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宗教改革——路德——伊拉斯谟——乌尔里希·冯·胡滕

在上一讲中，我们匆匆谈了一下荷兰战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间的战争，看到一种新的生活趋向——宗教改革，西班牙在与它想要消灭的力量遭遇时，败退下来，而且这股力量还几乎把它消灭掉。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往深处追究一下这种新秩序建立的原因，关注一个比我们以往所注意到的民族更令人感兴趣的新民族以及他们的子孙，这就是德意志。

在最近二千一百年的可靠资料中，已经提到德国人。我们看到卢登(luden)写的《德国史》第一次注意到日耳曼民族，其中一段描写日耳曼民族的话是从皮西亚斯 ㊟11 那儿引用过来的。皮西亚斯是斯特拉博 ㊟12 提到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皮西亚斯的这部著作是一位马赛商人的札记，里面记录了他在旅行经商时的一些见闻，提到一个叫德意志的民族，“白皮肤、安静的民族，住在易北河的入海口”。那之前德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远古时代起都做过什么事，我们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是一个生来就能成大事的民族，也许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命运的最高峰。由于和罗马人不断接触，他们逐渐为别人所知。随着接触越来越多，冲突也越来越多，最后连罗马帝国也被它占领了，塔西佗的黑色预言变成了现实：总有一天罗马会被这些野蛮人摧毁！在塔西佗撰写的《历史》中，关于德国人的旧史料篇幅不长，但非常有趣。他们当然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民族，但一点也不野蛮；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严肃认真的东西，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的神话依然是说明许多德国人性格特征的有趣文献，塔西佗所讲述的德国人的信仰形式，显示出他们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异教民族，有一种深沉的本性。他们崇拜大地，认为自己是大地的后代。这个民族的思想早在表达出来之前就已经熔铸在其艰深的语言中了。他们的全部神话，那种深沉博大的孤独，黑暗之所，光明之源，奥丁神的大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隶属于一个思想深邃的民族。

近五十年来已经引起古文物研究者关注的北欧传说中狂暴战士的故事，是潜藏在德国人内心深处的狂暴心理的人格化。狂暴战士是一个鄙视危险和恐惧的人，他勇猛地冲出去应战，虽然手无寸铁，却像碾碎脚下的贝壳一样，将大批敌人踏在自己的脚下。因此，他的名字博瑟克(berserker)就有了“赤手空拳的精神”之意。这种性格和我们在德国人身上发现的许多东西有相似之处。当然，德国人的真实感情并不是体现在狂暴战士身上的那种不断爆发的狂怒，但它说出了德国人最本质的特征：不可思议的狂怒，意大利人后来称之为“德意志的狂怒”，一种最可怕的愤怒。但那种藐视一切危险和障碍的盛怒，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就像地心的大火，一切事情都可以在它表面上进行。搏斗是盛怒显现在狂暴战士身上的唯一方式，但在德国人身上却以其他许多方式表现出来。如果它不是以那种被称为狂暴战士的愤怒这一方式发泄出来的话，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总的来说，这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拥有的最好品质，搏斗激发出各种力量，也激发出力量、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所有伴生物。这种东西不容易激发起来，但一旦激发起来，它就会完成自己的目标。我们在整个德国历史上都发现了这一点。

公正是力量的另一个伴生物。有人会说，力量本身就是公正，只有有力量的人才能做到公正，才能把一切事物高低有序地放置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是做任何伟大、强大的事情的唯一方式。正是德意志民族一直具有的这种合理的自夸，使他们成为一个公正的民族，用公正来规范他们所有的机构部门。

陪审团审判制度最初起源于德国。塔西佗提到过一种制度，和它极为相似。直到今天，在瑞士的某个地区，还有一种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用法，叫作“街头法庭”，是一个很简陋的陪审团。根据这一传统，如果两个做生意的人在交通要道上相遇，比方说搬运工和牲畜贩子，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而且达不成一致的解决办法，他们就要在那儿等待，直到等来另外七个人，他们会评判这一争端，这就是“街头法庭”“路边法庭”“街头法院”的来历，并且他们的裁决不可撤回。在我看来，我们所有陪审团审判的最初原型，都源于瑞士的那个州。这些细节足以向我们展示德国人的性格特征，我留给你们去补充我所讲的带给你们的启发，去发掘具有同样特征的问题。

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德国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现代史上。第一次是欧洲被德国人完全摧毁的时候。在两个多世纪的混战之后，他们内部最终讲和，一致对付罗马，直到欧洲完全解体，重新组合。但对第一个时期德国人对欧洲影响的描述并不多，而且极为混乱，这种情形直到查理曼大帝以后才有所改变。查理曼也是德国人，他使整个德国统一起来，现代划分成王国和公国的体系就来源于他。

德国人第二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瑞士，因为瑞士人实际上就是德意志人。这个时代是但丁生活的时代，他们首次尝试着在现代欧洲建立一个正规的自由政府。威廉·退尔的故事，一个美丽的传说， ㊟13 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苹果的故事很可能是不真实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除了这么说退尔以外，这件事还安在别人的头上过。据约翰尼斯·冯·缪勒说，盖斯勒的帽子的故事也是不真实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极大的耐心长期忍受了奥地利人的不公正对待之后，瑞士人确实策划要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在那儿建立起一个正规的政府。

这是一件给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誉的事情，让人一想到这件事，就愈加敬佩德国人。人们很少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在如此之长、如此顽强的战争中，互相之间一直配合得这么好。最初他们忍受着不公，甚至表现出一种麻木的耐心，但最后这些蒙受屈辱的人，以狂暴战士的精神，像狮子一样爆发出来，反抗他们的暴君。

勃艮第 ㊟14 的公爵查理是最后一个领略到瑞士人勇敢顽强的人。他想要建立一个王国，为了这一原因，他设法和他们发生争执。如他所料，这很容易，查理带领他的骑士和武装士兵，去征服那些赤手空拳的农民。他和他们发生冲突，但在接下来的格兰森、摩拉特和南锡三个战役中，均遭到惨败，最后一战他彻底被瑞士人打败。我们知道，在第一次战役中，当看到查理的大军冲过来，像是要把他们吞灭时，瑞士人祈祷上帝，希望那一天上帝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敌人。柯门斯写道，查理看到这一切后大声叫道：“看！他们投降了。”但另外一些对他们有更深了解的人说：“他们看起来不像是轻易投降的人。”果不其然，他们不久就看到对方一点没有投降的样子，瑞士人像旋风一样，冲向他们的敌人，席卷了他们，捍卫了自己的权利！

德国人在世界历史上的第三次重要出现是宗教改革，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要。宗教改革发生在16世纪。我一再提到存在着改变宗教信仰的需要，任何一种信条都不可能永远长存，人类有限的思想所形成的关于无限宇宙的任何认识，都需要不断地完善，人类应该无止境地研究他只是其中微不足道一分子的无限宇宙。他得出的任何看法只会适合一时，事物每天都在不断地发展，因为进步是人类的法则，即使一个白痴也会有某种进步。人的信条必定会不断地突破自己，直至达到最后的极限。或者，直到他发现了一些和自己的信条不一致的思想，在心中引起波澜，而且一代一代地不断加深，最后引来口头的反驳。引起信条瓦解的另一个原因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里面：当人们开始怀疑一个信条时，会双倍地加速它的灭亡，因为一切严肃的人都痛恨有疑问的东西。人们确实信奉某一信条，但是如果不满意，就会永远地抛弃它。他们可能很长时间不去谈论它，但当对这一信条产生怀疑时，他们就不想和它有关系了。他们不想让主教或牧师陷入这样的状况。但总是有一些卑劣的人为了获得教会的捐赠，甘愿信奉它。正是这种情形使他们依赖于一个既定的体系，而这是导致它走向灭亡的一个确定的、必然的原因。后一种情形正是罗马天主教当时所面临的，那时候没有准备牺牲生活本身，以便让教会成为世界上最高之物的希尔德布兰德主教。那时候任何一个倾向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的人，都认为最好不与它发生关联，和这样一个教会的马基雅维里式主张脱掉干系，而是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阅读《圣经》，以那种方式来尽可能地求得宗教的慰藉。那时的主教是些像尤里乌斯二世、博尔吉亚和利奥十世 ㊟15 之类的人，他们的确在维护宗教，但至于信仰，他们根本没有，或者只相信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会收入大笔克朗。整个宗教信仰是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一种可悲的伪装。而且，那种变化自但丁时代起越来越严重，但丁自己对主教就有诸多抱怨，把他们中的几个人放到地狱里边，让他们遭受严酷的惩罚，甚至在但丁之前，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牧师和主教的谴责。到了16世纪初，这已经成为所有知识分子、追求勇敢和荣誉的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认为牧师和僧侣是懒惰、无用之人，他们的存在只会阻碍人类在一切领域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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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达尔人(vandal)：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时进入高卢、西班牙和北非，并于公元455年攻占罗马。

◎ 萨贡图姆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在迦太基与罗马的对抗中与后者结盟。迦太基围攻萨贡图姆，萨贡图姆人英勇地抵抗了进攻，最后放火焚烧了小镇，集体自杀。此战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势力进入西班牙。努曼提亚起义反抗罗马，小西庇阿围困攻城，最终努曼提亚人弹尽粮绝，集体自杀。

◎ 半岛战争期间，萨拉戈萨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勇保卫战。萨拉戈萨军民牺牲约一半。

◎ 维里阿修斯(viriatus)：卢西塔尼亚人的领袖。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势力进入西班牙。卢西塔尼亚人是当地居民，维里阿修斯带领卢西塔尼亚人，屡败罗马人。

◎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和统治者(714—741)，他于732年在普瓦图打败阿拉伯人，继而征服勃艮第，重新统一了法兰克王国。

◎ 夏甲(hagar)：《圣经》故事中亚伯拉罕之妾，因受亚伯拉罕之妻萨拉的嫉妒而携子逃入沙漠。以实玛利( ishmael)：《旧约》中亚伯拉罕之子，在以撒出生后被弃，在传统上他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 勒班陀之战：由西班牙、罗马教廷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与奥斯曼舰队在勒班陀海角发生的一场大战。最终联军大获全胜。

◎ 巴巴利(barbary)：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

◎ 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西班牙北部城市。

◎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出身于西班牙贵族，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

◎ 这位游历家（斯特拉博在引用他的著述时，倾向于否定他）的著作大部分遗失了，他留下的残篇我们所知甚少，但可参照m.德·布甘维尔(m. de bougainville)的《追忆法兰西学士院的座右铭和纯文学》第19章《皮西亚斯在马赛的生活及旅行》。——原编注

◎ 斯特拉博(strabo)：古希腊地理学家。

◎ 13世纪，统治瑞士乌里州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总督盖斯勒，将自己的帽子绑在树桩上，要求所有经过这里的人必须向着这个帽子鞠躬。威廉·退尔拒绝行礼。盖斯勒为了惩罚威廉的反抗，命令他用箭射落置于其子头上的苹果。结果成功，其子安然无恙。

◎ 勃艮第(burgundy)：法国东部一个历史上的地区，从前是法国的一个省。公元5世纪该地区首先由勃艮第建立王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勃艮第的势力达到顶峰，它曾控制了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广大区域。1477年被路易十一并入法国皇家领地。

◎ 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1503—1513年任教皇，被教廷认为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25位教皇之一。经过他11年的努力，罗马成为西欧的艺术殿堂，教廷也成为意大利半岛的政治重心。博尔吉亚(borgia)：指恺撒·博尔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他是第一个自请辞职的神职人员。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强悍、灵活、凶残、狡诈的冒险家，在教皇去世时，博尔吉亚已经成为意大利广大领土的主人。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了《君主论》。利奥十世(leo x)：美迪奇家族族长，即位教皇后挥霍教廷公款，加快圣彼得大教堂工程进度。在德意志各地兜售赎罪券，马丁·路德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后利奥十世指责路德为异端，宣布绝罚路德，使统一的西方教会解体。

在这种背景下，马丁·路德诞生了。他的父母都来自最贫穷的阶层，父亲是莫尔哈(moerha)或莫尔(moer)的一名穷矿工，这个地方靠近上萨克森州 ㊟1 的爱森纳赫 ㊟2 ，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在这里。他是那个世纪诞生的最有智慧、最有学识的人，出身把他置于社会的最底层，他做矿工，一点一点地敲击熔铅矿石，但这并不是命运给他的安排。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设法把他送进了一所学校，马丁·路德挣扎着在学校里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村庄演唱民谣挣几个铜板，这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最后，一个富裕镇子的寡妇听说了他的才能，资助他，把他送进了大学。在大学里，他很快就让自己出类拔萃。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律师，最初他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后来看到一个同伴由于父亲的缘故，突然受伤死去，路德，一个本性严肃而又忧郁的人，亲眼看到好朋友突然间离开人世，化为了永恒和无限，内心受到很大刺激。法律和法律可能带来的升迁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悲惨的梦，于是他做了一名教士，以便能够全心全意地祈祷和信仰宗教。正如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变成了“一名严肃而又痛苦的教士”，这种生活持续了很多年，几乎有十年之久。那种生活令他很痛苦，他想象着自己要永远坠入地狱，他看不到祈祷者或大众如何能拯救他，或者让他升入天堂。最后，他的教士同伴——一个虔诚、善良的人，告诉他世间真正的秘密在于向耶稣基督忏悔，在于信仰他，这在当时对路德来说是很新鲜的，他第一次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祈祷者或大众都不能拯救他，只有基督精神才能给他带来曙光，要拜倒在十字架脚下。也是在这时，他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圣经》，一本很旧的拉丁文《圣经》。他阅读这本《圣经》，这样最终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想到宗教改革的事。

他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尊敬。萨克森选帝侯在了解到他非凡的才能和内心的和谐后，把他带到他刚建立的大学，让他成为那里的一名教授。在主教尤里乌斯二世时期，他所在的修道院后来把他送到罗马，因为他仍是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士，负责处理修道院的一些事务。他对自己在那儿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但那时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几年之后他会做什么。席勒说得很对：“天赋自身永远是个秘密，强壮的人是些没有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人。”但后来著名的多明我会修士台彻尔 ㊟3 ，被主教利奥十世派到萨克森去卖赦罪符。他因某种原因需要一笔钱，有人说是要给一个私生女买珠宝，并在路德眼皮底下兜售赦罪符。路德很快在忏悔室里发现了这一点，因为经常来这儿忏悔的人说他们没有必要为这样那样的罪孽忏悔，因为他们已经为它们买了赦罪符！这使路德布道演讲，坚决反对出售赦罪符，声称教会只有权赦免自己对罪孽的惩罚，而无权宽恕罪孽，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那么做。台彻尔对此做出回应，最后路德感到不得不对这件事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他论赦罪符的《九十五条论纲》，完全否定了整个事件的根基，并要台彻尔或者用论据或者用《圣经》向他证明。这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时的德国对宗教的看法已经有不同意见，罗马教皇也颁布了几道命令。红衣主教卡吉坦(cajetan)试图说服路德放弃他的观点，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把他带到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另一方面，路德在对手的激怒下，对这个问题探索得越来越深入，继续寻找在天主教的信条中还有没有真理存在，直到最后被罗马教皇逐出教会。他当着朋友的面，公开烧毁了逐出公告，引起了旁观者的窃窃私语，他们虽然感到震惊，但没有任何别的举动，反而觉得真理在他这一边。

确实有些人站在他这一边。最后，在那件事之后的1521年，在沃尔姆斯举行的会议上，皇帝一定要审判他，路德被迫妥协。路德还记得胡斯 ㊟4 以前是如何被陷害的——保护他安全的诺言成了利诱他的手段 ㊟5 。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一件大胆的、令人佩服也令人害怕的事情，但路德一点也不害怕，他对生活并没有绝望，反而听到了远处另一种生活的召唤。于是，他决心去过那种生活，这一天是1521年的4月17日。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和六个选帝侯坐在那里，另一方是路德，一个穷矿工的儿子，一个一贫如洗的人，除了上帝的真理在支持他以外，一无所有。他的朋友在大门口等他，告诉他不要进去，进去凶多吉少，但他故作轻松地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我要进去，即使沃尔姆斯会议上的恶魔多如屋顶上的瓦，我也要进去。”他按时出席会议，被仔细盘问了有关宗教的事情，最后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他会放弃他的观点吗？”

路德要在第二天做出回答，他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当他从街上走过时，人们都站在屋顶上，要他不要放弃真理，呼喊道：“在众人面前背弃我者，我会在圣父面前摒弃他。”还有其他类似的话在触动他的心灵，但他默默地走过，没有说一句话。在会议上，路德洋洋洒洒讲了两个小时作答，他那谦逊的真诚赢得了每一个人的钦佩。“至于是否放弃我的观点，我首先希望你们能说出我的观点错在哪儿。”他们告诉他说：“我们不愿意讨论经院神学，我们的问题是：你会放弃你的观点吗？”对于这一问题，路德回答道：“我的《圣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是《圣经》上写的。在第一部分里可能会有许多错误，如果被证明，我不仅愿意，而且渴望改正；至于另一部分，我不能放弃。做有悖于良知的事，既不安全，也不审慎。”他说：“要么证明《圣经》中有错误，要么就让它维持原样。这里我说出我的立场，做违背良知的事既不安全也不审慎。上帝助我。阿门！”这个演说值得永远记住，它是人类所发表的最勇敢的演说。这是那时处于萌芽期的事物的开端，但已点燃起火炬，此后永远也不会熄灭。这是人要拥有叩问自己良知的权利的宣言书，每一个新文明的创立者都应该像路德那样，这一点融入了那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当中。

这次会议演说以后，路德回到了沃茨伯格修道院，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翻译《圣经》。在那次会议演说之后，路德又活了二十五年，其间充满了严酷的斗争、劳碌和疲惫。他在赢得君王信赖时的行为举止，是证明他伟大的最好证据，他的头脑从来没有飘飘然过，他做出的判断无不是一个杰出的、勇敢之人的判断。活着时，他让不同党派之间和平共处；他去世后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形成了施马加登联盟 ㊟6 。

在沃茨伯格，曾经以行吟诗人闻名的路德，第一次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这是自公元4世纪时乌尔菲拉斯 ㊟7 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以来最著名的译本，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译本。

总的来说，路德的性格是典型的德国人性格，不管怎么说，在德国人心目中是最好的。他是一个心胸宽阔、坚韧而又深沉的人，坚持真理、正义、公正，关心人的权利，不畏惧任何东西，不为自己打算。而且，他不是一时这样做，而是有意识地、平静地一贯如此，不管人们对他评价好坏都是如此。因而，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幽默、快乐、风趣的人，深受人们爱戴。尽管他的话一半是战斗，如让·保罗所说的，比大炮还有力量，但在朋友眼里，他是最善良的人们中的一员。路德身上那种狂热的力量，在他的画像师和朋友路加·克兰纳克占相术式的勾勒中表现出来：粗糙的平民面孔，却闪烁着各种各样崇高的思想，这是历史上真实的路德。

另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人，虽然与路德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伊拉斯谟，一位荷兰人（因为据我们观察，荷兰人实际上就是德意志人，更何况伊拉斯谟一直用德语写作，而且讲德语），他对宗教改革的关注同路德相比，并不足道。他比路德年长16岁，出生在鹿特丹。像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一样，他对僧侣的愚蠢无知感到厌恶，讽刺他们。最初他承认需要对宗教进行某些改革，但那样做要冒着牺牲他的安闲和舒适的危险，而以前他没想过要那样。所以虽然他最初支持路德，但后来和他发生了争执，反对路德的所有观点。伊拉斯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母亲的情况令人感兴趣。他的真名是杰哈德，但他采用了伊拉斯谟这个名字，有“可爱的孩子”之意。他的母亲一生很不幸，她的朋友将她和伊拉斯谟的父亲分开，他的父亲相信了她已经死去的谣言，当了牧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的生活过早地进入了坟墓。

伊拉斯谟的母亲送他进了学校。可怜的、被遗弃的女人！她那时并不知道他将要成为照亮世界的一道光亮！鲁道夫·阿格里科拉 ㊟8 来到学校，先考察了他的能力，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学习，我的好孩子，不久你就会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后来伊拉斯谟引起巴黎大主教的注意，大主教把他带到英国。再后来他常常去英国，和政治家莫尔 ㊟9 有密切交往，从那时起，他过着一种流浪生活。蒙乔伊，当时我们英国驻巴黎的大使，第一次给他争取了一笔资金，帮助他出版了好多书，其中有一部是希腊文版的《圣经》。不过，当时他最有名的一部书是在莫尔家里写的《愚人颂》，现在的读者读过这本书后会感到很失望。他还写了《对话录》，一部很有才华、很精致的书。实际上我要说，这本书会让我的诸位听众朋友了解伊拉斯谟的性格，他比我提到的这个世纪为大家所熟知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像艾狄生 ㊟10 。我已经提到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先是赞同路德，而后又反对他。他的确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人，我也不反对他，但当我听到历史学家们用他来作为对付路德的有力武器，而且用他来责备路德时，我必须要说我完全不同意，而且认为伊拉斯谟不能与路德同日而语。他只是一位诗人、一个“文人”，伊拉斯谟身上有许多要加以反对的东西。弗朗茨·合恩对这么看待伊拉斯谟也很愤怒，我赞成他说的一点：对伊拉斯谟不要期待太多，他只要不让你生气就可以了。但时不时地，就像路德令人敬佩一样，他会惹人生气。弗朗茨说伊拉斯谟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一方面很想和上帝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愿和魔鬼断交；他会为上帝建一座教堂，而在旁边又会为魔鬼建一座小教堂。这种立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糟糕的。

还有另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德国杰出人物——乌尔里希·冯·胡滕。他出身高贵，但在早期，他那愚蠢、固执的父亲非要他去当教士，他不愿意，然后又要他当律师，但也非他所愿。直到最后，他被比父亲更了解他的亲属送到了学校，也可能是一所大学，在那儿，胡滕开始了他的文学事业。他写了很多书，既有拉丁文的，也有德文的，其中主要是拉丁文的。他变得很有名气，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他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一直在过游荡的生活，曾到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游历，甚至到过罗马。他是一个憨厚正直的人，对邪恶极为憎恨，但又不知如何去铲除它，最后心力交瘁。

胡滕在路德之前就开始在他的《卑微的使徒书》中讽刺僧侣的生活，这本书实际上不完全是他写的，是三四个头脑聪明的人和他一起完成的。书写得很有趣，但里面有各种陈词滥调。《卑微的使徒书》是一本书信集，假托是僧侣们写的，一个僧侣写信给另一个僧侣，告诉他自己打算要做的事，从而把悲惨、愚昧的僧侣生活事无巨细地袒露出来。据说伊拉斯谟读过后哈哈大笑，这本书豁开了长在他喉咙里的脓疮——这个脓疮早已长在那儿，并且已危及他的生命，因此，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许多艰辛在等待着胡滕，他的亲戚被沃泰姆伯格公爵卑鄙地吊死——为了见不得人的目的在一个树林里杀害了他。胡滕因为此事愤怒地到处发表反对公爵的演说，甚至和那时武装反抗公爵的自由市镇结成联盟向他宣战，但他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权贵来资助他。他说自己“痛恨一切形式的骚乱”，他希望遵守秩序，但一个更高的秩序却要他不要遵守，这使他处于痛苦和悲哀的境地。站在现存秩序一边实际上成了站在混乱一边。

胡滕的一生都是在痛苦的混乱中度过的，没有任何引导。他出身于贵族之家，起初看不起路德这个穷教士，但就在沃尔姆斯会议审判之后，他认识到路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久便和他建立了联系。他有一次在致信路德的信中说：“你的工作是神圣的，会继续一直下去；我的（他的工作是要德国不再有戒律和压迫）工作是世俗的，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他深受德国皇帝和其他天主教君主的青睐和奉承，甚至受到法国国王弗朗西斯的厚爱，但他坚决拒绝退出路德的教派。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当然也不仅仅因为这一原因，他所在城市的执法官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送到罗马，并雇用了一位职业杀手要除掉他，他被迫迅速逃离。在那次逃难中，他遇到了僧侣头子豪客斯泰腾，胡滕在他的《卑微的使徒书》中嘲讽过他，从那时起他一直都在引起胡滕的怒火。怀着满腔的愤怒，他拔剑向豪客斯泰腾刺去，但当这个给他带来这一切灾难的蠢猪发出祈祷时，胡滕改变了主意，把他扔到一边，让他逃走了。在这次逃难中，他还遇到了弗兰茨·冯·西肯根，一个非凡、有趣的人，并且读了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西肯根让他在自己的城堡里避难，在这里，两人先是一起阅读路德的书，感到路德赞同的东西，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赞同！胡滕还在这儿出版了许多书籍。

西肯根的死蕴含着一种崇高的东西。他和特里尔 ㊟11 的一位大主教是宿敌，大主教包围了他在莱茵河畔的兰德施泰城堡，他奋起抵抗。他的堡垒坚不可摧，可是有一天在察看城堡的防御状况时，他被火枪打中，24小时之后就死去了。他被打中后，城堡里的人马上投降，因为那抵抗的灵魂已经被他带走了。这儿就发生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件崇高的事情。在死神就要到来的时刻，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大主教走进来看他，这时他已经面色惨白，西肯根立即举了举他的帽子，并不在意他们之间的宿怨。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是那种情形下最崇高、最有修养的行为。西肯根身上值得人敬佩的东西要比宿怨多得多。

西肯根死了，乌尔里希·冯·胡滕没有了依靠，不得不继续流浪。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暴露了就我所知伊拉斯谟最卑鄙的嘴脸。在贫穷、需要人资助的时候，伊拉斯谟奉承胡滕，得到了胡滕的帮助，但现在他住在巴塞尔 ㊟12 ，是一个富人了，而且进了皇帝的议会。胡滕找他避难，但他不愿意和胡滕有任何关系。胡滕于是写信给他的朋友，抱怨伊拉斯谟不接待他，伊拉斯谟则在他出版的一本书里对此事进行了歪曲。最后胡滕致信伊拉斯谟，愤怒地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说这是对一个可怜的、没有希望、没有钱、没有朋友的人，所做的极为卑鄙的事情。伊拉斯谟于是猛烈地攻击胡滕，写了许多讽刺他的东西。这对胡滕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他无法洗清自己，于是胡滕继续流浪，但死神之手向他伸来。他到了苏黎世，但伊拉斯谟事先给当地的官员写信，要他们提防胡滕，说他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当地官员迫使胡滕离开苏黎世。他离开了苏黎世，来到一个小岛，不久就死在那儿。他死前供养着一个妹妹，死时衣兜里仅有一枚银币。他辞世时35岁，是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他的精神没能在文学中得到体现：虽然不乏精彩的勾勒，但关于他一直没有一个详尽的介绍。

关于德国的宗教改革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在下一讲里，我要讲一个我们更感兴趣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来继续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