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又撰有《瀛洲道古録》、《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録》、《鹺志》諸書。晚年手自删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一
朱彝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里（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爲榮的。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不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撰有《兩京求舊録》。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禀，“書過眼不遺”。後者還説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后稷”。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國朝先正事略》説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而據《行述》，則應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絶食。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盗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説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黄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黄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這很值得玩索。何況，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爲其繼子），晚明時曾爲復社領袖。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爲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這就成爲他日後參預抗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據《行述》：竹垞“乙未始游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删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游的一部分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内情。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并寄托了竹垞深沉的故國之思。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璧》，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最後竹垞勸慰魏生：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强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待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游甚密。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争，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竹垞留粤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咏，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不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爲其所爲“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又如竹垞《將歸留别粤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可見留粤二年，并未悠游自在。至于“于役”的内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説。全詩哀婉淒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云云，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别恨了。
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説明》）。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説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准許李因篤歸養老母，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竹垞爲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爲明大學士，與竹垞家世極相似。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吕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後者寫得頗爲沉痛，但不具體。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又説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還説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斂含”。“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最後，説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叙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後來至歸安（今浙江吴興），得好友二，其一即魏耕，又名魏璧。另一當是錢纘曾。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他們往來吴越，爲國事奔走。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争中結成深厚情誼。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只剩下竹垞一人，爲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却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摯，可説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若非並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而學宋，作爲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黄宗羲、吴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稍後的首倡“神韻”説的王士禛，其中年爲“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朱彝尊早年宗杜，認爲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捨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强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爲同調。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黄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黄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爲是絶對化了。他爲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説：“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搆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錢舍人詩序》）他與黄宗羲都主張學唐應致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黄，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像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并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捨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録；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致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當明亡時，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清兵入浙，他親歷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二十一歲客山陰，與祁彪佳之子理孫、班孫相過從，與抗清志士共同參預了鄭成功、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事敗後，他避禍温州。直至五十歲那年，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以布衣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這是他一生的轉折。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青年時期的鋭氣早已消磨殆盡，如今走上了仕途，地位變了，就更加謹飭穩練了。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中期有所不同。他晚年手定的《曝書亭詩集》，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模山範水、花草蟲魚、咏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豔情、閑適之作，已很難找見早年鬥争生活的印跡。而與祁氏兄弟、魏璧等的一段往事，尤極力隱諱，其有關詩篇，多被删削，所存者僅詩酒流連、飲宴唱酬之什。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有他十八歲時所作的《曉入郡城》和十九歲時所作的《舟經震澤》二首。前者透過“壞籬”、“古道”、“孤城”、“兵氣”、“昏烟”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其《悲歌》所云：“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吴昜，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寄托了作者對這位“節士”的景仰和懷念，頗有現實意義。集中《捉人行》、《馬草行》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滿紙辛酸，深得杜詩、白居易樂府的遺意。《玉帶生歌》取材于文天祥故物，寫來慷慨悲歌，音節蒼涼。通過咏硯，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謝翱的情操。沈德潛曾評此詩云：“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皋羽之義。”又曰：“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可見評價之高。《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規模宏大，格調清新，不失爲《竹枝》遺響，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頗具特色，一時和者甚衆。竹垞早年游甌，所作甚夥，不乏可觀。其中，如《永嘉除日述懷》、《東甌王廟》，皆五言長律，既饒性情，又極見功力。北游雁門諸作，風格沉雄蒼勁，寄托遥深，均屬上乘之作。如《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全詩痛于謙之死，譏英宗庸劣，斥諸將奪門之誤，結句尤饒餘味，愛憎十分鮮明。
又如《宣府鎮》、《雁門關》等亦屬此類，借咏懷古跡，寓故國之思，宛轉低回，一唱三嘆。至如其他弔古之篇，如長律《謁大禹陵》、《岳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劉文成公祠》以及五律《文丞相祠》、《濰水弔韓淮陰》等，議論正大，感慨深沉，格律精嚴，堪稱力作。餘如酬應諸篇，亦時有佳什。如《逢姜給事埰》、《送林佳璣還莆田》、《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等，亦明心見性，絶少矯飾。除此而外，在他後期作品中，感情真摯，手法新穎，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但既遭貶謫，政治上受到打擊，中心鬱結，遂不無怨憤之詞，間於時政有所譏刺，亦自難免，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
總而言之，竹垞詩，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前期有不少傷時感事之作，其中若干篇章且能直接觸及社會政治，反映民生疾苦；中期浪游，所作多弔古傷今，其胸中磈，隱約於字裏行間；後期則以寫生活瑣事及閑情逸致爲主，較爲可觀者無多。尤其是侍宴、侍食、歌功頌德以及某些《閨情》、《閑情》之類的作品，格調卑下，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禄及其輕浮儇薄的通病，乃是集中的糟粕，不可不加以區别。
竹垞晚年兼取宋詩，但其重點仍在宗唐。已如上述。他本是學者，精於經學，與黄宗羲交游，論詩受其影響，曾表示：“天下豈有捨學言詩之理？”（《楝亭詩序》）這裏的學，指的就是經學，他是認爲不通經便無以爲詩的。這種論調，儘管不無可取之處，却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極易産生流弊。竹垞讀書既多，作詩免不了掉書袋，那首著名的《風懷二百韻》，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又如《齋中讀書》十二首，很有點“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味道，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總不無影響。趙執信曾譏刺朱詩“貪多”，沈德潛在《説詩晬語》中也提到：“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意思是説，詩之“貪多”，非自竹垞始，竹垞的“貪多”，原是有師承的。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錢仲聯説：“趙秋谷《談龍録》論詩，頗議竹垞‘貪多’，夷考其實，殊不盡然。……如《閑情》三十首，僅存八首，具見剪裁。秋谷所存，未爲公允。”（《清詩三百首·朱彝尊傳》）又尚鎔説：“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録》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三家詩話》）復如近人姚大榮、黄賓虹等，對趙説也頗持異議。誠然，“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全集中精品所占比重也不大，這都是事實。但這是有原因的，當與竹垞晚年的地位、思想變化有關。竹垞删去了早年乃至出仕前的若干作品，自有其苦衷。何況，删餘的一千多首詩中，仍不乏佳作。因此，竹垞曾與漁洋并稱，在當時文網嚴密的年代，不少詩人崇尚復古，紛紛以竹垞爲文宗，匯集在他的周圍，這絶非偶然。由於竹垞懲於明詩之病，舉起復古這面旗幟，加上他的同鄉李繩遠、李良年及其子朱昆田等的努力，方共同奠定了浙派中秀水詩派一支的始基，以至稍後的錢載、王又曾出而臻於全盛。顯然，他對於清詩的發展，終究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清人之於竹垞詩，除趙秋谷外，各家評價並不一致。王士禛極稱道竹垞詩，譽爲“捨筏登岸”，“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林昌彝則認爲：“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游戲三昧耳，豈可以此貶賢？其不删《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海天琴思録》）胡薇元認爲《齋中讀書》十二首“爲竹垞全集之冠，亦爲清朝三百年之冠”，可“直紹昌黎”（《歲寒居詩話》）。又如梁章鉅轉引趙翼的話，稱竹垞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摇。中年以後，恃其奥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梁又云：“錢籜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退庵隨筆》）以上諸家評論，或不免揄揚過當，但亦足見竹垞詩自有其價值。至如指出其作品“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則亦合乎實際，不失爲平允之論。
三
詞，起於唐，盛於宋，經過元明兩代的衰颯，到清初又趨活躍。清代被稱爲詞的中興時期。朱彝尊，一向被目爲浙西詞派的領袖和代表，是清代詞人中有影響、有地位的重要人物。
竹垞自己説過：“予少日不善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書東田詞卷後》）又説：“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水村琴趣序》）可見，他的詞多作於中年，早年、晚年都很少填詞。其收入《江湖載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閣體物集》、《蕃錦集》者，凡五百餘首。又曾纂輯唐、宋、元、明詞五百餘家爲《詞綜》。以上四種及《詞綜》一書，均成於竹垞四十至五十歲之間，亦即竹垞出仕之前，這很值得玩味。
竹垞詞論，除散見於他的文章、書信之外，集中反映在《詞綜·發凡》之中。《詞綜》乃竹垞從《花間集》等十餘部詞選、《百川學海》等十多種類書、野史，以及各家别集中採擷編選而成，前後歷時八年。經汪森增補兩次，一共成書三十六卷。《發凡》是這個選本的例言，共十七條，所談者不外作品來源、選詞標準、體例等等。竹垞的詞學見解，可於字裏行間尋繹得之。
《發凡》第三條説：“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第十三條又説：“填詞之雅，無過石帚。”并斥責“《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爲“無目”。在《黑蝶齋詩餘序》裏也説：“詞莫善於姜夔。”在所填《解珮令·自題詞集》一詞中則自稱“不師秦七，不師黄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可見其對南宋詞格律派代表姜、張之推崇。《詞綜》選姜詞二十三首，占姜氏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黍離之悲”的《揚州慢》和被人目爲“傷二帝之北狩”的《齊天樂·蟋蟀》等。竹垞之竭力倡導南宋，是有深意的。這首先與時代有關。吴衡照對此曾作了闡發，他指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又謂：“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准繩，起衰振聾，厥功良偉。”（《蓮子居詞話》）這説明竹垞的主張原是有針對性的。明代，尤其是中葉以後，詞日趨衰頽。當時詞人惟以《花間集》、《草堂詩餘》是尚。所謂“托體不尊，難言大雅”，所謂“衣香百合，止崇祚之餘音；落英千片，亦《草堂》之墜緒”（吴梅《詞學通論》），指的就是這種狀況。竹垞出而大聲疾呼，力圖矯明詞專學《花間》、《草堂》，題材狹小，氣格卑弱，語言浮艷纖巧之弊。力圖以南宋慢詞所開拓的意境，空靈的筆調，縝密的結構，凝鍊的語言，矯正明詞之病，確不失爲對症良方。不僅如此，竹垞之推崇姜、張，標舉“醇雅”，除了出於藝術、審美的考慮外，尚有政治上的緣由：他旨在借白石、玉田這個幌子，以寄寓其改朝易代之痛和故國之思。這不但是由於姜夔長期游幕以及張炎晚年到處飄泊，寄人籬下，也有過一位顯赫的曾祖父的身世際遇，與竹垞有某些相似之處。而且，更在於詞到了南宋，由於外患日迫，國勢阽危，詞人爲傷時憂國的感情所驅使，就運用各種手法，把朝政得失、今昔盛衰、個人榮辱等等，熔鑄入詞。用它來抒寫一種難以表達而又不得不抒發的獨特感受，寄寓一種不便明説却又不吐不快的鬱結之情。身處南宋後期、一生未曾出仕的姜夔和顯宦之後、經歷了“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由宋入元的張炎，都在他們的詞中留下了不少難以明言的家國之恨。他們那種幽深婉曲、清靈醇雅的意境，欲言又止、半吞半吐、惝怳迷離的感情，托物寄意、借景抒情、旁敲側擊、點到爲止的藝術手法，無疑，十分適合於表達某些幽愁暗恨。尤其是張炎的詞，主要内容是抒寫亡國之痛，作品中充滿着“撫殘碑却又傷今”的悲憤，以及“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怕登樓”，“怕有風波”，這樣一種呻吟於新朝統治之下，有似驚弓之鳥的悲慘生活和痛苦心情。這種心情又總是借助於清空醇正的藝術特色，借助於優美的旋律，流轉自如的腔調和凝鍊精粹的字句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手法，當然最容易被清初詞人所接受了。所以，竹垞之提倡南宋，追蹤姜夔、張炎，是有其隱曲用心的。既不想迴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又確乎不敢、也不能公開反映這種矛盾，只好求助於姜、張那種“虚寫”，那種“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那種“全在虚處，無跡可求”式的寫法。這正是處於易代之際、天良未泯的文人的苦處。正如郭麟所指出的：“倚聲家以姜、張爲宗，是矣。是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與其不能盡言之意，而後纏綿委折，如往而復，有一唱三嘆之致。”（《靈氛館詞話》）可謂深得此中三昧。王昶則更指出了竹垞此説影響之巨大。他説：“國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删浮俗，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爲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蔚然躋於南宋之盛。”（《明詞綜序》）事實正是如此，竹垞的主張一經揭櫫而出，詞人翕然風從，響應者衆，逐漸形成一種流派，一種風靡一時的創作傾向。“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竹垞序《静惕堂詞》）。語雖不無誇張，但以婉約爲宗，以醇正清雅爲上，尊崇姜、張，以南宋爲規範的浙西詞派，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餘年之久，籠罩清初詞壇，并影響及於有清一代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它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作爲清代有全國影響的兩大流派中的一個，浙西詞派的出現，不僅代表了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創作傾向，也標志着一個階段的詞的創作成就。而作爲浙西詞派創始人和代表的朱竹垞，他的詞學主張有其合理性和針對性。他的理論及其創作實踐，正是他所處時代的必然産物，因此，又總是免不了會帶有一定的時代色彩和局限性的。
四
歷史上，作家的創作主張與他的創作實踐有時不盡一致、甚至大相徑庭的事是常有的。它們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差距，朱竹垞也不例外。正因如此，竹垞詞儘管有其不可忽視的藝術特色，但畢竟不及他的詞論之重要。清初詞，朱竹垞、陳維崧、納蘭性德并稱“詞家三絶”（《清史稿·文苑》），陳以雄闊勝，朱以雋逸勝，論其所造，朱實稍遜於陳。竹垞的創作成就也比不上納蘭性德。《國朝詞綜》謂“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竹垞）焉者”。如果就其影響及其在清初詞壇所居的重要地位而言，無疑是確切的。如果指的是他的詞，那就未免過譽了。
竹垞晚年親手編定的詞共五百多首，按其内容，大致可分爲四類：
第一類爲感時弔古之作。這是竹垞詞中較有時代氣息的部份，見《江湖載酒集》。其代表作有《賣花聲·雨花臺》、《滿江紅·吴大帝廟》、《風蝶令·石城懷古》、《百字令·度居庸關》、《消息·度雁門關》、《滿庭芳·李晉王墓下作》、《水龍吟·謁張子房祠》等。
竹垞早年喜歡交結江湖豪傑，“一時詼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謂“十年磨劍，五陵結客”，都説明他交游之廣。壯歲他離家漫游，曾南踰嶺表，東達甌越，北極雲朔，所到之處，均發爲吟咏。此類作品，感慨深沉，音節蒼涼，把深摯的感情寄寓在對古跡的憑弔之中。如上面提到的《賣花聲·雨花臺》、《風蝶令·石城懷古》都是咏南京的。前一首借景而抒情，後一首懷古而志感。南京乃六朝故都，更是明開國時期的都城，南明弘光朝的臨時首都。如今却是“衰柳白門”、“花雨空壇”，一片破敗景象。多少亡國悲劇曾在雨花臺下、胭脂井畔先後演出？尤其是短命的南明王朝的覆滅，爲時未久。詩人撫今追昔，面對着斜陽殘碣，秋草空門，不禁發出了“如此江山”的慨嘆。他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猶戀風香閣畔舊松杉”！其眷戀故國之情，表現得相當充分。
另一些則是借追懷古人、寄托其今昔之感。如《水龍吟·謁張子房祠》：“當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季？……”正是借古喻今，批判的矛頭隱指降清諸將。難怪譚獻會説：此等言語“何堪使洪（承疇）、吴（三桂）輩聞之！”又如《消息·度雁門關》：“猿臂將軍，鴉兒節度，説盡英雄難據。竊國真王，論功醉尉，世事都如許！……”雁門關乃邊塞要地，自古以來爲兵家所必争。每當外族侵凌，必先奪取此關，然後驅兵南下。竹垞度關弔古，纍舉發生在此處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還特别提到“竊國真王”者流，其真意所在，不言自明了。
總的説來，這一類作品爲數不多，却頗有分量。估計其中某些有關礙、容易引起麻煩的部份作品，在編定時已被抽去，致未能窺其全豹。
第二類乃抒寫兒女私情。這類作品佔的比重較大，多刻骨銘心之作，也是較易窺見作者内心隱秘的部份。陳廷焯認爲“竹垞豔詞，言情者遠勝文友”（《白雨齋詞話》）。可見其自有特色。
《静志居琴趣》共八十三首，歷來被認爲是竹垞的私情記録。《曝書亭集》裏有一首頗滋物議的長詩《風懷二百韻》，竹垞自稱：“蓋感知己之深，不禁長言之也。”（《静志居詩話》）這裏所説的“知己”，論者都以爲即詩中的女主人公、竹垞的妻妹馮壽常（字静志）。近人冒廣生還根據他曾在某前輩戚屬處見到過一支鐫有“壽常”二字的金簪一事，幾經考覈，斷定竹垞與其妻妹間存在着一種特殊親密的關係，認爲“《静志居琴趣》一卷，皆《風懷》注脚也”。但也有人認爲竹垞與壽常年齡相差懸殊，此説恐不可靠。事實究屬如何，尚待進一步稽考。不過，竹垞以妻妹之名名其居處，直至采作書名，當非巧合。而這一部份作品，確是具有一往情深的特點。
且舉數例，如：
别離偏比相逢易，衆裏休迴避。唤坐回身，料是秋波，難制盈盈淚。 酒闌空有相憐意，欲住愁無計。漏鼓三通，月底燈前，没箇商量地。（《城頭月》）
忍淚潛窺鏡，催歸懶下階。臨去不勝懷，爲郎迴一眸，强兜鞋。（《南歌子》）
那年私語小窗邊，明月未曾圓。含羞幾度，已抛人遠，忽近人前。 無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頭船。一聲歸去，臨行又坐，乍起翻眠。（《眼兒媚》）
以上三首都是寫離情别緒的。情人欲行，却又戀戀不忍分手。“唤坐回身”、“懶下階”、“强兜鞋”，還有“臨行又坐，乍起翻眠”等等，都是富有性格特徵的動作。竹垞通過這一系列的精細描寫，把一對戀人臨别前的無可奈何的心理刻劃得細緻入微，而又出之以白描，真摯而無藻飾，非過來之人不易得此。
又如：
垂柳板橋低，嬌鶯着意啼。正門前春水初齊。記取鴉頭羅襪小，曾送上，窅娘堤。 花底惜分攜，苔錢舊徑迷。燕巢空，落盡芹泥。惟有天邊眉月在，猶自掛，小樓西。（《南樓令》）
青鸞有翼，飛鴻無數，消息何曾輕到？瑶琴塵滿十三徽，止記得思歸一調。 此時便去，梁間燕子，定笑畫眉人老。天涯況是少歸期，又匹馬亂山殘照。（《鵲橋仙》）
這些詞寫的是相思之苦，題材雖舊，手法却不同一般，都能另辟蹊徑，把委婉深曲的感情，逼真地傳達出來。
這類作品中還有《瑶花·午夢》、《芙蓉月》等都是寫相思成夢的，是竹垞詞中較見性情的部份，儘管總的看來，格調不高，但多數詞寫得情意纏綿，不乏感人之作。當然，也有少量寫得庸俗淺率，無甚可取。
第三類屬於游冶酬贈之作，見於《江湖載酒集》。這類作品基本上由兩部份組成：
一、客居酬贈之作。竹垞迫於衣食，中年游幕，馳逐萬里，此一時期所爲詞，遂多倦游歸里之思，西風禾黍之音，其内容較有意義。如：
夕陽一半樽前落，月明又上欄杆角。邊馬盡歸心，鄉思深不深？ 小樓家萬里，也有愁人倚。望斷尺書傳，雁飛秋滿天。（《菩薩蠻·登雲中清朔樓》）
另有一些與友好、詞人酬答唱和之作，以詞代柬，互寄腹心，頗有可誦者。如：
誰共金臺醉？記年時、酒徒跋扈，盡呼朱李。上巳浮杯匆匆别，雲散風流天際。報一一平安書寄。鄴下雙丁齊入座，有多才繡虎稱前輩。交唱和，令公喜。 離羣最易添憔悴。況而今，相如賦賤，鷫鸘都敝。老去沉吟無長策，仰屋著書而已。但疑義須尋吾子。秋錦堂前凋錦樹，問灌園何日歸長水？倚閭望，幾年矣！（《金縷曲·寄李武曾在貴竹》）
二、冶游狹邪之作。竹垞客游南北途中，也寫了若干首清新俊爽的小令，其寫景抒情，乾浄利落，有獨到處。如：
金鳳城偏，沙攢細草，柳擘晴綿。九十春來，連宵雁底，幾日花前。 禁他塞北風煙。虚想象，湖南扣舷。夢里頻歸，愁邊易醉，不似當年。（《柳梢青·應州客感》）
在《江湖載酒集》中，尚有一些贈妓之作，大多格調低下，趣味惡俗，缺乏真情實感，可説是竹垞集中的敗筆，反映出作者作爲封建文人輕佻浮薄的一面。如：“温柔休把紅綾涅，翻來覆去轉心熱。多少垂涎恁時節，風韻他年，留待夜深説。”（《一斛珠·贈妓餅兒》）“易露簾前，最宜懷裏。”（《殢人嬌·贈女郎細細》）“纔得近儂脣，把春情黏住。”（《晝夜樂·贈妓蠟兒》）如此等等。類似詞句在《南歌子·贈妓張綺綺》、《步蟾宫·代州妓有小字白狗者，晨往曲中訪之，不值，戲投以詞》以及《惜分釵》、《訴衷情》等作品中，亦時有出現。粉香脂膩，如出一轍，僅程度稍有不同而已。這類詞與客中記游、贈寄等較爲嚴肅、較有分量之作混在一起，是很不協調的。
第四類咏物集句之作。《茶煙閣體物集》全部屬於咏物詞，可分爲三個内容：
一、有所寄托的。這類作品，借物寓情，寄托遥深，凡身世之感，家國之憂，均藴於内而形於外，有較大的思想容量，其意義已遠遠超出咏物本身了。“竹垞咏物，不減南宋諸老”（《蓮子居詞話》），指的也是這部份作品。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是《長亭怨慢·雁》：
結多少悲秋儔侣，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參差筝柱。 别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疏雨。一繩雲杪，看字字懸針垂露。漸攲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暮。寫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飛去。
全詞情辭淒切，格調哀婉，借咏雁寄托其身世的感慨，對故國的眷戀。曰“悲”、曰“孤”、曰“冷”、曰“恨”、曰“驚”、曰“怯”、曰“無力”，再加上詞牌曰“怨”，其一腔幽憤，閃現於字裏行間。咏物，亦以自傷，物我合一，難分彼此。類似作品還有《春風裊娜·游絲》和《臺城路·蟬》二首，前者以輕靈之筆，抒幽微之情，風格與《長亭怨慢》有異，其題旨則並無二致。後者雖脱胎於姜詞《齊天樂》，模仿之跡尚不明顯，都不失爲精心之作。可惜這類咏物詞在詞集中收得很少。
二、搬弄典故、炫耀學問的。《雪獅兒·錢葆馥舍人書咏猫詞索和賦得三首》可稱代表。這首詞就事論事，未跨出咏物一步，而且翻來覆去地搜故實、掉書袋，讀來索然無味，被人譏爲“爲有苗氏作世譜”（《賭棋山莊詞話》）。還有一些咏物詞，如咏蟲魚鳥獸的，也常有相似情況。這是竹垞的不足處，浙西詞派好“演膚辭，徵僻典”之弊，也正是竹垞開其端的。
三、描摹事物形神的，集中作品多半屬此。這類詞也僅是限於所咏之物本身，未見有多少言外之意。有些則是依題仿作，學步而已。至於吟花弄草之什，又不能免於爲羣芳作譜，爲植物作志之誚，實在説不上創新。倒是集中某些咏蔬菜作物的作品，殊爲少見，亦不無新意。如《清平樂·題水墨南瓜》：“今年穀貴民饑，村村剥盡榆皮。合付田翁一飽，全家婦子嘻嘻。”筆端飽蘸感情，透過咏物充分體現作者對農村貧民遭災荒後悲慘生活的同情。這就不限於單純咏物了。此外，如《咏茄》、《咏薑》、《咏蓴》、《咏西瓜》等詞，也寫得色彩鮮明，情趣盎然，可從中窺見竹垞愛好田園生活、留心農藝和知識淹博的一面。
集中還有一些詠“額”、“鼻”、“肩”、“背”、“膝”、“乳”的詞，純屬游戲筆墨，庸俗無聊，一無可取，不值得一提。
竹垞還集句爲詞，《蕃錦集》收了一百零九首集句詞，這可説是詞的一種别體，過去雖有人嘗試過，僅是偶一爲之，規模不大，人數不多。因爲即便十分工緻，終究不是本人創作。《蕃錦》諸作不乏佳構，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攙入一些補綴凑泊的東西。而且既係集句，所表達的自然不會是本人特有的真切感受。同時，竹垞所作，篇帙最富，其影響所及，給有清一代開了先例。“自竹垞《蕃錦》，生面别開，但綉穿珠，作者羣起。……同、光以還，復有集詞爲聯語者”（葉恭綽《衲詞楹帖序》）。所説的正是這種流風餘緒。
竹垞論詞極推崇姜夔，作詞則力追張炎，曾以“倚新聲玉田差近”（《解珮令·自題詞集》）自況。其空靈典雅、高曠清遠的詞風，在他一些情景交融的佳制中也得到了較好的體現。有些看似“側豔”的詞題，却筆意疏淡，避免設色過濃和辭藻的堆砌。另外，他的詞於清曠雅淡之外，又時而帶有某種激楚蒼涼的塞上之音。如《百字令·度居庸關》、《消息·度雁門關》、《金明池·燕臺懷古》以及《滿江紅·金山寺》、《滿江紅·吴大帝廟》等都屬之。這顯然與他的遭際有關。他的詞還以工緻見長。琢句精巧，而不流於板滯。有時化用前人詞句能翻出新意，不落痕跡，頗見構思之巧。如《長亭怨慢·雁》雖脱胎於張炎的《解連環·孤雁》，却能加以融合點化者，便是一例。
無疑，竹垞詞刻意學姜，在醇雅方面，雖得其彷彿，若論氣格意度，則尚有差距。陳廷焯曾指出：“白石一家，如閑雲野鶴，未易學步。”又説：“白石，仙品也。”指的正是姜詞高逸諧美的特色。竹垞僅從字句上用功夫，自然難以企及。至於張炎，作爲南宋遺民，身世與竹垞更多相似處，心靈上也更多相通處。在藝術上，竹垞詞風也確與“玉田差近”。玉田詞清爽雅致，空曠疏朗，而腔調流暢、文字俊美，却又失之於淺弱。這些優缺點在竹垞詞中都能找到。竹垞的激憤哀怨處，則不及玉田。故陳廷焯評竹垞詞爲“文過於質”，列爲“次乘”（均見《白雨齋詞話》），自屬的論。
綜上所述，可知竹垞詞雖具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着視野不够開闊、立意不够遥深，内容不够豐富，作品與生活聯繫不够緊密的缺陷。竹垞作爲浙西詞派的始祖和代表，他的詞論有其積極合理的一面。他針對明七子之一味擬古，提出崇尚南宋，標榜雅正，而又不忽視南唐、北宋，於辛派詞人也能區别對待，不一概排斥。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當時詞壇的頽風。這無疑是竹垞的貢獻。但他的詞論有偏頗處，主要是過份偏重格調而忽略了内容，因此，産生了某些消極影響和不良後果，也不容諱言。至於他的詞，也是瑕瑜互見的。概括起來一句話，即所謂“文過於質”，藝術形式的精緻工巧，仍不足以掩蓋作品内容的浮淺荏弱。也正因此，其作品的價值，就没有他的詞論及其所編《詞綜》一書之引人注目。
五
本選集以詩詞爲主，大體概括了竹垞創作的主要風貌；也酌選了他的部份散文和少量賦、曲，以見一斑。限於篇幅，這裏不復一一評述。
選集以康熙末年《曝書亭集》爲底本，個别訛誤處，參酌各本異同作了訂正（見有關説明）。《曝書亭集》未收作品則選自清初刊本《竹垞文類》。作品編排順序按竹垞手訂《曝書亭集》，個别年代有出入者，作了調整（見有關諸篇題解），凡《曝書亭集》未收者，排於同體作品之後。本選集并收有諸家評箋，其中包括何紹基、陳鱣、翁方綱、錢載、沈大成、馮登府等人手稿。我們未作篩選删節，并不表示完全同意這些見解。僅意在存真，作爲資料，供研究者參考。
選集的注釋工作，曾受到錢仲聯、潘景鄭兩位前輩和章培恒、馮其庸兩位教授的關懷，又曾得到齊治平、閻振益、魏啓學三位先生的熱誠指導和涂玉書、于均華、吕嘉平、陳光貽、匡德鰲等同志以及上海博物館的具體幫助，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滿子、富壽蓀以及一編室的有關同志，於書稿多所匡正，在此謹表深切的謝意。限於選注者的學力，疏漏舛錯定屬難免，敬請前輩方家、各地同行以及廣大讀者惠予指正。
葉元章 鍾夏
一九八五年八月
