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
季札之贤，尝见重于孔子，故古今宗之无复，改评者不知何物？刘绚乃敢妄生臆说，轻肆讥贬，谓札辞国生乱。胡安国诸人识趋庸劣，既不足以知贤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绚为程氏门人，其言必有所受剿说雷同牢不可解，虽不足以浣季子之脚板，而实足以涂后学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盖父子相继，国家常理，间有兄终无后而弟及者，礼之变也。吴之事则异乎？是寿梦之欲致国乎？季子其意虽善，其事则逆乱之道也。季子于此盖见之明，而处之当矣。僚与光皆尝致国乎季子？季子卒不受之者，匪惟守吾之节，盖以知彼之有争心也。何也？僚固不惮于袭，光固不惮于弑，而何有于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二子，故二子外让之以为名，而内不失其有国之实，故无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偃然当之，则凯觎之怨生，而攘夺之祸起，是诚为国生乱矣。不知刘胡诸儒又将何以责之也。虽然，此即让国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贤则不止此，季子盖有道者，下圣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齐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许之以为仁，孟子称为圣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齐而道过之，盖兼清任和而有之矣。观其御命出使，翱翔上国，取前代圣人之礼乐，而题品之不爽锱铢，而又所至之处，群贤景附，心悦诚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虽以孙文子之无礼，一闻锺声之论，终身不御琴瑟，此岂可以袭取而强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击道存与天为徒者矣。迨其晚年寿考维祺，如鲁灵光巍然为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终，苏子瞻以为仙去，盖诚仙也。愚以为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间法，两无遗憾。其黄帝老子之徒欤？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氏论黄池书，及之义得之，至驳汉唐，云云。乃为当时高宗事金而发未免，矫抑过当恐非定论。匈奴于汉本非臣属，呼韩因其国乱款塞来朝，若以臣礼待之，后来叛服不常，将何以处？萧望之所见，贤于人远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为非，愚窃谓书生铅椠之谈，自有志于天下。豪杰视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故太王勾践以小事大，汤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计。要之能保国与天下而已。三国赵谘称其主吴王之美于曹丕之前，历数其事，而终之曰：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所谓略者，阔大简略之意，盖以为此小小礼数，不足计较，姑与之取办吾事而已。世民父子乘乱崛起，欲大有为于天下。而突厥地逼兵强，势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借其援，盖深惧彼之挠其后也。太宗之略正在于此，后来除凶雪耻，志愿已酬，乃为自悔之言，其实以自张也。书生不知，遂执为定议而贬之，云云。痴人前果不可以说梦也。鄙哉！英雄所见，众人不识匈奴，与汉久为敌国。至宣帝之世，其国始分，势始衰，故呼韩邪款塞来朝，实出汉人望外萧望之欲。位之诸侯，王之上，盖待之以不臣之礼，所以外之也。外之则彼将来或叛或服，皆不足为中国轻重矣。其见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称臣，借兵于突厥，似于中国之体小屈，古今人皆能议之。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践不事吴乎？顾后来何如耳！太宗亲俘颉利可汗，除凶雪耻，志已伸矣。可谓有光于太王勾践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晋之事，然其失不在于敬塘，而在于重贵，盖敬塘之谋实唐高之故智，而重贵昏童孱主乃不足以当。世民厮役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开运之祸也。说者此等处往往不究，其始末兴衰之极，而轻肆诋议，如胡文定所云，恐不足以为古人断案。故略条愚见于此，别为读史者详之。
《卫兵之弊》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卫兵之弊极也？曰：虚名而无实也，有损而无益也，百害而无一利也。何也？今总计天下实在卫所官军之数，犹逾九十万。除西北诸边兵，约三十万稍得其用。其两京及腹里六十馀万徒为赘物而已，徒为耗蛀而已，非特徒为赘物为耗蛀而已。而且易为乱阶，有司给粮稍不如期，辄群起诟噪思欲为变，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无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语云：养军千日，用在一朝。今国家仓廪大半费于兵，不惟无一朝之用，而且伏无穷之祸胎焉。语曰：兵以卫民。今有警，惟恐折伤官军，顾驱乡兵，募打手以当寇，反役民以卫兵焉。呜呼！有兵如此不如无之，兵而无用曷若已之？而议者犹忧军伍之不充，每司府州县各置清军官，而岁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谓今每卫纵使清勾填补，充满旧额，亦不过徒增赘物，徒增耗蠹，徒益祸胎，事竟何益？故愚以为不若罢军勿清，停清军官勿置勿差，而从事于选取民壮之制，以仿寓兵于农，斯为更化善治可久可继。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丘文庄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旧而坏者，必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二者，诚切喻也。愚为此议似骇世忤俗，然实变通之道不得不然。为国不寓兵于农，终为苟道。呜呼！非渊识远虑，洞察治体，不拘挛世习之士，未必不以愚言为狂矣。
《议处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于裁减世袭，整饬武举。武举当别论之，至于世袭，在核其功之真伪，定其勋之大小，以为袭之久近而已。如系开创功臣子孙，但得真实，不分大小准令世世承袭。其馀或靖内难，或御外侮，虽系实功，亦与开创不同，必须量为递减之法以限制之。如指挥则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为千户，三世降为百户。如此递减，五世之后，还于行伍矣。既不失报功之典，又不塞贤才之路。卫所有缺，兼取武举之人以补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袭，武选岂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则前已言其概矣。
《元佑会计录》
若录今日之计，必别立条贯，子由之目难尽法也。当略仿元和之意，一曰郡县，以稽疆域广狄；二曰户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赋，以稽租税增损；四曰杂课，以稽山泽关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计入者也。五曰储运，储以稽郡县存留之数，运以稽起运两京各边之数；六曰经费，以稽供御军国俸禄大小诸费之数；七曰币馀，以稽经费馀财，每一朝终则通计焉。以上三者，所以计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为子目焉。每朝为一书，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须考究精细，该载无遗，向后岁岁依式书之，候终则通类成帙。如此则量入为出，经制有定，上不敢妄费，而下不敢妄征矣。
《清军之弊》
所谓拂民，云云变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干连；有一军缺而致死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还之原伍，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必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迩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鬻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军伍之役，重之以供馈之烦。行赍居送，无地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殚力竭，非死则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计，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弭盗》
弭盗之术，圣贤明训昭然，似无容议矣。然愚见窃以为未然者，盖尝稽之往事，参之见闻，乃知盗贼不尽出于饥寒，而饥寒不能驱良民以为盗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则纵饮博以荡其产，既则肆强暴以快其凶，积习既久，过恶贯盈，遂相聚而为标劫之事矣。正所谓有勇而无义者也。幸而扑灭之早为祸犹轻，否则延蔓滋甚，蹂躏中原，摇杌社稷。汉之赤眉、绿林、黄巾，晋之孙恩、卢循，唐之黄巢、朱温，宋之王则、宋江、方腊，近日之刘六、刘七、杨虎、鄢、蓝皆此类也。是岂饥寒迫胁，弱小细民之所能办哉！间有一二与其中，不过驱掠协从不能自拔者耳！非其本其谋之所能及也。其馀鼠窃狗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饱，足以满其欲矣。焉能为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时，以寇贼奸宄与蛮夷猾夏并称，而通属之士师，而成周亦以诘奸慝、刑暴乱为司寇之职，皆所以严其禁防，杜其渐习，以靖乱于未然也。若夫开衣食之源等事，乃惠养齐民之常道，禁暴止乱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为季氏，而发所谓夫子有为之言也。执此以为通训固矣。
《固本》
庚戌之秋，虏众犯我都城，则相顾错锷，无能为驱逐之计。幸其志无他，唯在抢掠饱欲，菌载迤𨓦而出。馀道经涿鹿、河间，询之父老，咸称虏虽强众，中国逋逃什居七八，民则困于有司之征派，军则苦于债帅之诛求，妻孥冻馁不能聊生，辗转死亡莫为轸恤。故甘心异类，北走匈奴为其向导耳！当事者若能少宽一分，则彼虽禽兽，谁无怀土之情？而沿边诸处，自将鼓气奋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烦九重北顾之忧，而虏人不敢南牧矣。馀因重有感焉。惜心无穷而分有限，不能为之所也。迨历浙东见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绿沿海穷民为输将所迫，始则投势要以通番，继乃邀番人而入寇，与西北事情如出一辙，乃知昔人茧丝保障之说，诚为有见。而卖剑买牛者，盖必有所作为而致之奈何？今之为民牧者，平时既无以及民，一遇有警，辄又多方科扰，是何异灌膏而救焚，导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内变且作。当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为深长之虑，而蚤为固本之图哉！
《虏情论》
嗟夫！自北虏桀鷔以来，内而庙堂之所拟议，外而总镇之所经营，盖亦竭天下之思，不遗中国之力矣。施为次第，讲究归极，固可按而知也。是故虏情前后巨细之不同，而我应变规画偏全之各异，要之即往可以证今，因今可以垂后也。夫自虞台失利，虏人肆欺，而又重之以云中之变，叛人悉心为彼向道，虏遂移志谓可凭陵。于是大举则深入。小举则近入，边事纷纷，无有宁日。然小举不过其本路，大举亦不过宣大两镇而已。大同之寇多，始于瓮城、怀仁而极于朔、应、山阴；宣府之寇多，始于张家堡、膳房口而极于东西二城、蔚州，广昌。自己亥一岁三犯，镇兵不支，虏遂以宣府为残破，而以雁门为不足驰矣。于是连年大举直抵太原，声动平阳，气淩辽沁，由是西而泽、潞，东而直隶，千里骚然，竟图守御，此虏情一大变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则多霖妨其驰突，秋深则无禾靡所因粮。故甲辰之寇，则复舍置山西，专声畿内，一入蔚郡，径薄广昌，以为紫荆而南，甲马既稀生养，复庶可全得，志不复间关。由是京都震警，防御四出，此虏情又一大变也。故曰虏情前后巨细之不同也。国家之御虏也，自成化、弘治以来，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赐、阳和诸口，皆常经理以为虏冲。庚子以后，太原怵于凶焰，平阳亦慑先声，山西置将招兵动以万计，岁运奏讨与宣、大同。而北直隶之筑堡乡村，河南北之屯兵渡口，日继一日，督责相先，此御虏一大变也。逮其改虑，复轸京师，紫荆、倒马屯以重兵，宣、大诸边千里摆守，未秋而集，既冬未弛，步卒倚戈于墙，马兵连营于内，粮刍犒赏以百万计，姑备目前罔知税驾。此御虏又一大变也。故曰应变规画，偏全之各异也。夫饮竭于敝卮，补漏即止；江浊于行潦，澄源乃清。虏之所以南犯山西，东声畿辅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补，而源未清也。紫荆、倒马是曰近畿，重兵守关亦无不可。而山西之征调纷纷，内垣重摆，东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算之过乎？宣大既系要冲，宜谨哨探迎战于近边。击邀于既入，亦无不可。而设险未周，过株是困，长围罗列，动以逾时，或者颁之疏乎。惩庚子之深入，则内垣之扰不辞；鉴甲辰之掣，兵则外边之摆愈久。时势逼迫，左右为难，此智勇之深忧，豪杰所自失也。三二年间，督府输诚布悃，不惮于履危补弊，救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颁乘塞之节度，则役必有程定；援救之便宜，则兵不虚设；并守之议建，则外边之备严。而三镇笃同舟之济内，调之兵减，则不经之费省，而边境渐之。兵可谓极，润色以从，权遵时宜，而合道者也。观者但知夫转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绩，而莫念通变之苦心。于戏！即往可以证今，因今可以垂后，异世之下其尚多感也夫！
《北伐论》
国初之北伐也，将笃于万全，士奋于百战。中山纡谋，策保保为必斗之兽；岐阳奋勇，期和林为必覆之巢。今考之自开平之定大同，谢彦之取东胜，凶门数凿。革车更驾大举于伍年之分道，极锋于七年之穷追，然而捷报日闻，虏终不尽。且岭北之战，大将壁守，桑奇之返，全军几危，存道陨于断头，良臣歼于土剌，则亦可谓难矣。夫国初诸将，雷击风扫，前无横阵，而顾数数于此，何邪？于戏！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军>仆之患。亻焦苏稍后，或虞于断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今以数万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藏荻，戒心日警，鸣茄鏦镝，事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于戏！施之中国，则一战之捷易立，而伐国之功难成；施之外夷，则保险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画难讲。此鄙人所以有区区之论也。或曰汉武事匈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汉武承文景之后，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兵虽数捷，而右军之陷，前军之降，不自偿也。
国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皇祖志在于保民，将臣亦虞于兵衅，是故有犯则战，未尝弛严；小衄则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癃以天年，起疮痍于衽席也。则夫当时之长算，得非万世之永辙邪？馀惧夫侥幸者，不忍于边尘之数警，而轻为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慎言之。
《明法用间》
明法曰：切见北虏屡寇边陲，沿边诸将无敢当其锋者，幸而虏自解去，正宜乘此机会，日夜选练，以俟后举。臣观火筛虽号桀黠，然比古之冒顿、元昊不足。方其万一使吾将良士练，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故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乱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深可畏也；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自虏为患，求将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才略；文臣之中，素负韬略者，岂无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驾驭之道，赏罚二者而已。赏一而百，劝赏当功也；罚一而百，惩罚当罪也。比年边臣冒报，皆得升级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拔张俊为主将，则人知劝矣。马升、秦恭问拟斩罪，则人知惩矣。然拥兵不进，如副总兵姚信，则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罚异，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间曰：火筛本小王子部曲，素称跋扈，今乌合而来，外虽相合，内实相忌，此则有间可乘也。今宜榜于边曰：有能得火筛之首者，赏千金，爵封侯。小王子旧常入贡，宜遣通事责以大义，若与同好然者，则可使之互相嫌隙。然闻廷臣亦掌有建此策者，众以为迂臣，则以为三军之事莫重于间，盖纵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而携其党也。
《徙戎》
颉利既擒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来降者尚十馀万。诏议处置之道，群臣咸言突厥扰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者也。请悉籍降口纳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中书令温彦博请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秘书监魏征曰：突厥鸟兽野心，非我族类。今其来降，不忍诛灭，当遣还河北。夫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不欲使近中国也，奈何以河南居之？今降者十万馀，若假数年孳息应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万物覆载而全安之。今突厥归命，不加衰怜而弃之，非天地之义，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谓处以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将怀德，何叛之为？徵曰：魏时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用，后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彦博曰：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馀，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长入宿卫，何患之恤？中书侍郎颜师右、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皆言宜处之河北，树立酋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抗衡。中国长辔远驭之道也。帝主彦博说，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分处之。于丰、胜、灵、夏、朔、代之间建顺、佑、化、长四州，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云中，二都督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伍百人，奉朝请者复百馀人。
自幽州属灵州，其蔓滋矣。是故汉四郡之旧，唐不可复见也。尝谓唐臣之议突厥纳之兖、豫，是谓忌而不弘，委之河南，斯则纵而遗患。魏徵遣还河北之言，师古国小权分之说，圣人复起无能易也。于戏！可以为而不为，太宗是也；不可以为而为之，王莽、杨广是也。将戎患有冥数邪？胡相值之左邪？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帝亦患之，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岂滋荣？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于是赐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为泥孰侯利可汗，使率其种落还旧部。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赐薛延陀玺书，令无相抄掠，且曰：碛北延陀主之，碛南突厥主之。思摩渡河建牙，故定襄城。
《京边军》
京边官军，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应援。今无事而调，一不便也；京军备边，不习战阵，难保必胜，亏损国威。二不便也；京军出京，骇人耳目，传闻各处，未免惊疑。三不便也；京军出外，倚恃强势，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强买货物，奸污妇女。将官护短而不肯禁，边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边军在内，狎恩恃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纵之愈不可制。五不便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之不宜，或盘费供给之不续。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滥无纪极之费。七不便也；往来交替，无有宁息。仓卒之际，或变起于道途；厌倦之馀，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营之空虚，见中国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师北门，御虏十分紧要，凡此一事不便数端。今满朝之臣以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辅导之地，若阿谀曲从，是满朝之臣皆有为国之心，而臣等独当误国之罪，虽万死不足赎矣。
《应援》
兵部尚书王琼建议曰：十年虏寇延绥，兵调固原，分部不明，遥制不审，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绥三镇，抚镇各先整饬奇游兵马。虏不渡河，则延绥听宣大调用；虏如渡河，则宜大听延绥调用。无得先期以费储备，后期以失事机，此恭襄公经画也。尝考之故牍，询之土人，正德年间补固漏隙，扶持倾侧，公力多焉。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潘浩之失机，主朱振之简阅，即生口以度虏情，稽道里以谨征调，是皆不可忘也。
《募民实边》
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擒，屯则卒积死。今胡数转牧行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救则边民绝望，降敌救之，才到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数年，中国费苦，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发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徒实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乃止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与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与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且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顾不美哉！从之。
三代以下，得御虏之宜，养锋蓄锐，不耗内而善防外者，君莫如汉文画御虏之策；知彼知此，尽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错。以今观之，去彼岁年何啻千百？北秋之兴亡强弱，亦几易种矣。而其所言固凿凿可见之行也。于戏！团结之力，十倍于征；调转输之苦，百倍于屯田，安得错也？与之极论乎？
兵莫便于土著，莫不便于遣戍。何者？山川险易，知谙之不悉也。水土风气，习染之不一也。家室坟墓，顾籍之不专也。离旷忧思，劳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涂期废于番易；法挠于逃逋，弊积于顾役。于是部伍如传舍操卒，尽市井矣。而其转输之难，尚不论也。于戏！慎抽选以严土著之兵，广屯田以省转输之费，二者缺一不可也。
《边郡内郡说》
边郡者内郡之捍蔽，内郡者边郡之本根。理势相须，而胜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灾既定，合宫受成，中国之治极矣。时则荤粥远逃，蚩尤就戮，邑涿鹿以为都，登釜山而辑瑞，边境亦极治焉。青鸟失刑，黄竹兴悼，中国之乱成矣。时则三胡内侵，戎篚不至，烽燧交于骊山，左衽处乎伊洛，边境亦成乱焉。以至后世赵籍主父之威，则富国而斥胡秦；遭土崩之势，则废塞而缩地。西汉之胜也，辟榆中以置郡，并阴山以为塞，而一经莽篡，边土分崩，常山居庸，民户内徙矣；东汉之胜也，南虏比于藩臣羌卑杂于编户，而一遇卓凶，边民流徙，云中、五原并为一郡矣。故夫承平之日则边土须养于内郡，往往有割肉医疮之嗟。有事之时，则内郡播祸于边土，将四溃横流之不可救矣。故夫深国家之虑者，培本根以及捍蔽，而轻重以制其权藩，捍蔽以庇本根，而缓急以措其用。于戏！是之谓保大永安之道也。
《宿卫》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诸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宋太祖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疆，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即此一事，宁不为今时之所急乎？
《井牧》
长山先生胡翰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万民。故天下之利，圣人不私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后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汉始有名田之议，犹古之遗意也；又其后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犹古之遗制也。先王之遗制、遗意，由秦以来，仅一二见，又皆行之不远，天下之民益敝敝矣。为政者，南面以子万姓。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孰无是心也。而讫莫之拯焉。方汉承秦苛虐之后，民新脱去汤火，未遑苏息，高帝因而抚之。逮及文景之世，国家晏安无事，宗戚大臣凭藉贵高之势，争取美田宅以为子孙利益。郡邑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赀累巨万，治生产畜牧，膏壤十倍，上拟封君编户之氓，无立锥之地，则卑下之为役为仆不暇，顾其身贫富不均，势所驯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过制也。其后师舟、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议者以三十顷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过矣。晋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亩，丁男女有差，有国食禄者有差。或十顷，或五十顷，兼以品荫其亲属，自启讦端矣。民无恒产，不能制之专事，要束之间，不劳民骇众，坐获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过为兼并之闲耳！非有资于畎亩，细民能无不足之患也。故名田虽有古之遗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华夏之主也，其得民非归马放牛之时也。以魏国之大，独能均其土地，审其经术，差露田，别世业，魏人赖之，力业相称，北齐后周因而不变。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为口分、永业之制，而取其租庸调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而率倍之。口分八十亩而不倍，惟岁易之田倍之。永业即世业也。夫家受而不还，皆二十亩，所以课莳桑麻也。民有多寡，乡有宽狭，田有盈缩。狭乡之民受田半之，为工商者不给，而在宽乡者给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给之三十亩、四十亩，虽不耕不可无养也。当户者益之二十亩，虽已有田，不可不优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贫不得鬻，富不得兼，犹惧不能守吾法，而乃听民鬻永业以葬，鬻口分以迁。是以小不足而大乱法也。何救于敝赈穷困，贫民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为之？鬻而加罚。永徽之禁抑末耳！议者如宋刘敞，又以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土旷人稀，其田足以给其众，民获其实。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无闲田给受，民不获其实，徒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开皇十二年发，使均天下之田，狭乡一夫仅二十亩。隋之给受，何加于唐也？唐虽承平日久，贞观开元之盛，其人户犹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无实也。敞言过矣。但狭乡之民多，而田不盈；永业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陆贽所谓时弊者，势驯致也。时敝则法亦敝，故均田虽有古之遗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有洫，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都有浍，地方百里是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间有遂，遂有径；十夫有沟，沟有畛；百夫有洫，洫有除；千夫有浍，浍有道；万夫有川，川有路，万夫之地三十二里，治乡遂者以之。孟轲氏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盖二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异数，而内外相经糸常焉。王畿之内，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六乡六遂居之，六遂之馀地为甸地，距国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为稍地，距国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为县地，即小都之田距国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县地之外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国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亲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则出地贡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树艺，一夫税入于公。孟轲氏所谓，皆什一者是也。乡遂之地，采五十亩或百亩、二百亩，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异而实同也。地有肥硗为之井者，必有牧以济之，所谓采与易者，则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变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达于天下，虽有山林川泽不可以开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贡助取之，诸侯之国可按而定也。楚人东南之要服也。蒍掩为司马、度山林、鸠泽薮、辨京陵，表淳卤，数畺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赋，况中国之地无山林泽薮之阻，无淳卤畺潦之患。原隰衍沃举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为贡，商人用之以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经邦国。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书，其不合者以孟轲氏为之权衡，岂不较然也哉？故尝以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产，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并耕，劳逸巧拙不相负，齐民力二也；养生送死有无相赡，通货财三也；货财不匮，富者无以取赢，绝无拜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无横钦五也；比其丘甸革车长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军实六也；一同之间，万沟百洫，又有川浍，戎马不得驰突，无边患七也；畎浍之水，涝则疏之，旱干则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壮皆土著，奸伪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习诗书，俎豆养老，息物成礼俗九也；远近共贯，各安其居，乐其业，尊君亲，上长子孙，其中不烦刑罚而成政教十也。一举而十者具矣。何惮而不为乎？其谓不可为者，盖亦有二焉。丘甸县都其间，万井为沟洫者，又万计包原隰而为之。穷天下之力，倾天下之财，非数十年之久不克，责于成也。非大有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浇伪之风炽，恭俭之化衰，功利之习胜，经久之虑少，侥幸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犹有挠之者。况使尽弃其私家之产乎？以均田授农民，犹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齿滋众之时乎？怨归于上，奸兴于下，此不可为者二也。以馀论之，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为亩，汉人益以二百四十为亩，北齐又益之以三百六十为亩。今所用者汉亩步也。今之五十亩古之百亩，汉提封田万万顷，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泽不可恳，馀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皆可恳。元始初遣司农劝课，定恳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是时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以田均之，计户得田六十七亩，古之百四十亩也。家获百四十亩耕之，未为不给也。加之简稽，则工商禄食之可损者，又不知其几也。虽唐盛时永徽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至开元七百八十六万，亦不汉过也。以天下之田给天下之民，征之汉唐，则后世宁有不足之患乎？田无不足之患，则取诸民以与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将先吾民而为之，孰不晌应于下也。秦长城之役袤延万里，堑山堙谷，暴兵三十万。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馀万，郡邑之民发谪徙边者又岁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诽未闻有一人违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悦也，亦何异于乡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劳者不永逸，欲长治久安而不于此图之，亦苟矣，唐太宗尝读周官之书，至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负有为之才操可致之势，其时又非难也。封建议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复，君子盖深为唐惜之。吾闻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生与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生，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上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管商之法孰与先生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齐秦举国听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为之以纪人事，经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无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赏罚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论名田不若均田，均田不若井田，井田之行有十便，虽有二敝，不足泥吾事，况田数、民数正相当。但在上之人，审所使而行之矣。
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区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矣。其实至论也。后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为封建不可非。区博言井田难行，而张子厚以为必可行。其说孰是？曰：孔子论继代曰：损益可知。孟子论为国曰：润泽在子。使孔孟生于三代之后，其损益润泽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谓生今反古也，亦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后法弊，民得转易而有田矣。多少不等，贫富不齐，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犹以国初授田之法税之？故杨炎变为两税，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是也。田不过割，则主客难别；不论贫富，则丁中不分，安得不变？后世有谓唐租庸调法变而取民之制坏者，盖不究其始末事体而漫言者也。
凡立州之意有重，其御以镇治有接，其权以系远有专，其任以固畿有分。其势以防边，今或因袭以失其真，或擅更以谬其举，顾名正义循实而鼎新之耳！
《驿传》
驿传之弊，至此云极。官无关而借关，关得借而滥借。既惜待士之费，遂成自便之风。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岁约关三千，不二十年乃今及万矣。且舟制愈大挽，卒亦三倍于前。
陕西京兆驿支费特繁，其丞岁获数千金。良乡固节驿、河间瀛海驿、景州东光驿、肇庆崧台驿、韶州芙蓉驿之类，亦次之。大要是马递之冲者，省国财济马卒，不可无处。
《海防》
沿海备倭，戍只自备耳！福浙商船，漳则为甚，因以行掠金塘等五山。国初禁不憩，舟惟周山设戍，且并察五山；五山不憩，寇党不便薪汲。故禁五山则周山警息。今禁不行，而金塘尤连楹绎火。
河南防河堤，湖广防江堤，通、泰、海州海盐县等防海堤一决，而鱼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势岌岌，人力訑訑，今日云然。
《信史》
王守溪阁老尝作《拟皋》，言其中论修史一条，切中今日之弊。略曰：班固死，天下不复有史矣。古之所谓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执笔，以随其言。其动皆亲见而亲书之，所谓信史也。后世史官虽具员而无定职，人主动静邈不相及，政事行罢不及，预闻惟易世之后，则前后奏疏而分曹书之。且以宰臣兼领奏疏之语，果皆实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生于数十年之后，追书数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无闻。或得之传闻，已非其实，纵得其实，而亦莫能照其情伪。或夺于众不得书，或迫于势不敢书，或局于才识不能书，故一时君臣谋议勋业汨没不传，而奸险情态亦无能发其微以为世戒。而监领者，又往往以私好恶，杂乎其间。故曰：不复有史矣。又云前代修史，左史记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记。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记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何所取信乎？洪武十八年乙丑，定设翰林院官，罢起居注，设学士，侍读、侍讲学士为正官，孔目为首领，侍读、侍讲、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原有秘书监、弘文馆、起居注，皆不设，仍设华盖、武英、文华、文渊、东阁等大学士，班本院学士之上。所谓起居注，成周右史也。记人主言动起居之事，所以养精储源，裨君德以养苍生，昭善恶以信后世，所系大矣。今乃废之。则夫外庭之臣所知者，号令文章而隐微莫睹。与处者，宦官、宫妾，而贤士罕接，贻养元化，传捭将来，又何赖焉？
《宋史•表》首称相阿鲁图，其实殴阳玄之笔也。其为卷六百，文百万言。自有史册以来，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谓辞之烦简，以事文之今古以时，盖欲自成一代，书而不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纪一事而先后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观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于上之人，坏古修史之法也。史始于《尚书》、《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笔。《尚书》虽杂出，然而纪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则孔子特笔，而门人一辞不能赞矣。《春秋三传》各以其意释经，而其事传焉。若《国语》，若《世本》，若《战国策》皆一家言。自《史记》下十七代之书，亦皆一人成之。《唐书》虽文忠与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两美相合。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此法坏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学，不欲中国之人擅其所长。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实，惟其名。其长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后矛盾复何怪哉！虽然，岂始于宋哉！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其传卒亦不广。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义禀监修，辞从指授。由是刘知几谓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卒不能成其书也。原《宋史》一书，其实类此。盖汉唐皆文人相聚，元则羯胡相参，其形迹之拘忌，义例之蒙昧，岂特如汉唐人所讥而已？呜呼！元所坏者，宋一代史犹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袭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为骇，则以为枉矣。其贻害于中国，祸于斯文者，可重为慨也。夫馆阁之称，自梁正明中，于右长庆门设屋十馀间，中有招文馆、集贤馆、史馆三所，宋太宗改作于左升、龙门里、集贤、东庑、招文、西庑、史馆、南庑，赐名崇文院。端拱中，分三馆，书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合为一，故谓之「馆阁」。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宗给》
天下事有二大可忧，何者？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以历世观之，殆不尽然矣。周室大封同姓，岂不欲强及其所以祸周者，则秦、楚、韩、魏之国也。汉人监周，异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祸汉者，非外戚之亲，则州牧之将也。魏人监汉，忌兄弟之属，无藩屏之固。及所以祸魏者，任事之权臣也。晋、宋监魏藩辅，必置至亲，乃致兄弟逼疑，白相残灭，究其所以祸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帅也。唐人监此宗室之亲，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乱唐者，方镇之兵也。宋人监此，收诸将之权，宗人偏于天下，眇无事权若得矣。迹其所以祸宋者，乃漠北之虏耳！嗟乎！天下之变当出于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势每重于积习之所不察，故经理天下者，调其大略。取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历年所必有偏重，在识其几兆预以反之耳！不然疏虑浅谋，而寡先几预待之。见终不能，以寿国家之命。今大可忧者有二，及今时犹可为，久则人心不易改，事势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难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于宗室繁衍。而禄粮不足以给，莫急于边备废弛。而士卒日以骄悍一者，其不可为之势已形兆矣。幸纪纲未坏，当事之臣犹得以藉手，若能达于事机，处置适宜，足以服其心而顺其事，则宗室可安，边防可固，人心复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为，势积变成，岂不大可忧乎？夫宗室之所仰给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税有定，而宗室之生育无已。
祖宗时，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数年之后倍千人矣。岂惟千人将倍数千人矣？今各省田额禄粮，已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不及宗室支数者矣。若将倍千人，公家将何所处？况数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岁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卖票领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货者矣；有强暴恃势，而抢骗平人财物者矣；有为饥困所迫，而忍为盗贼者矣。夫民间税粮有限，宗室所用无穷，欲人人取足，万无是理。既无禄食，则饥困必至，饥困之极，谁不求生？廉耻丧而奸伪生，良心灭而奸宄作，将何所不为乎？及今朝廷固执旧法，不为善变之谋，其所食禄粮又非神运鬼输之可得，是坐视宗室之困而致变也。可乎？夫边镇者，内地之藩篱。边镇固则内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边，自甘肃戕害抚臣之后，有大同五堡军士之变矣。再有马升、杨林钩引北虏之变矣，继有辽东绋打巡抚之变矣。蔑视典宪，转相效尤，观其不道之状，即唐藩镇恃强梗化之机也。夫奸宄之兴，不在于末流，势不可为之日，而在于势已形见，上下因循，不以为异之际。国家危乱之祸，不成于尾大不掉，无所措手之时，而成于机事萌动苟且，目前眇不知远大之图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趋向，事势由之变更，今各边军士骄悍不逞，屡屡如此。司国政者，又往往苟且侥幸，暂图一时息灭而无长虑，却顾万世燕翼之谋，积习之久量度。朝廷处置大率不过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坚固，违抗主将，挟制抚臣，狎侮号令，不征不战，将无所不至。况边镇粮草时常告乏，假此为衅，人心易摇，由之倡乱，势所必有兴言。及此岂不大可忧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厝剥肤之患也。主张国计者，乌可不加之虑哉！
《将军中尉改授议》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资维城之助。然万世周悉之虑，万物一体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间有褒隆之典，而无周悉之虑者，汉是也。无周悉之虑，而有一体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启九国，周匝三垂，宫室百官同制，天子褒隆至矣。而末流致溢，横逆屡作。文帝采贾生之议，景帝用晁错之计，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积谋，若防巨敌，然后幸以胜之。使有三子者，蚤为周悉，以慎厥初。则终汉之世，其强当不至于七国之变，其弱亦曷尝有奉韍，恐后者哉？力强则势轧，封大则难继。天子狃难继之惠，则权替诸侯。擅相轧之势，则衅作。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难矣。变起于权替，必过惩以制之；衅作于势轧，必极力以挠之。世远情疏，加之以过，惩力挠欲，其无废陨而耗斁也，亦难矣。宋以睦亲、广亲、棣华、亲贤四大，第聚皇族于京师，爵位、职位升进以序，幸第宿卫两无嫌猜，黜陟荫叙与庶姓不异，亲亲贤贤可谓一体矣。而靖康之乱，卷席以北，惟属籍稍疏，赐第居雒，与夫效职州路者，乃幸有以自全。使蚤有散布远虑，岂其北辕之惨若彼哉！聚居则情亲，情亲则猜忌，不作而相劝以为忠。是以终宋之世，无宗室之乱，而多忠荩之助。金元之变，伏节死义，屡奋而踣者，叔皎时赏辈至百有馀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朝稽古睦宗，鸿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洽，有宋室之厚而无宋法之弊。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世序差，迄于无穷，皆食租衣税，勿干民事。有汉室褒崇之盛，而无汉室尾大之失。汉至元成，王侯子孙澌尽矣。宋至靖康凡六世，随跸渡江，仅存百有馀人。当今麟振蕃懋，秦、晋、阳曲、庆成、西河、交城、永和、周、楚、鲁、蜀、华阳、代、山阴、襄垣、宣宁、隰川、定安、灵丘、怀仁、肃、辽、庆、岷、南渭、韩、沈、唐、伊、赵、郑、襄、荆、淮、德、崇、吉、徽、益、衡、汝、荣、靖江、弋阳、江川四十五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庶人乃至三万有馀位，自古宗室之蕃，盖未有盛于今日者也。昔在皇祖，固未能豫睹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后皇。故祖训供用，章前列唐、宋禄制，而后定以今制，圣意盖可知也。夫亲王岁支万石，奉国中尉岁支二百石，总而约之三万馀位，各用禄米，每岁数千万石。今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一传再传，宗室且十馀万，郡县将以何给之？试以周府言之，自亲王至于庶人，合五千三百有奇，每岁支拨二百万四千八百四十馀石，有司稍不应期则群聚而陵侮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徇宗室则民不能支，徇民则宗室弗给。
圣皇以万物为一体，亦何忍于宗室病臣民也？我圣祖盖已豫睹，今日当有化裁之者矣。《祖训•职制章》曰：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当是之时，皆始封亲王。所谓郡王者，独靖江一府耳！而即曰郡王子孙云云。是皇祖亦每以文武之才，夹辅之勋望支庶也。特其时未有所谓郡王子孙者，未暇详为之法耳！今上仁育义裁，因时以立政，伏愿敦族惠民合为一体，不拂祖训之文，而建继世之良法以传万世。盖今之急务，诚莫有逾此者。然廷臣每重其议，而不敢发者，良以镇国将军，其禄已比一品。即欲换授，当以何官与之？其势即有所不可，即今升转如常选法，则黜陟亦当如常考法。其致政而归也，又将何以处之？夫藩禄日增，而民之常赋额不容于增矣。法穷必通，英断如今上遭际亦难矣。失今不为之制，再世之后谁其复能处之？圣君贤相会于朝堂，忍令宗室有不给之怨，守令有掣肘之叹耶？夫礼义者，柔和性情之方也。学校者，执礼明义之府也。荣宠者，奔走才智之具也。窃愿稍仿宋制，每府建设宗学，妙选师儒而教之。三年大比，则于每藩乡试各增解额数名，以宾兴其贤者。盖已封者，弗复肄于学官，而未封未名者，断以某年月日为始。尽令就学，每月人给廪米三石，以端其俭素之习，其庶人量减，廪数亦令就学，以销骄亢之气，而发其廉耻之心。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考校监临，属之提学及御史，一如州县儒学之例。提学官、巡按官，每岁各以三等簿籍填注考语闻奏，而归其籍于宗人府。其登荐于文武科目者，换授官职，升转如常选法。其后致政归也，亦以考察旧例处之。如年老致仕，则以原职给禄，终其身；贪暴不谨，则亦黜为庶人，明其罚。是受登荐者，皆将强勉于为善也。其不能与于登荐者，三十岁为限，肄业十五年之间，学行考语五居上等，十居中等者，宗人府具以名闻，释褐授职如旧制；不及格者比照祖训袭封事例，减半给禄；其弃礼义捐廉耻甘居下等者，遵祖训轻则降等，重则黜罚之，是不与登荐者，皆将强勉于善也。师儒之设，旧制王府教授，秩从九品，属王府即与。八岁入小学职事，其宗学设官不敢擅拟。窃愿稍重其权，又必便于御史宪臣之节制，知府之提调者。每府以宗室位数为准，大约百名设与一官，委以十五入大学职事，关白本郡则提调为近，而稍忌有司监督。以御史宪臣则法严而教行，未授封爵则儒服肄业而体统便。百名设与一官，则业有司存，而亦足以抵登荐为之员缺，此皆宋人之所已试而效者，特在我皇上亲定其礼制而已。所谓百名设与一官者，如秦府之封在陕西西安府城，即设西安府宗学，合秦府未封二百四位、未名二百三十九位、庶人一百五十六位而计之，共五百九十九位，设分教六员，掌教一员，诸府以是为差。所谓抵登荐之员缺者，如山西布政司境内晋、阳曲、庆成、西河、交城、永和、代、山阴、襄垣、宣宁、隰川、定安十二王府，未封名宗室凡三千七百一十五位，约百位与解额一名，则山西布政司解额合增三十七名。陕西布政司境内秦、肃、庆、韩四府未封名宗室一千四百十位，约百位与一名，则陕西布政司解额合增一十四名，诸府各以是为差。河南、湖广、山东、江西、广西、四川六布政司未封未名宗子四千四百四十九位，合增宗学解额四十四名有奇。通天下宗学每试得乡荐九十五名，每会试合请放宗额一十名，每宗室百位设学职一名，四十五府合选学职九十五名，是又适足以抵选部之员缺，而选法可以无滞也。于是定为廪食之法，八岁入小学，月给廪米一石；十五入大学，月给廪米三石，至于三十无过而后授官。始如官资给禄，十五年之间廪足代耕，而不足以侈肆，则嫔嫱自不容于多置。嫔嫱有制，则生息有限，而诈冒冗滥之弊，亦可以不烦而革。考校之法严，则三十以前有以理性节情；而仁厚之德熟，三十而后受封，则性已坚定，而廉耻之道著。是质之祖训而不违，稽之前鉴而有获，垂之万世而无弊也。昔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此其势有不容不更为之制者，圣明之主不世出愿治之臣，亦不世出今明公议及此矣。窃幸国家磐石之宗，守令乂民之政，将相济以有成。而万世周悉之虑，万物一体之仁，在今宇宙间也。
宗藩禄俸莫艰于山西、河南，绵绵瓜<瓜爪>以有限之地承之，其能济乎？议者有输运移分之说，然输运不如移分，或补或创，是在斟酌之尔矣。
《皇庄》
正德间，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顺天等府内共三百八十馀处，每处地土各数千顷，共计地土九万馀顷。弘治末年，与济县皇亲免役产当十之八。
《宗庙》
古者庙门皆南向，主皆东向，合祭之时，昭之迁主列于北牖，穆之迁主列于南牖，皆统于太祖东向之尊，是故西尚以次而东。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以西为尚之说，诚有所未安。礼以时为大，若事死，如事生，则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祢东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对，似于人心为安。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别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间厅事多浅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备，则不能以通行耳。阳明先生云。
《祀典议》
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祭祀之兴，肇于太古，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麹蘖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废也。笾豆簠簋，樽垒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与毛血玄酒同荐。鬼神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清庙时飨，礼馔毕陈，用周制也。园陵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无或简怠，则鲜美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笾豆之数也。
《释奠》
《释奠议》大略言斯道肇于尧舜，衍于禹、汤、文、武、周公，而折里于孔子。然则由尧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学。天子之学有五：东曰东胶，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盖上庠者，有虞氏之学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尧、舜为先圣，稷、契为先师，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学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为先圣，皋陶、伯益为先师，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学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汤为先圣，伊尹、仲虺、傅说为先师；而以建酉之月行事；东胶者，周人之学也。居于东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为先圣，太公望、召公奭为先师，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宜以孔子为先圣，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为先师，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贤者，各从祀于其学之两庑。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后世大儒，咸从祀于辟雍之两庑。然惟天子得以遍祀历代之先圣、先师，而守令则唯祀孔子一圣，颜子至朱子九师而已。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封内山川，故唯天子得以遍祀天下之名贤，而其馀皆不必祀，祀之则为僭且滥矣。近世金华宋濂作《孔子庙堂议》颇合礼意，而惜乎犹有所未备也。故推广其说，如此先生自谓好礼之士，有能以此言请于朝，未有不从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见其考古之学矣。吴郡布衣沈璵字孟温著。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极，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盖古者公卿大夫，世禄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职犹有世禄世官遗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馀武职若承袭一事，支庶不敢夺嫡，赖有法令维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礼，便已窒碍难行。如宗子虽承世官，其所食世禄，月给官廪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贫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庙旁屋。使为支子者，知礼畏义，岁时欲祭于其家，则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礼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时祭者，宗子宗妇不过就其家飨餕馀而已。此势不行于武职者如此。文职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赠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赠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赠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则祖宗之气脉自与支子相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礼，虽不欲夺嫡，自有不容己者矣。此势不行于文职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知礼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谱，使宗支不紊。宗子虽微，支子不得以当强淩之，则仁让以兴，乖争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镇守》
本朝自己巳之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宣府、大同、辽东、陕西三边又有协守、分守、游击等官。其制尤为缜密。但近来添设颇多，姑举北直隶言之，如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密云、古北等处，居庸关等处，各有镇守内官；鲶鱼石等营，黄崖口等营，台头营、山海等处，永平、太平寨青山营，蛾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化镇、紫荆关、倒马关，凡二十四处各有守备内官、武官称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责。内官之设，既非令典，今以数百里之地，其多如许。况此辈原无禄食大平之时，日费颇丰，不免取诸所部，孰敢谁何？万一事起不测，折冲御侮，必赖将臣，彼亦无能为也。或犯吏议，朝廷又各原之，付司礼监，奏夺军力之疲敝，军政之不修，有由然矣。近皆停革昭代之圣政，此其第一也。间常考内官之制，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然其时职专办内府衙门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间，差出颇多，然事完即回。今则干与外政。如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尝在通州遇张太监，交址人云永乐年间，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内官俱离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呼所属，公侯驸马伯路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呼以翁父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国之初，自无此事。汉高借枕樊哙得排闼而言之，而东汉循致燎原乃尔。唐自中叶有监军者，盖其时因疑诸将，特以亲信参之。宋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为宣徽使，太宗谓太重，不可。遂创宣政使处之。朱子曰：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法制，恐启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祯之祸。后世之事无亦有类是者乎？
仇士良致仕，教其党以固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士。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士良之言，阉寺传心之秘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为益大矣。
《马政论》
马政之说，古今凡几变。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岁取马四匹之类，平时则官给刍牧，有警则民供调发。然而天子之都，诸侯之国，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蓄马。此盖在官养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礼》以天子十有二闲，先儒论数谓不过三千馀匹。卫文公承夷狄所灭，新造之后，末年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论之，卫以诸侯之国，又当残乱之馀，其他固不及论，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于官者。卫之騋牝三千，举官民通数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开，井田废，兵车不取之田赋，戎马各从官给。于是马政日废，而外患生矣。汉初稍复古制，劝民养马，有一匹者复卒三人，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边塞，则纵民蓄牧而官不禁。乌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于是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群；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单于入塞，见马布野而无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既数出师，马大耗乏，则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又令民得蓄边者，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什一，则边郡之欲蓄牧者难矣。又匿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有以民或匿马，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故内郡不足，则籍民马以补车骑；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驴驼负出玉门关。轮台之悔，始修马令，此汉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给钱以市也。至府兵渐坏，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民无与焉。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伐之馀，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肇自贞观，讫于麟德，四十年间至七十万馀匹。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垂拱以后，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云锦成群，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宋内有天驷监，外有十八监，此官马也；民间蓄养，指为外厩，此民马也；沿边算郡，估买蕃马，此戎马也。然就是三者论之，而监牧为尤重。盖官之马，多不专责于民；中国之马，多不专倚于戎狄。专责于民，则民受其害；专倚于戎狄，则戎狄享其利。此累朝于监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辖有方，秣饲以时，而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领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飞龙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岁之间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视之也亦不轻。蓄牧孳息，自足国用。民间与蕃落为市犹禁之，而黎马不及格尺亦牧之。不问何者，其所资者轻也。天禧中，尝废东平监矣，未几而复置。天圣中，尝废八监矣，未几而复议。盖所重在此，则所轻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欤？熙宁大臣为谋，不审听曾孝宽之说，而坏祖宗之制？赋牧地与农民，散国马于编户，坊监厩库，栅庌井泉。七八十年经画，一旦废罢，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国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马之职置矣。元丰以后，其弊历见，天子慨然追念旧臣圣言，及此谁执其咎？吁！市马于戎犹可言也，责马于民不可为也。不然则户马之法已尽罢，而茶马之职至于今不易者，亦必有说矣。
《市戎马》
宋太宗时，市戎马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实用，兵骑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陨，因而而减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国之马，服习成性，食枯刍处华厩，率以为常。故多生息而无耗失。古者田赋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赋马之数也。诸侯大者四千匹，兵车千乘，故称千乘之国。卿大夫者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故称百乘之家。则天下之广，诸侯之众，戎马之赋多矣。是以唐之暨晋，皆处河北，而北虏不能为患，由良马之多也。此并取于田赋，不闻市马于戎也。洎秦坏井田，汉兴阡陌，兵车不取，田赋戎马悉从官给。是以匈奴历年为患，由马之少也。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至武帝七十年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此则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于戎也。今军伍中牝马甚多，而孳息之数尤鲜者何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又马多产则羸弱，驹能食则侵其刍粟，马母愈瘠，养马之卒有罪无利。是以驹子生乃驱令，齅灰而死。其后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议及养驹之卒，量给赏缗，其如所赐无几，而尚习前弊何？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两，往来资给，赐与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国家纵未暇别择之牝马，以分蓄牧，宜且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纳马则止焉。则是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牧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复牝以生牝，驹以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顿之南，十年之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乾坤震坎则具其象，屯随晋涣则拟之辞，此马之见于易也。远则作牧于羌夷，近则纳秸于甸服，此马政已见于书矣。騋牝卫风，才臧鲁颂，诗则详哉！其言之也。春秋谨严，而书新延。厩作丘甲，若周官之法，养之以皂乘，厩校视之以圉牧，庾巫设祖，牧社步之，祭以谨其本。时出入游靡之节以宣其性；分庌找牝牡之别以一其种，严攻讲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为之禁原驱维虫，网恶去害。后世马政有能出其右乎？
唐太宗回鹘十骥，赞殊毛共枥状，花蕊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间，彩亦奇俊语也。
《马政》
丘公所论官牧之法，大概得之。至其所以处置民牧者，则恐烦难琐屑。比之今日，益增扰乱，殊非通变，宜民改弦易辙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马之弊，使民一身而应二役，有损于民无益于官。诸云云者可谓洞照其原矣。今所处置乃止于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刍秣之费乎？所养之马，果可以免于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战阵之用乎？若徒为纷更而前弊不免，祗益害耳！或曰：然则必于两直隶、河南、山东之地，置监牧蒐间田，尽变民牧而为官牧而后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开恳，以为世业，纵有山岩川阪不可耕种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闲田可以置监牧马也耶？果尔则其害又甚矣。曰：然则，如之何而可？何而可也？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盖国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马有馀乘，生齿未繁而地有馀亩。故赋马于民，借民之力以为牧养，因地之馀，以图蕃息，亦犹古之所谓散之华山之阳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渐生，驯至今日，为害滋甚。有审编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轮养之害焉，有刍秣之害焉，有点视之害焉，有交兑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偿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扰焉，里甲之侵渔焉，诉讼之繁多焉，影射之奸巧焉。百孔千疮难以殚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饲之马，所生之驹，又皆小弱羸瘠，无一可用。尽如丘公所言者，起俵之时，往往计丁出钱，每马一匹，多者四、五十两，少亦不下三十馀两，而后可以免于仆寺简退之苦。前日所养之马，徒受劳费无穷之害，而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哉？匪直民也，官亦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也哉？夫国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钱以供应矣。又使养无用之马，而受无穷之害，此何谓也？为今之计，当总计每年应俵某省若干，某府州县若干，如有偏重偏轻之处，当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均摊之，立为定式，某省应俵若干，某府州县应俵若干，即于本处见在田粮数内起取银两，若今水马二站者。然每年照数买马起俵，无致阙乏，然后将所养见在无用之马，尽行斥卖，解价仆寺收贮，以备买马之需。如此则朝廷不失国马之利，而百姓顿除养马之害，中原赤子当鼓舞圣德于万万矣。
古今马政详矣。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宋则始牧于官，其后蓄之于民，又其后则市之于戎。我朝盖兼用之。故两畿、山东、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者，两京太仆寺主之；陕西、辽东牧之官者也，牧之官者，行太仆、苑马寺主之。山西行太仆寺之设，盖与陕西、辽东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谓备边马政。并其意与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于卫所，卫牝牡十，所又半之，解俵仅存虚名，缓急无益军旅，非如山东、河南之征额有常也。给散归之官军，耗折漫无稽考，有则藉为衣食之资，而刍牧不尽其材；无则规免征调之苦，而瘦损是其所利，甚则以之充传递之役为转运之资，买补络绎而死伤相寻，皆寺官所不得与者。此岂法之设端使然哉？夫牧之惟恐其不多，养之常不得其法，用之而卒无其实，皆自惫之道也。昔赵充国留田金城，罢骑兵，独留步卒，彼岂无谓哉？李克用父子以马上定天下，然数满三万即已，病其太多。故范延光对唐明宗云：养一骑卒当步兵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盖谓马之费唐也。今既不能惜养马之费，而又不能资有马之力。以此较匈奴长伎不亦左乎？说者谓宜重仆臣之权，定秣饲之法，减随营之额，增刍豆之价，择水泉便地置监牧草场，举团槽喂养之法，而严稽查追补之令，其庶几乎？其庶几乎？
国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马。
国初率自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逮至孝庙，易以丁田相兼，贻谋甚善，厥后丁役不知寝于何时。今惟计亩领马，而上田沃壤，多沦入于兼并之家；小民承养马匹，类皆荒砠瘠土，甚则亡立锥之地，且因年祀绵远，图籍漫漶，无可稽查。民之累害未可殚言。频年贫弱流移，户口凋减，岂无故哉？今欲核田亩之隐欺，验户丁之多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拨马匹，或有里胥科派，大户侵渔，尽行禁止，亦或可以少苏民困之万一，奈何民之流寓者众？计其所积，反裕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额外之差，非所以为厉也。隐田者多计其所获，率自为封殖之计，若均之以足常额之数，非所以为厉也。果能酌而行之，黎民无鸿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患乎马政之难举乎？
《土兵》
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绥守臣佥都御史卢祥等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虏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之，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使者。兵部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如延安之绥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涧、安定、安塞、保安、庆阳之宁州、环县，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其优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贴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时得壮丁五千馀名，委官训练听调，此陕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正统己巳之变，兵部征各省兵入御虏。时天下承平日久，军政弛缓，逃放不清，徒具尺籍，应者无几。当时大臣建设立民壮，以备仓卒，法古「兵出于农」之义。三时在野力田，一时入城讲武，若有征调，即同正军。此举独出汉、唐、宋发募刺配之上，又阴蓄重兵于天下，一时卒用旬日可集。但岁月积久，其法浸坏，人不拣选委弱备数者有之，籍无定名户人轮役者有之，人无定户均徭流编者有之，甚至徭银在官顾觅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顿使复旧贯可也。而后生末学不达前人至计远虑，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从而罢之为休息，民隐是以国家大计等为儿戏，喜怒吁何其浅哉！
国初行垛集法，后改设卫所，正统间复起民壮，似有垛集遗意，亦郡县自安之图。固分军民二矣，乃复于辕门动顾，乌睹夫素练云哉！
《兵礼》
东阁学士吴沉曰：愚读周官之书未尝不欢，夫圣人之于兵政，何其详也？盖兵之设久矣。唐虞之前不见于经，而唐虞之际则士师之官实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谓大刑用甲兵是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此岂象刑之所能尽服哉！兵藏于田赋，徒众主于司徒，军师之礼领于秩宗。虞则马政之司，而共工则军械之所出也。故兵虽无专官，而事初未尝废焉。吁！九官之兵刑合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为二，亦可以观世道之变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专委大司马矣。而五官之属，亦互相参领。太宰统众职，即百揆之，无不总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虽不主兵，而军刑莅戮则其任焉。平居则各司其司以听上之命，有事则各职其职以趋上之令。官非虚设，而法非文具。圣人之经制，纤悉如此哉！且兵者，将使之以杀人者也。圣人不取之于浮闲凶暴之徒，而必取之于勤苦稼穑之农。夫使其为农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为兵之日，不敢忘农之劳。用之则驱之于戎行，不行则归之于田里，岂有后世招聚之害，供馈之费乎？此则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习则废，不祥之器岂可以常施于日用之间乎？无故而习兵，是习杀人也。故圣人又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阅，申之以战，陈部曲之法，诏之以坐作进退之节。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兽于草莽之野，不以为烦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盖自成童以及于壮，其教未尝一日而废也。至于弓剑之献，矛戟之进，亦必谨其仪焉，圣人之虑，以为平时授受之不谨，则当夫仓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天朝邦国之中，朝祭宾享之日，上以射而择士，下以射而贡士，以考德行，以观威武。是以当是之时，公卿大夫以及上庶，其所以为御侮克敌之备，无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将也。呜呼！弓矢斧钺，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悦也。先王以饰怒之具而为饰喜之仪，寓至险于顺动，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悦，此则其征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从，容于礼让之域焉。固圣人之所大愿也。不幸而用之，将以除残去暴，而圣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杀人之中而有礼焉。非古之聪明神武者，何足以与此乎？惜夫有虞之礼不可得见，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仅若是而已。先王之礼既废不能讲，宜天下后世之争驰于变诈之末，而不自觉也。岂不可哀也哉！
《文章》
宋陈传良曰：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尚也。学校进士无文教也，乡党选士无文科也，朝廷爵士无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养之素，而谈笑之发，蹈履之熟，而议论之及，非有意也。是故虽其所出而非其所为，虽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尝疑夫子于诗之三百篇，断之一辞则曰思无邪。夫易也，书也，春秋礼乐皆其无邪思也，而圣人独及。夫诗盖思而得之，圣人谓是以为天下之文也。出于数人之手，非一人也；出于数十国之风，非一国也；出于数百载之间，非一世也；或出于小夫贱隶，非止于学士大夫也；或出于暴政虐世，非止于宽时暇日也。而其辞其义粹焉一轨，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呜呼！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胜，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辩之工而事业之陋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
《义士传》
宋陈亮曰：昔三代之王也，贤圣之君商为多，敖政出令不拂民欲，敦德行化以固民心，虽纣之暴而民不厌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岂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乱而卒废之，虽违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馀民，眷念先王之旧泽，执义以自守，虽谆复喻之嚚乎？其不肯顺从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罚驱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旧政以渐服其心，历三世而后帖然从周。推此之时，稚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耆旧强壮之民卒不肯从，而从之者皆生长于周之民也。不谓义乎？然犹见称顽民，则周人之言也，于商义矣。夫伯夷、叔齐、孔子以为义而许之，而商民之事亦详见于书，夷齐是则商民不非矣。夫夷齐非以一死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义，虽有圣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顺从为足为拒周，顾先王之德泽，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义者立人之大节，而爱生惮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诚知所处矣。由商而降，惟东汉之治，敦节议，尚廉退，有商之遗风。故其亡也，义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伦，皆非有所激而兴，故特行其志而从之者不众也。然使夫人气沮而胆褫，则其功效岂少哉！嗟夫！商远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详也。故序存之而传夷齐以为义士，首于东汉之士加详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闻风而兴者，岂徒备观览而已哉？
《任人》
元吴师道曰：有国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虽甚庸之国，不能皆非人无常情；虽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常论。治体者遂以为人之难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说。其言曰：成周盛时，周召毛原更迭，执政极治者，数百年晚节祸败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后世一定于法，虽庸君中才，相与坐而守之可以无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则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蔑弃贤智，纯任法律，迨其亡也，未尝改一刑而摇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则完而不废，法之用有穷而人之用无穷。吁！后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则固百世相因而无改，今之有司负今之法尔。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连帅，不得持生杀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为州县之属者，皆得与守令之政，吏具成案，牵引比附，拱手听命，一笞弗得增损，其权轻，其势卑，是虽有大奸慝亦无所容。而上之人亦将曰：彼不能出意以有为，则取办于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轻，彼亦应我以轻。苟简其职，卤莽其政，上有大惠则捍格而为害，国有大禁则销沮而为小，启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积习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坏之。盍亦反其本矣？将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难继哉？然则所谓任人者必何如，而后可曰：所谓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权也。专之以责其功，尊之以厉其节。予夺操纵使得稍尽其才，而微文细责不得以缴绕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论也。今之取人，则愚切惑焉。儒焉而不尽出于儒，吏焉而不尽出于吏。旁进杂出，不试而用者居多。今将得人以任法，其势不得不择人而授任。古选举之道众矣，岂无适其中而宜于今者乎？必使进取一新，有以振厉天下之才，然后徐议责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法犹权衡也，持权衡以较轻重者人也。夫自古无不敝之法，而荀子亦有有治人无治法之说，此可见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京房不知乎？此而专欲任法则失之太烦，以人之贤否而取定于不可，稽之册稽可乎？崔明少知乎？此而专欲任人则失之太简，岂惟太简？以政之废举，而悉寄于不可从之。人心可乎哉？
法者，事之的也，人也者。执此法而酌之事者也，非法之不可任徒任乎？法之不可也，非人之不可任徒任乎？人之不可也，徒任乎？法则贤愚同滞，只以为苟禄者之圣书徒任乎？人则委任或乖，适足为行私者之桃李，积偏流废踵而循之。此光庭之所以弊也，光武之所以失也，杜预之所以忧也，寇准之所以羞也，朱浮之所以指陈也，君实之所以论奏也。
汉丞相卫绾奏郡国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之。武帝可之。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文武之美曰：罢黜百家。绾之功可少也哉！
《佐君》
人臣之佐人主，当颐养忠厚，保合大和，使善类无恐，邦家永赖。昔唐宣宗遗诏立夔王，中尉王宗贯乃立郸王，是为懿宗。尝出宦者，请立郸王监国奏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悰曰：当时宰相无名，皆以反法处之。悰谓公庆及两枢密曰：主上新践祚，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遂赞成杀宰相之事？若习与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公庆色沮而去，懿宗怒亦什。宋庆历中，劫寇张海过高邮，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海悦径去，不为暴。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患法不举，乃多方阻之，何以整众？仲淹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轻坏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为然，其后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上意，终夜彷徨不能寐思仲淹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建炎初，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责己，岂可归罪股肱？宰相吕颐浩曰：本朝辅弼大臣纵有大罪，止从贬窜，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发此言，亏陛下好生之德，乃宥潜善等不诛。诸葛孔明有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低昂。呜呼！安得负姜维之斗胆？推诸葛之秤心者，与论天下事哉！
《守令》
宋陈传良曰：古之天下，无冗官亦无穷人，无幸法亦无怨吏。夫官不滥则人无滞，欢法不屈则吏有满心，势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简也。敷奏宾与，又若彼其众也；法若是其严也。黜陟用废，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简之官待人才之众，以甚严之法行赏罚之果，而人无滞欢，吏无不满之心，何也？上之人无愧，则下之人无憾也。用者必公，则未获者不敢议也。显者必贤，则继者不敢觊也。内之者非所昵，则所外者不敢浮也。远之者非所怨，则所迩者不敢偷也。是举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关击柝，府史胥吏士不耻为也。尝观周公立政之书，论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卢之丞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选无异于三宅，彼皆远方也，皆卑职也。远方非要地，卑职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间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弃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贤之相，则远之非疏之也，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圣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诸侯无伯出为东伯，六卿无宰俯为冢宰，毕公大贤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殁则未得以为伯，未得以为监商，圣如周公而下阙人也，则降而为之，不以为辱贤。如毕公而上有人焉，则淹而留之不以为恨。天下之不圣于周公，不贤于毕公者，又何择也？愚故谓今日难于久任，非诚难于久任也；难于外任，非诚难于外任也。以古之官视今之官，则今冗也；以古之法视今之法，则今幸也。以其甚冗犹苦其不足，以其甚幸犹苦其不平。无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于退也。显者未必贤人，固不屑于小也。内之者或所扼人，斯竞于求也；远之者或所怨人，斯难于去也。夫如是，则尽今之官，应今之人，废今之法，娱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呜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迁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扰则妨民，其费则伤民，其无意于留。而苟简于治，则蔽民；其自以为亟迁，而求足其欲，则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忧，愚所不敢知也。故凡执事之三策，愚不暇忧，而所深忧者，上有所畏，则下有所要也。
《承教》
苏伯衡曰：君子不以卑贱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贵而耻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已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犹器以范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诚足以成乎人也？则吾之位虽卑且贱，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诚待乎人而后成也？则吾之位虽尊且贵，固教于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于成人也？夫庸计其位之尊贵于吾乎？教于人者存心于成已也？夫庸计其位之卑贱于吾乎？唐尧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汤也，周文王也，武王也，齐桓也，魏文也，可谓尊贵而教于君畴、务成昭、西王国、成子伯时、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无难色。君畴也，务成昭也，西王国也，成子伯时也，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谓卑贱矣。而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武、齐桓、魏文曾无赧容，岂非存心于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于人，故不贤者以贤，而贤者以圣；之八士者不耻教人，故能圣其贤，而贤其不贤。是故教人者，其重以守道，必若古之为教者，然后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礼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后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为教，则慊然不安，而人且以为倨；在上位而受教，则阉然不屑，而人且以为辱。不中者终于不中，不材者终于不材，不贤者不至于贤，贤者不至于圣。不知卑贱者，耻教人之过也。不知尊贵者，耻教于人之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