受到教会的任命，他们的圣所就会得到正当的资助，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法规能控制精神的东西。那时的德意志皇帝是亨利四世，一个没有多少智慧、对世事知之不多的年轻人，他反对这个主张，于是大主教就反对希尔德布兰德，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混战。最后，在1077年1月，在卡诺萨城堡，就是现在摩德纳 ㊟11 的勒佐 ㊟12 附近的那片废墟，希尔德布兰德把德意志人驱逐出教会，把撒克逊人从亨利四世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就退隐了。那时撒克逊人武装起来，反抗亨利四世的统治，亨利四世被迫痛苦地来到希尔德布兰德面前，提出可以接受大主教给予他的任何惩罚。他的认输是很丢脸的，他被迫让所有的随从停在一定距离之外，身上只穿着表示悔罪的麻布衣服，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三天才被准许到大主教面前谢罪。有人由此会认为希尔德布兰德是一个傲慢的人，不过他一点也不傲慢，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把自己看作基督的代表，拥有远高于尘世的权利。他的逻辑是：如果基督高于皇帝，那么皇帝就应该像所有的欧洲人那样，臣服于教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有很多令人疑惑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令人振奋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托斯卡纳穷苦农民的儿子，仅仅依靠自身的精神力量，使一个拥有铁的权力的欧洲伟大君主蒙羞！从宽恕忍让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欧洲的精神站到了欧洲的物质之上，思想战胜了暴力。

从那以后，希尔德布兰德忍受了巨大的不幸，他被亨利四世在圣安吉洛城堡囚禁了三年，直到去世。有些人担心这种情况会导致一种神权政治，并设想如果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话，恐怕会出现一种最可鄙的迷信异端。但这完全是一个杞人忧天的设想。人的肉体总是在追求自己的权利，又总会以其他的方式带来危险，这就是，人的灵魂之身被人的肉体之躯所吞噬。

这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况。那一时期，教会和忠诚是社会的两个支点。因此，彼时社会比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要高贵，呈现出认识的无限多样性、更好的人文性、更大的宽容性。从那以后，这个社会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我希望那个时期培育起来的精神能够无尽绵延下去。

在那个有着健康、虔诚信仰的时期，一个奇特的阶段是十字军东征。我完全不是从政治的角度为十字军东征辩解，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事件做些讨论，就会错过那个阶段伟大的顶点。看看彼得——一个贫穷的僧侣，如何从叙利亚返回家园，而且深信他的路线是合理的，并开始他穿越欧洲的旅程；看看他把此次旅行看作一种适当的、必不可少的把伊斯兰教从圣地驱除出去的责任，而在1095年于奥弗涅召开的克莱蒙特会议上，向大主教谈论此事，是很令人长见识的。有人看到彼得骑马前行，披着棕色的斗篷，外面裹着悔罪的外衣。他的行为打动了所有的人，并把他们的热情燃烧起来，他把铁板一块的欧洲煽动起来，从而威震欧洲，这与那个最伟大的演说家狄摩西尼 ㊟13 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狄摩西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思索那些我们至今还为之敬仰的、铿锵有力的句子，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口含石子，面对大海，孜孜不倦地演讲。他这样生活了好多年，但最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因为他没有用他那雄辩的口才为自己的国家做任何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贫穷的僧侣，他在没有任何技能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僧侣生涯，但他却有着比任何技能都要伟大的东西！因为曾有人问狄摩西尼，成为一个优秀演说家的秘密是什么，他回答道：练习！练习！再练习！那么，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信仰！信仰！再信仰！一个人要想说服别人，首先得说服自己。

十字军东征整整持续了一百多年，耶路撒冷是1099年被占领的。一些人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促进了整个欧洲的交流，另一些人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崛起，但我认为使他们与众不同、给他们罩上光环的最大原因，是欧洲一时间证实了自己的信仰，证实了它信仰环绕着外部有形世界的无形世界，这种信仰一下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神圣的东西一下子进入国民意识之中这一事实，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它至今还存在着，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通过无形的渠道传播着。

在这些岁月里，不能渴望有什么文学，因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年代。在上一讲里，我们已经提到文学的出现是这个时代不久就要衰落和颓败的征兆，促进文学发展的伟大原则正在孕育之中，这些原则在表现出来之前深深地潜伏着，而且人们意识不到，只是本能地遵循它们行事。文学不可能存在于连贵族和伟人都不能写作的时代，那时他们签署文件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戴盔甲手套的手指蘸进墨水里，然后按在文件上。强壮的武士不屑于写作，他有其他的职责。尽管写作是最高贵的表达方式之一，演说也是，但还有其他表述自我的方式。过一种英雄的生活也许比写一首英雄史诗还要伟大！这就是中世纪的情形。我并不是说理想的年代是完美的，远不是这样。过去的年代无一不充满着矛盾，如果心是赤诚的，在那个年代心灵就会感到厌倦和痛苦。但是我断言理想的年代确实存在过，那时英雄的心不感到孤单和孤独，而是受到赞赏，其伟大的目标是永远奋斗向前，那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我们知道在任何别种情形下都不会出现黄金时代。人除非努力，否则不可能赢得什么。但文学的时代最终到来了，我指的是12世纪的行吟诗人和叙事诗人，他们不会耽搁我们很长时间，其作品是孩童优美的牙牙学语，用歌声和音乐歌颂那时已经兴起的骑士精神、英雄事迹和爱。这种诗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后来没有多大改进。确实，也不可能在随后的时代有什么改进，因为我们注意到不久就兴起了一种与和谐精神相悖的情感，我们看到这种情感逐渐渗透到新教教义之中。与此同时，一切都是一种完美的和谐与宗教性统一。看到音乐和歌声已经大范围地走进所有的国家，是令人惊讶的。行吟诗人和叙事诗人属于截然不同的民族，一个属于诺曼人，我们英国人的祖先曾和他们融为一体；另一个，行吟诗人，属于普罗旺斯人，这就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分界。来自北方的，也就是叙事诗人，歌唱骑士的历史，比如查理曼大帝、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而来自南方的则歌唱爱情、骑士、武士，等等。由于时间的限制，我现在对这个问题不能讲得太深入，但我简要地提一下，这两类诗歌的精神由于两位诗人而令人称奇地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两位诗人很难说是属于行吟诗人。尽管彼特拉克比真正的行吟诗人晚一个世纪，可仍有人说他可能是意大利的行吟诗人，当时意大利除了彼特拉克也没有别的诗人了，我指的是他在十四行诗和爱情诗方面所表现出的杰出才能。他身上体现出行吟诗优雅的精神，当然，缺点是有的，但在彼特拉克那儿这种优雅的精神以更加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它躺在他甜美的心底一样。这类诗歌甚至得到国王和王子的扶持，比如狮心王理查和巴巴罗萨(barbarossa) ㊟14 就曾予以扶持。

我还提到行吟诗派的另一首诗歌，人们更为熟知的名字是《尼伯龙根之歌》(neibelungen lied)，这是一首真正的叙事诗。这首诗大概创作于12世纪，它是但丁之前与中世纪有关的最优美的一首诗，体现了德国古老的英雄精神，听起来就像钢铁一样真实。它记录的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和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等早期头领冒险，以及整个国家向低地迁徙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投射到诗歌里面。《尼伯龙根之歌》是一流的作品，它可能不是要表现一个耀眼的天才，但远比那样做要好得多。它具有那个时代质朴、高贵、果敢的特点，里面充满了信仰、同情和勇气。《尼伯龙根之歌》是在六十年前发现的，但在发现四十年后才广为人知。我建议会德语的朋友认真研究一下这首诗，该诗已经出版了德语的现代版，但其原初语言对德国学者来说，还不像乔叟之于我们这样古远。这首诗是我们保存下来的那个时代最好的诗。

我们对中世纪的总体考察现在就告一段落。但是最后我必须说，我们不能由于中世纪的精神不凸显了，就认为它已经丧失，或者可能已经丧失了。不是这样的，人类的英雄行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总会被唤醒，被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确摒弃了中世纪的许多不和谐以及矛盾，但这正是我们对原初的自然之音——从远处传来的吟唱的观察之道。音乐家们说，没有什么比远处群山中以纯朴之声唱出来的圣歌，更能打动人的了。当然，歌声中会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从远处听来一切都是真实而明亮的，因为所有错误的音符都彼此消解了，在我们听到之前就被空气吸收了，只有正确的音符撞击了我们的耳膜。所以我们从中世纪只吸收了英雄史诗的精髓，在作家被淡忘之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英雄行为。荷马有一天将会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所有曾经生活过的最伟大的作家也会如此，而且比较而言，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英雄行为不会消失，它们的影响将永远长存，不管是好是坏，它们都会因英雄的幸福或悲哀而永恒。不同的是，好的行为即使在看不见的时间进程中也会延续下去，正如一条地下潜河，通常情况下是看不见的，但时不时会以泉水的形式浮出地表，给人类带来新鲜的感受。

下一讲我们将讨论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