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之久，不发表所谓小说了。现在忽然又来发表这篇作品，尤其是以恋爱为主题（thema）的小说，社会对于我，也许会发生一阵的惊疑吧。

不过，我发表这篇小说是别有一个理由。

当民国十九年秋，我在暨南、大夏、中国公学等校担任文学概论的时候，在教课上常感着一种不便，即是在文学理论之讲述上，缺乏适当的作品为之示范。当时我曾空漠的想，假如我能写一篇作品来做文学理论之注释，换句话说，我是不自谅（量）的想写一篇小说来作文艺的标本以说明一般文学理论。

文艺无疑的是艺术之一，但是因其形态不同，而其所具的艺术性亦有高下之差。严格的说，小说在艺术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怎样的重要。最富于艺术性的还是诗和戏曲。

文艺是主观情绪之客观化，但是客观化的程度愈大，则其抒情的成分愈减小，叙事的成分愈增大。叙事的成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以上，其距离艺术之域便愈远，小说是常常——其实是必然的——会患这种毛病的。文艺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但是抒情成分过于浓厚的文艺亦非必完全是审美的艺术的作品。

凡是足称为文艺的作品必然是抒情的，同时是审美的艺术的创作。

我们试以唐诗来说明。

论抒情的成分，李白的《长干行》实远不及李颀的《古从军行》，也赶不上他自己的《行路难》，但是论艺术的审美的成分，《长干行》却超出于《古从军行》及《行路难》之上了。

其次，艺术必须是诗的或接近诗的作品，必须是可能歌唱的，咏叹的，不徒是述叙的，说明的。换言之，表现比描写更为重要。

最会损害艺术的便是情绪之过度客观化，即过于重视描写或叙述。说明尤其是艺术的致命伤。读了李白的《长干行》之后，若再读王维的《洛阳儿女行》、《桃源行》，或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井底引银瓶》、《母别子，子别母》等诗，便索然无味了。王维的诗已经是偏重于平面描写了。白居易的诗是更进一步，作家本身索性跳进作品里面去，从事现身说法了。故知王维和白居易的诗，不单在抒情的成分上远逊于李白的《长干行》，即就审美的艺术的成分上说，也望尘莫及。

如上所述，诗想维持其艺术的领域，尚如此之难，何况小说？

总而言之，情绪之主观的表现过强，即抒情的成分过强，亦难称为理想的艺术。但若情绪之客观化过强，即叙事的成分过强，则如前所述，对于艺术亦有所损伤。

（甲）李白的《行路难》是情绪之主观的表现过强。

（乙）白居易的《母别子，子别母》等则叙事的成分过强，并且作者一面叙述，一面就所述故事加以批判，即离开艺术愈远而接近于讲谈的故事了。

在上述（甲）（乙）两例之间，得其平衡并能保持其艺术性者便是：

（丙）李白的《长干行》了。

我们要写能不失其艺术性的小说，最少，当以李白的《长干行》为标准，主观情绪之表现固不宜太浓厚，叙述的成分亦不宜太强，然后能产出纯艺术的小说。我们要避免叙述的成分太强的小说，尤当警戒所谓意识的文艺作品。

其次，关于艺术的内容，亦须略加以说明。有人说艺术的内容是认识的要素（f）与情绪的要素（f）之和。若严格的说，艺术的内容并非两者之和，实在是两者相乘之积。即非f＋f实在是f×f。换句话说，艺术的内容是融解有情绪的要素之认识的要素。仅藉认识的要素写成功的作品，不外是故事或历史而已。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即可以充分说明f×f的真义。今更举例以说明之。

朝起残莺伴妾啼，

开门只见草萋萋，

庭前时有东风入。

杨柳千条尽向西。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小说之描写更应当是适合于上举之公式。但是真能达到上举公式的理想的小说真是罕见。

依据上述的种种原则，我便写了这篇小说，但是结果失败了。虽则是失败了，但也费了半年以上的岁月之推敲，故敢公之于世并希望读者之严格的批判。

最后须向读者申明的，这篇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所谓模特儿，更非作者本身的经历，希望贤明之读者千万莫误解了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怀。

民国三十三年，圣诞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