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文学——歌德及其作品

在上面两三讲中，我们讲到了欧洲文化的独特现象，其中不得不谈到怀疑论，一直讲到它的最后表现形式：法国大革命，一个伟大但并没有得到全面理解的事件，它是怀疑论的爆发，是一种伟大的现象。我们看到，怀疑论这样一种东西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人不能生活在怀疑或否定上，只能生活在信仰上；人要从不管什么样的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特定的理论。法国大革命在它最后爆发的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它是对整个欧洲的粗暴扫荡，对整个世界来说，它是一团火，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尽管它令人害怕，尽管那场持续了二十五年的血腥战争破坏性很大，我们还是应该欢迎它：它是我们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代价。在那个时期，不管以何种代价，都必须摈除怀疑论。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和他周围的一切形成尖锐讽刺的对比中，它最终必须回到与自然的再次交流中来。因此，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其中蕴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借此，欧洲人再一次从逻辑的迷途和云雾中走出来，再一次把脚落在坚实的大地上。从这出历史剧第一幕闭幕至今已有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了 ㊟1 ，拿破仑从一个伟大的“全身武装的民主战士”，最后变成了可怜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野心和贪婪激怒了整个世界，最终被抛到圣赫勒拿岛上，成为上帝始用之、终弃之的傀儡和工具。那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现在在寻找什么是很有趣的，怀疑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远离人的思维的？我们是在推测一个更美好的、充满无限希望的新阶段吗？或者在这一阶段欧洲还会有怀疑论存在吗？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首先，我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如实地看待法国大革命，我们将会看到旧事物完全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预示它的一切东西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人们已经甩掉自身的枷锁，从压抑他们很久、粉碎他们生活的噩梦与麻痹中醒了过来。人一旦醒来，接触到大地和现实，就会像神话中的安泰俄斯 ㊟2 那样，重新拥有了力量和生命。如果我们回顾法国大革命以前和以后的欧洲历史，就会看到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政治风云即使变幻莫测，也仍在现实的控制之下。而且，除此之外，事物的精神层面也以现代德国文学流派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德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比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文学，都更加欢快的特征。

其次，我们看到凤凰涅槃的古老寓言是对这一情形的形象阐释。古人赋予这些寓言深刻的含义，比他们的任何哲学都要深刻。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寿命，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带着烙在它上面的变化与死亡法则。这就是凤凰涅槃的故事，一千年后周期性地变成燃烧自己生命的薪柴，然后从自己的灰烬中再生出一个新的凤凰，这是一切事物的法则。比如说，异教在它那个时代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东西，产生出许多勇敢而高贵的人，但到最后还是衰落了，蜕变成一种供人争论的哲学。接着便是基督教，因为中世纪在这一方面和古希腊的英雄时代相呼应，因此，正像荷马生活在古希腊时代一样，但丁生活在中世纪。同样，就像基督教的兴起一样，罗马异教体系（因为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和希腊人的信仰完全不同）被摧毁之后，接着便是它自身的多愁善感时期。这是一种反对周围邪恶的盲目抗争，其结果比法国大革命还要可怕，所有的野蛮人突然疯狂地闯入那个旧世界，那个世界已经被罗马人统治了很久，现在决心不再忍受那么一个低劣而放荡的民族的奴役。这些野蛮人聚集起来，冲向那个世界并占领了它，那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时期。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群众潮水般地冲了进去，他们不想饿死，不想屈服，就必须起来反抗沉重的压迫。这种情形逐渐引起注意，直到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它镇压下去。

然而，当这些事情已经发生过并被抛在后面之后，我们现在很自然地会问，我们面对的新的法则是什么？德国文学的意义何在？但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做出回答。德国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前面的阶段根本没有特别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理论能够提供给我们。构建德国文学的人有其他的东西要思考，他们的目的不是教化世界，而是以某种方式为他们的心灵找到一个栖息地，避免他们被这个世界压垮。但正相反，我在这儿看到我一直信服的要祝福、加倍祝福的现象，即人类并没有受到伤害，他们还有信仰，还能做一切事情。看到这一点，我要说这件事情能预示其他一切事情，它只需要有人来做第一次尝试，第二次再做它时会发现容易很多。

ent" aid="1ah">至于德国人独特的信条，很难明确地或准确地说出些什么。他们是如何想、如何感受的，如何试图回到英雄时代，如何做事的，只有在长期研究了德国人有什么值得讲的之后才能知道。无疑，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做那样的研究，不过我希望要不了几年，听众朋友们就能在不事先阅读德国文学简介的情况下，在这儿听懂关于德国文学的讲座。为了解释得更清楚，我只能想到《圣经》中的《启示录》，因为我想不出别的词来描述。对我而言，它就像从周围要把我吞噬的黑暗中出现的一线光明，那时我深深地卷入了维特式的烦恼之中，陷入了死亡的黑暗之中。歌德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打动我，这种东西存在于他的《威廉·迈斯特》之中。他在里面描述了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人才组成的协会，组织起来接受各种建议，然后做出反应。对此，他一开始用严肃的笔调来描述，但最后变得有点讽刺挖苦的味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关注着威廉·迈斯特，最初很巧妙地远远打量他，不想过早地惊扰他。最后，那个被赋予监管责任的人拉住他，开始向他讲述协会是如何分工协作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打动我的那件事，他告诉威廉·迈斯特，很多提建议的申请每天都送到协会，得到这样那样的答复，但是很多人只是求取幸福的秘方。他接着说，所有这类申请都“被摆在架子上，根本不予回答！”我读到这一点时感到很惊讶。我说：“什么！难道我一生不都在追寻幸福的秘方吗？难道不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它，所以现在才痛苦和不满吗？”正像有些人说的，如果我认为歌德喜欢悖论，认为这和他的诚实与谦逊相一致，我肯定会毫无疑问地拒绝它，但我不能这样认为。最后，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对，整个世界都错了，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幸福的秘方，他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还有比那更好的事情，所有成就大事的人，牧师、预言家、圣人，在他们心中都有高于幸福的东西引导着，那就是精神的清澈与完美，一种比幸福好得多的东西。对幸福的喜爱至多只是一种饥渴、一种渴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享受到足够的甜美。如果有人问我那个更高的东西是什么，我不能立即作答——我害怕出错误。我给出的任何答案都会有人质疑，我无法谈论它，除了称它是遗憾之外没有别的名字，因为那颗心感受不到它，那颗心里没有善好的意志。这个崇高的东西曾被称作“基督的十字架”，而那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的东西。苦难崇拜是古代英雄先烈的说法，是就所有的英雄遭遇、人类所有的英雄行为而言的。我并不是说把德国文学的全部内涵简单地归结为这一点，这样说是很荒谬的，但这是讨论德国文学的开端。正如威廉·佩恩 ㊟3 对异教信仰的看法，他认为基督教并不是要消灭真理性的东西，而是要消除错误，然后再整合起来。

因此我开始用充满希望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凤凰还没有完全燃尽，其灰烬就洒落到法国大革命之中，但在所有幸存下来的真实事物中，仍然有不朽的东西，因为未来总是充满希望的。安慰自己、帮助自己、支持自己是人的特殊本能，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做我当初所做的研究，但还没有以自己的方式（因为有许多种方式）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崇高的真理时，他就会急切地想知道它是什么，而且想要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它。

你可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看法。下面我接着讲德国文学中的两三个作家，两三个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德国的哲学家，对于德国的形而上学论者，我现在不做评论。我曾经对他们进行了很认真的研究，但发现我得不出任何结论。有人会说他们和休谟截然相对：休谟从唯物主义和感性主义出发，除了认为他自己是真实的以外，不相信任何别的东西；而德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从“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真理”这一原则出发，这就是唯心主义。为信仰寻求证据就像一个人在中午拿着灯芯草蜡烛寻找太阳，吹灭你的灯芯草蜡烛吧，他们说，你立刻就会看到太阳！但是我说，这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只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在把我快速地带进了不同阶段之后，让我最终放弃了形而上学。我发现形而上学完全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没有合适的开始，也没有合适的结束。我从研究休谟和狄德罗入手，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就趋于无神论，直面黑暗，信奉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如果我读康德的东西，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精神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儿物质。结果就是我所说的，我决心不再和形而上学有任何关系！

我要说的第一个作家是歌德。在任何时代，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在我看来，都是那个时代所能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他是一个思考人类灵魂的人，是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道德引导者。所有在他影响之下生活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因此，尽管歌德之后德国出现了许多作家，歌德仍然是他们寻求灵感的来源，他们从他身上获得了想要的风格。至于他的局限性，我说不出什么，我对歌德的看法就像对莎士比亚一样——在莎士比亚之后，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和莎士比亚相比。歌德不是莎士比亚，但在很多方面和莎士比亚非常相似，比如他的清醒、他的忍耐、他对人类理解的深度。歌德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你认可了一个虔诚的人，你也就认可了一个明智的人：一个人没有一颗有洞察力的心，就不可能有一双有洞察力的眼睛，否则人的智慧只能是间歇性的、浅层次的。因此，我必须说人们时常听到的“某某人是个智者，但有一颗卑鄙的心”是完全不可能的，感谢上帝。道德是我们智慧的卫士，如果邪恶和智慧连在一起，就会经常是由恶魔来掌管我们所有的事务，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莎士比亚的一切都散发着智慧和道德，在他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整体。因此，如果你认可了歌德的价值，你就认可了他的一切。的确，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发现他的伟大，我们看到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至今仍然是欧洲文学的源泉。歌德本人不久就完全从中走出来了，在认识到一切都是错误的、无意义的、卑鄙的、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他决心再真诚一次。如果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他就应该完全保持沉默。因此，那之后二十年，正如我们看到的，整个德国都在发怒，所有的人都成了绝望的、满脸胡子的愤世嫉俗者，而歌德保持着他的平静。对他来说，荣誉不能和自由的心灵相比。他的下一部作品是《威廉·迈斯特》（因为《浮士德》严格说来是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的作品），于1795年出版。这是一部奇特的书，尽管它没有像《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引起狂飙，但甚至比《少年维特之烦恼》还要奇特。

这个时候，歌德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整体——他振作起来，调整自己，适应他不能救治的东西，而不是自杀性地把自己碾碎。但此时他身上还没有同情。看到这个时候理想的艺术、绘画、诗歌在他眼里是最高贵的东西，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很令人惊奇的，甚至没有对上帝的肯定认可，只把它视为一种顽固的力量，这确实是一种异教认识。但歌德仍然有一点信仰，即信仰自我，这是所有信仰中最有用的。当歌德的力量达到最高点时，他相信自己，他的心变得更加高贵，更加关注自我（因为歌德过着平静的生活，过着人类所能过的最平静的生活），由于独处而更加严肃，讲话带着最虔诚的语调，对世界上所有真诚的东西都予以认可。

比如在《威廉·迈斯特》第二部中，他在将近70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其中有一章被视为是有关基督教的最好描写，在别处我还没有发现有比这更好的。我从中引用精彩的一句用以描述基督教——“对苦难的崇拜”，另一句有歌德风格的话是“极度深重的苦难”。在他写的最后一部书，从诗的角度看最有影响的一部书——《东西合集》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虔诚，虽然它是以伊斯兰教徒—波斯人这种系列形式展开描述的，但它的整个精神是基督教的。那是歌德自己的灵魂，一位年迈的诗人来回踱步，吟出他对各种事物的感受。随着写作的深入，它变得越来越美好，充满一切优美的东西，听起来就像“仙后骑马外出”时的铃铛声。所有的一切最后形成歌德对事物的普遍看法。但我们能看出，他说出的还不到他想到的千分之一。实际上这是他主要的魅力所在，他拥有这样的智慧：该说的就说出来，不该说的就保持沉默。

说到歌德，我们必然要想到席勒。顺便说一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谈到人们偶尔对歌德的反对意见。人们对伟大的作家缺乏应有的理解，这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不是说歌德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看法很重要，但他们对歌德及其性格的看法却有很大不同。关于歌德，令人奇怪的一种说法是：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显得“太高兴”，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令他惊讶的指责！对歌德尤其如此！歌德告诉我们，在青年时期，他常常想象着用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如果歌德愿意，他可能会像这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悲惨的一面，但是他明智地把自己的悲哀掩藏起来，或者说悲哀是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他不得不做的工作。因此，当有人看到他的画像，大声叫道“瞧，这个人多么悲伤”时，他会立即回答：“不，他只是把苦难变成了有用的工作。”对歌德的另一个反对是：他从不卷入当时的政治漩涡，从来既不做改革者，也不做保守派。可是歌德不让自己卷入这些痛苦的论争是对的，如果期待歌德这个天才那样做的话，就无异于让月亮从天上走下来，仅仅变成街头的一支火炬，最后熄灭一样。

与歌德相比，席勒受到更加普遍的敬仰。无疑，席勒是一个高贵的人，但是他的文学才能无论哪方面都要比歌德逊色。席勒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骑士精神，即歌德所说的“自由精神”，为了自由，永远挣扎向前，正是这种精神使席勒写出了《强盗》。歌德说他的“体形和走路的神态显示出他对自由的挚爱，一点也不能容忍奴隶制度”。他不仅对人这样，对一切事物也是这样。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如果席勒没有遇到歌德，他就可能写不出一首好诗。他们相遇的时候，席勒刚写了剧本《唐·卡洛斯》，这个剧本充满着听起来高尚但实际上令人惊讶的东西。剧本中的主要人物门多萨从头到尾讲话总是很有气魄，很有气势，被形象地描述为像一座“灯塔，高高矗立，极目远望，而又空洞无物”。事实上，他的讲话方式非常像当时的人们——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党人谈论“人的快乐”以及其他东西时的腔调。席勒当时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在他厌倦了这种写作形式之后，就不再创作诗歌，而且很明显是永远不再创作诗歌。他写了几部很好的历史书，此外没有做别的事情。

比席勒大10岁的歌德就在这一时期遇见了席勒。他并没有主动去接近席勒，事实上，他说自己“讨厌席勒”，尽可能地躲避他。席勒也不大喜欢歌德，觉得歌德太冷漠了，所以也是尽力回避他。然而，他们碰巧走到了一起，彼此建立了友谊。这要归功于席勒，席勒主动接近歌德，向他请教，从他那儿得到指点。然而，席勒身上总是有一些隐士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试图把生活中伟大的一页写进诗歌，而是宁愿退到角落里，慢慢地咀嚼它。他太热心，太躁动，使得他耽于病榻，不能够和世界和谐地相处。他晚年常常在花园里度过漫漫长夜，不停地喝巧克力酒（我不知道的一种饮料）来放纵自己。读到这些不免令人悲哀，他的邻居经常看见他在花园里大声地叫着、舞动着，写他的悲剧。他的健康由此受到很大损害，40岁时就去世了。

席勒身上有一种高贵的东西，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对真诚和公正的东西充满了善意的同情。最后，他还有一种沉默的品格，他放弃了关于“人的快乐”的谈论，而是试图看看他能否使人们更快乐。因此，在遇到歌德之后，他的诗写得越来越好，《威廉·退尔》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整个作品流淌着欢快的调子，对阿尔卑斯山牧人的描写极为细致优美。这部作品带有瑞士风格，至少其中有些段落颇具那种风格。它应该在第四幕完美地结束，第五幕是后来加上的，因为那时的戏剧规则要求他那样做，这可能会被视为败笔，但对读者来说不算是败笔。

关于现代德国文学，我要谈的第三个伟大作家是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里希特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作家，的确，他看起来比以上两位更伟大，但在我看来，他远不如歌德。他一生凄苦，在那些为歌德悲叹的人看来也够悲惨的。我不是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快乐，我想说的是，他没有像歌德那样完全战胜苦难。歌德是个坚强的人，像山上的岩石那样坚强，但是也像岩石上的小草那样脆弱，不过也像它们那样生机勃勃，充满阳光。里希特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half-made” man)，他与世界抗争过，但从没有获得过彻底的胜利。

但人们还是喜爱里希特。事实上，如果人们能够读懂他，他是最受普遍喜爱的一个人。可那只是一个伟大的假设，因为就像歌德的风格是最好的一样，里希特的风格令人迷惑和费解，歌德的风格就像色诺芬 ㊟4 的一样非常和谐，但要比他深刻得多。正如歌德是德国作家中风格最好的，里希特的风格是最坏的，他想要表达的有一半表达不清楚，那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奇怪的、喧闹的风格，就像从来没有用斧头砍过、互相缠绕的美洲丛林，里面根本没有路。就我来说，我试图一遍又一遍地解读他，直到我获得成功。最后，我终于理解了他的思维方式，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会很容易地理解他。他的风格非常华丽，不是清晰的声音，而是像瀑布穿越原始森林的声音，这种声音深入到人的内心。里希特是一个伟大的人，有一颗伟大的心，有不同寻常的性格，这一切尽显在他的生活方式之中。

里希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在他小的时候就死去了，他由母亲照料长大。他的母亲很愚蠢，把他从祖辈那儿继承的遗产全部挥霍干净。里希特在25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那时，他性格古怪，身上有一种矫情。他不仅没有掌握足够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他所掌握的那些也不够好。在他眼里，教授们的性格都很懦弱。然而，他在那儿遇到了欧内斯蒂，一位著名的学者，里希特非常尊敬他。不过他的大学生活很贫乏，他说：“囚犯渴望得到面包和水，我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他得到了足够的水，但没有面包。不过，他还是快乐的，从不屈服，他保持着平静，继续抗争，决心等待时机。他的机会来了！大学里的人认为他疯了，但他不久就向他们证明他不是一个疯子，因为他激励自己，写出了很成功的书。我建议你们中懂德语的朋友读一读他的小说，克服他那难懂的风格，去认识他。他有很多优点，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快乐，在里希特的心里有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德国作家更多的快乐笑声。从某种程度上说，歌德有一点，席勒也有一点，而里希特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快乐当中。那是一种深沉的笑、狂野的笑，与此相连的，还有最深刻的严肃。因此，他的梦和但丁的梦一样深刻，是毁灭的梦，也许，除了《圣经》的预言书之外，没有什么能超越它。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作家，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他们了。怎么办？我只能请朋友们自己去认识他们，去发现这些作家身上信仰的本质。你们会在他们身上发现不只是一种理论，不只是行动的展示，你们会发现他们在走动，这比理论和行动的展示要好得多。

对于我们未来的前景，我想啰唆几句。我认为，我们很有理由寄希望于未来，伟大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相信明智的人会继续忠实于这个世界。当我看到人们还处在深深的苦难中时，这种希望给了我信心：因为我感到我们有可能获得自由，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相比，政治的解放只是一种空谈。我们要努力争取获得精神的自由，不再继续生活在一种盲目的感性主义和自我主义之中，而是成功地突围出去，获得自由，从噩梦和麻痹的状态中走出来。我希望里希特在18世纪末所说的话，将会在我们所处的19世纪变成现实。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段落，我必须送给你们。里希特一直说他希望在欧洲历史的门槛上，能镌刻上类似于俄罗斯人刻在德本特 ㊟5 铁门关上的话——“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之路”。同样，在记录着大事的大门上，他也能读到“这是通向美德之路”。他继续说，“但是，仍需要斗争，现在是夜里十二点（确实，这是个可怕的时刻），黑暗中的乌鸦已经展开翅膀（邪恶和歹毒的事情正在孕育），幽灵在空中游荡，死者在行走，活着的人在做梦。主啊，永恒的上帝，要给世界带来曙光”。

没有比我重复里希特的这些话来结束这次演讲更好的了：“主啊，永恒的上帝，要给世界带来曙光。”

现在，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和你们说再见。再见是任何时候都令人伤感的一个词，而这次是加倍地令人伤感。当我思考你们是谁、我是谁的时候，我禁不住感到你们对我是那么的好！我不能说我自己有多好，可是我要说你们对我就像听众曾经对待演讲者一样友好，我对你们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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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到卡莱尔演讲的1838年。

◎ 安泰俄斯(antu?s)：[希神]巨人，只要他身体不离开土地，就能百战百胜。后来被赫拉克勒斯识破，把他举在空中掐死。

◎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一对同名父子，这里指儿子威廉·佩恩，北美殖民地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同时也是贵格会的主要支持者和宗教改革家。

◎ 色诺芬(xenophon)：古希腊将军、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门徒。在进攻波斯的战役中加入居鲁士二世的军队。居鲁士死后，他率领希腊军队到了黑海，这次严峻的经历成了他写《远征记》的素材。

◎ 德本特(derbent)：也译作杰尔宾特、德尔本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高加索山脉附近、里海沿岸，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波斯管辖期被命名为“里海之门”，希腊时期又被改名为“亚历山大之门”，到了奥斯曼时又被誉为“高加索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